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宵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 贵阳 550023)
作为美学范畴之一的“崇高”，主要是指审美对象博大粗犷的姿态与劲健雄伟的气势，让人受到激越，给人心灵的震撼。“崇高”教育能引导学生在感受“崇高”的过程中产生敬仰的情怀，提升和扩大他们的精神境界。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崇高”教育如何在职业院校学生群体中发挥作用、如何从高职语文教学中挖掘有现代意义的“崇高”元素，是新时代背景下的高职语文教师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西方“崇高”范畴研究
“崇高”一词最早在西方的修辞学中出现，崇高风格被认为是最高级的一种修辞风格。朗基努斯认为作家只有拥有豁达的胸襟和高远的志向，写出的文学作品才具备“崇高”的美感[1]，至此，“崇高”开始从修辞学的范畴引入文艺美学层面。伯克从生理学角度解释“崇高”：那些以某种表现令人恐惧的，或者那些与恐怖的事物相关的，都是崇高的来源，崇高来源于心灵所能感知到的最强烈的情感[2]。康德认为只有在我们发现恐怖景象不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威胁时，内心深处某种情感会与恐怖景象产生交融，获得一种更高层次的美的体验，这种内心深处的情感就是“崇高”[3]。马克思把唯物历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用在对“崇高”的研究中，认为当“有限”的个体历经磨难、排除困难去追求“无限”高尚的理想、纯洁的道德时，往往能引发人们的“崇高感”[4]。
(二)中国“崇高”范畴的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专门关于“崇高”的研究和论述，但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与“崇高”观念相似的 “大”。“巍巍乎！唯天为大”[5]，“崇高”最早用于赞颂至高无上的“天”，孟子发展了“大”的概念，“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6]。尽自己的善心，就会觉悟到自己的本性，懂得了天命，就能到达崇高境界。受文化的影响，不同于西方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从英雄超越灾难、救世救民方向来体现“崇高”，儒家文化占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更侧重于从个人内在修养、超越自我的精神状态来表现崇高，“内圣”“正己”等体现“崇高”的元素的分量重于“齐家”“治国”等元素。
面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尚未成熟的学生很容易产生精神迷茫，失去对崇高的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京津冀协同发展时，寄语南开师生“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7]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拓展和深化了“崇高”的内涵，指出实现“崇高”的领域可以有很多方面，一个人在事业、精神、情怀、信仰、境界、理想等领域都可以践行“崇高”。
充分挖掘高职语文课本中的“崇高”元素，有助于发挥语文教育的德育功能。本研究以徐中玉、齐森华主编《大学语文》(2007年版)，王荣生、吕志敏主编的《大学语文》(2014年版)，陈桂良、方澍、钟迎春主编的《新编高职语文》(2019年版)与孙昕光主编的《大学语文》(第三版)为研究对象，探讨以上4部教材中可挖掘的部分崇高元素，以期为高职语文教育提供参考。
《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程，除了教给学生语文专业知识外，也有重要的育人功能。“崇高”作为一个审美范畴，一种心理状态，可以帮助高职学生找到精神支柱，引领他们前进的步伐。
(一)民族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作为一种以地域范围划分的群体形式，在当今社会最能让个人找到关于自己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宿感，它不仅能产生聚合情感与价值的能量，而且可以在个体生命中建立起成为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的心理范式，塑造出众志成城的认同感和以共同体价值为本位的价值观。
孙昕光版《大学语文》中的《听听那冷雨》《都江堰》中作者笔下的“雨”“都江堰”都是代表祖国的物象。在台湾的余光中把对祖国的思念化作那冷雨，在写作中表达自己对家乡无尽的思念之情，体现的是身为中华儿女对归属感、认同感的渴求，对民族、对祖国坚定的追随。余秋雨则是把对祖国的崇尚表现在对历史工程——都江堰的赞叹中，体现了在自然的征服方面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在他们的笔下，祖国便是崇高，是精神的引领。孙昕光版《大学语文》中选择的《黄河颂》、徐中玉版《大学语文》中选择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等篇目以现代诗的形式，营造浓郁的抒情氛围，用最直接、最热烈的情感表达对祖国母亲深沉的爱。在诗人的笔下，“黄河”“祖国”意象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化身，引导学生吟咏这些诗歌，身心徜徉在这类诗歌里，以国家成就的见证人和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来体验文本，会促使学生滋生出浓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与民族自豪感，明白自己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个体，是伟大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崇高感油然而生。