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贯军
(河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生生不息,繁衍至今,创造了熠熠生辉的各种文明。文明绝不是纯粹观念中自生的,而是源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当今,西方社会矛盾重重,全球治理遭遇瓶颈,人类路在何方? “西方不亮东方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短短几句话,习近平总书记连用了几个动词,生动有力地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天生的,是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千淘万漉、披沙拣金干出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亦强调: “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百年求索,百年辉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由革命、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果之一就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给人类文明宝库增添了新的智慧,给处于彷徨犹豫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自启蒙运动以来,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认为,文明是人的意识活动的产物,属于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范畴。一些思想家们高扬人的主体性,拔擢人的理性,认为人类社会中出现的愚昧、阴暗等负面现象可以被理性消弭。另一些思想家把经验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但是又不可能在现实中穷尽一切经验,出现一只黑天鹅,就会打破一切认知。只有马克思主义既重视经验,又重视理性,提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很好地克服了上述窘境。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说: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
首先,文明的原动力基于人类的物质性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 “文明的一切进步”就是 “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1]267。恩格斯更是鲜明地说道:“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2]文明经由人类的实践而孕育,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
其次,文明促进人的发展与进步。人类生生不息,认识和改造世界,构建了文明的脉络。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诞生以前,一种观点认为文明是神创造的,一种观点认为文明是社会中少数精英创造的,而大多数的劳动者,是属于被忽视的一派。这使得文明的认识,缺少社会性,当然,也就不会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文明演变的关系。恩格斯还指出了阶级社会中文明的矛盾性,因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剥削, “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3]。实践创造文明,在人类社会的实践中,存在着阶级对抗,旧的阶级最终要被新的阶级所取代。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一个 “能给所有人以幸福的文明”降临世间,这种文明彻底根除阶级社会的奴役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建基于人类整体,认为人类对自由平等及公正的追求就是文明的体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是一致的,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它把社会个体的自由、权力、幸福等等上升到人类整体的价值诉求,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文明的产生发展是不断进步和螺旋式发展的,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人类文明意味着人类从野蛮的自然状态,到自私的自我状态,再到自由平等的道德,直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结果。
再次,人类文明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即实践主体是劳动人民。马克思主义澄清了劳动人民在文明发展演变中的主体地位。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道:“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2]14
当时的欧洲,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文明偏见,认为文明是非正义的,想当然地提出,所谓文明乃是人的自私本性所创造,这是完全错误的认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性、现实性构成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0现实社会中,人无不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人不仅是两足、无毛、直立行走等外在的或主观自身的特征,更是因为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即社会性,而这正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构成。
人类历史长河奔腾向前,其中可分成不同的时代,每个时代会有各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时代与人的行为相联,是人生活的时空环境,能够深刻影响生活于期间的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消长变化,决定着时代的斗转星移。
就中国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解决历史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为目的的,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方向和时代呼唤。问题乃时代之音,解决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近现代以来文明进程的内在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时势唤英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它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峥嵘岁月,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道坦途。
“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此时,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成为焦点,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开足马力,一举建成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全面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又依次提出了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开启了奋发图强的新时代,主要矛盾逐渐演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渐次形成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存的新格局,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傲立于世。目前,五大文明的相互辉映,我们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已洗近代百年耻辱,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华儿女应为之自豪和荣耀。
就全球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回答了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后劲不足,贫困和不平等日益加剧,生态恶化。国际局势日益复杂,动荡不堪。一些国家无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动辄对别国增加关税,甚至诉诸武力。一些国家拉帮结派,视国际关系民主化、政治多极化如敝屣。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一些国家在国内大搞所谓群体免疫,无视人民生命安全,不是和全球一道为扑灭疫情贡献全力,而是推卸责任,转移视线,大搞甩锅外交。可以说,西方之乱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极限的表现。
现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不仅一举甩掉了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帽子,而且逐渐成为可以和头号大国美国相抗衡的一极。经济上,2010年我国超过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14.4万亿元,全球经济份额超过18%,稳坐世界第二把交椅。我国人均GDP至2021年达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突破1.2万美元大关,逐渐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2021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2502 亿美元,独占鳌头,稳居世界第一[4]。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我们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现在,五大文明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命力。
20世纪70 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西方国家可以用经济和技术征服世界,但是却无法解决民族国家林立、冲突不断的超级难题,这个难题将来只有中华文明来补充,只有中华文明才可以给动荡的世界带来和平。抗疫以来,从 “西方之乱”到 “中国之治”,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充分展现,很好地阐释了汤因比的观点。从理论到实践,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世界版图产生深远影响,必将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不同的广阔前景[5]。
