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旗 申学锋 史 卫
内容提要：叶振鹏先生作为财政学大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财政史专家。在财政史研究中，叶振鹏先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十分重视运用现代财政学的理论来分析，强调财政史研究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复原历史面貌，而是探索财政历史发展的规律，为现实服务，为财政改革提供借鉴。在此基础上，叶振鹏先生对财政史的研究方法、路径和模式作出了重大开拓和创新。叶振鹏先生还参与创建和发展了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为推动财政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叶振鹏先生在财政史研究上的优良学风和为人处世方面的宽厚谦和，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叶振鹏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财政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财政学科建设的重要创始者、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新时期公共财政学研究者和倡导者。同时，也是中国财政史学科的著名专家，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财政史专委会）的创始人之一，历任第一届、第二届主任委员，长期担任专委会顾问，在财政史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2022年9月8日，叶振鹏先生因病逝世，谨以此文表示悼念。
财政史是财政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政学发展的渊源，是财政理论的基础，叶振鹏先生作为财政学大家，在财政史研究领域也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一）在财政史领域的突出业绩
早在20世纪50年代，叶振鹏先生初登讲台讲授财政学课程时，就将财政史作为财政学的一个部分进行讲授，也由此开启了对财政史近70年的研究历程。他此后能够在财政学理论研究上始终引领时代潮流，取得重大成就，可以说和这一时期对国家财政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分不开。
1976年，为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规律问题的号召，许毅先生联合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闽浙赣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时期的财经史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编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当时在厦门大学经济系任教的叶振鹏先生参与了这一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编写组通过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档案史料，涉及许多人和事，该怎么编写，采用什么样的体例还没有共识，最后在叶振鹏先生建议下采取了历史长编的体例，史料得到合理编排，将史料完整地呈现出来，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其后各根据地财经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树立了样板。叶振鹏先生承担了财政部分的编写工作，为后来根据地财经史的研究作了充分的资料准备和初步探索。
1979年，财政部农税部门决定组织编纂一部《中国农民负担史》作为研究农民负担政策的参考资料。1991年在《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一卷出版后，叶振鹏先生接下了主编第二卷的任务。第二卷反映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民负担，从1840年到1949年这百余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动，国体、政体、制度等等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这也使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异常错综复杂。叶振鹏先生认识到如果单纯地就农民负担而论农民负担，很难把问题说清楚，他将阐明社会形态演变与农民负担性质变化相联系作为全卷的主线，注重分析近代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形态的变化。在阐述各阶段农民负担的性质、内容、特点，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因素对农民负担所发生的作用时，对不同时期国家财政结构和性质的演变及其对农民负担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分析，从而使《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二卷成为一部特色显著的专著。此后，叶振鹏先生又担任了《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五卷的顾问，对第五卷的编写进行了悉心的指导。
