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佳楠
(亚洲理工学院 发展与可持续系，泰国 空滦 12120)
专业知识和民主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近年来欧美国家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在日益发达的科技社会，专业知识的权威性体现于拥有足够的知识和智力水平的专家群体，而这种权威性受到了民众越来越多的质疑。例如，在以气候变化、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为代表的公共议题上，科学家对不知情的民众进行化学测试，风险评估员在人口稠密的社区广泛宣传危险废物焚化炉的安全性，生物技术学家对食物进行的基因改造等，这些案例使得民众愈加反对专业知识的傲慢以及精英主义对公共与私人生活所带来的危害。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专业知识的“技术修复”(technological fixes)产生社会问题的原因和达成共识的途径[1]，以期为促进民主治理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启示。
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演变成一个“专业化社会”，即由知识专家/科学家主导整个科技决策及社会政策制定的过程，这意味着专业知识融入并规范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知识专家在现代社会制度设计中的大多数职能部门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所掌握的技能知识对政府机构、工业组织、医疗保健与教育机构等复杂组织机构的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事实上专业化并不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社会现象。这种传统专业化根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并且作为启蒙运动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得以保留，启蒙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知识来改善人类的生活。因此，在传统学科中(医学和法律)，各个学科的专业权威性是由国家通过行政许可程序授予的，旨在确保其有能力实现为服务对象负责任行事的承诺[2]。
从本质上来说，专业化是建立在有着更为基础知识来源的应用学科领域，科学知识是确定的，有明确的结果和可预测性。所谓专家是指某一方面有研究和造诣的专业人士，并且能够将这一特定知识与技能用于解决其客户所面临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专业协会及其成员对经济与社会问题愈发关注，对该社会现象最为恰当的判断标准就是“职业化”一词的出现，并常常以此来定义良好的行为或做法，获取决策广泛的可接受性。在这一背景下，欧美国家的公务员制度非常重视精英教育，并且认为这种教育方式是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的有效途径。因此，专业化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具体变化的产物，自欧洲的启蒙运动到美国的大跃进时代，再到欧美的现代行政国家，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特别是迈克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所进行的开创性工作，他的历史和社会学研究揭示了专业知识的根深蒂固的“学科力量”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塑造和指导的作用[3]。
二战后，现代专业化得到蓬勃发展，当时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曾将“专业情结”(professional complex)看成新技术工业社会的指导模式，试图重新定义或描述现代西方社会的专业性，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4]。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中指出：“随着专业化的成长，人们应该建构相应的新世界和新秩序，在这个新世界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传统紧张关系开始被融合的体系所取代，在这个新秩序中，争论的焦点已经从政治问题转移到技术问题。”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将是一个专业化的社会，它是一个以编辑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由专业人士管理社会的各个环节，他们负责将知识应用于更加广泛的学科领域中，而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创造的知识[5]。专业化促进科学走向开放，并且是有序治理重要的推动力量，毋庸置疑，这些基本功能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同时，专家群体也充当着特定社会价值观的载体，能够运用专业技能改善社会状况。例如，律师能够运用法律知识在法庭上维护公民的基本政治和社会权利，他们逐渐成为公众高度期望与社会信任的受益者。总之，专业化的实践传统是建立在专家群体与普通民众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专业化也得到国家正式制度授权，二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就此形成。
