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启鹏
“变化是永恒的。无一事物恒变。”①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9页。《现代世界体系》开篇之言，恰也反映出了当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境遇。这些国家的政治主题虽然自二战以来共同经历了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再到国家治理的转变，②汪仕凯：《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但一系列的变革并没有真正改变它们自身的发展。这里所说的“发展”主要是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即聚焦普通民众的“个体福利”和“生活内容”等“可行能力”的提升。③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以此视角检视第三世界，两组结构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中心地区之于边缘地区的长期优势，二是国家内部权力精英之于普通民众的长期优势。依附论传统为第一个问题提供了颇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所要关注的则是第二个问题。在民主化、新自由主义乃至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等一系列变革的背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依然存在一种封建—殖民时代就已形成的强大历史延续性。
为了理解这种历史延续性及其后果，笔者聚焦于新国家诞生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种建国方略的此消彼长。在20世纪初，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出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以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代表的对抗性意识形态兴起了，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席卷全球，殖民统治与帝国主义受到了根本冲击。然而，“反体系运动”中孕育而生的两种政治思潮在建国时刻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命运：环顾第三世界，几乎所有新政权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引导下最终巩固下来，民族主义在更多情况下战胜了共产主义成为建国者的意识形态选择。本文认为，正是这种选择导致“旧秩序”在“新世界”中得以继续发挥决定性作用。理解这一政治现象的起源及后果，对于理解当代第三世界中的普通民众所遭遇的结构性阻碍有着重要意义。为了更为聚焦地展开分析，笔者选取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作为研究案例，借以观察关键性事件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得以塑造并不断实现自我塑造的，以及它如何依旧对当代国家发展发挥着深远影响。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1页。当时代的曙光照亮20世纪，一种全新的抵抗形式在暗自生长。回顾过往几百年的历史，东南亚人民在面对殖民者的暴虐统治时从来没有放弃过斗争。然而“仇恨与暴力不管多么广泛，却不能构成革命”，传统的农民起义只是针对眼前的压迫，他们并未进一步思考剥削制度的根源，也无法构想新的理想社会。②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王红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19页。建构共同的奋斗目标与社会发展方向有赖于全新意识形态的出现，外来思潮赋予了东南亚反抗运动以完全不同的意涵。
首先是民族主义，“从传统抵抗到现代反殖民挑战的转变通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发展”。③米尔顿·奥斯本：《东南亚史》，郭继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2页。早期的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通常以宗教的名义兴办新式教育。此举不仅可以向年轻人传授知识，而且为传播新思想提供了场所。同一时期的日俄战争、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及印度的反殖民运动等重大事件，也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主义在东南亚的发展。④D.R.SarDesai, Southeast Asia: Past & Pres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p.148.随着实践不断深入，新的、更彻底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提出建立自治政府等主张，马来人联合会和马来西亚青年联合、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泰国人民党、缅甸人民团体总会等民族主义政党陆续出现。他们在实现社会动员时提出了一些新颖的口号，包括大众参与、经济公平、保障普通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等，从而改变了之前过度精英主义的倾向。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三世界国家的抗争运动愈发关注动员底层的力量。民族主义领导者们开始纷纷致力于扩大抵抗外国殖民势力的群众基础，其重要方式是“建立工农大众组织并加强领导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各种联系”。⑤Geoffrey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Harwondsworth: Penguin, 1967, p.178.