1999年，叶振鹏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出版。这部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是在财政史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一次有益的创新和探索，正如著名财政经济学家张馨先生所评价，该书“为建立中国财政史学研究模式和理论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①张馨：《平淡执着总是真——叶振鹏教授财政学术思想简述》，《财政研究》2017年第12期。。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叶振鹏先生就萌生编一部中国历代财政改革史的想法，并有了初步的创意构思。此后史学界虽然有了一些相关研究，但往往局限于对财政制度、财政思想或理财人物的研究上，始终缺乏系统的研究，没有能从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与财政的关系上来研究社会发展与财政改革的关系。叶振鹏先生从历史为现实服务，尤其是从财政改革提供借鉴这一角度出发，推动了财政改革史的研究。该书出版后，不仅受到社会广泛赞誉，而且得到国外专家的关注。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再版此书，反映了该书恒久的生命力。
2014年，叶振鹏先生主编的《中国财政通史》出版，共十卷18册，约800万字。这套财政通史的编写历经14年完成，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中国财政通史，从先秦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充分吸收多年来中国财政史的研究成果，保证全书站在学术最前沿，叶振鹏先生组织各卷作者先行编写了将近50万字的《20世纪中国财政史研究概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为《中国财政通史》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财政通史》以丰富、准确的史料为依据，以记叙和分析中国财政的发展脉络及其发展规律为主线，准确、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历史上财政的演变及其成败得失，总结了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论述了历代财政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影响。2017年《中国财政通史》荣获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
叶振鹏先生主编的财政史著，成为财政史研究领域的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他的业绩除了这些大部头成体系的研究外，还先后发表了《财政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孔子财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中国财政文化辨析》《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公共产品供给及其启示》等论文，从多个方面开拓了财政史研究的领域。叶振鹏先生不仅重视研究中国财政史，而且也重视西方财政史的研究。早在1984年他就发表了《略论资产阶级财政学的形成与发展》，对西方财政思想的形成到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评述。
（二）财政史研究中的思想观点
在叶振鹏先生主编的财政史著和论文中，闪烁着许多与众不同的思想观点，不仅繁荣了中国财政史的研究，而且蕴涵着科学的哲理和深刻的启发。
1.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叶振鹏先生作为现代财政学大家，研究财政史不主张就史论史，提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即立足现实看历史，透过历史看现实。他认为历史上各时期国家的性质与今天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不同，但历史的发展都属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大社会矛盾的发展运动，反映了财政分配和社会生产的相互关系、财政分配与商品交换的相互关系。所以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在历史中可以发现现实社会运行中的矛盾问题，以便及时加以研究解决。他形象地将财政史的研究看作现实财政改革的“实验室”，认为财政史研究对现实财政具有检验的作用。因为马克思说过现实社会的运行就像一台运转的机器，不可能停下来进行检修，要了解现实社会的问题只能把历史作为一个实验室，通过分析研究历史社会的矛盾化解现实社会的矛盾。同理，由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大社会矛盾的发展运动是历史上各时期社会的共同规律，现实社会的各种矛盾也会在历史社会中反映出来。因此，他把现实社会看作研究历史的一把钥匙，强调通过这把钥匙对财政史的研究更加深入和透彻。他认为这就是“通古而知今”“读史知兴衰”的由来。所谓读史可以知更替、知得失，史能使谋学者明、谋吏者清、谋国者智、谋策者度，这些至理名言也须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才能得到理解。
2.财政史研究要为现实财政改革提供借鉴。叶振鹏先生研究财政史特别看重“经世致用”，即历史为现实服务。他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他在《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给财政理论工作者提出来一个严峻的要求，不仅要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改革的经验，而且要很好地探讨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改革，搞清中国历史上财政改革的原因结果、成败得失，分析对今天财政改革有哪些借鉴之处，集古今中外之所长，更好地为今天财政改革服务。①叶振鹏主编：《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在《中国财政通史》总序也明确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改革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还要借鉴我国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说为现实财政改革与发展提供服务，是撰写中国财政通史的主要目的之一。”②叶振鹏主编：《中国财政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17.积极做好民营企业员工的法律援助工作。对民营企业农民工和困难员工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要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受理。积极组织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民营企业，为企业困难职工、下岗职工等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实现应援尽援，营造和谐稳定的用工环境。
