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钊定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中批驳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所得出的重要结论。针对黑格尔运用概念演绎的逻辑方法颠倒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做法，马克思结合在《莱茵报》时期的实践经验，以及在克罗茨纳赫对历史和政治问题的研究，从现实问题出发，切中肯綮地批驳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看法，针锋相对地提出了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马克思在《批判》中是如何批驳黑格尔颠倒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一问题，学界已经研究得比较透彻。但是有待追问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究竟应该从哪些维度上去进行解读？这一观点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对指导处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他各方面发展关系有什么价值？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早期的政治哲学思想，以及正确梳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确理解马克思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个观点，有必要首先对马克思如何解读市民社会这个问题做出简要的探讨。在《批判》中，马克思没有直接给出他对市民社会的看法，而是在对《法哲学原理》第303节评论之后，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关于这一点要在市民社会这一章中作进一步阐述。”[1]102从这里可以知道，马克思打算在日后专门讨论“市民社会”这一个话题。并且，此时的马克思极有可能察觉到自己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和黑格尔的理解有较大的出入，所以他暂时绕过了这个话题。有学者梳理了马克思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复杂历史演变，并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政治纽带为联系的公民社会，包括了古希腊时期的公民社会和启蒙时代的社会团体，这个时候的资产阶级还是一种反抗封建社会的力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政治关系结合在一起；
第二个阶段是以交换关系为表现的背后，以原子式的个人组成的社会；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黑格尔眼中的，在需求体系背后，由追求私人利益的个人组成的松散的共同体，属于国家发展的一个环节；
第四个阶段是在后来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马克思在经济语境中使用市民社会指代资产阶级社会[2]。
而在写作《批判》的时候，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究竟是处于上述的哪一个阶段呢？马克思之所以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进行清算和批判，直接的原因就是对普鲁士当局限制新闻出版，维护贵族私人利益，损害人民的利益，以及对农民的贫困问题推卸责任表示不满。在参与《莱茵报》新闻出版工作之前，马克思对于国家持有的是一种黑格尔式的理性国家观，即国家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表现，代表着普遍的而非特殊的利益，公民对于国家问题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而现实的国家却和理想的国家恰恰相反，普鲁士当局不仅限制人民的出版自由，还处处维护着贵族的私人利益，国家和法被私人利益所支配。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对于国家问题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眼中的市民社会，不仅人人对国家问题享有充分的参与和表达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马克思此时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更多的是以政治共同体的立场出发去描述市民社会的内涵，也就是说，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市民社会，还是那种以政治纽带为联系的公民社会。所以，这个时候“‘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的脑海中所显现出来的，重点不是英国式的 ‘社会’，即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而是德国式的‘市民’，即拥有特殊政治权利的个人。正是从这样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才会说国家是从家庭成员和市民社会成员这样的群体中产生的”[3]。
在黑格尔的眼中，国家是伦理性的实体和“绝对自在自为的伦理精神”，家庭和市民社会只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环节。黑格尔按照绝对精神演进的逻辑，把国家看作是具有绝对精神的伦理性实体，而把市民社会看作是国家演进过程中有缺陷的需要扬弃的一个环节，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是在他的哲学体系里面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这两个领域的。唐正东教授认为，黑格尔把存在的东西理解为绝对理性或客观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而国家正是被黑格尔赋予了客观精神的角色，所以，国家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变为自己发展过程中有限性的两个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在逻辑上是能够自洽的[3]。但是，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在马克思看来，却充满了神秘性和思辨性。首先，马克思认为黑格尔通过概念的发展，把国家置于决定性的环节，并且赋予国家以绝对精神的地位，这种做法不仅具有泛神论的色彩，还颠倒了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二者之间决定性地位的顺序；
其次，黑格尔希望通过中介因素来实现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以达到普遍利益对特殊利益的统摄。但是这种中介调和的做法，在对立法权的论证过程中却存在着逻辑的前后不一致，马克思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并指出了各等级因素之间的矛盾地位；
最后，黑格尔关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论证，是在纯粹的观念领域里面完成的，是通过逻辑演绎的方式得出的，而不是根据现实的普鲁士王国的真实情况来阐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应该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但是要完整准确地驳倒黑格尔，不仅需要在理论逻辑层面对黑格尔的整个逻辑演绎过程进行解构，还需要在现实层面指出黑格尔这种逻辑思辨的矛盾，即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显然，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性和逻辑自洽，还缺乏一个整体的把握，所以，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的是对他这种理论与现实冲突的指认。而针对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是基于现实经验出发进行的批判，从现实的立场指认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存在的虚幻性。如果说黑格尔是从理性优先的角度去看待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赋予国家以优先性的地位，那么马克思则是从经验和现实的角度去看待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在时间上赋予市民社会以优先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1]10马克思正确看到了市民社会在国家生成过程中的基础地位。“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1]12因而，“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1]12所以，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上概括，就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两者在时间上出现的先后顺序而言，是可以认为马克思持市民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这么一种观点的。当然，这里的市民社会，只是一种以政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社会团体，还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讨论的以经济为纽带的市民社会。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从物质生产和交换关系的角度来概括的市民社会，还要在完成《批判》这部手稿写作之后的更晚一个时间才出现。
