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时期文艺社团的发展及转向

王俊虎,张陆洋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直接文化领导的体现, 实现意识形态的领导不仅依靠文艺作品去体现和传达, 同时还需要文艺政策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显然,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与知识分子通力合作的成功实践, 带动了边区文艺活动的繁荣发展。

延安时期的文艺具有特殊的涵义, 从早期文艺为抗战救国服务到后期文艺为建立新国家所需要的话语服务,都包含着强烈的“功利性”。

即所谓的文学艺术信仰,文学艺术作为一种主观性较强的形式, 是知识分子运用多种手段对现实生活进行反映的表现。

而延安文艺作为特殊境遇下所产生的文学艺术, 必定会显现出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质。正如有人认为,延安文学“是一种具有自身规定性的现代性文学,是一种基于信仰和趋于信仰的文学”[1](P8),同样作为包含延安文学在内众多艺术形式的延安文艺同样也显现出明显的信仰倾向性。不可否认的是,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是左翼文学家以及对延安怀有热情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

再加之,党对文艺工作的指示与鼓励,使得知识分子进行的文艺活动也带着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虽然党对知识分子施行宽松的文艺政策,以充分保证知识分子的“信仰”表达,但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文艺活动还是需要一定的“组织”进行“管理”。于是,在党支持之下的文艺社团纷纷成立,从侧面来看其文艺活动的准则,是党对现实的状况、政治目标以及相关文艺政策的充分展现。

1937 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延安作为中国西北部城市,偏远的地理位置,给党进行文化建设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与此同时边区的人民群众长期处于闭塞性较强的山区地带, 其现代性的文化心理有待进行深层次的开发, 需要进行相应的文艺政策对边区人民群众进行“开化”以满足党“全民族抗战”的政策目标。

1937 年11 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成立,体现着在抗日救亡统一战线面前党及知识分子通过文艺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战的政策实施。早期文艺社团的成立以及其所展现的具体功用,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于1937 年《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中讲到的有关政策,“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2](P355)同时在面对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对“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3](P312)的强调也可以看出党对知识分子发挥“战斗作用”的肯定。

在延安有关“文”的建设离不开党与知识分子的鼎力支持, 尤其体现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支柱进行文学艺术活动的文艺社团。

有关于文艺社团的成立,党中央领导人坚持着几项原则问题:其一,为了抗日的要求;
其二,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
其三,调动广大人民群众;
其四,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党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政治要求离不开文化建设,文化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展现。因而,在延安时期开展的以社团为载体的文学艺术活动, 不仅仅是现实形势的急切需要, 同样也是掌握意识形态话语的关键。

建立新文化成为延安时期党重要的战略任务, 但现实情况是一群长期处于封建迷信教化下的边区人民,其“未开化”的家国心理使党一系列的战略目标无法及时展开。于是,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被党领导人所提及。

1936 年10 月丁玲等人率先到达延安, 随后一大批知识分子追随着潮流到达延安, 知识分子们饱含热情来到延安,期望在延安做出“大事业”,文艺社团的成立成为了他们实现理想抱负的第一步。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从五四时期就已经强调他们的“功能性”作用,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境况,知识分子们操持着国家大义的信仰, 并且运用一定的手段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们还肩负着启迪民众的作用。由此可见,自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份就被定位在启蒙大众, 引导群众进行多种形式上的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的运动。

在延安时期的边区同样面临着国内与国外双重的“战争环境”,此时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五四时期敏锐地关注社会实际动向的眼光, 并通过自身的文学艺术创作对现实状况进行如实刻画并且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了肯定与颂扬。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文化功能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给延安蒙上了一层“圣洁”的光辉,同时也使党中央看到了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主力军的中坚力量。于是,中共中央在1939 年12 月发表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中讲到:“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P618)中共中央一系列欢迎知识分子来延安的文化战略, 使得延安的文化生活异彩纷呈。