对阶级因素以及大众动员的关注引导我们转向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力量——共产主义，更广义上说是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思潮。当“大萧条”导致的出口衰退蔓延到东南亚，当地人就业机会和收入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殖民政府却进一步增加赋税。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相较于民族主义浓厚的本土属性，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传播更有赖于外来人士的宣传，尤其是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⑥Justus M.van der Kroef, Communism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1, pp.59-60.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很好地回应了东南亚底层民众所关心的殖民统治、经济剥削、普遍贫困等一系列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建立的一些面向华人的政治团体，如在新加坡建立的南洋共产党，则为共产主义传播奠定了组织基础。
20世纪初，一系列共产主义政党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相继建立。由于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时所做的突出贡献，共产主义思潮在二战结束之后进一步蓬勃发展：在印尼，共产党在国家独立之后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爪哇的影响力；
在菲律宾，胡克的领导人路易斯·塔鲁克宣布自己信奉共产主义，菲共的武装部队控制着吕宋的“谷仓”；
在马来西亚，劳工运动在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泛马联合工会成为了维护劳工权益、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①D.G.E.霍尔：《东南亚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72页。
然而，共产主义的滔滔之势却在新国家建立前后几年间陆续偃旗息鼓：马共在“紧急状态”中被视为“非法组织”而遭遇取缔，菲共领导的“胡克”武装在内外夹击中面临灭顶之灾，印尼共也惨遭解散而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民族主义领袖纷纷掌握了新国家的执政权。那些以“民族”为动员口号的政治组织最终完成了建国任务，并推动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迈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股对抗性意识形态最终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这种不同命运的背后对国家的长时段发展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理解两种政治思潮的“兴衰殊途”与理解由它们引发的社会运动的差异性后果有着必然联系。回顾既有研究，学者们的理解模式大致可以分为“结构论”与“认同论”两个视角：前者关注社会结构对特定意识形态及其引发的社会运动所起到的约束性作用；
后者则认为意识形态本身所能实现的认同与动员能力是成败的关键。
结构论者深受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对东南亚的具体分析中，不少学者将革命与反抗视作本地民众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所做出的反应。当第三世界被纳入全球劳动分工，不平等的交换关系极不利于本地人民的发展，而特定阶级的属性决定了抗争运动的类型与结果。②Eric R.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1969.杰弗里·佩杰认为，当权力精英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土地且耕作者是佃农时，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更有可能发生；
相反，民族主义的阶级基础主要来自半无产阶级的流动劳工，他们在定居者的土地上季节性地工作，更多的财产拥有量使他们显得比佃农更为保守。③Jeffery M.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根据这类逻辑，共产主义的衰落主要是因为东南亚缺少为其提供强大政治动员的社会土壤。
因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秉持阶级分析法的研究受到了不少批评。④Margaret R.Somers, Walter L.Goldfrank, “The Limits of Agronomic Determinism: A Critique of Paige’s Agrarian Revolutio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1, No.3, 1979, pp.443-458; Theda Skocpol, “Peasant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4, No.3, 1982, pp.351-375.另一些学者指出，分析20世纪以来的农民革命，关键已经不再是阶级本身是如何发挥作用，而是革命性的政党与精英群体是如何与普通民众建立联系并推动了制度化的抗争。⑤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基于对社会中心主义的批评，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性视角兴起了。立足东南亚和中美洲，杰夫·古德温认为国家几乎是解释革命形态的唯一因素，对抗性意识形态的兴衰与革命运动的成败有赖于国家与政权组织形式，这一特征决定了意识形态所释放的政治资源、政治机会、社会空间以及对反对势力的态度。古德温凝练出了7个对东南亚革命形势发挥影响的因素，其中政治制度以及殖民者的统治策略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越南之外的东南亚地区，西方殖民者或日本帝国主义均支持非共产主义政党参与到殖民体系之中并默许地方自治，这种做法非预期性地导致日后民族主义者取得胜利。⑥Jeff Goodwin, No Other Way Out: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45-199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相较于结构论，认同论认为民族主义能够更为有效地建立身份认同、诱发集体行动。研究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更为灵活的概念，它既然可以用来钳制专制政体，又可以当作塑造强大国家、发动殖民扩张的有力思想武器；
既可以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结合，又可以与各种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结合。⑦利昂·P.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张慧芝、张露璐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59页。相较于阶级认同，基于民族的认同具备如下优势：其一，民族认同通常以特殊的语言、宗教和历史为基础，它相较于阶级更容易产生共鸣；
其二，阶级认同往往作为反抗者的武器而出现，而民族认同不仅可以用来反抗，同时还可以被国家或精英用来凝聚共识；
其三，民族主义可以和其他任何意识形态相结合，从而更具适应性与灵活性；