然而，近几十年来，在专业主义大行其道的同时，它在各个社会领域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批评，常常被指责背弃了社会基本的公共责任。更多的专家/技术决策往往出于功利性目的，为了维持自身社会地位和权力，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长远的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事实上，传统的专业化是一种特许的职业，在法律层面上被政府和公众所接受，这是基于知识专家他们维护与服务社会的正式信托的责任，也是其社会契约属性的一部分：国家赋予他们在特定领域的话语权——特别是医学、法律、建筑、教育等学科领域这种属性表现得尤为突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专业知识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主要表现为公众不断抗议专业知识对公共与私人生活领域自私与傲慢的干预。生活中不乏有这种干预的例子：医生拒绝病人的死亡意愿，专业教育工作者把孩子送到遥远的社区，律师帮助公司通过非法的税收计划隐藏超额收入，会计师修改商业公司的账簿，等等。专业化对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干预，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对专家群体过度重视社会地位与超越公共责任的担忧。布勒斯·尼古拉斯(Burbules.Nicholas)认为，虽然专业化在传统上被赋予“能力、可靠、负责、值得信赖、诚实和忠诚”的象征意义，但在现代社会中也逐渐成为“傲慢、排外、自私、贪财”的代名词，他们通过诋毁社会中其他的“业余爱好者”(amateurs)来换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利益[6]。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Ehrenreich)同样发现，专业知识已经被某些特定服务所垄断，正在背弃促进社会平等与人类进步力量的宗旨。这些知识专家不仅缺乏与整个社会利益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通过利用自己的专业权威与方法帮助经济和政治精英对抗来自下层民众的挑战，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7]。一些学者甚至将“知识专家”界定为许多困扰现代西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的始作俑者，激进的批评家经常使用“专业暴政”(tyranny of expertise)和“反社会阴谋”(conspiracy against society)来表达对专家独裁的不满[8]。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所谓的“专业化的危机”[9](crisis of the professions)？一个重要原因是以专业教育与实践为特征的狭隘的技术专业化形式的存在，因为社会专业化程度不断深入，专家群体并不充分理解他们所从事职业内在的更广泛的社会道德意蕴，即使接受过与社会平等、伦理道德及人类进步相关的教育和规训。它通常被归为必修课程的一部分，成为一种强制性的附属品，在面对更直接的实际问题时这种教育就会处于次要地位。詹姆士·法洛斯(James.Fallows)认为,专家/专业知识对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忽视造成社会生产效率低下，加剧了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对于那些依然对专业化的社会信任持乐观态度的人而言，知识专家“有失去灵魂的危险”(in danger of losing their soul)，他们也陷入一场“恶性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循环模式之中[10]。
因此，不少从事政治学研究的西方学者、社会活动家及倡导专业知识的改革者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呼吁重构专业化，使桀骜不驯的专业知识重新回归社会责任与公众承诺。因为受种种条件限制，这种呼吁往往是以一种道德诉求的形式出现的，尚未认识到阻碍这种变革的根本技术与结构特征。为了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规定性，需要更具体地研究知识专家群体作为“社会受托人”这一概念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专业知识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流行术语，通过将技术专长与当时伟大的技术工业成就联系起来——从壮观的现代工程建设到医学上致命疾病的消灭以及人类寿命的延长——“这些知识专家将自己看作是新兴工业社会的推动者”[11]。另一方面，随着国外大量移民的涌入，新的更具垄断性的商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直接造成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信仰缺失等严重问题，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社会和政治团体将技术专长视为社会融合的希望之源，以达致“稳定、安全而公正”的社会。