据统计,到1940 年前后, 延安所建立起来的文艺社团共有100 多个。

文艺社团的成立,离不开进行文学艺术活动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给延安带来的文化氛围以及被调动起来的工农群众积极性, 使党看到了自身关于知识分子引进战略的初步胜利。于是,有关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建构合法性权威和赢得马克思主义话语权”[4]就正式提上了日程。

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着延安时期党的文艺政策,但是来自各方的知识分子在宽松、理想的文化环境之中,其原本固有的“文人气息”就慢慢的显现出来, 这就是知识分子难以避免的“动摇性”,需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加以引导和改造。

1941 年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初步展开,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讲到:“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

”[5](P795)该报告针对的是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 矛头率先针对的是党内的干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党已经开始着手于针对知识分子进行有关马克思主义化的改造。

朱鸿召谈到:“通常所说的延安整风实际上包含三个层次的意义:其一,是中共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
其二,是对一般党员干部的作风整顿,思想统一;
其三,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精神清洁”。[6]从第三个层面可以看到,党已经看到知识分子的潜在的思想偏离现象并且将其上升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于是,针对此类现象党开始逐步采取行动进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不仅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通过这场教育运动,改造后的知识分子为党的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尽管整风运动前一些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之风萌发, 但是党关于广泛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并未发生改变。

1941 年6 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表明党仍保持着延安开放的文化氛围, 对知识分子始终抱有欢迎的态度给延安时期的文艺社团的建立、 文学艺术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些都成为了知识分子作为有利于党的革命事业的文化输出者以及确立党在思想文化领域优势的重要政策表现。

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延安之后, 丰富的文学艺术活动如火如荼地在延安上演, 文艺社团的大量成立, 为文艺活动的开展以及党的政策宣传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样是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新文化运动催生下文学社团的蜂涌是革命推动下知识分子启蒙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揭露黑暗、 表达时事、 抒发情感成为了文艺界的创作主流。

二十多年后的延安,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战争环境,一批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文艺重任,启蒙大众进行抗战救国成为了文艺界的迫切目标。

文艺社团的纷纷建立, 给知识分子搭建了可供实现文学理想的平台,同时也建构起了笔杆子同党、工农群众沟通的桥梁。

延安时期文艺社团所进行的文学艺术活动不仅展现着知识分子对文艺的态度, 同时也能从中折射出党的相关的文艺政策。1936 年11 月,党关怀之下的第一个文艺社团建立, 即以丁玲等人为发起人的中国文艺协会, 其行动纲领为:“培养无产者作家,创作工农大众的文艺”、团结文艺工作者“以无产阶级的文学思想来推动。”[3](P305)。显然,党在扶持文艺社团建立的同时也向文艺社团灌输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 用以保证文艺社团进行文学艺术活动之时不偏离现实的实际情况以及党相关的文艺政策要求, 从而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表达。

尽管中国文艺协会存在的时间仅仅只有一年, 但是它开启了党在延安时期进行文化事业建设的第一步。

随后,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 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等接连成立, 其成立的行动纲领以及其所从事的文学艺术活动都是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服务。同样为满足广大工农群众的审美要求,类型多样的文艺社团也带来了异常丰富的文学样式,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各种文艺活动在延安这所边陲小城如火如荼开展了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 延安时期成立的文艺社团不是知识分子单打独斗的平台, 其本身的文化功效是带动自身的社团成员进行文学艺术活动, 同时也要遵从党的文艺政策进行大众化的文艺普及, 动员和组织广大的工农群众积极参与文学艺术活动。

文艺社团的成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早期文艺社团的名称及其行动纲领可以看出,在1940 年之前,文艺社团突出的文艺纲领为“抗敌救亡”,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参加文艺社团活动的讲话中,在各文艺社团成立的宣言中,都强调用“文”的武器打败敌人,“推动全国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以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

”[3](P333)同样,文艺社团的活动不局限于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同时也组织“文化人上前线”,充分地贯彻了党有关重视笔杆子加枪杆子的政策,落实了“文学艺术者也应当发挥自身的作用, 以文艺的手段上前线鼓励战士”的意见,回应了抗战救国的政治策略对文化方面的要求。