其四，民族主义是一个可以“无中生有”的任意建构的意识形态。①赵鼎新：《论意识形态与政党政治》，《学海》2017年第3期。民族主义可以形成更为广泛的联盟，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爱国封建贵族、爱国部落酋长、宗教领袖都有可能成为民族民主运动的领导者。②彭树智、黄倩云：《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86—191页。民族主义更有利于劳动者与传统精英联盟，这种联盟对于推翻殖民统治是很有必要的。相较于共产主义提倡的激进革命路径，东南亚中上层人士“对于其他方法进行社会改革以及用非革命手段完成政治变革，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信心”，其结果是“联盟党的折中主义战胜了孤立无依的、以丛林为基础的共产党游击队”。③约翰·F.卡迪：《战后东南亚史》，姚楠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结构论与认同论对我们理解两种对抗性意识形态在东南亚的兴衰提供了有益见解。然而抛却二者之间的差异，他们似乎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特定意识形态/社会运动“何以形成”或“是否形成”，而不是形成之后的差异性后果——如果说东南亚缺少阶级斗争的社会基础或说共产主义本身不利于实现社会动员的话，那我们如何解释共产主义在20世纪中叶的蓬勃兴起？由此观之，社会运动的“形成”与“成败”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这一点在很多研究中是被忽视的。④释启鹏、韩冬临：《当代社会运动中的政权崩溃——“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的定性比较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1期。不同于既有研究主要偏重“供给侧”因素，笔者关注的是对抗性意识形态所面对的诸力量。既有研究表明，历史上真正的自下而上的变革少之又少，成功的群众性运动也有赖于精英阶层的支持。⑤Brett Allen Casper, Scott A.Tyson, “Popular Protest and Elite Coordination in a Coup d’éta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6, No.2,2014, pp.548-564.因此，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掌握权力的关键行动者在这场历史剧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与不同意识形态因素“绞合”之后所差生的最终结果。
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往往致力于解释不同案例间的差异，而忽视了对诸如“民族压倒阶级”这类普遍现象的关注。这显然是受到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其背后蕴藏着反事实因果观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霸权”地位。然而新进的方法论研究已然冲破了这种来自“科学主义崇拜”的束缚，认为关注政治社会生活中相似性现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⑥释启鹏：《“丰裕的贫困”——对历史政治学比较方法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7期。本文认为，对“民族压倒阶级”的考察不仅有助于理解过去的社会结构，同样有助于理解当下第三世界所面临的国家治理问题。因此，本文的不仅致力于解释历史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样致力于理解这一现象所形成的现实意涵。
笔者赞同结构论者对社会结构以及阶级关系的重视，但认为社会结构本身是不会行动的，研究者应进一步追问是哪些关键的事件和行动者维持或改变着结构性要素。“要成为行动者，就要能够（在日常生活流中周而复始地）实施一系列具有因果效力的权力，包括那些影响他人所实施之权力的权力”⑦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页。，故而所谓“关键行动者”即那些权力秩序中处于上层的个人或集团。不同于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家习惯将制度视作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并使各方面获益的合作机制，政治学传统更加强调政治过程会产生使某些人受益而某些人受损的制度安排，而这取决于谁更有权力强加其意愿。⑧Terry M.Moe, “Power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Vol.3, No.2, 2005, pp.215-233.为此，笔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那些旧时代的权力精英，他们构成了塑造历史延续性的核心动力。
作为“有能力从非精英群体中攫取资源并控制独特组织力量的统治群体”，⑨理查德·拉克曼：《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郦菁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页。精英相较于非精英取得巨大的优势源自何处呢？以莫斯卡、帕累托和米歇尔斯等为代表的精英研究者主要把精英置于政治层面加以分析，因此权力精英的核心特征在于“他们的地位使其能够超越普通人所处的一般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作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⑩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尹宏毅、法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1页。但对于第三世界而言，独立运动已经使得政治领导层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为什么历史依旧展现出了巨大延续性呢？为此，本文更加强调精英之所以为精英的经济逻辑。在这种被笔者称之为“亚里士多德-马克思传统”中，精英被赋予了强烈的经济性意涵：权力精英尤其是那些处于权力顶端的寡头精英往往都有着深刻的物质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政体类型划分中，财产占有状况被视作不同政体的基础：“平民政体”一词的确应该是自由而贫穷——但同时又为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
相似的，“寡头政体”一词的确切理解应该是富有而出身（门望）较高——但同时又为少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8页。这样一来，寡头所以为寡头恰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巨大财富。强调权力精英的经济属性颇符合历史常识，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经济精英是最不可小觑的力量。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不管是1789年的法国还是2011年的美国，最上层1%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足以对社会面貌和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的影响”。②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政治权力及其衍生的制度化形式都是以不同的经济基础作为前提的，精英相较于大众的优势首先来自这种经济上的占有，“精英之所以相较于非精英而言具有更大的权力，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左右经济生活的能力”。③Adaner Usmani, “Democracy and the Class Strugg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24, No.3, 2018, p.673.