在现代技术社会，新的企业形式在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专业化本身在组织管理方面也呈现出新特征。专业知识逐渐摆脱早期独立的社会地位，将自己与各级政府部门、媒体组织、医疗机构、社会组织等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一种科学管理性，并且它受到泰勒主义的“效率至上”因素的影响与建构，而新的知识专家群体往往以效率专家的身份参与到公私部门的技术决策之中。在专业知识“自我蜕变”的过程中，“知识专家”一词的阐释从“掌握和具备知识与技能的人”转译为“能够运用新技能知识来完成任务的人”[12]，这也是不断发展的技术工业秩序的必然要求。问题导向的专业知识成为公共决策的主要参与者，詹姆士·苏拉文(James.Sullivan)认为，“作为新中产阶级的‘知识工人’……正在形成一个成熟、自信与成功的社会部门，尤其对国家政府部门而非地方社区而言”[13]。知识专家充当沟通地方社区和无形的、不断发展的技术化“国家政治制度”的桥梁。他们认为公民的社会责任应该使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公平与公正，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应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忽视，试图向下层阶级灌输受过教育的阶级的价值观。这一时期美国历史上出现了颇具影响力的专业知识教育改革运动——“定居救助者之家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简·亚当斯(Jane.Addams)不仅对社会现状发表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而且还提出在教育文化层面上把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知识专家必须通过教育的手段，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和对整个国家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进步主义改革家们影响下的公民导向的专业精神适应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政治精英的价值观[14]。
另一方面，美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约翰·杜威认为，“更令人担忧的是，新兴的技术社会可能会对未来公众参与式民主造成严重威胁，公众应该如何面对高度分化与技术驱动的社会所带来的组织复杂性？在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中，公民能否得到充分的知情权？他们能否依赖专家的知识进行参与决策？因此，新兴社会越来越被定义为一个由经济与政治精英统治的大众社会，而在政策过程中为公民个人提供的政治空间变得越来越小”[15]。他呼吁反思专业知识，重新厘清和解释专业知识的内核，提出参与式民主治理的新形式，这是对当时技术官僚改革的一种超越。除此之外，随着西方专业文化和社会中的公众因素不断增长，知识专家不仅仅应该为公共决策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提供相关信息，他们的责任还在于促进民主审议与公共学习，并在这种审议中发挥特殊作用；
他们不只是单纯地做出判断，而是为公众分析和解释原因。“如果知识专家以教师或者口译员的身份参与其中，能够为公民解读技术世界，使决策者和公众能够做出明智的政治判断，那么旨在推动公众超越私利的宪法条款就可以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发挥作用……因此，一个民主社会需要知识专家与公众之间新的合作分工。”[16]
无论是亚当斯强调的社会责任，还是杜威倡导的参与式民主，这些理论在此后都没有对专业精神的发展产生实质影响，反而使知识专家的关注点越来越技术化。正如史蒂文·布莱特(Steven.Brint)在《专业的时代》一书中所言：“专业知识逐渐成为社会地位的同义词，它所代表的那种‘曾在西方社会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公共福利至上的重要功能’已经式微。”[17]他们凭借其特定的知识和教育而将技术神秘化, 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流中的行话术语, 这些构成了公众参与的不充分性的重要障碍，至此，公众完全成了专业知识的俘虏。
根据上文可以看到，公众参与科学(专业)的民主模型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不尽人意，是由于公众将这些知识专家看成新兴的政治领导人。实际上，政策制定者却宣称他们需要的是知识专家的技术建议，而不是一批新的政治活动家。知识专家应该成为决策的“局外人”，并扮演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治角色。在这种背景下，公共新闻成为“新的救世主”，它为民主专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逻辑。公共新闻运动是对社会责任的重要专业化承诺，该运动是由改革导向的新闻工作者发起的，旨在推动知识专家与公众(读者、听众、观众)之间从事合作性活动，通过公众审议与公民参与的方式来构建专家与公众之间更为民主的关系。
在《新闻起源》一书中，佩里·达尔文(Perry.Darwin)超越职业特征深入到社会层面来探讨公共责任，认为“报纸和他们的记者应该成为社区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冷漠的旁观者”。在这个过程中，报纸或者电视成为解决社区问题而进行讨论与辩论的中介，广大公共新闻工作者认为这种辩论形式能够使民主范围扩大到社会各个领域，辩论议题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利益，确保公共政策的客观性与公平性。另一方面，公共新闻的目的在于进行公民教育，公民必须经过培训和教育, 使公众有责任和义务也有能力参与到开发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如20世纪末杰伊·罗森(Jay.Rosen)教授主持的“公共生活与新闻媒介研究”项目。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以为美国记者举办研讨会进行专题讨论的方式，对这些记者的新闻经验进行案例研究，以推进‘公共新闻’运动，让公民尽可能容易地对公共事务做出明智的决定并付诸实施”[18]。阿尔伯特·哲尔(Albert.Dzur)就指出“这样的记者并没有对读者的直接需求做出回应，而是对这些读者‘作为公民身份的长远利益’(long-term interests as citizens)进行重新解读，在更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及智识的层面上对公共协商观念的提出和扩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