此外，横跨财政研究与财政史研究两个领域的叶振鹏先生还强调财政史研究为财政学科建设提供服务，这一尝试在他的研究中早已开始。在早年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中，叶振鹏先生就重视财政历史的研究，以历史研究作为财政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撑。20世纪80年代初，在许毅先生主编财政学教材《财政学》时，叶振鹏先生编写总论部分，通过对中外财政史的深度发掘，为财政的概念、本质、地位作用等讨论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3.财政史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索财政发展规律。叶振鹏先生认为财政史研究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复原历史面貌，而是探索财政历史发展的规律。他的这一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规律”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2页。。斯大林也指出：“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生活发展的规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活动……不应该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的要求为基础，而应该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基础”①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37页。。叶振鹏先生始终把马克思这些论述作为研究财政史的任务和方向。他认为“科学都是研究规律的，包括质的规定性、运行规律性、数量关系的规律等，事物自身及其与外界的相关性及发展变化的规律。财政史既然是研究财政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那就要以历史上财政发展变化的实实在在的史料为依据，通过对史料的辨别和分析，研究财政在发展过程中的运行规律。财政史发展的规律，主要是财政在历史上是怎样发展变化的，是什么因素影响和推动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是什么。”②叶振鹏：《论财政史的教学和研究》，《财政史研究》第一辑。在编写《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中，他再三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历代财政改革就是要探讨财政发展改革的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深刻揭示财政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多方面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③叶振鹏主编：《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由此可知，这位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财政史专家对财政史的研究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更高的追求。
（三）财政史研究方法、路径、模式的创新
叶振鹏先生在财政史领域辛勤耕耘几十年，对财政史的研究方法、路径和模式不断开拓和创新。
1.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财政史。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财政学者，叶振鹏先生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并在其60多年的财政学基础理论与财政史研究中持之以恒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随着研究实践不断反思和深化，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财政史的方法。叶振鹏先生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就是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分析问题，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对立统一运动。他一再强调马克思的论述：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与其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又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上层建筑就会发生变革。只有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生活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他认为，“马克思所发现的这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和一切唯物主义者研究社会变革的理论指南，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的理论方法。这一基本原理要求我们在考察社会变革时，不能就财政论财政，孤立地看待社会现象和事物”，必须寻找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⑤叶振鹏主编：《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他主编的《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一书，就是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一种探索。由此可知，叶振鹏先生的史学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他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财政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与传统的史学观截然不同。
