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童
一般而言，对自我本身的觉知或反思被称为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在德曼(PAUL DE MAN，1919年12月6日—1983年12月21日，比利时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及文学理论家)看来，二十世纪的诗人信奉一种被称为“现代保守主义”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的症状把目光瞄准外在的政治实践和社会现实。但事实上，上述这些问题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所代表的东西，而是由于它们可以屏蔽掉真正的问题，也就是本体论问题。德曼认为，诗人注重“内省”才是解决本体论问题的关键所在。这里的“内省”就是诗人指向自身的思考，即自我意识。所以，笔者认为，从自我意识的角度切入诗人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德曼对诗人自我意识概念的阐述源自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苦恼意识”(unhappy consciousness)。德曼在《内省的一代》中写道：“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时代的内省起源于黑格尔的所谓的‘苦恼意识’。”[1]15黑格尔认为，精神的本质正是理性化的自我意识，真理的获得必须从自身出发。他指出，在纯粹理性概念之中，自我意识不仅能够向认识对象敞开和呈现自身，而且能够将自身作为认识的对象，从而用理性的概念把握自身。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种认识自己、把握自己的历史。
黑格尔把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史前阶段、斯多葛主义与怀疑主义阶段以及苦恼意识阶段。“苦恼意识”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第三个阶段，即“意识到自己是双重的意识。一方面，意识到它是自己解放自己的、不变的、自身同一的意识；
另一方面又意识到它是绝对自身紊乱的和颠倒错乱的意识，亦即意识到自己的矛盾的意识。……于是现在就出现了自我意识在自身之内的二元化，这种二元化在精神的概念里是本质的，不过这两方面的统一却还没有达到”[2]。换言之，“苦恼意识”即意识到自身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分裂的事物。自我意识在这个阶段体验到了内在分裂的痛苦，这种痛苦表现为理想的、与自身同一的、永恒的意识与深深陷入混乱的现实中的、分裂的意识之间的分离。
事实上，德曼吸收的是经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思想家们改写的黑格尔思想。当时的法国思想家们正专注于重新阐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其中以亚历山大·库杰夫以及让·瓦尔的表现最为突出。库杰夫与瓦尔在法国讲授重新阐释黑格尔思想的课程，引导很多人走进黑格尔的学说，这其中就包括青年时期的德曼。德曼的助手林赛·沃特斯在《批评文集》(《Critical Writings:1953—1978》)一书中写道，1955年德曼在法国访学，曾称赞这两位学者在研究黑格尔的领域里“开创了辉煌的事业”[1]66。库杰夫认为黑格尔并非是一个整体性的哲学家，而是一个否定的、分裂的哲学家。他宣称要用“二元论的本体论”代之以黑格尔思想中的一元论倾向，关注人与自然的对立。瓦尔指出黑格尔的“苦恼意识”强调人的存在的痛苦与孤独，以及无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这可以看出他们更为偏爱黑格尔思想中的“苦恼意识”，而德曼正是在这些观点中找到了自身理论的契合点。相较于黑格尔认为“苦恼意识”终将会进化成为理性，它只是作为自我意识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存在，并在这一过程中消除自我意识的分裂，最终达成主客体的统一；
而德曼则是去除了这样一种以理性统领一切分裂的一元论倾向，拒绝承认存在这样一种全能的、强大的理性，更为关注这一概念中所存在的差异、否定、分裂和矛盾。
德曼理论中所谓的自我意识是诗人对自身境况的关注或者是指向自身的思考。德曼指出，像卢梭、荷尔德林、华兹华斯等伟大的诗人从不曾放弃对自我的注视，也从不曾摒弃对自身逆境进行阐释的努力。他们认识到“人的内在意识与非意识的整体之间存在无可逾越的鸿沟”[1]14，诗人被“掷回到自身，陷入完全的内省，因为任何一种既定现实的存在再也无法让他感到满足”[1]15。德曼还论证了诗人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他认为，自我意识要通过向被创造的对象的转移来立足，并且自我意识通过将客体纳入自身而达到自身的纯粹性，而在这个过程中客体被毁灭了。诗人对一个客体进行诗意地命名，使它作为物体和语言的物质存在都参与到一个只取决于诗人自由意志的结构之中。诗人的自我意识通过上述行为摧毁了客体，是为了追求一种“纯粹的观念”。德曼以马拉美的诗学思想为例论证了上述观点。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散文家马拉美在《诗的危机》一文中指出，诗歌随着语言的游戏把自然之物转换成几近消失的声音振荡是为了从中引出一种纯粹的观念。在自我意识消灭客体之后，它把自己设想为自身的客体，最终到达自我意识的顶点。而“一旦达到这个水平，那么诗歌的主体将是虚无本身；
诗歌意识将被专门用来唤起它所造成的破坏”[1]25。自我意识达到顶峰之后，诗歌就能够表现出绝对的真理和绝对超验的精神世界，也就是马拉美所说的“虚无”。
事实上，对内在自我的重要性问题的讨论并非是德曼的一家之言。如费希特“把一切实在建立在自我之上。既然自我是万物，外界就没有什么东西，即没有在一个独立的心外的物体意义上那样的自在之物”[3]；