1940 年之后,延安宽松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显著,延安文化俱乐部、鲁迅研究会、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 西北文艺工作团等文艺团体的成立充分显示了党及知识分子开始着重强调文艺发展的思想学术价值。

一方面可以从社团的启事等看出众多社团宣扬学术理念的倾向,正如鲁迅研究会指出 “俾使从多方先生的精神、思想、学术、创作……显其真价,得以发扬。

”[3](P442)小说研究会提到:“讨论会员作品外, 还讨论一般文艺理论问题,如语言、人物等。

”[3](P466)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其社团名称、 宣言等看出这些社团强调对文学艺术本身的研究, 即便是这些文艺社团仍然保持着为革命事业、为建立新国家服务的愿望,但在更深层次可以鲜明地看到文艺社团的创作走向及其文学艺术活动的倾向性, 具体表现在文艺社团成员的文艺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 “个人化”特征。

童庆炳认为:“文学的倾向性就是作家的政治立场、 思想观点和情感态度在作品中的明确反映。

”[7]这种倾向性不仅单单体现在文学方面,同样也体现在知识分子进行的多样化的文学艺术活动上。

延安时期的文艺社团中知识分子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 但是又不乏存在一些带有个性化的文学艺术创作以及相应的文学艺术活动。

特别是延安文化俱乐部的建立, 以其独特的文化氛围成为了延安时期靓丽的文化景象。

延安文艺俱乐部从成立到后期多种文娱活动的开展, 是党的文化策略的鲜明体现,“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应设立文化俱乐部一类的地方”[8](P499)党给予了知识分子充足的文化自主权以保证知识分子从事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使其更好地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事业服务。但是也能看出,党在给予文艺社团充分的自由进行文学艺术活动的同时社团内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偏离现象也很突出, 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之下逐步摒弃了以往的创作观念,但实际上这种偏离一定程度上还是超出了党中央对知识分子实施开明的文化政策的预期, 集中地体现在知识分子没有与人民群众进行深层结合、文艺作品的大众化还不够显著等方面。

1940 年《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讲到:“团体内部不必有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 以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的时间”“纠正有些地方把文化团体同其他群众团体一样看待及要他们担任一般群众工作的不适当的现象”[8](P498)。

然而事实上,党对知识分子、文艺社团的态度决定了自身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的掌握,从文艺社团以抗日救亡为主导, 到文艺社团能够保持一定的文学创作自由的转向从表面上来看是党对文艺工作的充分包容。但实际上,不论是党关于文艺社团的指示还是讲话都在潜移默化中传播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政策要求。

众多文艺社团的建立,将各方群众调动起来,依靠文学艺术的力量为党的文化领导做相应的思想准备。

从文艺走向政治,是延安时期文艺的显著特点,反映出党对以文艺社团为依托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鼎力支持与积极引导。

1940 年洛甫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 中明确地强调抗战以来的文化运动是为了建立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服务, 将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活动看作建立新政权的文化支柱, 同时也将文化的发展方向整合在民族、民主、科学、大众的旗帜之下。延安时期的文艺社团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以前进的形式在不断的自我革新, 为融入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而承担起重大的政治责任。

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一系列的开明政策,使得知识分子在延安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去发表言论,但是文艺与政治不可绝对脱离,文艺任何时候、任何时代必然会受到政治的影响。

1941 年从开始针对党内王明错误的政治路线问题到文艺界的普遍整风运动, 成为了党进行自身改造及对文化界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举措。

1942 年,讽刺画展、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轻骑队的“墙报”成为了文艺界整风的矛头指向。

党中央从现象看到了文艺界的本质, 即延安文艺界如果不立即进行党领导之下的整风运动, 那么文艺界的性质将会发生变化,党所希望的运用文艺进行意识形态整合、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功能将丧失效用。于是,党对于知识分子进行文学艺术活动的包容、 宽松态度发生了改变, 从支持广大知识分子进行多样化的艺术实践、 扶持文艺社团的建立到对文艺社团所从事的文学艺术活动进行相应的审查、 引导乃至整改, 说明了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活动已经被纳入到党的文化战线之中, 需要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整合至在符合无产阶级政革命话语之下,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