在“公共新闻运动”的主导下，公共协商的制度化与公民参与的兴起紧密关联，“公民参与为公共协商提供了其存在的各种条件”[20]。其宗旨是建构一个包括科学家、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多元化的协商“论坛”(fora)，不仅能够使公众通过发现、挖掘、阐明、讨论和评估等方式参与处理社会问题，而且在公众倾听过程中掌握一定的群体参与技巧，从而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另一方面，作为调解人的新闻工作者能够保证在协商过程中向每个公民提供他得以实现其个人目的的较好的条件、环境和前景，真正做到“用自己的言语谈论自己的观点”,从而实现公民与知识专家之间的平等对话。罗森认为，当召开社区会议时，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充当好提议者与公民代表之间协商对话的重要推动者，而且要培养全体参与者在相互信任各方能力的前提下进行对话，并积极形成替代决策方案。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对话方式为全体参与者提出全新的“受人尊重的话语体系”(to a respectable standard of discourse)，而这种话语体系能够将不同社会政治阶层的人们集合起来，努力寻找并实现共同利益或目的[21]。
然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公众所担心的是“新闻工作者可能会提供他们自己认为公民应该知道的新闻”[22]，从而产生巨大风险。如哲尔所言，在处理如何安排社区协商会议、告知参与者需要讨论的重要议题，以及运用何种方式进行讨论等问题上，调解者与公众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一方面，调解者负责政策制定者、专家与外行百姓之间的对话声音应该被一起听到；
另一方面，民众应当准许“这些声音必须是经过提前告知和规训处理的”[23]。他认为制定更为根本也更加有效的公众参与标准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新闻工作者在民主中的作用，从而将公众的意志和利益诉求反映到公共新闻体系中来[24]。事实上，构建一种抵消新闻工作者与外行公众两者之间分歧的参与标准是专业知识民主化的根本任务，因此这种参与标准能够使专业知识独具真正开放的、协作性的参与能力进行平衡，更能保证民主协商的客观性。在杜威看来，关于公众领域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在达成科学认同之前，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基于科学知识做决策？”[25]其中的进路之一是专业知识应该成为公共学习与民主审议的推动者，经验专长可以拓展到公众领域，赋予专业知识以民主色彩。
最后，在公共新闻运动的影响下，知识专家的社会责任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化，一些学者认为专家的职能是识别公众的需求、确定公众利益、以及提供合适的技术知识和信息的协同实践, 但是一直以来，关于可靠的科学主张应该是什么样子？专家能否实现知识应用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民主化，其潜在后果是什么？他们是否需要这么做？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这又会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需要基于诸多文化情境融合这些知识所具有的不同的含义，既有助于从理论层面深化对专业知识民主化形成机制的理解，也有助于从实践层面为提升专家信任和公民参与管理提供借鉴。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新闻运动的盛行，尽管它的价值内核强调公民在公共领域的参与，但其自身的一些缺陷、弊端也明显地凸现出来，从而进一步加剧社区公民与激进的专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欧美国家的保守党政府也随之呼吁采取更为传统的政治与技术官僚治理方式，以积极应对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公民活动家关注的重点也从以往倡导和强调公民参与及社会平等转移到提升公民本身的话语权层面，同时还致力于公民责任心的培养，采取多样化的方式鼓励公民的责任感，合理配置多元主体的公共责任，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公民复兴运动、社区健康与公民环保主义的兴起上。
公民复兴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公民倡议(citizens initiatives)的精神，而专业主义也常常会为这种公民活动提供关键的帮助。这种公民与专家之间的新型关系是在对20世纪60年代早期激进的专业主义经验进行更为清醒的评估后产生的。锡里安尼(Sirianni)与弗里德兰(Friedland)认为，这是一个广泛衡量社会学习过程而得到的结果，关涉到全国各地的群体，其发展的基础是对成功与失败的收集、解释和同化。这种社会评估活动和从中汲取的政治知识以各种方式催生了一场新的以公民为导向的运动。它摆脱了早期激进的专业主义，重点转向了一个更为谨慎但又富有创新精神的体制内的建设战略[26]。公民复兴没有更为明确地强调社会转型，取而代之的是强调现代政治制度本身的基本价值观，特别是民主价值。受中产阶级及其领导人的推动，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公平仍然是一个问题，但重点已更多地转向公民参与。参与式民主已经摆脱了以往的激进主义，现在它更贴近社区建设的具体任务。因此，该运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其努力履行政治制度本身对地方自治未履行承诺的基础上，“在不诋毁这些努力的前提下，他们更多的是改革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确保共同体及其成员负起责任，并建立起适应各方需要的责任机制，而不是以更为根本的方式改变民主本身”[27]。
