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玲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指出“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共同富裕，特别注重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性与规律性、引导性与实践性、系统性与全局性、主体性与人民性问题，形成了以共同富裕理念论与共同富裕规律论辩证统一、共同富裕舆论观与共同富裕实践论辩证统一、共同富裕战略论与共同富裕方法论辩证统一、共同富裕主体论与共同富裕价值论辩证统一为鲜明特征的逻辑体系。这一体系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积极探索共同富裕内在规律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是新一代共产党人共同富裕观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境界。
从根本上说，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对“共同”理念的规律探索中，从横向上，以系统、全面、辩证的眼光突出了共同富裕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美好生活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美好劳动与美好体验的“共通”性，将共同富裕看作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现实的运动，并随时代进步将共同富裕的主体外延拓展到全体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围。
一方面，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突破共同富裕物质生产领域生产力极大发展与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狭义语境，强调共同富裕在领域、目标、手段方面的“共同”与“共通”性，从广义层面拓展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外延。其中，在领域维度层面，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富裕”，着力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问题，将生产力发展与物质财富增加看作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更加注重对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协调的生活形态塑造。在目标维度层面，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从个体与人民全体、个体与共同体、个体与政党的辩证关系入手，将实现共同富裕与个体自由全面发展、人民自由全面发展、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全面发展、政党全面发展相统一。强调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为重要内容，“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在手段维度层面，以勤劳智慧与共同富裕内在融通为立场，肯定劳动创造价值的积极规定，指出“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2]阐明要创造美好生活，必须追求美好劳动，发挥人们自由、自觉、自决的本质力量；
肯定劳动创造幸福的积极规定，提升个体主体、人民主体对劳动促进共同富裕的美好体验；
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扬弃异化劳动的积极规定，强调“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确保劳动实现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将共同富裕的主体外延从先富、后富群体拓展到全体人民，从各区域拓展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范围，从国内视野拓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强调共同富裕群体间、区域间、国家间的“共同性”。其中，在群体维度层面，将“共同”理念从先富后富群体、不同收入群体拓展到人民全体。对于先富、后富群体，鼓励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同时要求着力贯彻公平正义原则，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杜绝“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现象。[3]对于不同收入群体，有针对性地规范调节、扩大规模、重点保障；
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的弱势群体、贫困群体，提出精准扶贫与“两不愁三保障”举措，强调“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对于全国人民，基于“全体”视角，立足全体人民需要与民生领域主要矛盾，着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区域维度层面，将“共同”理念从区域主体、民族主体拓展到中华民族共同体。长期以来，我国地缘格局、资源分布、自然条件构成与少数民族杂居等复杂性、特殊性状况决定了我国社会发展区域之间、民族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性特点。这一特点，在“压缩”的现代化语境下，打破了我国均衡发展预期，导致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掣肘我国社会共同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矛盾。在解决主要矛盾的意义上，由于推进共同富裕实质起着关照差异、缩小差异，减少负向差异并求取正向差异的再平衡作用；
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求既要充分发挥差异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又要规避、防范差异扩大化引致风险迭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维，统筹差异与共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高度把握共同富裕地域性特点，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性概念，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块，或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一块，各提各的指标，要从全局上来看”。[4]
在国家维度层面，将“共同”理念从本国范围拓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分析，“共同”理念主要体现在国际交往中国对世界各国与全球人民发展问题的深切关注。特别是在经济交往中，中国坚持共同发展，促进公平普惠，强调“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
在政治交往中，中国拒斥“国强必霸”逻辑，着力引领构建全球平等对话、平等协商的新秩序，呼吁做大共同利益蛋糕；
在文化交往中，中国秉持天下情怀，强调兼容并包。可以看出，中国无一不秉持促进全球人类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立场；
对于这一立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谋共同永续发展。新时代，从全球视野看，这一理念进一步凸显了我国对“共同”与“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价值追求，从整体上提升了我国共同富裕战略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总体性境界与效能。
从纵向上，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突出推进共同富裕政党责任、全员参与共建共享、风险防范共担共治的价值意蕴，着眼历史辩证法，以可持续性推进“共同”。