揭示权力精英的经济意涵，有利于将权力精英与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权力精英不易受到那些非经济性、非结构性变革的影响，历史延续性因此出现了。即便到了宣扬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社会，旧秩序所孕育的权力精英依旧在历次变革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④Michael Albertus, Victor Menaldo,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Elite Origins of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这样一来，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权力精英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文认为，两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差异，在于它们是否致力于对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进行整体性变革。如果我们将社会简化为权贵和民众两个团体，那么毫无疑问，富人将反对再分配性的税收，而穷人则赞同再分配性的税收——更一般地说，有利于权贵的政策和社会选择不同于那些有利于民众的政策和社会选择。⑤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马春文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页。在社会整体财富不变的情况下，底层民众的再分配诉求必然意味着削减精英的利益，这挑战了精英之所以为精英的核心禀赋，因此以阶级动员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势必引发权力精英的强烈反对。在阶级斗争态势中的，精英和民众虽然在个体层面可能存在差别，但“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1—202页。正如列宁所言：“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已经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和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这个阶级发展的人表示愤怒。”⑦《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然而在特定情形下，精英与大众之间、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分歧暂时得以搁置。为了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本土精英往往选择与民众结盟。然而这种联盟终究是脆弱的，“不同阶级的这种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在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兵戎相见。”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5页。对于共产主义而言，“反帝”只是通往最终目标的关键步骤之一，在新政权建立之后，接下来还需要彻底涤荡国内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势力，从而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然而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共产主义的“第二步”存在致命风险，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所谓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代表。这样一来，权力精英放弃了昔日盟友，进而对一切意图财富再分配的行为疯狂镇压。
底层民众人数众多，但这依旧无法弥补他们相较于权力精英的劣势。其一，是集体行动的困境。数量优势在社会动员的过程中反而成了集体行动的劣势，巨大的规模使得每个成员之于运动成败的影响变得很小，进而降低了他们参与的预期收益。与此同时，鉴于权力精英们的果决措施，巨大的风险乃至死亡的威胁也会使运动中的个体不断降低对未来的预期。其二，民众在各方面相较于精英权力而言都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军事技术突飞猛进之后，人数优势在革命成败中所占的比重愈加微不足道。面对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巨大结构性差异，恩格斯坦言，在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历史的进步整体说来只是成了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4页。
相较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只是政治革命，权力精英反而成为新政权努力拉拢的重要盟友。与此同时，许多民族主义领袖本身就是“旧秩序”的一分子。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除了中国等极少例外，第三世界革命运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性质的，他们的领导人都有着资产阶级背景，比如在印度是商人和律师，在土耳其和伊朗是军官，而在非洲则是教师和牧师，所有这些人士都有一个特点：他们渴求独立却反对阶级斗争，拒绝对社会进行根本变革，他们的政党和纲领都是着眼于民族主义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②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441—442页。除此之外，冷战背景下的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格外警惕，他们不会容许共产主义组织顺利取得执政地位。而宗主国也会有选择地准许或扶持那些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继续执政，以便于他们撤退之后仍能发挥影响。
由此观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败，并非缺乏动员民众的口号与策略，亦非缺少足以支撑其发展的社会基础，而是它的核心使命遭到了旧秩序的坚决抵制，这是一种极难克服的固有矛盾。加之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实践中的战略失误等偶然因素，民族主义最终压倒共产主义，成为东南亚各国的建国纲领。新国家建立之后，“民族”消解“阶级”的策略被继续沿用，因为这无疑非常有利于维护既有统治：一方面，统治者掩盖了他们作为少数精英的事实（如地主阶级、大资本家），并把自己与普通民众一同归入了人为建构的“大多数”（如马来人、印尼人），而所谓的“外来民族”（如华人）则成为造成不平等的“替罪羊”；