整风运动之前, 由启蒙大众走向抗日救国的文艺目标是文艺界的主要任务, 延安对于知识分子的文艺政策就是排除一切外部因素为其创造良好的创作环境,同时辅助各种文艺社团的建立。延安文化俱乐部就是党对知识分子充分照顾的重要体现。

延安文化俱乐部的建立从早期的场地布置到后期文学艺术活动的开展就明显体现着“文人气息”,“布置了沙发、地毯,还有挂灯(油灯)和漂亮的木器家具,有古色古香的瓶、壶、碗,门窗绷了薄纱,墙壁涂了颜色,颇有“文化”气氛”[3](P380),甚至进行跳舞夜会, 尽管文化俱乐部在延安时期为延安知识分子、 延安群众创办了可供学习以及娱乐的场所, 但是在闭塞性较强的延安其略带“情调” 的娱乐活动以及脱离群众的文学艺术创作显然与现实情况格格不入, 其所透漏出来的小资之风也是不言而喻的。同样,后期众多的文艺社团在给延安带来文化活力的同时也表现出脱离群众路线、追求艺术的审美价值的趋向。

有些人认为“延安文艺太土”“过去的那些节目只是豆芽菜。

”[3](P5)于是, 这些知识分子就开始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进行文学艺术创作。

这些知识分子在党“抗日建国”的政治目标面前,背离了现实的文化任务,当然这些不仅与知识分子来延安之前的文化经验有关,同时也与知识分子本身不坚定的政治立场及文艺审美趣味有关。

党针对知识分子偏离文艺政策开始了相应的调整,1942 年,《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文章的形式具体谈论“三反对”和“八条罪状”,给知识分子之后的文学艺术活动作出了明确的要求与规划。

自1941 年起,毛泽东看到了延安文艺界创作倾向的变化, 明确地针对文艺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与丁玲、萧军等众多知识分子进行对话交流。与此同时深入了解到知识分子有关自身的思想问题以及其文学艺术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脱离延安实际的倾向。

毛泽东与党中央都将文艺工作看之成为与革命事业并轨的另一条路径, 但此时延安有些文学艺术活动显然违背党相关的文艺事业要求, 需要系统的文艺政策对阻碍革命以及偏离文艺发展方向的行为加以调整。1942 年5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 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工作的革命性质,“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学习问题。

”[5](P848)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知识分子是文艺社团的“力量来源”,其对文艺工作的态度决定了文艺社团是否能够起到“齿轮与螺丝钉”的功效。然而,讲话之前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双重考验的情况之下, 就容易导致文艺工作方向的偏离。

知识分子容易用小资产阶级的品味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文化隔膜”、以自身的审美趣味过度拔高工农群众的鉴赏能力、 忽略文艺的阶级属性、忘却延安文艺的政治任务等等,同时这些知识分子们以社团名义开展文学艺术活动也难免会沾染上以上种种问题。

延安艺术剧院在青年俱乐部上演的《延安生活素描》、戏剧社团组织上演大戏与洋戏、 延安美协主办的美术展览会等不约而同地显现出了延安文艺社团发展的偏向。

《讲话》之后,延安的文艺社团纷纷做了相应的工作调整。

一些文艺社团在《讲话》的指引之下对以往的文艺工作的缺点进行总结改正, 同时开展内部整风学习制定新的文艺工作路线。

正如延安艺术剧院以积极的心态歌颂延安的光明, 创作并演出了《边区医药队》《前期医药队》《民兵》三部剧目、西北文艺工作团创作演出了《一朵红花》《边境线上》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秧歌剧;
同时,另一些文艺社团在整改之后, 将重心放置在群众工作之上,应和着毛泽东有关鼓励知识分子下乡、与工农群众一同生活以真正了解工农群众的相关号召。于是,走向乡下并且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成为了知识分子的第一选择, 如1943 年边区美协、边区剧协等会员纷纷下乡工作,实现文学艺术活动充分与群众结合的文艺政策。