一是从政党使命、人民利益与共同富裕阶段性的关系看，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与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特质决定了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一以贯之、传承践行的“共同”责任。为着这一共同责任，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共同富裕作为我国制度属性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与本质特征指导实践，并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由普遍贫穷走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新时代，薪火相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正反两面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时代任务，紧抓主要矛盾，将实现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结合，在战略目标层面，将共同富裕看作“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在实践中以消除贫困与改善民生为抓手，制定行动纲要，接力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由全面脱贫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转变。二是从政党领导方式、人民参与方式与共同富裕实现方式的内在关联看，对于“发展起来以前”的中国而言，在人民群众普遍物质匮乏与利益结构由僵化、分化到合理分化与整合的变革趋势下，共同富裕多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形式推进。新时代，面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推进共同富裕必须以科学方法为引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前提，以中国特色社会制度为根本保障，以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为根本依靠。其中特别是要凝聚全员共识，促进全体成员在共商、共建过程中“共同”参与、“共同”计划。三是从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稳定的关系看，由于实现共同富裕并非短期问题，需要综合谋划、长远推进，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应以久久为功与长治久安的战略眼光，筑牢风险“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意识，充分估量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引致风险的原生因素、派生因素与潜在副作用因素；
充分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5]以共担、共治的可持续性促进共同富裕、经济发展、风险防范与社会稳定辩证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共同富裕时强调:“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6]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在推进共同富裕具体实践中，如果没有正确舆论引导，极易造成模糊认识、错误认识，导致人民群众难以充分估量共同富裕的客观性；
加之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与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复杂，不良舆论环境也极易导致不良社会心态与不稳定社会现象产生。这实质为我们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提出了更高要求。准确把握共同富裕本质与特征，立足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共同富裕道路——正确引导舆论是首要任务。
长期以来，从中国传统文化天道均平、抑强扶弱、均田免赋的大同传统；
到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太阳城、实业制度与和谐世界的理想构思，共同富裕多以“美好愿景”的形式引领人类发展。尽管随着马克思以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同富裕得以突破理想藩篱，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建构起实现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并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确证了现实可能性。但由于共同富裕不能短期实现以及其长期作为“理想图式”的价值判断，导致人们在认识共同富裕时往往难以脱离“均贫富”与“乌托邦”的思想窠臼，在实践中难免将其看作宣传口号。对于人民群众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争议，在舆论引导中，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引领导向，立足共同富裕历史性与时代性、长期性与阶段性特征，重点阐明共同富裕不是“乌托邦”与“理想国”，不是宣传口号，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不是整齐划一、平均主义，不是超越阶段的事情；
而是以一定历史前置条件为基础的，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现实任务。在这一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7]“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8]的论述实质为我们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提供了行动指南。
共同富裕具有民族性与开放性特征，如前文所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共同富裕是各国人民共同富裕，是全球人类共同发展。基于全球视角，共同富裕由于内含共建、共治、共担、共享等核心要义，实质是中国践行全球人类共同价值的体现。新时代，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各国人民共同富裕，除正确引导舆论之外，还必须构建并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当前，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治理呼吁新秩序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现代化进程并积极引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现状，导致以西方为中心的舆论场更多将中国对共同富裕、共同价值的追求看作“中国威胁论”，并以“唱衰中国”为目的。面对舆论引领与国际传播方面西强我弱的“话语权逆差”，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我们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以中国共同发展叙事、共享发展叙事与推动全球“一带一路”叙事为切入点，在国际—民间—公共三重话语空间及时有效应对别有用心的舆论宣传；
同时更加注重国际传播力的构建，提升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与共同富裕战略的国际话语权与感召力。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正确舆论引导与良好舆论环境，更需要有强有力的推进共同富裕的执行力。提高共同富裕执行力是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色，他多次强调要坚守人民情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一般与普遍的意义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做好顶层设计、方案布局与政策落实。据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原则与理念，将共同富裕融入国家发展规划，着力解决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急难愁盼”问题。一是在宏观层面更加客观认识共同富裕的过程性。着眼长远，注重共同富裕目标设置间的有机衔接，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与“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并在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意义上，进一步将共同富裕长远目标与社会发展远景目标，共同富裕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与精准扶贫等阶段性目标互嵌融合。着重考量社会系统各要素间有机统一，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内生动力，以协调发展平衡统筹共同富裕进程，以绿色发展解决共同富裕可持续性问题，以开放发展夯实共同富裕外部条件，以共享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惠及全民。