另一方面，阶级话语本身变为十分忌惮的话题，执政者将其污名化为“社会失序”和“颠覆政权”的同义词。
通过以上叙述与分析，笔者力图描绘在现实世界中真实运行并导致“民族”压倒“阶级”这一社会结果的历史进程及其深远影响。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一历史画卷，本文致力于在比较视野中刻画一系列由事件组成的因果序列是如何在不同的国家“穿行”，“事件将当前的偶然性结合成新的关系和结构，并成为下一时刻的约束和潜力以及下一时刻的过去”。③安德鲁·阿伯特：《过程社会学》，周忆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页。
对抗性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交织互动，形成了东南亚国家建设中“革命”与“演化”的不同历史图景：前者以印尼和越南为代表，殖民列强所建立的制度被暴力所推翻；
后者的以菲律宾和印度为代表，这些国家几乎保留了殖民时代的所有制度遗产；
而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中间状态，马来西亚即是其典型代表。④Robin Jeffrey, “Introduction: The Setting for Independence”, in Robin Jeffrey (ed.), Asia-The Winning of Independence, London:Jeffrey Macmillan Education, 1981, pp.5-6.立足这三种模式，笔者分别挑选出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以展现不同模式的发展道路是如何共同演绎出“民族”压倒“阶级”的历史剧目。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此并非用比较方法以实现因果推论，而是在不同的模式比较中寻求相似之处，这些案例之间的可比性是由各国作为“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具有的同质性和各种维度的差异性所决定的。⑤李路曲：《国家间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分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5期。
对于马来西亚而言，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相继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但它们在二战前均未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很重要原因在于英国推行的间接统治使马来本土精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马来人土地保留法》也在形式上保护了马来土著的权利。但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到来，一切发生了改变。大多数民族主义团体屈服在了日军的铁蹄之下，许多本土精英推行各类亲日政策，他们甚至建立间谍网络以协助外来者入侵。相反，共产主义者们扛起了抗日旗帜，当然也就遭到了日本当局的残酷镇压。由于华人是马共的主体，因此日本人将所有马来华人都视作最顽固的抵抗势力。如此一来，反而导致更多的马来华人加入了共产主义组织。英国殖民者对马共的态度也发生转变，由之前残酷镇压转变为“为马共所领导的游击队和地方抵抗组织提供物质资助与人员支持，并帮助训练马共组织的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①Michael Stenson, “The Ethnic and Urban Bases of Communist Revolt in Malaya”, in John Wilson Lewis (ed.), Peasant Rebellion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32.作为一项非预期性结果，日本人的到来反而推动了马共武装力量并加强了政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
二战结束后，全副武装的马来亚共产党成为半岛上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当时的马共高层认为，英国当局尤其是刚刚成立的工党政府是可以信任的伙伴，因此发展工人运动而非建立新政权才是党的首要任务。当马共开始在各大种植园建立强大的工会组织的时候，陷入恐慌的大种植园主纷纷求助于英国殖民者。为了保障殖民地代理人的利益，英国政府禁止一切工会组织运行，并对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进行的残酷镇压，这迫使马共在1948年之后转向深山老林开展武装斗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党组织与武装力量绞合在一起，极大增加了精英尤其对财富分配威胁的感知。
1948年6月18日，英国殖民者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前提下以三名欧洲种植园主被杀为由，宣布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授予警察任意逮捕与监禁的权力。此后，马共以及许多其他左派团体被定性为“非法组织”而纷纷被取缔。
当再分配威胁不复存在，“去殖民化”谈判得以开启。温和的民族主义者，也就是与英国有着密切合作的巫统以及马华公会在建国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1954年，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也加入这个联盟。至此，代表马来地区三大族群的政党联盟正式成立并接管了后殖民时期的国家政权。一般认为，这三个政党组成的联盟实现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联合。但更确切地说，它只不过反映了不同族群的精英群体之间的联合。阶级分析表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只是在精英群体内部才会展现出族群差异，底层民众是长期缺席的——民众得以广泛参与的政治团体已经在“紧急状态”下被冠以“非法组织”。在新国家中，旧时代的精英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有“独立之父”“马来西亚国父”之称的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他本人就是王族成员，并且曾在英属马来西亚担任首席部长。这类精英深受西方教育，他们的生活轨迹与普通民众几乎没有交集，因此也不太可能放弃旧世界的基本统治秩序与传统价值主张。
相较于马来西亚的血雨腥风，印度尼西亚的建国历程显得和缓很多。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曾长期遭受到了荷兰殖民者的抵制，但在二战中却得到了日本殖民者的支持，日本甚至建立起由印尼本土居民担任主官的军事组织以及青年准军事团体，一些著名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苏加诺也选择与日本合作。日本人笼络印尼精英的最初目的是维持殖民统治，但苏加诺等人却巧妙地利用了制度的“灰色地带”从而发展了民族主义。
