李晓旋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院，四川 成都 600000）
20世纪90年代，“ethnic group”（族群）概念引入中国并渐成研究热潮，事实上这个“舶来”的概念在西方也未形成共识，但在近些年来形成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原生说、现代说、神话-符号节说。其中神话-符号节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史密斯认为：“族群的核心是神话、记忆、价值和符号。他特别提出‘神话-符号节’和‘要素神话’这两个关键概念，它们体现了族群深层信仰和感情。族群的生命力和特性，不在于生态环境，不在于阶级符号，不在于军事、政治关系，而在于其神话和符号的性质。”[1]在史密斯看来，族群关系中最基本、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其文化特征，维系族群关系的是情感而非政治或其他要素，族群内部的记忆体现了族群的信仰。我们在将“族群”与“民族”两者并提时，又通常把族群作为表达各民族内部的次级群体（或支系）。推而论之，彝族不同支系神话都体现了这个族群的特征，而不同支系又从神话中汲取力量，在一遍遍演说传唱中维护族群的记忆。
而关于神话与族群记忆之间的关系，李长中《族群记忆、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神话书写》，希茜《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视野下羌族神话传说研究》，健雄《教运动与社会动员：木嘎拉祜族神话、历史记忆与族群身份认同》等都以神话与族群记忆关联，当作族群认同的例证。本文同样选取彝族神话中“人类起源”神话作为研究对象，将汉族与彝族神话对比，以求彝汉之间对于主动构建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和两个民族间源远流长的交往史。
彝族和汉族的神话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母题，以人类起源神话为例，也可以分为多种母题类型，杨利慧在《中国神话母题索引》中，将“人类起源”母题分为四大类：人类的初始状况、人类的起源、姓氏的起源、部落或民族的起源，大类下又划分为若干小类。从书中网罗各个民族和地区的神话资料来看，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神话之间共同母题的数量相当丰富，彝族地区的“人类起源”神话故事情节也十分丰富，并且和传世古代文献中的神话有诸多相似性，这里以人类起源和部落或民族的起源两个母题为例，对彝汉之间母题相似性做对比。
（一）人类的起源
彝族人类起源神话中关于女神造人的神话类型有很多，流传于云南省元阳县的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讲述了女神阿黑西尼摩造了天地万物还有人的神话故事，阿黑西尼摩是一位长有二十八只乳房、十四只耳朵和六双眼睛的万物之母，她“身重九千九，尾长八十八”，阿黑西尼摩生下了万物，并用二十八只乳房分批喂养，宇宙间才有了天、地、日、月、星辰及天上诸神。“西尼出世后，上方有了天，下方有了地，中间有了人，千千万万物，开始出现了。个个西尼生，无一是例外。”[2]23这种天地万物由一母所生的恢弘气象的创世神话在彝族神话中可谓独树一帜，在中国各民族神话中也不多见。
彝族和汉族在塑造女神形象时，都具有如下共性：第一，都没有提到与之对应的男性神，按照人类社会首先经历母系氏族社会来说，这类神话时间比男性神神话要早；
第二，具有明显的母性特征，阿黑西尼摩身上长满了奶，“奶筋十四根，一根连两奶，上下各一奶，共有二十八”[2]13；
第三，体现出浓浓的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意味，阿黑西尼摩独自一人创造了万物，“成双的万物，都认她为母，她是万物娘”，[2]14女娲神话中，女娲独自一人造人，是人类之祖。可以说，女神形象的塑造，是人类共同经历了一个“知母不知父”的原始社会发展的阶段，并且“越是生产力落后，就越需要崇拜，女神崇拜是在这种背景下展现出人类发展中的共同心理。”[3]204母系氏族社会中，人们尚不清楚男女交媾与生育之间的关系，而妇女有孕感也往往是在数月以后了。因此，人们蒙昧中对于生殖力量的崇拜，就选择将女性当作神来崇拜，这是彝汉民族先拥有女性神的原因。
（二）部落或民族的起源
彝族神话在讲述人类起源神话时，往往和民族起源结合在一起，讲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兄弟从同一个葫芦或者同一个肉团中诞生的故事。石林撒尼人之间流传的创世史诗《尼迷诗》讲述兄妹成婚后生下了肉团，哥哥因为生气把肉团砍碎，“肉团里的肉，跑到了平坝，肉变成汉族，汉族住平坝，肉团里的血，流进了大河，肉变成傣族，傣族住河边，肉团里的骨钻进了山林，骨变成彝族，彝族住山林”。[4]楚雄地区流传的史诗《查姆》中阿朴独姆兄妹成亲后，生下三十六个小娃娃，却都不会说话，天神于是叫他们的爹妈砍了竹子放在火塘里烧，竹子烧出的火星溅到这三十六个小娃娃身上。小娃娃拿着锄头、扁担分头叫着跑开了。叫‘阿孑孑’的是彝族，叫‘阿喳喳’的是哈尼族，叫“阿呀呀”的是汉族，“抢锄头的是彝族，抢扁担的是傣家；