在社区建设与发展方面，社区发展公司(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曾借鉴1960年联邦社区行动与模范城市方案的经验教训，强调“最大限度地可行性参与”，并促进了这一时期在城市规划中倡导的专业精神。然而事实上，在此期间促进社会资本积累与解决社区问题的政策知识库并未得到实质性发展，其进一步表明抗议政治与激进的社区参与是不够的，这一认识也直接促生公民复兴运动的最早实践。例如，美国西北大学约翰·克雷茨曼(John.Kretzmann)和约翰·麦克奈特(John.McKnight)创建了“以资产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建立起帮助社区识别其可用资源的研究所，从而为公众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一个广泛有效地实践路径。伊利诺伊大学的肯尼思·里尔登(Kenneth.Reardon)通过理性协商与对话的方式，在大学的专业规划者与东圣路易斯社区成员之间建立了广泛地合作关系，成为塑造合作社区发展新模式的典范。美国规划协会主席诺曼·克鲁姆霍尔兹(Norman.Krumholz)开发并在当地引入了一种创新的“股权规划”模式。该模式基于社区团体、政治官员与机构规划者之间的信任而建立起应对策略，使得公民自身的政治权利与责任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和运用。从这些公民复兴运动的早期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一运动有效加强了公民与议题的紧密程度，让公民积极投入到讨论中，形成更大范围的公民舆论与话语权，获得更多的公共利益，同时保证科学共同体(更多是组织和机构)也能够根据相关的制度考虑恰当地使用责任体系来实现公众的期望[28]。
在相当大的范围内，知识社会所带来的科学与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新变化，也导致社区健康的参与形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以往的医疗激进主义不同，社区团体与卫生网络系统进行一系列参与式创新，在以社区卫生中心为组织形式的基础上，为越来越多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从20世纪60年代的社区行动计划开始，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卫生系统促使全国各地社区公民积极参与相关的卫生规划。例如，俄勒冈州的健康决策运动将公民对基本健康价值观的审议与协商制度化；
健康社区运动强调广大民众在艾滋病预防、生理残疾、妇女健康与老年人独立生活等领域的参与和自助方法，重新审视公民话语权在社区健康中的作用。尽管这些社会运动在其任务目标、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千差万别，但共同点是社区成员通常会与专家学者一起参与并审议相关的公众健康决策，从而使普通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外行人”的观点得到表达与聆听，实现公共责任的多维性。例如，在一项关于社区环境和卫生保健的议案中，建议卫生专家从社区中挑选和培养领导人，为他们提供有关健康和卫生政策的无偏见的、以证据为基础的、权威的信息及咨询，从而使他们更好地定义并识别本社区的健康问题，制定贴近实际需要的知识合作生产、媒体宣传策略。“在许多方面，卫生专家的主要职能是培养社区组织者，这里强调的不是‘做’(do),而是‘可行’(enable)。卫生专家应该充当推进者，而由社区来具体执行这项工作。”[29]大量社会实践表明，这种参与式创新旨在教育与规训公民的健康改革，医疗健康领域的专家与非专业人士在认知能力平等基础上谋求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进而有利于社区居民真正了解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医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更深层次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多样性文化、宗教传统等，自发地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共同合作建设健康的社区。
在环境保护方面，“公民环保主义”主要致力于与环保相关的项目。它采用已经比较成熟的科学对话、共识会议、情景研讨等形式，提议方(政府、企业、专家)和参与方(普通公众、民间环保组织)拥有充分的话语权来呈现己方的知识体系，并进行基于证据的论辩，从而在社区一级监测环境问题解决上推动知识并轨。该项目与起源于黑人和少数民族社区的“环境正义”运动相得益彰，并且成功促使美国环保署成立相关的社区联络办公室，同时类似的很多项目也在全美范围内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与社会的慷慨赞助。这些项目中，普通公民与专家能够共同监测生态环境特定程度的退化，包括河流流域的污染、不同物种栖息地的破坏、森林保护与退化、有毒废物的排放等。与现阶段的公众参与不同，这种设计使普通公民学会在自己的居住区域进行自己的研究，尤其是在有毒危害的情况下，能进一步丰富当地居民对“通俗流行病学”专业知识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与理解[30]。在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指导下，他们能够自主设计并研究应对各种环境问题的策略，通过科学方法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及时向社区民众公布研究结果，并将人们的疑惑放置于公共论坛进行讨论，目的是促进科学与安全之间的平衡。
