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家欣，朱旭晨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谢冰莹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是中国第一位女兵作家，《女兵自传》居于《谢冰莹文集》(上)的开头位置，自传真实记叙了她充满坎坷但却勇于追求、迎难而上的人生历程。史蒂芬·戴德利(Stephen Daldry)根据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同名小说执导改编的电影《时时刻刻》(The Hours)，以一部名为《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的小说串联起来自不同时空的三位女性——弗吉尼亚·伍尔夫、劳拉·布朗、克拉丽莎·沃恩的一天，影片诉说了她们的时时刻刻。电影在2002年首映并大获成功，影片里伍尔夫在她的小说中写道：“一个女人的一生，在某一天，就那一天，恰恰在那一天，即是她的一生”，影片所描绘的三位女性的一天，即她们的一生。两部作品均围绕女性展开，四位来自不同时空的女性，均在自身的时代背景下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女性成长之路。
“‘History’给我们所暗示的是，历史是关于‘他的故事(His+story)’”[1]。女性在社会上缺席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随后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们以女性的眼光审视自我,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虽然家庭是男性父权社会对女性展开压迫的工具，也是女性解放难以冲破的壁垒[2]，但女性终于在这壁垒下展开抗争，打破社会规训，女性意识逐渐觉醒。
谢冰莹的求学经历异常坎坷，正如她说：“在我的故乡，他们是从没有看见女孩子读书的，何况又是和男孩子同校！”[3]27她再三请求母亲，才得以进入私塾；
为了进大同女校读小学，她试图自杀；
在两个哥哥求情下，她才被允许进入长沙省立第一女师读中学，以至于后来进入女师大辛苦求学并两度留学日本。表面上看，这些是她对读书的渴望，实质上是她男女平等意识的萌芽。
谢冰莹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体现在她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反抗上。在父母的封建观念里，一个女儿是不能够选择丈夫的，“爱情只有夫妇间才有的，是在两人结婚之后，绝对没有在结婚之前才有的……‘思想’两个字，只能用之于革命同志，而不能用于夫妇之间”[3]95。但即便被关禁闭，谢冰莹却始终坚持着“我宁可为反对旧礼教，推翻封建制度而牺牲生命，绝不屈服在旧社会的淫威之下”[3]100的信念，也因此与父母闹翻，进行了四次逃婚，直至最后解除婚约。谢冰莹在婚姻上的誓死反抗也与好友翔的屈服形成鲜明对比，二者的不同选择凸显了谢冰莹女性意识觉醒后的坚定。
“二十世纪风起云涌，在男人们强有力的身影背后，女人们仿佛无声的生活着”[4]，电影《时时刻刻》中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劳拉·布朗、克拉丽莎·沃恩，这三位女性成为了各自时代的女性缩影。她们的生活处于压抑之中，其女性意识也在这压抑中开始觉醒。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位患有精神疾病且几度崩溃自杀的天才作家。她的丈夫为了保护她，宁愿牺牲自己的事业，将她带到里士满休养，但这无微不至的关爱，在伍尔夫的眼中却是监禁，所以她选择逃跑。对天才作家伍尔夫而言，一方面，“喧嚣的大都市远比平静的乡村更适合她创作，只有像伦敦这样的国际文化中心才是赋予她无限灵感和广阔想像力的理想居住地”[5]。另一方面，里士满的乡村生活虽平静却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她宁愿在大城市感受震撼，也不愿在郊区的宁静中麻痹自己。这是20世纪20年代，一位女性对独立、自由和价值的渴望和呐喊。
影片中的另一位女性劳拉·布朗生活在1951年的洛杉矶。她是一位有孕在身的家庭主妇，拥有爱她的丈夫和儿子，其家庭条件十分优渥，她无须工作。劳拉·布朗拥有着大部分女性梦寐以求的生活，但她认为自己一直依附于丈夫，没有存在价值，所以她想结束生命。这样的想法一直困扰着她，而这种想法在她目睹了邻居凯蒂的悲痛后变得清晰：凯蒂身患肿瘤，悲伤本该源于疾病，但她却因不能为丈夫生儿育女，觉得亏欠而悲痛欲绝。此时的劳拉才彻底感受到社会对女性的束缚。电影通过劳拉丈夫之口讲述他跟劳拉高中相遇时的情景，孕期的劳拉喜欢看书，出走后的劳拉成为图书管理员的一系列细节，揭示出劳拉是个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渴求知识的女性，因此她认为无论男女在社会上都应该发挥自己的才智，拥有平等的工作机会。正所谓“‘幸福的家庭主妇’是一个温柔陷阱，‘贤妻良母’形象是一个‘惬意的集中营 ’”[6]，所以劳拉勇敢地摆脱了令她窒息的生活，拥有了自己的工作，从那以后她才开始真正活着。