2.用财政学理论指导财政史研究。叶振鹏先生作为财政学大家，常年致力于财政基础理论的研究，为建设我国财政理论、创立和发展我国自己的财政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样，在财政史学研究中他也十分重视用现代财政学的理论作指导。他指出原因有二：首先是财政史与财政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它们的关系是源流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相互兼有的关系，财政史和财政学之间是无法分割的，在今天的财政学中仍然存在着历史上的内容，仍属于富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现实。其次是由财政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财政既是一种经济关系——分配关系，又是实现政府职能和政策的财力保障，是治国平天下的一种重要工具，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和折射出社会各个方面的状况和要求，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基本面，最好、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了解这个国家的财政。中国历史上的财政也同样如此，它是现代财政学的历史，历史上的财政学，用现代财政学理论分析财政史是完全可以的。正是有了财政学理论的视角，使叶振鹏先生的财政史研究有了不同于一般财政史学研究者的方法与结果，为财政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基础理论。在财政史研究中，叶振鹏先生也总是按照现代财政学理论要求的财政本质、财政政策、财政制度梳理史料、分析问题，这一点在他执笔的《财政学》总论①许毅、陈宝森主编：《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从财政政策、财政制度和财政本质三个方面考察财政的历史演进，理论分析和史料解说相互配合、环环相扣，可以说是他用财政学理论指导财政史研究的范例。
3.把历史事件放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大背景下研究。叶振鹏先生由于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使他在财政史研究上一开始就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不主张拘泥于具体的某一财政事件、某一财政制度、某一理财人物，而是把历史事件放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大背景下分析研究。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去认识、揭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与财政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分析出财政改革背后所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之所以坚持这样做，叶振鹏先生有过全面系统的阐述。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指出：“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历史，就是要从客观存在条件出发，从财政活动内在的矛盾运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各方面的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研究财政的历史发展。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社会的各种矛盾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引起财政政策、制度、管理以及财政收支等需求变化，只有通过其内在关联的分析研究，找出财政政策、制度、管理及收支发展变化的动因。”②叶振鹏：《论财政史的教学和研究》，《财政史研究》第一辑。他从社会的矛盾运动原理分析指出：财政的活动主要是分配再分配的关系，是政府主导下的资源配置，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国家政治、军事、法律、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就决定着财政史研究必须以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两对基本社会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为主要线索去分析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的发生、举措和成效，不能局限于财政本身的解释与考证。他从财政地位和职能分析指出：国家财政在社会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社会矛盾的集中点，而且是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总枢纽。因为一方面国家财政的职能是集中社会一部分财力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财政提供的物力、人力和财力的保障，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就决定了必须把财政事件放在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进行研究。由此不难看出叶振鹏先生坚守的是大史学观，以开阔的视野洞察一切，不为一枝一叶所遮蔽，不以一事一人作结论。