1945年3月，已经穷途末路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允许印尼取得独立，并成立了印尼社会团体、宗教界、地方势力、传统贵族等组成的“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同年8月17日，印尼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加诺和哈达签署《独立宣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式成立了。
相较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虽然在印尼具有更悠久的历史，但长期以来发展缓慢，1948年的“茉莉芬事件”更是让印尼共产党遭遇灭顶之灾。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已濒于绝境的印尼共开始逐渐恢复。在1956年的全国大选中，印尼共凭借16.4%的选票成为印尼第四大政党。印尼共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年轻领导人艾地所采取的各类适应性变革，但不能忽视的是，印尼左派民族主义者尤其是苏加诺的支持同样十分重要。在这种和平氛围中，印尼共认为“过渡到民主的人民政权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阶段的最好的、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和平的方式、议会的方式。如果取决于共产党人，那他们就选择和平的道路”。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301—303页。到了1963年，印尼共对苏加诺的崇拜几乎到了盲目的地步，“尽管苏加诺对经济事务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印尼共产党却宣称经济困难的解决办法可以放心地交到他手上去处理……这之后不久，（艾地）给他奉上最高荣誉，形容总统是自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第一位老师”。①转引自靳昆萍等：《东南亚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
20世纪50年代后期，印尼共已经在城市工人阶级内部建立起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但他们同时察觉到，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依旧被军方控制，党几乎无从插手。为此，印尼共的领导层试图将社会动员扩展到农村。
1964年，中爪哇克拉登县的农民为了争取自身权利，单方面按照土改法令的要求实施土地再分配。此举得到了其他地区农民的响应，印尼共也迅速在中爪哇地区领导了这一场称为“单方面行动”的农民运动。“单方面行动”以推进农村土地再分配为核心，其影响力迅速扩展到了西爪哇、巴厘岛和苏门答腊。此举无疑触碰到了印尼地主阶级以及和地主阶级有联系的民族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最敏锐的神经，同时引起了军人集团的强烈抵触。
形成于荷兰殖民时期的地主阶级是印尼传统社会结构最突出的体现，他们凭借财富优势与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牢牢地绑定在一起。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政治与军事精英自然会用强有力的手段实施保护。因此“单方面行动”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印尼政府对其进行了镇压，并宣称这是一场“反革命运动”。对革命的反制行径充分暴露了政权的精英主义底色——当真正的大众政治挑战精英政治时，精英便会不留余力地扑灭。权力精英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他们将削弱印尼共的希望寄于右派军人政权，1965年，内阁1/4的职位被军人占据。同年9月30日，一些拥护苏加诺的军方成员向被怀疑与政变的将领实施了先发制人的打击，随即招致镇压。以苏哈托为首的陆军当局将其描述为一场“印尼共产党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发动的政变”，并认为苏加诺总统也支持该运动。印尼共产党的毁灭以及苏加诺的倒台，决定性地结束了印尼向左转的倾向，一个中右翼联盟逐渐形成，苏哈托长期统治开始了。
相较于东南亚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在菲律宾长期缺席。不同于西班牙殖民者的专制统治，美国赋予了菲律宾精英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并在整个社会营造了一种亲美氛围。尤其在自治地位确立之后，“由于美国殖民统治时期吸纳了许多菲律宾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机关，并在菲律宾建立了亲美的合法政党，使菲律宾上层民族主义者放弃武装斗争，走上了和平的议会道路”。②梁志明主编：《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71页。但相较于沉寂的民族主义，菲律宾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极大推动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
1930年，菲律宾共产党成立，并将推翻帝国主义与国内剥削阶级、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作为最高目标，而当下则主要致力于实现国家真正独立、改善工人境遇、重新分配土地等。③金应熙：《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一样，菲律宾共产党在二战时期承担起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担。1942年3月29日，来自邦板牙、布拉干和新怡施夏等中吕宋各省游击队的300多名战士决定成立“抗日人民军”，即“胡克”（Huk）武装力量，他们成为菲律宾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根据之前的协议于1946年宣布菲律宾独立。在国家建立的关键时刻，菲共同样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天真地认为可以与美国继续维持战前联盟关系，并开始放弃武装夺取政权。然而，这不过是菲共领导人的一厢情愿，一旦和平到来，昔日盟友们的态度便骤然改变。尤其当菲共成员在1946年获得了国会的7个席位之后，精英阶层的反共情绪日趋明显。对于一个旨在摧毁地主阶级经济基础的政党而言，寥寥7个议会席位已经足以展现出某种危险信号：一个与菲律宾传统秩序格格不入的政治团体已经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开始运作。为此，曼努埃尔·罗哈斯在就任总统之后旋即以“选举舞弊”为由取消了菲共取得的席位，并勒令胡克武装限期投降。