马克思从现实和经验的角度出发，与黑格尔从概念演绎的逻辑推演得出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有着质的不同的。黑格尔的观点能够在他的理论框架下逻辑自洽，但是最终是脱离了历史发展的现实，在碰到现实的普鲁士王国的时候，就出现了各种矛盾，最后寄希望于中介的作用去解决这些矛盾。理想和现实终究有差别，脱离了现实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在现实的经验世界面前，终究还是避免不了破产的命运。
马克思在《批判》中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第303节摘录之后，中断了对该节的评论，转而摘录第304到307节的内容。在刚开始要分析第304到第307节的内容时，又回过头去分析第303节。拉宾最先发现了这个中断，并在他的《青年马克思》中给出了有力的论证。而关于《批判》与《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两个文本的关系，在拉宾和MEGA2第一部分第二卷的编者之间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后者认为，《克罗茨纳赫笔记》写于《批判》之后，因为在《批判》中没有发现有直接引用《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内容，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主题上的联系，不能证明笔记是为了《批判》而写的。拉宾认为，马克思在中断了第303节的评论之后，转而去研究历史和政治，《克罗茨纳赫笔记》就是研究成果，并给出了论证。“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分析中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中断，也许是由纯粹的外部原因造成的（例如，马克思结婚），但实际上是由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所决定的。这些研究之后，在其思辨的形式下发现了代议制度和等级制度之间存在着更加尖锐的政治纠纷，所以马克思重新着手对第303节进行更加详细的考察。”因此，“有理由假设，这个中断是由马克思撰写《克罗茨纳赫笔记》导致的”[4]。就这场争论而言，从双方提供的论据来看，拉宾的说法更可信（拉宾在他的著作《青年马克思》第三版补充了更多比第二版更有说服力的论据[4]）。也就是说，马克思极有可能是在评论第303节的时候感觉到了自己在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所以转向了对这方面的研究，直接成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克罗茨纳赫笔记》。
如果说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斗争使得他动摇了国家和法代表着理性，公平和正义的观点，那么在克罗茨纳赫对政治和历史的研究发现了私有财产在历史上对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则坚定了他在《批判》中批判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时所做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判断。
我们今天看到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共分为5册，包括了24本著作和一些文章摘要，时间跨度约2500年。马克思通过对这些著作的摘录，研究了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
也是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财产问题在社会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第二册中，马克思关注到了财产和所有制的关系问题。在对格·亨利希《法国史》的摘录中，马克思做了如下摘录：“在查理·德·格统治下的军事制度与财产的关系”“在查理·德·卡伦的统治下官职与领地的世袭制，征兵权的逐渐取消。”[5]8在对卡尔·弗里德利希·恩斯特·路德维希的《最近五十年的历史》进行研究时，马克思也注意到了在国民会议中权势的代表，以及第三等级与私有财产的问题；
在该册笔记最后马克思写的索引中，体现出马克思接触到了大量财产和所有制的资料。其中包括对亨利希《法国史》的摘录“法官职位的可贿买性”，三级会议、封建制度的结构、封建私有权、私有制及其结果；
贝勒尔《斯泰尔夫人遗著〈法国革命大事纪实〉》中的“财产作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件”[5]10。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财产和平等的关系，有财产的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在整个第二册笔记索引中，对财产与制度，与权力，与平等问题的关注占了索引的一半。而在第三册笔记中，对约翰·罗素的 《从亨利希七世的统治到近代的英国的统治与制度的历史》著作摘录如下，“议会的成员不是人民的代表，大部分是他们自己利益的代表。用普通的和平等的选举权来否决议会改革”[6]。国王干预议会改革，以法国大革命的问题来拒绝议会改革，以保留自己的特权。在第四册中对兰齐措勒《论七月事件的原因，性质及其后果》的摘录提及“英国议会实质上是各个所谓封建等级的团体，它由一定的土地所有者和一定的乡镇（像王权本身一样是正面的和个人的）组成”[7]。“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目前的议院来源于垄断制，而不是来源于人民。”[7]而在第四册笔记中，马克思在对兰克的《历史-政治杂志》进行摘录后写下了一段长长的评论：“在路易十八统治之下，立宪制度是国王的恩赐（国王强力颁发的宪章），在路德维希·腓力浦的统治之下，国王是立宪制度的恩赐（强力实行的王政），我们完全可以指出：下一个革命总是主体变成谓语，谓语变成主体，决定者与被决定者互易其位。”[5]19这一段评论是马克思在全部笔记中少有的评论之一，如果说在前面几册的研究中马克思尚且对财产与政治制度的关系问题存有疑惑而处于一种“原有哲学理论话语的失语状态”的话，那么应该说，到了第四册笔记的摘录中，马克思已经可以确认了财产在历史上对政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第五册笔记中，马克思也有少量的关于财产与政治问题的关注，包括了对朱弗诺《继承权的原则和法国与英国的贵族》摘录：“在法国，领地制不是由国王作为政权形式来实行，而是由贵族强加于国王与人民的。”以及对托马斯·汉密尔顿《北美合众国的人与风俗习惯》的摘录：“联邦主义者反对无财产者的选举权。黑人的地位形式上是自由的，但他们仍然被当作贱民来对待，必须反对白人对他们的偏见。”[5]8
所以，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不仅在逻辑层面反驳了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还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在欧洲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对国家运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是支配作用。这个研究与《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斗争一起，在现实的层面为马克思论证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论据。
在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过程中，费尔巴哈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839和1841年费尔巴哈分别完成了《黑格尔哲学批判》和《基督教的本质》这两本著作。费尔巴哈不仅对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完成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方法论的 “主谓颠倒”，重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重要地位，还深刻地批判了宗教神学，揭开了上帝的神秘面纱。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和哲学变革所起到的作用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人是有着质的区别的，以至于马克思称赞他是唯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思想家。恩格斯在晚年回顾了他和马克思在思想发展的早期费尔巴哈对其影响时提到，在他和马克思思想狂飙时期费尔巴哈所起到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的任何人都要大。恩格斯提到《基督教的本质》“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8]。虽然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正确看到了黑格尔方法论的唯心本质并在宗教的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但是把对黑格尔思辨哲学方法论颠倒的成果从神学宗教领域带到现实的世俗社会，却是由马克思完成的。