叶振鹏先生一再强调研究财政史不是单纯地研究财政史，要跳出以史论史、就事说事的圈子。这不是说他不重视财政史作为历史研究对历史考证等方法的使用，而是要在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去打通财政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关系。由于家学影响，叶振鹏先生对历史研究求真的精神和具体研究方法都相当了解，也非常重视，他在主编《中国财政通史》时花几年时间先行编写出《20世纪中国财政史研究概要》，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4.构建财政史研究立体交叉新模式。叶振鹏先生在研究财政史的过程中，构建了一套全新的研究模式，即把历史事件置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大背景下的研究框架。如他主编的《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构架中，同时竖立起财政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几大支柱，财政支柱反映的是国家资源在各方面的配置关系，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支柱反映的是对国家资源的需求关系，它们之间反映的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研究中，首先研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面的纵向变化，其次研究财政本身纵向的发展变化，进而研究财政与这几大支柱之间的横向联系。这种立体交叉的研究框架，不仅使财政本身发展变化的进程可以清楚地展示出来，而且政治、经济和军事对财政的作用和财政对它们的反作用的关系也可一目了然，有力地证明历代财政改革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而不是统治者的个人所为。所以，此书每章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研究各时期的社会背景，用很大的篇幅论述各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族各方面发展变化中出现的矛盾和危机，从中发现财政改革的根本性原因，并以各方面矛盾危机解决的程度判定改革的成功与否。他主编《中国财政通史》时，也运用了这样的动态框架结构。从动态研究的角度出发，以时期划分篇章，不以现有的收入、支出、管理几大块组成。清楚地显示了每个朝代财政的发展变化，起伏转折，各卷总合起来就能反映出中国几千年来财政的发展趋势，使财政史具有活力和动感。这种动态立体的架构模式，充分展现了叶振鹏先生在财政史研究中的新思维、新理念。
创建财政史专委会的起因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叶振鹏先生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财科所）许毅老所长领衔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课题研究。1998年在江苏常熟召开第一次中青年研讨会，由此形成了一支研究团队。为了使这个队伍稳定下来，推进项目的研究，操办会议的财科所财政史研究室萌发了成立中国财政史学会的念头，首先向叶振鹏先生汇报，他认为是个好主意，乃长久之计。他向许毅老所长和苏明副所长请示，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决定由叶振鹏先生负责，财政史研究室作为筹备组，负责筹备工作的具体事务。
在叶振鹏先生的主持下，筹备组首先与中国财政学会取得联系。得知原来有一个财政史学会，但由于好多年没有活动，被民政部按规定废止，只能从头做起。第一步起草申请报告、专委会章程等文件。叶振鹏先生对专委会章程特别重视，反复开会讨论。他提出必须明确和坚持几条原则：一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学会的指导思想；
二是以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为财政改革服务、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宗旨；
三是坚持从现实财政改革出发，坚持财政史研究和财政现实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创新财政史理论和研究方法；
四是以探索财政经济发展规律为主要任务，努力创建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史。他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成为财政史专委会章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条例。他的建议为学会把定了政治关、业务关，又指明了发展方向，为学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对相关文件反复审核、逐条琢磨，字里行间渗透着他的心血。在上报审批过程中，首先由财科所领导研究通过，然后上报财政部人教司同意，最后报民政部批准。每个环节他都要花费精力关注，大小事他都要亲自过问，有问题随时与各部门协调，终于得到民政部的批件。按照规定，财政史专委会隶属中国财政学会，是中国财政学会的二级分会，全称为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研究专业委员会。
2004年，财政史专委会正式成立。当时成立大会选在什么地方召开，也是要费心思的，因为各省财政厅和财政科研所历来不搞财政史研究，不能不考虑到对方的接纳问题。叶振鹏先生亲自找苏明副所长商量，给许毅老所长汇报，最后得到辽宁省财政厅的大力支持，由辽宁省财政厅科研所在大连承办。对这次会议他特别重视，多次召集财政历史研究室全体人员开会，强调这是学会的成立大会，又是第一次财政史理论研讨会，意义非凡，影响极大，不得有半点马虎。他反复审阅会议议程、会议通知、办会人员的分工，包括接机、接站、报道、发文件、写简报等等，无所不包。要求做到万无一失，保证与会专家学者满意。特别是专家的住宿安排，发言安排、座次安排，他都反复琢磨，随时调整。安排筹备组提前几天前往大连安排会场，晚回几天处理善后工作。在他的操劳下，这次会议顺利召开，圆满结束，得到与会者的好评。