施莱尔马赫则表示自我精神是唯一的、首要的存在；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也主张：除了自我精神，人们不能够假定其他的实在。相较于上述理论家，德曼还关注到了诗人自我意识中的分裂问题，这种痛苦的分裂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此世性，另一方面是意识与自然之间存在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
德曼认为，诗人通过自省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有限性问题。这一有限性表现为：自我向往永恒的存在，但无法改变自己作为有限个体的现实。自我有超越的欲望，却无法达到彻底的超越。人类所了解的只能是自己所意识到的事物的存在，但对于其他独立自主的存在，人类是无法真正了解的。德曼以蒙田的思想为例说明了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过程。他认为，“如果蒙田的主观性在客体和心灵之间插入了一个不可穿透的屏障，那么心灵将在这个屏障的层面上运行，并将在承认其失败时发现其唯一的积极作用……知识的局限性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问题，因为这种局限性都存在于知识的结构之中，它影响着知识的每一项活动，无论大小。但清醒的头脑可以知道自己的主观性，正是在主观性破坏其功能的时候。它认识到它的生命是由这一顺序的一系列无休止的失败组成的。”[1]7
换言之，首先，客体与意识之间存在一道屏障，所以虽然意识能够把客体纳入自身的范畴，但始终无法抵达作为客体存在的物本身。其次，因为主体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所以人类的认知过程便是失败的。最后，足够清醒的主体是可以认识到这种失败的，并能够在这其中看清自身的有限性。德曼还将上述结论应用于诗歌领域之中，诗人正是在意识到这种有限性的情况之下，自我意识陷入了痛苦与不幸之中，但真正伟大的诗人是可以通过自省直面人自身的有限性的。德曼以浪漫主义诗人为例，在这一时期，随着人自身地位的不断提升自我不断地被中心化，于是自我存在的有限性就逐渐暴露出来。由于浪漫主义诗人反抗启蒙运动，批判理性主义，所以其被完全内在地抛回到自己身上，进而可以更好地反思自身的局限性。这一过程体现在早期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德曼指出，华兹华斯在写作中发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类比是不稳定的，自然是永恒存在的，而人类则拥有必死的命运。正是因为人自身具有这种有限性，所以人类是悬浮在空中的，随时有坠落的风险，而坠落意味着“向死亡坠落”。华兹华斯作为真正伟大的诗人，他不仅注意到了这一点，还通过诗歌创作引导我们直面自身的有限性。
德曼表示，诗人不仅能够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还能够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裂。首先，德曼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存在于诗人内向性的自我意识之中。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自发的友谊，但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自然成为被人类认识、利用、统治和征服的客体，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就遭到了破坏。可见人与自然之间产生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德曼认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深刻之处是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分裂存在于人的意识层面。德曼以荷尔德林为例，指出他敏锐地体验到了现代世界的分裂特征，“我们与自然分裂了，人们相信曾经为一的东西，现在自相矛盾，主仆双方转换。”[4]就主仆关系的转化问题，黑格尔在其对苦恼意识的论述中也进行了阐发。他认为，苦恼意识之所以是痛苦的经验，是由于原先的整体被一分为二，并且这二者的主仆关系还存在着变动的可能。
其次，浪漫主义诗人想要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达到重新统一，但德曼认为这种统一是不可能达成的。例如，荷尔德林想要创造一种“新神话”，重建人与自然的关联，而德曼通过分析荷尔德林“过度内向性”的概念，指出“统一不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微不足道的时刻”[1]53。统一的时刻不再是最高的理想，也不再是最终的目标，而是一个因果连贯的、明确的内在过程。同时，统一也不再是一个人到达空间中某一点时可以达到的静态条件，而是被视为对立两极(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运动。因此统一是无法达成的，分裂才是永恒的。正是借由这一结论，德曼对艾布拉姆斯的观点进行了解构，他指出，艾布拉姆斯所谓浪漫主义哲学是将人与自然融合起来的断言，是一种谵妄。
最后，德曼认为诗人具有真正的历史意识，因此他们能够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德曼以济慈为例，指出诗人不满于自我实现的统一与和谐，转而向历史敞开心扉，“历史不再是某些高度成就的静态例子，而是一种运动，包括破坏和混乱以及成就。”[1]54真正的历史意识是意识到一个人的内在成长曲线与国家生活的外在真实成长之间的一致性。随着国家的兴衰、生死，人的思想和发展也变成了一连串的痛苦和重生。而觉醒了这种历史意识的诗人接受了历史中的分裂与混乱，接受了自身事业的短暂性，并意识到自己的出生本身就包含着自己的死亡。换言之，诗人承认分裂的存在与自身的有限和短暂，并且有义务让人们感知到这种分裂与有限。