在上述知识共塑的新公民活动中，为了在决策过程中与技治共同体有效对话，一方面普通公众不断调整对话策略，通过与专家群体进行系统化合作——而不是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直接挑战专业主义——确保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的协调发展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的专家也已经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积极地扮演好科学的促进者和教育者的角色，帮助社区居民更多地参与到本社区的话语权和公共责任的重构中，并基于公民责任感做出应有的承诺。
关于专业知识与民主的关系的界定，也可以理解为科学、决策与民主界定的问题，即专家与政策制定者的关系、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安吉拉·李博瑞特(Angela.Liberatore)认为，公众应该对专业知识有足够的了解，探寻一种专业知识民主化的新模式，并研究它们未来如何能够被行动者和分析家进一步的重构[31]。但是，有人怀疑，知识专家所提供的特殊服务(诊断疾病、评估物质基础设施的耐用性、为客户提供个人事务咨询等专业性服务)是否与民主政治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保守民主化策略认为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参与式的社会，“专业知识民主化”一词似乎并不适用于一般性的专业知识，专家/专业知识不需要对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有关的事项与经验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在参与式民主理论家们看来，专业知识民主化打开了民主参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新方向和新领域。它旨在重新定义专业知识，从而促进现有的公众参与科学并包容公众的质疑与批判。沙利文·帕特里夏(Sullivan.Patricia)认为，许多专业知识的应用与民主实践是相互冲突的，并进一步提出“专业知识公民化”(civic professionalism)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公共责任，而不是对传统民主理念的解读。在这里，它承认专业知识与民主的内在互动，同时表达出公民复兴运动的基本利益诉求与文化诉求，这事实上涉及专业知识、公众参与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涉及对公共价值观和社会正义的反思[32]。
对于民主化，大部分学者认为一个强大的民主政府不需要对常态的公民社会和私人领域人们的活动进行参与性的讨论。但是，民主政府的服务性职能应该包括哪些政策需要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公开审议，避免出现一次性或彻底性的决策，也许可以这样说，只要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认为适当，就能重新做出不辩论某一问题的决定。审议或授权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问题本身的性质，传统的专业知识模式更准确地理解与阐释特定问题在社会体系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在以客户导向的决策实践中，政策制定更多地体现为协商审议，公共活动的扩大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而不是传统民主权力支配方面。在公共领域中，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专家充分利用知识事实上的“纯洁无瑕”，而专业知识是对决策过程提供输入，影响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进而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
鉴于民主社会目标的重要性，无论是为既定体制提供专业培训，还是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材料与案例，以往的专业知识与公众在协商审议认识上的要求是相悖的。面对这样的情况，杜威试图建构知识专家新的学科角色，其中就包括了社会科学专业，如城市规划、公共卫生、公共管理、社会工作、教育和新闻等。杜威基于对公共话语的研究而对不同的专业知识做出了新的学科划分。社会科学家并不排斥其他知识专家参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但是在推动公共审议的历史整体和变迁进程方面，社会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实践更有利于解决民主社会中的现代性问题[3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在促进民主化进程中出现新的变革，因为社会科学在本质上偏好更为精英式的民主理念。为了对专业知识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美国于201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了城市研究项目会议，旨在探讨专业知识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关系，吸引了更多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争议调解人、知识专家、政治理论家的参与。这次会议的经验表明：争议调解本身并不是公共协商，作为调解人的知识专家往往对存在利益冲突领域的关注较为狭隘，他们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应该是帮助非专家(外行)重新构想并解决他们的问题从而具有更高的价值，为更广泛的公共民主审议找到专业知识实践的新范式[34]。