着眼阶段，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强调共同富裕“等不得，也急不得”，要“实打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办好”，“总结经验，逐步推开”，促进共同富裕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有机衔接。二是在中观层面更加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整体性。将共同富裕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推进。三是在微观层面更加注重共同富裕的针对性。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在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中落实共同富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综合考量我国发展节点处于后发现代化初级阶段、空间格局受地理环境框架性制约、产业格局受资源分布与政策影响、人口格局呈现发达地区吸附流动等特殊因素，充分认识共同富裕群体间、区域间特殊性，处理好公平与效率辩证关系，并以此为抓手进一步具体化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公平与效率是影响我国共同富裕样态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对基本矛盾。在实践中，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公平与效率的对立源于公平在容忍差别与避免差别过大的意义上意味着给予每个人所应得的权益并平等对待；
而效率则相反，效率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社会财富累计速度、劳动时间节省程度、人力资本使用程度的意义上意味着竞争、分化与差距。统一源于公平与效率在否定普遍贫困、否定绝对平均主义、允许合理差距，追求社会发展速度、发展程度、关注社会发展状态等方面存在理念契合性。但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要将公平、效率从矛盾、对立关系转化为统一、良性关系，实现两者有效结合，仅依靠理念契合是不足的，还要在实践中通过一定措施最大限度实现两者间正向互动。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正确处理两者辩证关系中强化突出共同富裕公平与公正、效率与效果、统一与多样的关系。一是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更加注重处理好公平与公正的辩证关系。在致力于普惠公平、发展公平、竞争公平、参与公平等的同时，注重分配公正，强调做好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性安排；
注重社会公正，以持续纠治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扶贫环保等领域的腐败和不正之风，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是在处理好效率与效果的辩证关系中，更加关注效果，强调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三是在处理好统一与多样的辩证关系中，更加突出协同发展、区块发展与因地制宜发展的内在关联，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蕴含极为丰富的科学思维方法，这里主要从系统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与底线思维等方面分析论述。这些科学思维，无论是从某一具体思维考量还是从整体考量，对于推进、落实、实现共同富裕，都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从每种具体科学思维方法来分析，系统思维主要体现在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整体性、平衡性与开放性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总体概念，突出强调共同富裕全局性、全民性、全面性、全球性等思维特质，统筹局部与整体、个体与全体，在系统与环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中推动共同富裕实现质的跃升。历史思维主要体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方位研判，尊重我国探索共同富裕历史规律，在汲取我国以往推进共同富裕的经验教训并坚持、发展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历史思维要求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在历史辩证法、历史动力论、世界历史观中思考分析共同富裕问题，进一步探索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规律与道路规律。战略思维主要体现在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上。共同富裕首先是一个战略问题，共同富裕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共同富裕时综合考量共同富裕为了谁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布局的全局性问题，推进过程的长远性问题，立足当前，并着眼长远规划当前；
跳出局部，并站在全局谋划局部，从战略制高点把握共同富裕的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
辩证思维是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中最具普遍意义的方法。辩证思维一方面体现为共同富裕要处理好内部各要素、各维度以及这些要素、维度间的相互关系。如前文所述，要处理好群体间、区域间、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处理好公平、公正、效率、效果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当前与长远、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体现为必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重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掣肘共同富裕的难题。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共同富裕时重点指出民族地区要找准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要重点保障民生问题等等，均以解决主要矛盾与矛盾主要方面为方法论，推动矛盾向好“转化”，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创新思维体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共同富裕顶层设计与实践路径创新。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决定就是运用这一思维方法的突出体现。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不仅是新发展阶段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做出的先行先试，也是在全国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思路创新。这一示范区将重点解决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并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设美丽家园等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亟待探索填补空白、提供省域范例的问题，这就为今后我们因地制宜布局部署共同富裕提供了方案借鉴与比对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运用创新思维综合考量各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模式和路径。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蕴含极为丰富的底线思维。底线思维体现在我们必须始终坚守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底线，为共同富裕提供方向保障、制度保障与主体保障；
必须从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高度把握共同富裕，严格把控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有可能会引发重大风险的隐患关口，合理把控共同富裕程度差别、进度差别、区域间差别与主体间差别，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与不能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底线；