彝族山头烧火地，傣家挑担住平坝。从此各家为一族，三十六族常来往，和睦相处是一家。”[5]68
彝族的民族起源神话和儒家经典《论语》中所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所传达的古老的文化传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和谐发展的重要纽带，何谓“四海”？《尔雅·释地》中解释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6]多民族同源型的神话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这一优秀传统的重要载体之一。安东尼·D·史密斯曾提出“族裔共同体”的六个主要特质：“1.一个集体性的适当名称；
2.一个关于共同祖先的神话；
3.共享的历史记忆；
4.一个或多个与众不同的文化要素；
5.与一个具体的“祖地”的联系；
6.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间存在团结感”。[7]按照这个定义，彝族自然属于中华民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彝族族群记忆中关于多民族同源的神话，强调了民族间的亲缘关系，一个神话的保留不是靠某一个人完成的，也不是依靠毕摩这个群体完成的，它经过全体彝族人们的口头流传至今。神话中有真实的部分，那就是“神话中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历史的真实记忆，是对不同民族早期生活关系的高度概括。”[8]这些真实性的多民族关系以亲缘关系中的“兄弟”来完美的概括，由单一民族上升到多民族同根共祖，成为国家共同体建构的基础。
王明珂称这种多民族起源神话叫“弟兄祖先故事”“‘弟兄’隐喻着人群间的合作、区分与对抗。生活在此社会中，也是生活在一个‘历史’之中。”[9]确实，在现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中，多民族互通有无，彼此不越矩的民族共生现象十分常见，在云南的许多地区都可以看到多民族聚居的村寨、州县，这便是神话文本与真实情境的“二重互证”。
（一）彝汉在原始宗教信仰间的交融
原始宗教是人类早期氏族社会的民间宗教形式，主要包括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生死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等。王宪昭以“神话是宗教的影子，神话是宗教的注脚”比喻神话与宗教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说：“神话时代的人们对于神话非常敬重，而这些神话的讲述者往往具有宗教的身份，利用神话传达着自己的宗教观念。”[3]269彝族的信仰主要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这些崇拜和信仰不仅展示了彝族先民神奇而瑰丽的想象，并且沿着这些想象，找寻到和中华民族早期信仰中的相似性。以彝族图腾崇拜中的“葫芦崇拜”为例：
闻一多先生曾在其文《伏羲考》中关注到了西南诸少数民族的兄妹配偶型的洪水遗民神话，并以上古语音声转的变化，以此佐证在洪水神话中，葫芦作为避水工具和生人工具其实都与上古神“伏羲女娲”有关。“伏字《易·系辞传下》作包，包匏音近古通……匏瓠《说文》互训，古书亦或通用，今语谓之葫芦。羲一作戏，或作，其本字当即《集韵》虚宜切，音牺，训‘瓠瓢也’。译为今语则为葫芦瓢……《路史·后记》二《注》引《唐文集》称女娲为‘㚿娲’，以音求之，实即匏瓜。包戏与㚿娲，匏瓠与匏瓜皆一语之转……然则伏羲与女娲，名虽有二，义实只一，二人皆谓葫芦化身”。[10]在闻一多看来，伏羲女娲兄妹都为葫芦化身，在洪水神话中，造人是洪水神话中最重要的结果 ，葫芦又成了造人故事的核心。至于为什么把人类始祖视为葫芦的化身，闻一多理解为和瓜类植物多子有关，这又不禁让人想起《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以瓜在瓜藤上繁多的样子寓意子孙兴旺。
而彝族神话中以葫芦作为避水工具的神话史诗非常多，《查姆》中天神给了人类先祖阿普笃慕兄妹一颗葫芦种子，“瓜藤架上串枝连，瓜藤横爬十八庹，瓜藤直爬接通天。藤上结个大葫芦，你们和葫芦有姻缘……挖空葫芦就是船，你们兄妹住中间。”[5]52-53楚雄地区的彝族神话史诗《洪水泛滥》记载“唯独那穷人，取来三种蜡，封住葫芦口，藏身葫芦中，洪水漫天涯，穷人安无恙，葫芦顺水漂。”[11]10