文艺社团的功用是联合各方文艺工作者,为共同的文艺目标通力合作奋斗。

延安处于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建设文化事业需要特殊的文学艺术活动, 即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而不断需要进行文艺政策的调整来发展适应党文化工作的文学艺术活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党关于文艺路线的一次系统性阐释,对延安文艺界起到了“清洁精神”的功用。

众多的文艺社团对自身的偏离之风以及对现实认知的偏差进行了深刻分析,并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将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又带到了另一片天地。自《讲话》之后,延安文艺界出现了一批萃取民间文艺形式, 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社团,如1942 成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1943 年成立的枣园文工团、1946 年成立的延安中央管弦乐团等。

这些文艺社团在《讲话》 的指引之下主张将旧的艺术形式进行彻底地改造,且创作和演出一批反映人民生活、歌颂革命斗争、宣传党方针政策的文艺作品。

1943 年边区美协、边区剧协等会员纷纷下乡工作,实现文学艺术活动充分与群众结合的文艺政策。

不可忽视的是,《讲话》 之后由于党对文艺工作指明了具体的方向, 各文艺社团一方面对以往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与总结, 另一方面也积极寻找自身的转向以更好地发挥自身联系党与人民群众的纽带作用。这些文艺社团在《讲话》精神的引导之下,转向落实“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文艺根本宗旨。

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鲁艺实验团的话剧《军民之间》、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等文艺作品的出现,可以看出《讲话》后各类文艺社团坚定贯彻党的文艺工作方向,这些文艺作品不仅在创作内容上反映工农兵的现实生活,同时采取“人民听得懂、看得懂”的创作形式。此后文艺社团的转向更贴近了工农兵的生活,这不仅能够更好发挥文艺的革命教育功能, 也推动了党在边区的文化建设。

《讲话》之后的许多文艺社团主动调整了自己的文艺作风与文艺路线, 体现了延安文艺界为新的人民文艺进行努力的新征程, 与此同时也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重视文艺导向作用的体现。

由于党对文艺的直接介入, 使得文艺社团的工作路线被规范在党的文艺政策之下, 以文艺社团为重要表征的延安文艺也在《讲话》之后逐步走向体制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后,延安文艺作为党的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被移植到当代文学的建设之中,延安文艺以其能够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特殊功用成为了当代文学发展的“指向标”。

然而当代文学发展的场域已然不同于延安时期,将延安文艺“由延安时期战时环境的区域化特征上升为一种整体性的‘国家文学’形态”[9]需要考虑到当代文学发展的时代特征。

文艺社团的成立与转向是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样也与时代的要求息息相关。延安时期文艺社团的成立、 发展与转向同样也是延安文艺发展轨迹的一种合理呈现。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延安文艺的转向不仅是当时党对文艺资源的一次集中整合, 同样也是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文艺领域提出的一种具有前瞻性的要求。

从个体的知识分子到有共同选择的文艺社团, 其中所显现的不仅是文艺自身的凝聚力量, 也是将文艺从“小团体”转变成为“大世界”的过渡桥梁。

延安时期的文艺社团坚守着同一的文化目标, 发挥着文艺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以配合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这种以文学艺术活动为表征的形式将符合党的意识形态的文艺政策以易于接受的方式向群众进行渗透,使得文艺成为了一种革命的坚定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复杂的现实状况中, 党需要不断进行文艺政策上的调整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 文艺社团也以相应的方式对党的文艺政策进行深入推动以实现广大群众对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政治认同。

《讲话》之后,一大批文艺社团转变工作形式,但是这同样也是在党相关文艺政策引导之下的转向。

文艺社团作为延安时期文学艺术工作者进行文艺活动的平台, 从中可以投射出党在文艺工作方面的积极探索以及对文化事业的自觉领导与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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