德曼明确了诗人的使命：诗人要直面各种分裂状态，并通过诗歌将上述分裂展现出来。一方面，德曼指出，自我意识体验着痛苦的分裂，而诗人需要承受这种痛苦的分裂。他认为，十八世纪末以来，浪漫主义以及后浪漫主义诗人们就已经经历了这种痛苦的精神状态。当时整个欧洲大陆资产阶级革命此起彼伏，革命的进程带来了宗教的式微，这样一来，诗人无奈只能被迫直面世俗化与技术化的世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了自己与自然之间与日俱增的距离，最终由此发展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被称作“分裂与异化”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是痛苦和难以忍受的，因此诱惑总是存在的：即放弃我们对自己的意识，转而去依赖外在的政治实践与社会现实。但德曼认为诗人应该抵制这种诱惑，接受这种分裂所带来的痛苦，因为分裂才是真实的、伟大的、有价值的。
在德曼看来，诗人并不对这种分裂进行整合，而是始终让自己处于一种反抗与斗争的状态之中。德曼以荷尔德林为例探讨诗人的职责，由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推崇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他对海德格尔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与借鉴。德曼指出，海德格尔把荷尔德林当作诗的诗人，赋予他唯一的、无可取代的地位。海德格尔试图从荷尔德林那里寻找诗歌与思想、政治之间的渊源，进而寻求能够凝聚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力量。他认为可以凭借诗人的审美力量达到一种统一与永恒的境界，但这一观点遭到了德曼的批评。德曼指出，这种作法既削弱了反思与批判的力度，又掩饰了异化与分裂的现实。诗人是分裂的承受者和记录者，而不是救赎者或守护者。
德曼对诗人自我意识问题的论述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德曼通过对浪漫主义诗人的研究指出“诗歌意识必然是对十九世纪初的知识和政治氛围做出反应的典型”[1]58，所以德曼是借诗人研究尝试解决现实问题。德曼认为，作为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思潮，浪漫主义常常招致误解和批判。这其中有部分理论家表示，浪漫主义对形而上学绝对论与非理性的强调是一种法西斯集权主义的先声，并且德国浪漫主义与德国纳粹威胁世界的民族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古拉德指出：“研究十九世纪的文学和十九世纪的世界不能不注意到其民族主义中的浪漫主义因素……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极端发展便是所有这些疾病的蔓延。浪漫主义刚刚兴起之时，德国民族主义便蛰伏其间，这是由浪漫主义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5]德曼较为客观地评价了德国浪漫主义，认为虽然其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并非是德国纳粹的统治工具，反而浪漫主义诗人洞悉了本体论问题，指出世界的本质是分裂与异化，与法西斯集权主义追求整体性与统一的目的相差甚远。
德曼继承浪漫主义宝贵的遗产，尝试解决当代诗人所面临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当代诗人依然要面对当年浪漫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意识与自然的分裂以及这种分裂所导致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们回到自身，进行内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考。他们不仅要认识到人类无法抵达客体存在本身、也难以达成彻底超越的局限性，还要清楚地看到当下社会中的各种分裂的状态。德曼认为，能够真实地体现这种有限性与分裂的诗人才是当下社会所真正需要的诗人。
德曼从自我意识入手研究诗人，在继承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改造了自我意识概念，同时他还关注到了诗人自我意识中的分裂问题。虽然德曼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诗人研究的新角度，但严格来说，这是一种主题式的批评，德曼以哲学概念为模版反观文学现象，然后将其套用至具体的诗歌、诗人批评当中，这对于德曼的诗歌理论本身并无太大的建设性意义。所以，德曼对诗人自我意识的分裂问题的分析在独具洞见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猜你喜欢 有限性荷尔德林德曼 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进路哲学评论(2021年2期)2021-08-22美国女郎跟随假乐队巡演捞金的神奇故事海外星云 (2020年9期)2020-08-06诗人的诗人：荷尔德林检察风云(2020年10期)2020-06-29荷尔德林和德意志的命运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1期)2019-12-24海德格尔的诗人与世界历史江汉论坛(2017年10期)2017-11-10浅析人的有限性与哲学的无限性山东青年(2016年9期)2016-12-08论“神化”学校教育倾向考试周刊(2016年62期)2016-08-15身为天使（On Being an Angel）摄影世界(2016年2期)2016-02-27浅谈新课标条件下高中数学概念教学新课程·中学(2015年9期)2015-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