“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划分[6]。可以看出,文明形态的跃迁是与人的存在方式变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变革实质上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不断生成的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 “人的依赖”意味着人是依附于一定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以血缘和权利为纽带,人是以非主体性而存在,毫无独立性可言。后来,资本主义孕育和发展,要求打破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为资本增殖创造条件,开辟了人的个体化的第一步。但是这种体现为 “物的依赖”的人的独立性,人的个性特征仍然是被遮蔽的,只不过从被人遮蔽变成了被物遮蔽。这种独立性是有重大缺陷的,人的内在本质得不到体现,可以称之为半成熟状态的个体化。人类只有达到了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人的真正的个体性、内在性才能真正展现出来,当然,这种个体性绝不是孤独的存在,而是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文明的主体承载者是活生生的人,没有人的参与,没有人的创造,文明从何而生? 不论是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抑或资本主义文明,在承载者方面都是一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当然,人在每一个文明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迥然不同的。奴隶时代,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封建制时代,农民被绑缚在土地上,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则被资本逻辑所操纵。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提供丰裕的土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无可否认,今天,以资本逻辑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文明仍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资本作为吸血鬼的形象仍旧未变,人民被各种拜物教所笼罩,一切的价值无不彰显于此,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本来活生生的人的关系蜕化为冷冰冰的物的关系,人成了工具性的存在。正如马克思于 《共产党宣言》中发出那振聋发聩的呐喊: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又如马尔库塞所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大量“单面人”,他们没有了思想的独立性、自觉性,即政治权利,基本的批判能力也被剥夺。所有的人都成了资本的奴隶,沉溺于物质的需求,泯灭了人物之界,可以说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这种现象的存在正是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对原子式的个人的压抑所造成的:这使得 “劳苦、侵略性、困境及非正义永恒存在”[7]。
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得不直面西方文明带来的冲击,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把因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各种弊端一一拔除,创造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未来指向是共产主义文明,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晶,它的创造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种文明不是毫无根基的横空出世,是近现代历史演变的结果。我们终结了延续数千年的剥削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中华民族史上旷古未有的大变动。
“为人民服务”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及 “以人民为中心”,都是我们党的党性和人民性高度一致的展现,人民就是江山。我们要时刻关注人民是否满意、是否高兴、是否幸福,要把人民的需求时刻挂在心中。建党百年之时,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8]
我们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文明形态不同,它有鲜明的人民性,它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的英雄。我们以五大文明为布局的建设实践,意义正是体现在这里。我们把人民的主体性内化于建设过程的不同方面,我们文明的根基在于人民,而不是资本。比如政治文明建设,思想家们早就认为民主的真谛是人民作主,但是,西方19世纪之后形成的民主形态,却把民主简化为代议制下的竞争性选举,大大偏离了民主的本意。在我国逐渐形成的全过程民主,规定各级人大代表都要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基层干部为主,这就保证了人大代表是普通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精英。而且,群众可以经由各种途径和方式参与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我国也有很多渠道直接反映群众的要求和呼声,这都说明我们的民主比西方更广泛、更充分。总之,我们党同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推动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性所蕴含的主体维度和价值关怀。
人类历史亘古绵长,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使它们和谐相处,是文明发展的核心问题[9]。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展现,对文明的分析可以有多重视角,从内部结构上看,文明是由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政治制度、精神文化以及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建设的成果相互关联构成的,内部结构有机统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就是文明不同方面的表征[10]。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逐渐全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两个文明”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的 “三位一体”、2007年党的十七大的 “四位一体”,再到今天新时代的 “五位一体”,渐次擘画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五大蓝图,“这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11]。我们的文明发展不是单一的发展,不是仅仅为某一个方面的发展,其中,物质文明是夯实根柢,政治文明是确立保证,精神文明塑造灵魂,社会文明确定目的,生态文明提供前提,相互协调,缺一不可。就作用而论,在这个体系中,政治文明是中枢,它对其他文明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决定作用[12]。
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正是在克服资本主义所滋生的弊端的基础上创造的。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断深化认识,在汲取国内外一切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建立什么样的文明,以及怎样建设的问题。最初,基于国内的普遍贫困,我们断然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打造物质文明,后来又依次增添了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形成了系统的文明发展观。五大文明观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内容,体现了新文明的全面性、系统性。
我们建设的物质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夯实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物质匮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空中楼阁,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就成了“望梅止渴”。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物质建设,旧中国一穷二白、饿殍遍野的悲惨局面寿终正寝,虽然有一些历史的插曲,总体上人民的衣食住行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中华民族完成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步步跨越。建党百年之时,我们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小康社会全面建成,这是对全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
我们建设的政治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筑造坚实的制度保障。没有强大的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失掉了政治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的实现就成了空中浮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各项制度逐步完善,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前景广阔,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相辅相成。我们的政治文明贯穿于党内法规、领导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目前,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傲然于世。
我们建设的精神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精神归宿和道德准则。1982 年党的十二大提出: “社会的改造,社会制度的进步,最终都将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13]单纯的物质丰厚不必然带来精神的富足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反,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可能会滋生一些负面问题,西方社会的前车之鉴我们一定要汲取。我们旗帜鲜明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民素质和道德素养大大提升。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既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有益滋养,促成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又充分吸收域外文明,文明互鉴,实现全人类的心灵互通。