马克思不满意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接过了费尔巴哈在宗教领域批判的大棒之后，马克思结合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经历转向了对现实的分析，并在现实的基础上批判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但是正如前面在分析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认识提到的，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形成自己的实证性科学批判话语，相应地，关于市民社会的认识还没有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去阐发。并且，在《批判》中马克思所提出的人民主权，人的本质的实现以及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的真正同一，表明了此时的马克思，还只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而在后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进一步发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看法，是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以及对人本质的占有和复归。这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还处于一种朦胧的阶段。张一兵教授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是依据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即以一种彼岸的价值悬设来对现实的异化劳动进行批判，因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这还是一种唯心历史观。这种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直至1845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得以完全清算，“人的本质才第一次从理想的主体价值设定回落到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9]。也就是说，在写作《批判》的时候，马克思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完成由一般的逻辑指认向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的实证研究的转变，而且在世界观上，也还处在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阶段上。所以，马克思在写作 《批判》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摆脱原有的思辨哲学的思维，在批判的方法上，还只是在逻辑的层面对黑格尔进行哲学话语的反驳，奠基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的实证性科学批判话语还没有建立起来。就此而言，马克思在《批判》中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绝不具有后期奠基于实证科学研究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基础的性质，这里的国家，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上层建筑。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必不可少及难以绕开的一部手稿。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第一次清算了自己的黑格尔式的理性国家观，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并且初步阐发了人民民主制的国家观。尽管年轻的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完成科学的哲学革命，也没有系统阐发人民民主的真正实现途径和依靠力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经勾勒出了一幅未来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真正同一的发展图景。马克思在手稿当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的思维特质，对指导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强烈的问题意识是新时代下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关键，要坚持从现实问题出发看待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根据在《莱茵报》的工作经历，从现实的普鲁士情况出发，批驳黑格尔从理念出发的国家观，坚持的是一条从实践到认识，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路线。正是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得马克思能够摆脱唯心的理性国家观。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我们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10]十八大以来的发展成就已经证明，从问题出发，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是新时代保持中国持续向好发展，推动中国前进的重要思维。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发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转变，更要直面当前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坚持从问题出发，巩固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奋斗，才能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第二，协同性的发展观念是新时代增强全局意识的重要哲学思维，要坚持社会经济发展与其他领域发展协调共进。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 《批判》的中心主题。马克思和黑格尔均承认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并从这一现实的前提出发去探索实现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同一。尽管两人的逻辑理论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对构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市民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同一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思维，对我们今天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构成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环节。而经济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新时代背景下，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不仅要有全局性视野，更要有协同性发展的哲学思维。协同性发展的思维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哲学思维，这一重要的哲学思维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刻重视。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11]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截然二分，更不是相互对立，二者是辩证的同一关系。国家由社会发展而来，但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国家是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有其政治属性和政治意义，国家的整体发展需要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协同发展来实现，同时，社会的各方面发展也通过国家的整体发展提供条件来得以继续前进。
第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关怀。人民在国家制度创建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及人民参与立法彰显政治身份和政治意义，是马克思在《批判》中阐发的重要思想。这不仅是马克思本人对广大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确认，更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萌芽和体现。中国共产党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年代用鲜血与生命呵护和帮助成长起来的政党，这是刻在我们党骨子里的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血肉联系。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倾听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呼声，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作为奋斗的目标，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同人民一道，为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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