议会斗争的幻想破灭后，菲共不得不重回深山，再次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使盘踞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大地主、大种植园主感受到了巨大威胁，他们延续了上百年的财富和权力可能受到根本性挑战。与此同时，菲律宾愈演愈烈的阶级冲突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在冷战背景下，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可能在东南亚扩大势力范围。为此，杜鲁门批准了包括军事顾问在内的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同时由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向菲律宾当局提供了一系列武器装备和财政支援。①靳昆萍等：《东南亚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第195页。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菲律宾政府也发起了新的经济改革，在1952年至1955年间，政府对农村公共社会和土地改革相关方面的投入要比之前多得多。②Benedict J.Kerkvliet, The Huk Rebellion: A Study of Peasant Revolt in the Philipp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p.239.最终，在由内而外的联合围剿下，菲律宾共产党被击败。在1954年2月至9月的“雷电行动”中，“胡克”武装不得不向政府军投降，菲共自此之后转而寻找一条和平斗争的道路，直到1957年被再次取缔。至此，对抗性意识形态光谱的左端——共产主义彻底退出了菲律宾政治场域的中央。虽然之后菲共脱胎换骨成立了新的组织，但其影响力已经微不足道。
基于以上三个案例的比较历史分析，笔者大致勾勒出了东南亚的建国时刻“民族”压倒“阶级”的政治剧目。权力精英之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天然拒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共产主义政党的战略失误等偶然因素同样促成了这一结果的出现。独立之后，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并未烟消云散，新国家在旧秩序的包裹下步履蹒跚。建国初期的乐观主义旋即被阴郁的情绪所替代，“对革命斗争的要人以及戏剧佳品的怀旧；
对党派政治、议会制度、官僚政治、新兴军人、职员阶级、地方政府的失望；
前途不定、令人厌倦的意识形态、无序暴力的逐步扩大；
尤其是人们开始领悟到，事情比表面上看到的还要复杂，那些曾经被看作不过是殖民统治的反应并且会随着它的消失而消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其根源并不肤浅”。③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7页。
这种萦绕在“新世界”中的“旧秩序”，笔者称其为“新封建主义”：说它是“封建”的，是因为它展现出了广义的“封建主义”所具备的基本特征，包括依附性的人身关系、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以及事实上的世袭机制；
说它是“新”的，是因为一系列“前现代”的阶级结构与权力关系与作为“现代性”价值的市场体系与民主制度结合在了一起，从而使得“封建主义”中走出来的关键行动者在历经多次变革之后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新封建主义斩断了现代化理论所固有的社会想象，政治模式与经济基础并不必然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与封建制、奴隶制或其他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模式相互纠缠在一起，成为制约发展的巨大阻碍。
新封建主义在菲律宾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时至今日，地主阶级依旧在菲律宾政治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便那些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几乎都是19世纪大地主、大种植园主的后代。⑤David Wurfel, Filipino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Deca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57.从西班牙到美国，宗主国的易主并没有改变菲律宾的社会结构，即便美式民主也没能帮助菲律宾的民众从寡头政治那里实现更多的资源再分配，相反，“地主精英通过竞争性选举获得政治权力来维护阶级整体利益和平衡阶级内部利益”。⑥何家丞：《论封建制民主——菲律宾的民主模式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从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的菲律宾共和国，到1935年建立的菲律宾自治邦，再到1943年在日军扶持下建立的傀儡政府，最后到1946年获得完全独立，菲律宾的历史上曾有四次宣告独立的“建国时刻”，但新国家无时无刻不受制于旧秩序的枷锁。当进入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菲律宾试图重现“经济奇迹”的努力已回天乏力，那个昔日在“大帆船”贸易中独领风骚的国家已经深陷家族庇护网络和腐败横行的泥沼。
在印尼，新封建主义贯穿于自苏加诺的“有指导的民主”到苏哈托的“新秩序”再到1998年以来的民主化改革。当苏加诺开始在废墟上建立新国家的时候，政治运行的核心逻辑依旧与之前如出一辙，之前的各级官员被留下来继续使用。新的《宪法》和殖民地时期如出一辙，不过是将“女王”和“总督”变了“总统”和“副总统”。殖民地时期的歧视性教育制度仍然盛行，司法和公务员制度也没有明显改变，1955年议会选举几乎完全照搬了荷兰的选举法。正如印尼共领导人艾地在1963年发表的报告中所言，1949年之后的印尼依旧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或者称之为“没有完全独立和半封建时期”。①迪·努·艾地：《印度尼西亚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迫切任务》，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9页。而苏哈托所建立的“新秩序”同样极大地延续了传统印尼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央政府本质上是统治者及其家人的权力延伸，官员们根据统治者个人的偏好而被授予特定的职位及与之相匹配的特权，利用官职聚敛财富并不被视作腐败，相反，它只是领导者与政府官员之间形成的非正式关系”。②Benedict R.O’ G.Anderson, “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nese Culture”, in Claire Holt (ed.),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33.