财政史专委会成立后，中国财政学会要求经常开展活动，否则就有撤销的可能。但中国财政学会和财科所都没有这笔活动经费开支，需要会员单位缴纳会费来维持。专委会2005年开始收取会费，但不太理想，截至2006年，只有几个会员单位缴纳，大部分会员单位不好解决，开展活动面临无米之炊。叶振鹏先生提议停止缴纳会费的规定，改为会员单位轮流办会，并出版本次研讨会论文集。经专委会讨论通过后，从此形成了一个新制度，延续执行到现在。会员办会也非一帆顺风，由于经费问题，总是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为了谋划长久之计，2007年，叶振鹏先生又提出应对的建议：一是稳定发展。将会员控制在适当范围之内，不盲目地扩大，求精炼不求规模。所以长时期会员单位保持在十几家，开会人数控制在30人之内。二是给会员单位减负，年会一年一次改为两年一次，求质量不图数量。此两条建议既解决了办会单位的困难，又提高了年会论文的质量，还保持了专委会的正常运行。
为了筹集一些经费，开展会员论文的评奖活动以及开展会员单位合作课题的研究，财政史专委会秘书处想得到各省财政科研所的支持，主动邀请他们入会，除了少数省外，大部分省财科所都爱莫能助。原因是他们没有研究财政史的职能，同时也没有相应的预算。叶振鹏先生认为，会员不能勉为其难，必须自愿才有动力，不如向大专院校开口子，他们有积极性，众人添柴火焰高。由此，从2010年武汉会议之后，稳定方针转向发展方针，发展对象主要是大专院校的财政史专业。会员单位从首届的13个、理事18人、与会代表24人，发展到四川绵阳会议时会员单位增加到18个、理事39名，会员45人的规模。在他的指引下，专委会平台声誉越来越高，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研究队伍越来越强。
财政史专委会秘书处是这个平台的发动机，日常事务不仅要做好，而且还要有活力、有冲劲、有点子，既要扎扎实实，又要轰轰烈烈，把学会带动起来。中国财政学会有规定，秘书处必须设在财科所，秘书处成员基本是所里财政史研究室的人。维持了两三年后，叶振鹏先生提出秘书处需要有新鲜血液，既然庙不能改，那就改人，“请一些外来的和尚”。从此，秘书处成员增加了会员单位的人选，增强了学会的生命力。随着时间推移，秘书处的年轻人开始走上了领导岗位，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他们分心了，学会的事往往顾不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叶振鹏先生在2012年提出更新秘书处的建议，将秘书处人员提升为副主任级，原来的主任副主任转为顾问，秘书处全部换成年轻人。这个建议在四川绵阳会议上得到落实，秘书处从此年轻化了，生龙活虎，推动了专委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由此可知，财政史专委会从诞生到今天，离不开许毅、苏明前辈的大力支持，更凝结着长期担任主任委员和顾问的叶振鹏先生的精力和心血，他为专委会作出的贡献是永不磨灭的。
叶振鹏先生是财政科研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在研究中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在教学中谆谆教导、诲人不倦，在与人交往中宽厚大度、温和谦让，堪称我们为人处事的楷模。
（一）为人：谦逊坦诚，虚心好学
叶振鹏先生不论在财政学界还是在财政史学界，为人处事都非常谦逊坦诚，没有半点的虚伪和傲慢。他研究生毕业时22岁，分配到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现中央财经大学）任教，面对的学生大多是地市级财政、税务的局级、科级干部。他在开学第一课就公开交底，明确说自己是刚踏出校门就登讲台，没有财政工作经历，对中国财政不了解。他回忆：“当时想，你们都是老同志、基层领导，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不懂不丢人。只要虚心学习就好。”因此，他每次辅导课都邀请班上经验丰富的财政局长解答大家提出的财政问题，邀请税务局长解答税务方面的问题，大家共同讨论。他在一旁边听边记，遇到大家都不懂的问题，特别标注出来专门去财政部相关部门请教，回来给大家讲解。多年后，叶振鹏先生骄傲地说：“我的第一位中国财政‘老师’是自己的学生”。①张敏：《叶振鹏研究员：为师为学60载 春风化雨润无声》，《中国财政》2018年第13期。正是在如此谦逊坦诚的心态下，叶振鹏先生始终孜孜以求，坚持不断学习，掌握新知识。1962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开始正式招生，学校希望他开一门新课——国家预算，对于没有接触过财政预算工作的老师具有相当难度。叶振鹏先生抱着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到财政部预算司请教学习，并依据国家预决算数据表格给学生编写一套习题，不仅内容全面，效果也十分显著。
他年轻时期是这样，到老年更加如此。这时期他虽然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财政经济学家、财政史专家，为人处事仍然坦诚相见，不避所短。他有许多博士生的论文选题都是较为前沿的课题，有些方面他并不熟悉，于是就开始与学生同步学习，看阅书籍资料进行研究，更新知识。他将带博士生作为一个不断学习新知识和充实学术生命力的过程。他把坦诚为人，虚心学习视为做人的根本，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坦诚和“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深深激励着学生进步，也让我们为之感动。
（二）为学：扎根科研，创新探索
在为学方面，叶振鹏先生首先具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从选择财政学研究与教学这个职业起，他树立了一个信条：扎根研究、不断创新。他在《中国财经理论与政策研究》自序中写道：“从1950年进入大学，我始终没有离开过财政领域。”通过他的简历可知，大学就学于上海财大财政金融系，攻读研究生在人民大学财政系，毕业后分配到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任教，“文化大革命”时期到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劳动，结束后调到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金系，由此再回到中央财大工作，最后到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其踪迹可以勾画出一个不规则的圆形：圆点始终不动，圆的边线在变。工作地方虽然不断变化，但从事的财政专业永远不变。60余年他一直坐冷板凳，从事财政学和财政史的研究，孜孜不倦，耕耘不辍。从不凭借自己的声誉和关系寻机高攀，求官谋利，而是执迷于国家赋予他的财政研究使命，扎根学术之深无与伦比。