彝汉之间都选择了葫芦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二者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古代社会，人口就是生产力，是部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法宝，葫芦结的果实多，寓意多子，体现了早期先民希望多子多孙的愿望。葫芦器型很像怀胎女人的鼓腹，葫芦破裂，人从葫芦出，象征女人的生育。这些都是彝汉共同的祖先在原始社会早期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的共同之处。
（二）彝汉地域间共同生活的环境
在彝族众多的神话中，“人类起源”神话中各民族“落地为兄弟”的民族起源神话母题，最能表达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种亲密关系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彝汉地域间拥有共同生活的环境。
彝汉民族间共同的农耕生活，让两者的神话中都有各民族祖先在诞生以后，一起开垦山林，进行劳动生产，改造世界的情节。《查姆》中记载：“大江边住着白彝人，是阿朴独姆的后裔……弯刀拿在手中，斧子别在腰里，去到大山头，砍树种旱地。”[5]71《尼苏夺节》中诺谷龙神造人：“拿起金棍棒，指向大平坝。平坝住汉人，再指山林边，林边哈尼人。又指高山头，山头是卡佤。金棒指山坡，山坡住卜拉。金棒指山梁，山梁是尼苏。又指河谷地河谷住傣家。”[12]《诗经·生民》记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13]姜嫄履巨人足迹生下了后稷，后稷作为周朝的祖先，教民种五谷，充盈家室，同时后稷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农神”的形象。
彝族神话中彝族、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祖先一起开垦山林，种麻纺线，丰富的农业生活不仅培育了彝汉共有的家园感、故乡情，而且最易引发对自然环境的亲和感，共同依赖这片土地生活。彝族也会在仪式活动中祭祀“农神后稷”，例如，禄劝地区的彝族一般在秋收时“供置样脑二神之后，就供谷神，滇东、黔西称为太岁神，也称稷神。春节，初一，最穷的人家，也要供奉二个粑粑，让稷神保佑五谷丰收。”[14]人类起源神话中的各民族祖先扛着锄头、扁担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开始寻找新的生活领域，这种神话中储存的族群记忆在后世传播中被一遍遍强化，增进了后世子孙的凝聚力。尽管地域上有区别，他们住在坝子、山林、江边等不同的地方，但是其文化记忆没有被割断、遗忘。“他们在交往交流中保持着互为依存的生活实践，持续以多民族共有的血缘纽带和情感认同培育和铸牢多民族共同体意识。”[8]
（一）强化中华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且博大精深，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深刻影响了周边的少数民族，并且一些部分为各民族所认同和吸收。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体现在神话上表现为，许多少数民族间拥有共享的母题和图腾崇拜以及早期相似的哲学思想等等。“许多神话母题本身的深层价值，在艺术化地满足人类某些普遍渴求的理想方面具有的强大力量，是其得以跨族际传播的重要原因。跨族际共享的神话母题作用于多民族成员意识的深层，强化了多元一体的认同感。”[15]
以“龙”的母题为例，中华民族常常自称为“龙的传人”，而彝族神话中著名的“九隆神话”就以“龙”为本民族的祖先。该故事有文字流传的，最早见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沈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舔而黠，遂共推以为王……”[16]
九隆神话是汉文典籍中有记载的最早的有关彝族龙图腾的神话。妇人交感有孕，触摸沉木生下彝族的祖先“九隆”和其他九个儿子，沉木又化身为龙，诸兄推选“九隆”为王，分封土地，世代繁衍于此。彝族先民认同自己的祖先有着神奇的出身，自己民族的祖先来历不凡，是龙的传人。在云南红河地区的彝族中间流传的创世史诗《尼苏夺节》，就认为天地是一条叫“俄谷”的老龙开辟的，“俄谷出世前，世间没有地，世间没有天。整个宇宙间，天地都不分。左右是海洋，前后是海水。生冲大海里，俄谷老龙爷，九千九双手，捡捞海底石，夜间捡石头，白天垒石头。石头垒成堆，垒出大海面。又用海底泥，造化成大地。”[12]1
在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民间依然以龙象征吉祥和喜庆。龙是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于彝族与中华文化关系来说，“龙”作为其中一个范例，为彝汉文化共生交融提供了又一交往阐释的空间。
（二）共铸中华民族品格