徐中玉版《大学语文》中选择了捍卫楚国、宁死不屈的屈原诗作《离骚》，诗人因为超越死亡、视死如归的情怀成就了崇高的最高形式，因为对国家存亡的关注，战胜了个人潜意识里对死亡的害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作为汇聚国家意识的仪式，是崇高最绚烂的呈现。孙昕光版《大学语文》中的《采薇》《百合花》《苏武传》《赵氏孤儿》，王荣生版《大学语文》的《觅渡，觅渡，渡何处》，这些篇目里的主人公有士兵、有农家媳妇、有出使者、有文人，最重要的是他们与当下的我们都有同一个身份——中华儿女，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进入情境，揣摩主人公身上的爱国情怀，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唤醒日常生活中个体作为自己国之一员的身份，唤起了自我与民族、国家相关的具有安全归属感的存在意识和自豪感，使崇高的价值认同得到升华。
(二)家
这个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希望也不再寄托在超越者身上，却已经落实到尘世的层次；
它可以由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改变，因此我们对于现世寻求圆满的可能性充满信心[8]。为了追求现世圆满，实现自身价值，当代人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出路，家庭审美成为现代人最贴近生活的审美方式，家庭作为个人衣食住行等物质活动的主要社会单元，成为了崇高生成的主要场景。
孙昕光版《大学语文》的选文《怀恋萧珊》，文章写到了妻子萧珊对于巴金精神上的坚强支持，巴金被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每当巴金诉苦般的说：“日子难过啊！”萧珊也会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她总会加上一句“坚持就是胜利”。两人相濡以沫的深情就在这一呼一应中自然地体现了出来。和许多中国家庭女性一样，在经历苦难挫折时，萧珊克服女性特有的胆小害羞的特点，变得格外勇敢，主动挑起家庭重担，她的坚韧成为整个家庭在艰难岁月中最有力量的支撑。让学生赏析此类文章，感受承受苦难时，“家”的重要意义，置身在家庭成员之间脉脉温情的抚慰下，促进学生重拾起对“家”的价值认同。陈桂良版《新编高职语文》选文《陈斌强：孝子·良师》，主人公陈斌强照顾患上痴呆的母亲、摔断脊梁背的九旬高龄的奶奶，用自己一个人的肩膀托起了整个家庭的希望，他的故事正是当代生活中万千平凡的小人物的真实写照。孤苦无依的个体，在克服困难的奋斗中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定位，身上散发出崇高的光芒，崇高而平凡化形象的确立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再次感受到“家”的重要与分量，清晰地明确了自己在家庭中作为兄长、身为子女的价值，崇高感、责任感油然而生，实现了心灵的升华。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了全新的价值认同过程，这正是一种作为家庭、社会一员，敢于承担责任的崇高的生活信念。
(三)他者
在这样一个文化中，仍然有英雄崇拜，但只是对那些非常善于做各种不同事情的、特别出众的男女的羡慕。这样的人，不是那些知道一个奥秘的人、已经达到真理的人，而不过是善于成为人的人。[9]在个人对于生存的意义陷入焦灼状态、深陷入价值危机时，必须在日常生活中的有限意义域中找寻，找寻到与个体具有等同命运的他者。这个他者成为了在现实生活中最贴近个人的崇高形象，它将寻找价值的道路铺设在现实生活中。“崇高”具体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人都可以演绎“崇高”。
王荣生版《大学语文》选文《新时代的中国工人徐振超》主人公徐振超是青岛港一名普通的吊车司机，只有初中文凭的他，却成为了一个一年内两次刷新世界集装箱装卸纪录的人。徐振超对职业的高度尊重和在技术上的精益求精，能让学生从他身上获取力量，找到方向。陈桂良《新编高职语文》选文《牧民孩子们的启明星——记“最美乡村教师”阿力甫夏·依那亚提汗》主人公克族小伙阿力甫夏·依那亚提汗是班迪尔乡寄宿小学的一名汉语老师，在大山深处坚守近8年，帮助600多个牧民的孩子走上求知之路，年仅23岁的阿力甫夏在面对职业选择时去到最偏远的大山，燃烧青春岁月照亮了偏远地区孩子们的求学之路，在平凡岗位上演绎出崇高，这份淡泊宁静、甘于奉献的品质是正对职业规划感到迷茫的学生最需要的。孙昕光版《大学语文》选文《老人与海》虽然故事的结局很可悲，但老渔夫桑地亚哥历经失败后仍旧坚持，所塑造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崇高形象让人深受感动。
“崇高”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人类是不断进步的，始终伴随着超越活动，因此“崇高”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是由于具体的文化形态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10]，无论处于任何历史阶段、任何文化形态，“崇高”都是回答“人何以为人”的终极答案，是人在漫长历史星河中的价值支柱。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挖掘“崇高”元素，是在高职语文教学中践行“课程思政”的尝试，能在学生成长成才的路上种下一颗“崇高”的种子，让即将走向社会的学生对于价值与追求可以宁静致远，能承担国家与民族责任，走好每一步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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