影片的第三位女性是生活在2001年纽约的克拉丽莎·沃恩，她被自己的前男友理查德称为“达洛维夫人”。在21世纪初的时代背景下，克拉丽莎的行为彰显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她是一位双性恋者，与女友同居并通过人工受精生下了自己的女儿；
她是一位编辑，经济独立。不过，她的生活就像小说中的“达洛维夫人”一样，被所谓的义务和形式占据着。她正在为理查德精心准备一场庆功宴，但在宴会前，理查德却当着她的面跳楼自杀。理查德的自杀无疑给克拉丽莎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她也开始思考自己到底该为谁而活。小说和电影中的四位女性虽身处四个时空，但却不谋而合，她们都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打破社会规训，意识到并肯定自己是独立的个体，而不再是男性的附庸。
女人在女性意识觉醒之后，便踏上了一条苦涩的“行者”之路，这是一条主体重塑的道路，谢冰莹如此，伍尔夫、劳拉、克拉丽莎亦如此。在蜿蜒的生活道路上，她们是一位位“行者”，一直在路上摸索行进。
谢冰莹挣脱封建的包办婚姻后，几经辗转，日子过得清贫且艰苦。因为解除婚约，她跟父母闹翻，从此缺少了父母的关爱；
她从前在家时一日三餐衣食无忧，现在却时常挨饿受冻；
聪慧且热爱读书的她总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毕业；
在工作上她也多波折；
曾被无数人追求的她，最后仍未嫁予良人；
她曾入狱，饿到吃起孩子的大便；
冬天里她仍然穿着单衣，一双布鞋整整穿了半年，前后都是坏的；
她穷得连买开水的钱都没有，在寒冷的冬天，她站在自来水管的龙头下用冷水充饥……即便如此，她仍不肯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反对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3]190，她认为饥饿能加强她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增强她生存的勇气。谢冰莹在老年时曾接受采访，她讲道：“你要做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你要立志。而且你这个志向要很坚决，不要动摇。你受什么苦你都天不怕地不怕的。”[7]谢冰莹的一生所爱是读书和参军，前途荆棘遍布，即便她从未言说自己的痛，但这条主体重塑的道路无疑是艰难的。
伍尔夫也是迎难而上的。从前的她与亲人们居住在伦敦，亲人们的相继病逝让她的精神几次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丈夫带她来到里士满，郊区的城市平静且安逸，这里也没有往日的悲伤记忆，但她始终都没有放下对伦敦的喜爱与向往，因为那里代表着“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她让家里的仆人去很远的伦敦买姜糖，因为她觉得“没有什么比去一次伦敦更让人兴奋了”；
她的姐姐来看望她，她急切地想知道当时伦敦的情况；
后来她逃跑到车站，也是为了能够重返伦敦。她认为：“逃避生活不是寻求内心平静的方法”，所以她重新回到了伦敦，重新拥有了她渴望的自由。伍尔夫的生命始终处于挣扎之中，在对死亡的叩问下，她选择在流动的河水中自杀，这也象征着一位天才作家终其一生对自由的渴望。
劳拉·布朗为了寻求生命的价值，抛弃了丈夫和孩子们，离开了从前温馨幸福的家。在这之后，她便开始了主体重塑之路：她找到了工作，开始通过自己劳动赚钱养活自己，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开始真正活着。劳拉从未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在生与死的斗争下，她选择了生，这条生路虽然难走，但这破茧成蝶的痛苦是她女性意识觉醒后所必须承受的。
克拉丽莎是一名双性恋者，她实现了婚育自由，她拥有自己的事业，但她仍然是一位“行者”，也在进行着主体重塑。克拉丽莎一直在为别人而活，她的生活中没有自己，理查德是她生存的理由，她深信自己生命的意义就是理查德，所以她每天到他的公寓里来，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当理查德倚在窗边想要自杀时，她的慌乱和不知所措瞬间从屏幕中溢出，当理查德侧身跳下楼去时，克拉丽莎的心像被刀捅穿，因为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生活的寄托消失了。