人类起源神话中往往有在各民族祖先诞生后，在各自土地上进行劳动生产的情节，中国境内的民族间一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就有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品格。这些品格在早期先民和自然斗争中产生绵延至今。同样，在彝族神话中，这些美好的品质和崇高的道德感体现为一个个构思精巧的故事情节，与南方神话特有的细腻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彝族神话在共铸中华民族品格中体现的作用。
《梅葛》中格滋天神换人种，“这代人的心不好，他们不耕田不种地，他们不薅草不拔草……这代人的心不好，糟蹋五谷粮食，谷子拿去堵水口，用苦荞面、甜荞面糊墙。格滋天神看不过‘不该这样来糟蹋！这代人的心不好，这代人要换一换’”。[17]22-23彝族把自然灾害中洪水和干旱以及瘟疫的产生，都认为是人的品行不端惹怒了天神而降罪于人产生的恶果。这一点和中华民族传统观念的“善恶有报”观念十分类似，归根结底，彝族和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都是农耕文明的民族。中国农业社会讲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时间观念在数千年的演化中，逐渐与儒家文化“仁”和佛教讲求的“善恶有报”观念融合，成为我们今天信奉的以人伦为本，强调道德秩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角度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命运共同体，也是文化共同体。即“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一种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组织层面上的有机统一体。”[18]
（三）强化多民族国家认同
“人类起源神话”中的“部落或民族的起源”母题神话，对于兄弟民族共同生活情景的祖先记忆，重塑了民族与民族、民族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命运关系。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有一个从分散多元到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能起到凝聚力的核心民族。“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19]在彝族部落或民族的起源神话中常会看到将汉族视为“大哥”，其他民族是兄弟的讲述模式。
《梅葛》中天神找到了藏着人种的葫芦“戳开第一道，出来是汉族，汉族是老大，住在坝子里，盘田种庄稼，读书学写字，聪明本事大。戳开第二道，出来是傣族，傣族办法好，种出白棉花。……彝家住山里，开地种庄稼……傈僳气力大，出力背盐巴……苗家人强壮，住在高山上……藏族很勇敢，背弓打野兽……白族人很巧，羊毛赶毡子，纺线弹棉花……回族忌猪肉，养牛吃牛肉……傣族盖寺庙，念经信佛教。”[17]44-45流传于石林地区的《洪水滔天史》把汉族和彝族其他支系视为一母所生：“一对成一家，七家成七支，一支成撒尼，一支成阿细，一支成黑彝。一支成汉族，一支成阿哲，一支成白彝，一支成撒梅。”[11]54这些族源祖先记忆并非彝族民众对生活在周围的其他民族的简单认识，也不是对司空见惯的生活的单纯记录。而是在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华民族”一体观的真实写照。既是以本民族为坐标的对汉族的定位，也是对其他民族的历史观照。贯穿了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国家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多民族“弟兄祖先”出现的种种情态。
彝族族群的集体记忆依赖神话文本，和人们一代代的口耳相传中得以永生，使得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脑海中不断重现，通过它们，民族的认同感得以赓续。神话是历史的镜像，这些神话不同于今天作家文学进行的艺术加工，而是一个民族早期的族群记忆，承载了这个民族的厚重历史、无限荣光、丰富经验和灿烂文化。彝族“人类起源”神话不仅是早期彝族先民完善自我生存诉求的典型表现，更是整个中华民族交往关系的历史文本，带有民族共性。“人类起源”神话作为诸多神话母题之一，展现了彝族和汉族自古以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交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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