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薇，韦立新
（1.闽江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28；
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1397 年，明太祖朱元璋命户部实行 “木铎之制” ，即每乡每里设置木铎，选年老或残疾不能理事之人每月六次徇于道路，反复宣唱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六条道德训诫，也称为六谕，对明时社会教化产生了较大影响。进入清朝，六谕道德训诫发展成为 “圣谕十六条” 、《圣谕广训》万言书。随着明清朝廷对六谕道德训诫的推广，民间产生诸多解释六谕的文本，明末清初儒学者范鋐所著《六谕衍义》就是其中之一。《六谕衍义》于18 世纪经儒学者程顺则翻刻后传入日本，日本学者中山久四郎将其列入 “清朝人撰写的德教修养相关著述” 中，认为《六谕衍义》是其中 “流布最广，被最多人诵读”［1］的一本；
高桥昌彦也在其论文中统计在日本《六谕衍义》异本有79 种之多［2］，可见其在日本流播广泛，而《六谕衍义》目前在国内却已散佚。《六谕衍义》翻刻本所载范鋐序言：
“忆余自成童居里时，亦得随宗族长者厕于宣讲之列”［3］6，这就说明圣谕宣讲多以宗族为单位进行，体现了六谕与家族的紧密联系。在国内，陈时龙通过对明清时期士绅代表性家训版本的分析，揭示了族规家训在对六谕的阐释中表现出其宗族法规的特性［4］。张祎琛［5］、陈延斌［6］等学者的论文则简要提及了在中国的部分圣谕异本与家训的融合。在日本，酒井忠夫在其著作《中国善书的研究》中概括了六谕深入中国乡约与家训的情况。那么，六谕是否对日本家庭教育产生了影响？通过何种文本、以何种形式被应用于日本家庭教育？呈现出怎样的特点？鉴于目前学界罕有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本文拟利用《六谕衍义》及其异本等文献资料，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考察与分析，旨在深化对六谕的研究，以期进一步理解日本江户时期基层社会生活史与家庭伦理道德思想。
18 世纪初，《六谕衍义》传入日本后，德川吉宗即命令儒学者荻生徂徕、室鸠巢分别对其加以训点（读汉文时注在汉字旁边和下方的日文字母及标点符号）与和解（用日语解说），1721 年与1722 年，训点本《官刻六谕衍义》与和解本《官刻六谕衍义大意》（以下简称《大意》）先后出版。室鸠巢在和解该书时云：
“与其书写无益的东西教授儿童，不如编写这些圣人伦理的材料以用于教导儿童”［7］（笔者译），遂将其缩减为四十页左右的小册子，供孩童学习。1722 年6 月，《大意》刊刻之初，德川吉宗就将其赐予手习师匠（寺子屋负责教授习字的教师）马场春水、师川勘助、荒木容谷、星野伊织等十人，作为日本初等教育机构——寺子屋的教科书使用［8］。而在1711 年，江户幕府在对手习师匠下达的御触书（朝廷的布告）中论述道：
“不唯书道，教授孩童正风俗、守礼仪、知忠孝亦十分紧要。能识字后，自然能知晓书中所云……其外，在教授书道的同时，亦可讲授御触书、庭训、实语教、大学、小学，面向妇人女子的女今川、女诫、女孝经等。”［9］（笔者译）可见江户时期寺子屋不仅教授书法，还让孩童学习规正风俗、忠孝礼义。由此推断，《大意》在寺子屋中不仅是孩童练习书法的教科书，也是道德教育教科书。另外，幕府老中（江户幕府负责统领全国政务的职名）水野忠邦（1794-1851）在1843-1844 年间，对62 名手习师匠进行了四次表彰，并赐予其《大意》，希望他们广为传播［10］。如此，随着幕府对寺子屋教育方面的介入与表彰政策的推行，《大意》逐渐在寺子屋中普及。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幕府大量印刷《大意》，以低廉的价格售予寺子屋，作为道德教育书籍在寺子屋中广泛应用。通过表彰寺子屋师匠以及大量刊印《大意》，幕府将其所提倡的以六谕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推至庶民阶层，鼓励寺子屋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而这也推动了日本民间《六谕衍义》异本的多样化。