概括起来，民主政治理论主张确立积极的公共协商和强烈的公民精神，对如何处理专业知识与公众参与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多维度社会建构的理论进路已经引发人们对专业知识、民主参与，以及民主与专业知识关联的政策制定的极大关注。因此，在当下的复杂社会议题中倡导认知民主，就应通过知识共塑的公众参与、科学知识的多元建构、新闻媒体的负责任性来有序推进专业知识民主化的有效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解决当前专业知识合法性危机背景下专家信任与发展问题，反思专业知识的公共性问题，建构一种全新的专业知识与民主的和谐关系。
(一)知识共塑的公众参与路向
专业知识民主化重建的关键路向在于公众参与的系统性重设。新的公众参与范式将以“面向稳健知识的实质性参与”理念为指导，对“技术决策”“常民身份”“知识类型”三者进行深刻反思。承认科学决策不是单一的科学实践，而是科学知识与公共利益的结合。不仅将普通公众视为民主的代表，更应将其视作认知的代表，认可常民知识、地方性知识的认识论价值，提升其在决策知识份额中的占比。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接受知识的类型多样，且彼此不可覆盖与替代。将专家掌握的科学性知识、官员掌握的政治性知识与常民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做整合思考，提高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最终推动以知识为媒介的实质性公众参与式决策。
(二)科学知识的多元建构路向
当前，科学领域兴起了“公民科学”“知识分工”等新的知识及其生产模式，它们正视科学不确定性与价值争议性，这就要求知识精英祛除偏见，摒弃“公众无知、科学神圣、理解单向”的假设，用“知识民主论”代替“科学决定论”，以提升专业能力、提供知识支撑为职责，积极拓展知识类型，最终形成不同知识融合，达成决策共识。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从“权威性知识”和“门外汉常识”的二元对抗，转化为提议方关注经济社会进步的“发展性知识”、参与方具有在地经验与情境体察的“社区性知识”，以及调解方涵盖多种学科的“专业性知识”三者并存的局面，通过“扩大的同行共同体”达成对科学知识生产的重塑，专业知识让位于多样性知识，为决策提供一个科学和公众相遇的知识空间。
(三)新闻媒体的负责任路向
科学信息的充分及时披露是专业知识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前提。新闻媒体需要确保科学信息最大程度的透明与真实。新的责任要求大众传媒要把向社会与公众传输科学知识、满足公众的信息需要作为其基本职责，以帮助受众更好地接受科学。当新闻媒体用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传播观念来对待科学，公众理解和支持专业知识的热情就会显著提高，参与科学决策终将由一种自发理念变成有效的自觉行动。通过民生论坛、媒体追踪、民意调查、市长热线、网络在线、面对面对话等形式，引导公众有效参与专业知识的讨论，将专业知识的影响引向宽广的公共领域，新闻媒体应该因其所拥有的传播能力和所承担的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努力型构一种协商民主的社会组合，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提升专业主义，负担起重建知识民主的社会责任。
从全面性以及不具有偏见的层面来思考，专业知识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政治决策的基石，也是个人素养与社会文明化的重要标志。然而，外部群体越来越多地对专业知识社会受托人的角色展开系统的批判，进一步提出专业知识需要民主变革以应对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亦是对专业知识的公民责任承诺的回应。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兴的知识专家阶层一直试图通过教育下层民众的方式，实现对整个国家责任感的制度化。随着公共新闻运动的兴起，公众(外行)通过新闻公共论坛以开放的形式参与政策讨论，从而实现民主与专业知识联姻。在每一个时代里，科学家、政治家、民众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专业知识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履行其本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如果是，在政策制定中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专业知识呢？对这一问题，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Gottlieb)曾说过，在现代社会中，制定决策时科学家应当无偿地、及时地公开所有科学发现以及相关知识，并对公众施加自己的影响，从而帮助公众将实现变革的社会责任掌握在自己手中[35]。
专业知识的内涵非常丰富和复杂，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在实践层面，公众、科学家等主体对它都有不同的理解。未来的研究需要将专业知识与公共责任进一步具体化和细化，以便更深入地分析知识专家与公众之间互动的认知关系。同时，未来的研究也需要拓宽视野，分析专业知识反思性之外的其他因素，把相关理论框架引入到政策分析科学的实践探索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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