必须完善兜底性救助体系，做好兜底性保障工作等方面。当然，以底线思维推进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要在各个方面不惜一切代价保底线。例如，推进共同富裕根本底线不能动摇，但对于守住合理差距的底线，要在质量互变规律中把握好“度”的界限；
充分认识到在一定范围内，提高控制差距的力度与提高“共同”的程度虽成正比例关系，但如果超过合理界限，苛求控制差距，共同富裕将走向平均主义的极端。
从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蕴含科学思维方法的整体看，这些思维方法既相互区别，又互动共生，融为一体，统一于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首先，系统思维以结构论视阈综合统筹事物有机构成中各个部分与各个要素，从整体上协调共同富裕；
辩证思维则从这些部分与要素的相互关系入手，向既有利于整体又有利于部分的方向努力，两者相互贯通、相互关照，共同构筑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合力”。其次，历史思维融入战略思维之中，提高共同富裕战略的历史性、可行性与科学性。当然，从思维方法的本质来看，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历史思维并不仅与战略思维相关联，而是渗透于其他每一科学思维方法之中，作为这些科学思维方法的基本元素起作用。再次，创新思维与底线思维密不可分。创新思维为共同富裕提供方法论指导与动力突破，增强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底线与补短板、扬优势的能力；
底线思维从最根本、最关键处着手纠正共同富裕方法创新、路径创新中可能出现的偏差、错误，确保共同富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综上可以看出，当下如何以这些科学思维方法为指导，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总体思维，以整体性思想为统领解决共同富裕中的复杂性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应有之义与关键所在。因此，我们既要始终如一发挥每一思维方法的引领作用，又要与时俱进发挥这些思维方法的关联作用，在统筹协调问题与有效应对风险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共同富裕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9]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所在。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就必须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出发点、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奋斗目标，夯实共同富裕群众基础，提升发展之于全体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高质量”意义。因此，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共同富裕道路的核心要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要求我们必须贯彻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要求，但又要遵循发展紧紧依靠人民的根本路径。新时代，实现这两者高度统一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深厚情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坚持并贯彻人民主体观”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紧紧依靠人民攻坚克难、砥砺辉煌的宝贵经验。新时代，“人民主体观”中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更是推进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根本遵循。因此推进共同富裕必须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以人民为中心启蒙、激发并培育人民主体性，这是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的前提与基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审视时代发展大势，在汲取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精华，吸纳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与秉承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方法的基础上，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于共同富裕全过程；
同时进一步把人民群众视为“发展的主体”，强调要“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10]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与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相统一，培育人民主体意识、满足人民主体需要、维护人民主体权益、提升人民主体能力，围绕共同富裕中心任务有目标有导向凝聚人民发展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造人人参与大格局，使以人民为中心真正成为紧紧依靠人民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支点”。
同时，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赋予了“人民主体作用”以新的时代内涵，扬弃以往不同历史阶段对人民主体作用的单一规定，以多元为导向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实践主体、认知主体、逻辑主体与权利主体等多元主体身份；
巩固人民群众经济主体、政治主体、文化主体与社会主体等多元主体地位；
挖掘人民群众自主自觉、自为能动、自决创造、自由发展等多元主体特性；
积极创造发展机遇、创新发展环境，在激发发展诉求、保障人民安全、革新权利责任等方面创新方式，确保了共同富裕实践中人民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如在创造发展机遇方面，注重促进他构与自构相结合。加强外部条件创设与提升人民主体能力间的双向互动，“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11]确保人民群众有渠道、有方向发挥主体作用。在创新发展环境方面，注重促进正向引领与人人参与相结合，在优化发展环境中倡导避免“内卷”与“躺平”，确保人民群众有热情自由发挥主体作用。在激发发展诉求方面，注重将物质激励、政策激励、精神激励、榜样激励相结合，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参与感、幸福感、荣誉感，确保人民群众有动力自愿发挥主体作用。在保障人民安全方面，注重处理好财富增长安全与人的全面发展安全间的辩证关系，确保人民群众有底气发挥主体作用。在革新权利责任方面，扬弃只强调义务而忽视权利的单边“义务论”，积极引导人们在尊重权利、维护权利中守责尽责，确保人民群众有意识自为发挥主体作用。
当前，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要更加注重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2]新发展阶段，只有激发广大农民内生动力，不断壮大农民队伍，不断提升农民能力，不断调适和改进乡村振兴政策，引导亿万农民关注、推动、融入共同富裕，才能加快推进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与进度。在这一层面，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足”为导向，指出要“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13]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主要内容，即要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发挥农民建设主体作用；
围绕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农民治理主体作用；
围绕追求美好幸福生活，发挥农民共富主体作用等等。并强调要在具体实践中以多举措切实保障农民充分发挥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