1998年苏哈托的倒台意味着民主转型的开始，但学者们寄予厚望的这一重大事件并没有给印尼带来多大改变。即便经历了公开的、竞争性的地方性选举后印尼有40%以上的地方行政长官被新人替代，但获胜者中职业官僚占据了最大的比例，企业家与政党官员紧随其后。③Marcus Mietzner, “Local Democracy: Old Elites Are Still in Power, But Direct Elections Now Give Voters a Choice”, Inside Indonesia, January-March, 2006, pp.17-18.或言之，这些“新人”只不过是苏哈托时代处于边缘化的政治精英，或者干脆就是“新秩序”时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团体。因此那些形成于苏哈托时代的掠夺性精英团体并没有随着“新秩序”的终结而面临穷途末路，相反在从中央一直延伸到各省再到各村庄的庞大庇护网络依旧发挥着重要影响。经济精英的野心也不断膨胀，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竞选中的“金主”身份而是直接投身到了地方选举。进入21世纪，印尼从独裁式寡头政治转向了碎片化财富寡头政治，这一转变伴随着公共权力与财富分配格局所编织起来的庇护网络而兴起。④Jeffrey A.Winter, Oligarc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39-193.
相较于菲律宾和印尼，马来西亚的发展境遇似乎要乐观很多，精英的内部联合通过“反制革命”路径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⑤Dan Slater, Nicholas Rush Smith, “The Power of Counterrevolution: Elitist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in Postcolonial Asia and Af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21, No.5, 2016, pp.1472-1516.但与此同时，试图改变旧有权力格局的各种努力也偃旗息鼓。正如担任总理职务长达22年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所强调的那样，对于马来西亚而言“最重要的是封建主义社会的本质”。⑥Mahathir bin Mohamad, The Malay Dilemma, New York: Marshall Cavendish Corp, 2008, p.214.这意味着传统秩序被极大地延续了下来。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即为独立后的历任总理都有贵族背景，以及马来西亚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金钱政治”——选举人与政治家之间的选票—利益交换在如今看来是有悖于现代政治原则的，但在前殖民时代这种所谓的“分赃制度”却并非是不道德的，它反而是政治运行的基本环节之一。⑦Anthony Milner, The Invention of Politics in Colonial Malaya: Contesting Nation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94-295.时至今日，这些传统成为了马来西亚政商勾结的观念性依据。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旧秩序中的各种势力在市场化和私有化中进一步复苏，马来贵族家庭、巫统领导人等马来西亚精英联盟成为私人股权的集中掌控者，继而演变为所谓的“裙带资本家”。正如马来西亚本土经济学家反思的那样，在缺乏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私有化的唯一结果不过是将所有形式从国家垄断转变为私人垄断。⑧鲁加亚·穆罕穆德：《马来西亚公营企业的改革》，王宁楠译，《南洋资料译丛》1999年第1期。社会不平等最终会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马来西亚曾引以为傲的增长速度在21世纪之后不可避免地放缓下来，并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威胁。
所有具备国家和有组织的领导阶层的复杂文明，都一定会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统治者与臣民、命令与服从之间关系进行思考。⑨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曹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1页本文以东南亚三国的建国时刻为分析对象，系统探讨了两种对抗性意识形态的兴衰殊途。“民族压倒阶级”的历史剧目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既不会像社会主义革命那样“换了人间”，也不会像资本主义革命那样使得“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相反，政治变革的结果只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新的国家完全被旧的社会秩序所笼罩。当旧时代的权力精英开始拥抱所谓现代性的制度设计与政策体系时，“新封建主义”便诞生了。它意味着那些散发着封建—殖民时代气质的关键行动者拥有更加成熟的统治手段，并披上了意识形态权力赋予的合法性外衣。“传统”与“现代”的各种要素混杂在一起，产自封建—殖民时代的权力精英依旧延续着他们的统治。阶级话语的衰落伴随着意图社会再造与财富再分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湮没无闻，执政者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中掩盖了不平等的结构性分歧。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在变革中不断步入新的世界，但它们却似乎难以真正逃脱旧的社会结构所锻造的重重枷锁。
回到本文开篇沃勒斯坦所提出的辩证关系，我们当如何理解第三世界的“变迁”与“延续”呢？“新封建主义”的现实似乎是一个颇为悲观的结论，但这是否意味着变革的美好希冀将永远栖留在幻想之中？对此，谁也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如果社会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很难再次上演的话，那么由特定观念所发挥的“扳道工”角色依旧可能改变国家发展命运。毕竟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在中心国家兴起并进一步弥散到边缘地带的，而当下第三世界国家所选择的行动策略同样主要是基于民主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及治理理论等西方世界的知识产品。从这种层面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提供的治理经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新封建主义”的束缚必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①释启鹏、杨光斌：《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与史观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
汪仕凯：《新中心国家与世界秩序转型：中国复兴的世界政治意义》，《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