其次是坚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叶振鹏先生从事财政学和财政史研究，始终严肃认真，独立思考。他说做学问总要有自己的观点，没有观点不是一个合格的研究员。只要这个观点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就必须坚持。这种严谨学风和担当精神往往使他在科研中独辟蹊径，实现理论突破。特别是他的“双元结构财政论”提出后，尤其是“公共财政论”，一时间在财政学界引起强烈争论，面对质疑，叶振鹏先生坚持严谨踏实的学风和担当精神，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对“双元结构财政论”和“公共财政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形成了一批新的理论成果。他这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再次是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叶振鹏先生始终立足中国国情研究财政理论问题，提出一系列具有财政理论奠基性的观点，为创立和发展我国自己的财政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如在基础理论和财政改革研究方面，提出“财政是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枢纽”“财政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中介”。20世纪90年代末，创建“双元结构财政论”和21世纪初提出“公共财政论”，为推动各方面逐步形成关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改革发展的目标方向的共识做出了重要贡献。厦门大学张馨教授曾说：“叶老师从事财政学科研教学的60多年，经历了我国财政学从引进、模仿，到扬弃、创新并独立发展的演变过程，叶老师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个过程，始终参与了财政基础理论各主要问题的研究、探讨与争论，并为其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为师：教学相长，诲人不倦
叶振鹏先生从教60余年，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教过的学生有财税部门的调干生、大学生、工农兵学员、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桃李满天下。除按教学计划授业解惑外，他要求自己做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将自己研究的观点和学术思想融入教学之中。特别是在改革年代，像财政这类社会科学，不仅会随着改革形势发展，甚至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应主动适应改革的要求，推动改革的发展。所以叶振鹏先生的学术思想、工作步伐紧追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充实到教学的内容中去，不局限于书本知识的传授。像中国老话说的要“授人以渔，不能只授人以鱼”，使学生能逐步提高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①屈志：《为霞尚满天——记财政部退休干部叶振鹏》，《中国财政》2021年第22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叶振鹏先生特别用心教材的编写，1957年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讲义是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第一本贯穿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性质的财政学教材，他参与编写并出版的《国家预算》讲义是全国第一本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1978年又组织六所院校编写《社会主义财政学》教材，这是他奉献给学生的最珍贵的礼物。他关心学生，体贴学生，把学生当成家里的一员。在他眼里，读博士不容易，既要工作又要攻读学位，上有老人，下有妻女，要善待他们。所以，他与学生交谈从来都是心平气和，春风化雨。谈起与学生的交往，他经常说：与学生相互交往中，彼此要相互关心、信任，许多学生在工作和生活中碰到问题会找我倾诉，我会实心实意地帮助他们。他为人师表，犹如慈父，得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无论是生病或家中有事，学生们都会像家人一样帮助照顾，有的学生说：“我们是一家人”。
（四）为友：推心置腹，互敬互爱
叶振鹏先生在财政学和财政史研究中朋友遍天下，不论对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忘年之交，都始终互敬互爱地相处，推心置腹地共事，从不以专家、领导、老者的身份自居，高人一等，而是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给人以亲切温暖。他把自己的属下、学生也当作朋友对待和爱护。记得在江西修改《中国历代财政改革》一书时，他为了让大家劳逸结合，晚饭后留出一些时间与大家去“放风”，在一个山头上席地而坐，望着山下的灯火聊天，情意融融，十分惬意。在怀柔的北京市财政局培训中心总纂时，他怕大家太累，晚饭后也和我们一起在水库大坝上遛腿，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南，还给大家讲笑话，彼此宛若朋友。在晚辈的朋友之间，他特别热心提携后进。记得2004年财政史专委会成立大会上，上海财经大学教师黄天华反映参加财政史理论讨论会学校不能报销差旅费，叶振鹏先生得知后，立即反映给许毅老所长，提出想办法给予支持。许毅老所长在大会上专门讲了这种情况，宣布学校报销不了的我们专委会给报。这一表态得到全场鼓掌认可，给了年轻学者莫大的鼓舞。黄天华表示有学会支持，一定潜心财政史研究，终于成为财政史专家，撰写出版了《中国税收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制度史》两大巨著，在财政史研究上取得了优异的成就。所以，叶振鹏先生得到了新老朋友们的最大信任，被称为“良师益友”。由此可见，他不仅有高深的学问，而且还是我们为人处事做学问的楷模。
叶振鹏先生的逝世是我国财政史研究与教学的一大损失，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师长和朋友。财政史专委会对叶振鹏先生表示沉痛悼念和永远怀念，希望薪火相传，将财政史研究发扬光大，以更加辉煌的成绩去践行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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