我们建设的社会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造了美好的生活乐园。我们的先人,在两千多前就渴盼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社会建设之目标可以说正是落实这一愿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我们坚持民生为大,民生无小事,切切实实让广大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真正是共享理念落地生根。我们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优化收入分配方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社会总体和谐,虽然也有风险存在,但是我们有能力有信心给以化解。
我们建设的生态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永续发展打造美丽的生态世界。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代价是生态劫难,这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们绝不能 “萧规曹随”,我们要走出一条新路。我们不仅要金山银山在面前,亦要绿水青山带笑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对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最深刻的诠释。先哲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穿越千古,回响不已。我们对自然必须存敬畏之心,树尊重之态,顺应它,保护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积极呵护生物多样性。目前,美丽中国建设已取得巨大进步,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人间胜景。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由人类创造,但绝不是肆意的、天马行空式的创造。创造的条件亦非人类自己设定,人类只是在直接接触的、已定的、从先前承继而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再好的理论如果束之高阁,就没什么价值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看似循环不已,实则螺旋上升,此乃人类进步的不二法门。人类文明新形态亦是如此,它不是我们突发奇想创造的一个新名词,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首先,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是一缕火种,传入华夏之邦,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燎原星火,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促成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
“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14]
近代以来,列强欺凌,国家蒙辱,文明蒙尘,仁人志士为了救国救民,纷纷寻求良方妙计,有农民阶级的揭竿而起,有洋务派的练兵制器,有改良派的变法维新,有革命派的武装起义。但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及时代的局限,都没有成功。
中国的出路在何方,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可不少,总是不能成功,中国把西方当成老师,结果是老师总是侵略学生。在这山河破碎的时刻,人们在彷徨,在思寻,突然,天地一声春雷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种新的可能性诞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诞生了,一种新的文明诞生了。有识之士欢呼雀跃,学习、交流、演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如盘古开天辟地般诞生了。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艰苦卓绝,建立了新中国,中华民族开始重新融入世界民族的大家庭,以自己的勇敢和勤劳奏响绚丽多彩的优美华章。而后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各级政权的建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革命拉开帷幕。1956年,毛泽东同志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两者的 “第二次结合”问题[15]。终于在1956年底,我国顺利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在1982 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16]。我们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国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进入20世纪90年代,政治文明建设又提上日程,21世纪初期,要建和谐社会,社会文明又被提出,党的十八大上,生态文明被提出,至此,五大文明总体布局正式形成。
其次,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凝聚着古老文明的实践和智慧。中华文明绵延5000 多年,辉煌灿烂。近代以来,虽然历遭劫难,但是这一文明有着顽强的斗志和生命力,依然 “香火”不断,保持着前后的延续性和内容的完整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复古论和 “全盘西化论”水火不容,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人则高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作为奋斗的方向。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者亦是历史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我们要总结和继承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珍贵遗产;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7]。这里说的 “中国的特性”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要从传统文化汲取思想资源,以创造新文明。
1953年,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 “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等方针。改革开放后,我们提出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不使偏废。这一时期,文化的创造力被激活,社会主义文化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今,我们跨进了新的时代,党中央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问题,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8]。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达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创造性转化,我们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传统和现代交相辉映的文明形态。
“以儒代马论”或 “儒学复兴论”,由于对过去的思想过于尊重,甚至无批判的接受,会阻碍人们聪明才智的发挥,是典型的文化复古主义; “全盘西化论”枉顾国情,是一条别有用心的邪途;鼓吹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传统文化无用论”则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淖。
最后,它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世界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兴起。伴随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剥削和对外殖民掠夺,资本主义文明扩张到全球,西方优越论和中心论开始大行其道,视其他文明都是没落的低级的。西方文明正陷入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的种族假象和洞穴假象之中,在自我设置的洞穴中自嗨不已,非我族类,文明必低,不承认文明发展的多样性。西方的文明是伴随着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应运而生的,而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一部血腥的奴役史和掠夺史,对内奴役和对外掠夺。西方文明的虚伪性,是奠基于罪恶的资本增殖逻辑基础之上的。其实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兴起,就已经开始被质疑和批判,早在16世纪初,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写了一本 《乌托邦》的小册子,就对资本主义虚伪性进行了控诉。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讥讽资本主义文明是 “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19]。马克思、恩格斯抨击资本主义文明是 “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20]。今天,放眼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重塑,“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此起彼落,表明人类文明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我们作为大国,作为拥有5000 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可能也绝不能走西方文明的老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人民谋大同,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我们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不一味回归传统,拥抱过去,亦不标新立异,另起炉灶,是对东西方、传统与现代二元思维的根本突破,它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晶。这一文明既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赓续,亦是对人类一切文明,包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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