由此可见，四位女性都经历了一段极度难熬的时光，她们踌躇、迷惘甚至崩溃，那段“行者”之路是其进行主体重塑的过程，味道苦涩，但时光积淀下来的不仅仅只有痛苦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她们在路上踽踽独行，一路找寻，最终都抵达了自己生命中的“灵山”。
“灵山”是《西游记》中的“西天圣地”，是唐僧师徒四人经历整整八十难才到达的目的地，“灵山”象征着一个人的梦想、目标抑或一种自我实现。小说和电影中的四位女主人公在经历了打破规约的女性意识觉醒、主体重塑的“行者”之路后，都抵达了自己生命中的“灵山”，上升到马斯洛需求理论的金字塔顶端——自我实现。
谢冰莹勇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她一个人走出家门，走进学校，走向社会，走进部队。她当兵的初衷是为了逃避封建婚姻、追求自由，但在当兵过程中，她的爱国意识开始苏醒，她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她“嵌入了男性占据的领地，为中国女性争得了一份‘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雄壮经历[8]。”可以说，谢冰莹在她这一生中，对自由的追求从未间断，她喜欢“折腾”的人生模式，终其一生都在路上奔波：几次参军，几次入学、退学，几次去日本留学，几次工作又辞职，挨过饿、受过冻，结过婚、生过子、入过狱。谢冰莹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但她却是幸运的，苦难过后，她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报效祖国。
为了报效祖国，谢冰莹未能在父母身边尽孝，所以她写下了《母亲的死》和《忠孝不能两全》这两篇日记。“我要赴前方，哪怕弄不到枪，我用菜刀也要砍死几个日本鬼才甘心……把父亲的病和国家的危难比较一下，我觉得后者是重要多了，我不能为了父亲而牺牲我的报国工作”[3]271。从这段心理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谢冰莹是一个为大家而舍弃小家的女战士，她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最终抵达了自己生命的“灵山”。
《时时刻刻》本质上探讨的是“如何真正活着”的问题，也就是自我实现。影片通过《达洛维夫人》这部小说串联起来自不同时空、虚与实的全部人物关系网，如图1所示。
图1 《时时刻刻》人物关系
她们既是别人的牢笼，也是自己的地狱。伦纳德问伍尔夫她的小说里为什么要有人死，她回答的是：某个角色的死亡，是为了彰显活着的我们珍惜生命的意义。所以伍尔夫选择自杀，因为她知道，只有她死了，那个爱她、被她拖累的丈夫伦纳德才会愿意为自己而活，专注自己的事业。劳拉之所以选择抛弃一切离家出走，是因为她从《达洛维夫人》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启示，加之目睹邻居凯蒂的悲痛，她不想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达洛维夫人”一样，生活被所谓的形式占据，她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克拉丽莎是小说“达洛维夫人”的原型，她日复一日地来到前男友理查德的家，悉心照顾他，还为他的成就准备宴会，她一直为他人操劳。理查德是劳拉的儿子，从小被母亲的艺术性行为影响，加之目睹母亲的离开，他变得异常敏感，他带着对母亲的恨活着，但在他获得诗人最高奖项后，当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时，突然对母亲释怀了，他终于理解母亲当初的选择，而克拉丽莎同样作为女性，却一直在为他而活，所以只有他的死亡才能让她放下。理查德曾对克拉丽莎说“直视自己是困难的”，劳拉的话也让克拉丽莎明白她要为自己而活，就像伍尔夫临死前给自己的丈夫伦纳德信中的最后一段话：“亲爱的伦纳德，你要看透生命，就一定要去直视人生；
去了解它的本质，当你最终理解它的内涵，就能热爱它的灿烂，然后，才会将它放下。”
来自不同时空的四位女性，最后都抵达了自己生命中的“灵山”，找到了自己“真正活着”的意义。从最初女性意识的觉醒，到意识觉醒后选择与周围人不同的、“苦涩”的“行者”之路，再到最后抵达生命中的“灵山”，四位女性很好地向读者和观众展现了她们寓于平凡中的非凡心路历程。
《女兵自传》与《时时刻刻》均在女性主义视域下言说同样的主题——女性的觉醒和奋斗。从打破社会规训，到主体重塑，再到自我实现，跨越时空的四位女性向读者和观众诉说着女性的力量，这种力量犹如和璧隋珠，极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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