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雅 文 王 兆 刚
(1.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青岛 266000；
2.青岛大学法学院， 山东青岛 266000)
政治参与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是民主政体的决定要素之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需求，保障每个人民的政治权利是应有之义。我国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公民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利，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多次强调要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保障公民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地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决策之中。但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国民之中大量人口为农村居民，截至2020年，我国依然有40%左右的农村居民。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居民文化素质相比城镇居民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导致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度并不高。截至2019年，我国有农村居民委员会533 073个，农村传统社会作为典型蜂窝式结构，社会整体本位文化明显，强调等级并非互惠，导致当前农村主体性地位虚置[1]。此外，由于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相对较低，每年有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工作，但是在大城市并不能获取与该城市居民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也影响到我国整体社会治理参与度的提升。在此背景下，我国实行多年的对口帮扶机制，由发到地区向欠发展地区输入经济资本，提升居民收入，进而提升居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同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扩大高等院校招生、加强对农村居民培训等方法[2]，提升国民文化素养。通过多年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输入，是否有效促进了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度的提升？其影响的具体程度如何？这值得我们做深入研究。
为梳理当前国内学者有关社会治理参与度的研究进展，本文以2016—2021年中国知网用刊数据作为数据源，搜索资本、社会治理参与度等关键词，选取其中核心期刊，最终得到200篇有效文献，限于篇幅本文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5篇进行综述。张翠娥等(2016)以山东、浙江、江西、湖北以及四川5省的1 599家入户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探究各类资本禀赋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他结合农村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现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3]；
南锐等(2017)基于此社会资本视角，分析社会精细化治理的三维度影响因素，他们认为社会精细化治理是主体互动、服务供给、流程再造、制度设计以及公众参与5个方面的精细化发展，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社会精细化治理具有显著影响[4]；
万志彬(2021)以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信任视角探究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他认为在社会信任背景下，通过大量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输入，能够极大改善社会主体参政议政的主动性，依靠公民基本素养和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构建较为完善的社会治理共同体[5]；
蔡益群(2021)探究了社会资本对社会治理机制体制创新的影响，他认为社会资本的增加，能够有效促进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进而提升整个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6]。当前的研究多为理论分析，且实证分析忽视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综合效用，本文基于此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1.概念界定
经济资本最初是统计学出现的概念，是指营商持有的资本。后来，其概念被放大，被认为是个人及其家庭拥有的财富、资源总和。文化资本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居民的综合文化素养，即受教育水平。社会治理参与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核心是指公民积极地参与社会管理和治理体系之中，公众政治参与的有序性要求公民应自觉成为当下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能动主体，要有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深刻认识到政治参与不仅是一项权利，更是一项责任义务，是对以公民、法制、参与、妥协和公德意识为核心的公共精神的直接体现[7]。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认为资本禀赋主要是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这些资本力量主要是通过影响居民的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以及民生获得感，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度，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资本影响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度的机制路径
根据图1，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是宏观层面的因素，即国家、社会投入的相关资本去改造农村居民的社会参与度，而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微观层面的因素，即农村居民自身的因素，影响其有序的政治参与，即社会治理参与度。本文主要从微观层面探究农村居民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其社会治理参与度的影响。首先是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增强，意味着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其生活水平提高，经济方面的获得感能够促使农村居民有更大的热情参与到社会治理中，通过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居民能够获得其他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进而增加其政治获得感[8]。其次是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指农村居民的文化综合素养，文化水平的提升，可以增强农村居民的政治判断力，能够自主地对国家、社会事务发表看法，形成自己的观点，从而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文化素养的提高可以极大程度摆脱农村居民的自卑感，提升农村居民的获得感，民生获得感的增加，可以有效促使农村居民参政议政的信心增强[9]。
1.变量设置与测量
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社会治理参与度的影响，将社会治理参与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没有公开直观的数据度量社会治理参与度，本文参考现有学者的研究，采用地区农村居民自治组织的年度数量衡量，因为村民自治组织是农村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最主要途径[10]，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时间跨度为2010—2020年，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补充，使用y表示。经济资本主要是指农村居民的家庭资产、收入等财富状况，本文使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用x1表示。文化资本主要是指农村居民的文化素养，使用农村地区的高中以上人口比重衡量，使用x2表示，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由于资本禀赋还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本文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使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义务教育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衡量，使用x3、x4、x5表示，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为避免异方差对模型的影响，本文对固定值衡量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2.相关性检验
对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以避免各变量之间较强的相关性，导致模型出现多重共线性，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
由表1可知：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5，说明解释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会引起模型出现多重共线性。x1与y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92，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经济资本与社会参与度之间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x2与y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12，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文化资本与社会参与度之间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x3与y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36，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物质资本与社会参与度之间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x4与y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84，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力资本与社会参与度之间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x5与y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41，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资本与社会参与度之间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3.模型设置
q=P{y≤yq(x)}
=P{x｀β+u≤yq(x)}
=P{u≤yq(x)-x′β}
=P{x′α*ε≤yq(x)-x′β}
(1)
方程(1)第一步是条件分位数的定义，第二步带入y=x′β+u，第三步移项，第四步u=x′α*ε，然后两边同时除以x′α>0，最终得到累积分布函数的定义。其中Fε为ε的累积分布函数。因此，
(2)
(3)
因此可以得到yq(x)是x的线性函数。基于此原理可以设计本文的回归模型，如方程(4)
yt=c+β1*x1t+β2*x2t+β3*x3t+
β4*x4t+β5*x5t+εt
(4)
方程(4)中y为被解释变量，x为解释变量，c为常数项，其他为模型参数。
4.回归结果分析
为探究不同程度的社会治理参与度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关联性，本文采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
根据表2：x1与y在10%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为0.019，在25%的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为0.091，在中位数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为0.102，在75%的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为0.280，在90%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为0.368，各为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不同分位点对应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的社会治理参与度，由此可以说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资本均对农村居民社会参与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回归系数逐步增加，说明在高水平的农村居民社会参与度水平上，经济资本对农村居民社会参与度的影响越大。这与上文的理论分析一致，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其参政议政和参与到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会迅速提高。x2与y在10%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为0.426，在25%的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为0.447，在中位数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为0.467，在75%的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为0.443，在90%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为0.656，各为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同样说明了不同地区的文化资本均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度产生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差异性并不大，说明不同地区的文化资本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度的影响程度差异性相对较小。控制变量中，x3至x5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也在不同水平上达到了显著性要求，说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度具有正向影响。
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主要是通过影响居民的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以及民生获得感，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度。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资本均对农村居民社会参与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回归系数逐步增加，说明在高水平的农村居民社会参与度水平上，经济资本对农村居民社会参与度的影响越大。不同地区的文化资本均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度产生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回归系数差异性较小，说明不同地区的文化资本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度的影响程度差异性相对较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度具有正向影响。
农村地区整体的社会治理参与度和城镇相比，相对较低，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本文理论与实证分析均表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首先我国应该聚焦农村经济发展，增强农民经济获得感。扩大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完善农村地区的物质基础设施，增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经济资本水平，提升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其次，扩大对农村居民的培训，提升其文化综合素养。扩大义务教育的比重，同时办理各类型的文化补习班、夜校等，提升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促使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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