在明末清初儒学者范鋐著《六谕衍义》序言中有如下叙述：
余恐穷乡僻壤，长幼男妇，竟不知有此等纪纲法度，余因是急思编刻《六谕衍义》，各附律例于左。余之立意，惟以去薄从厚、型仁讲义为本，聊以代木铎老人。庶颓风可挽，以补其不及，务使家喻户晓，人人长厚以去其浇漓。其中词简而意实深，言近而义甚远，旁引曲喻援古证今所关于风教者，岂浅鲜哉。……［3］14
换言之，范鋐编撰《六谕衍义》的目的在于唯恐穷乡僻壤的民众不知朝廷的纲纪法度而普及律例，使六谕道德教化能家喻户晓，以改善社会风气。《六谕衍义》在日本的异本亦承袭这一特性。例如：在山口藩校明伦馆中，1847 年，藩主毛利敬亲（1837-1869）为教化百姓出版了明伦馆本《六谕衍义大意》，明伦馆的祭酒（掌管学生考试与奠祭先圣先师的官职）山县祯（1781-1866）在《重刻六谕衍义大意题辞》中论述道：
此书之行益广及荒陬遐境，可以家传而户诵，其于助教化所补亦非小矣。吾公自袭封以来，宵衣旰食，万精政治。振纪纲而崇教化，……以此书之于民俗，尤切于教谕也，欲先施诸封内，以使乡闾长民者徧劝谕冥愚焉。因刊之于国中，以资于颁布。［11］
在这一题辞中首先明确了《六谕衍义》可以家传户诵的特性，并言明该书在当时流播广泛，甚至传播到极为偏僻之地，而该书的流播对于当时的社会教化也大有裨益。山口藩藩主毛利敬亲自袭封以来便重振纲纪，大兴教化，而因为《六谕衍义》适用于庶民教化，于是颁布《重刻六谕衍义大意》，以使民众接受道德教化。
又如在1844 年版《首书画入六谕衍义大意》（日野家本）序言中亦言明该书在当时被 “家家购求、户户诵读” ：
……若夫经籍史传非苟识字者难通于其意也，而如此之书虽谓妇女幼童一过可得通晓其义焉，家家购求户户诵读而因习之，渐自然有所熏陶者则可不谓有益于世教乎。知乡之志，可以嘉耳，可以嘉耳……［12］
在该序言中，序言作者前权大纳言论述了此书不似经籍史传般深奥难懂，适用于妇女、幼童，是家家户户得以购求、诵读该书的根本原因，而诵读该书亦将有益于社会教化。同时，体现了前权大纳言对胜田知乡编撰此书的认同与赞赏之意。
2.1 文献检索结果 依据检索策略，初检共获得12篇相关文献，并且全部为中文文献。共1751例患者，其中治疗组（口腔溃疡含片组）979例，对照组（口腔溃疡散组）772例。见表1，2。
由此可见，《六谕衍义》经由江户时期儒学者的训点与和解，其异本在民间流播较为广泛，并且，承袭了范鋐编撰《六谕衍义》的目的，使该书得以 “家传户诵” ，助力社会教化。
我国自古重视家训的作用，特别从明初到清前期，是家训发展的 “鼎盛时期”［13］。受 “家国一体” 观影响，明清两朝皇帝积极倡导家训，亲自编写家训以训诫皇室子孙。1397 年， “教训子孙” 训诫被明太祖纳入六谕道德训诫中。次年，收录于《教民榜文》中被再次强调。推行六谕道德训诫是明代乃至清代基层社会教化的核心要义，在明朝廷相关制度的推动下，六谕相关条约逐步融入乡约、族规、家训中。因其契合家庭道德伦理，成为训诫子孙的重要内容。
在范鋐《六谕衍义》的 “教训子孙” 道德训诫中有如下论述：
“凡人家接续宗祀保守家业扬名显亲、光前耀后全靠在子孙身上，子孙贤则家道昌盛，子孙不贤则家道消败，这是眼前易见人人知道的，无论大家小户，谁不知重子孙，谁不想子孙贤。”［3］57并且，在该道德训诫后附上劝诫世人教训子孙的诗句：
“我劝世人训子孙，子孙成败关家门。良玉不琢不成器，若还骄养是病根。寝坐视听胎有教，箕裘弓冶武当绳。黄金万两有时尽，诗书一卷可常存。养子不教父之过，爱而勿劳岂是恩。世间不肖因姑息，我劝世人训子孙。”［3］74可见子孙贤愚与家道的紧密关联，体现了范鋐对教育子孙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江户初期儒学者室鸠巢和解的《大意》中亦承袭了这一观点。室鸠巢在对 “教训子孙” 的和解中论述：
“凡世人皆重视子孙。子孙贤则家道昌盛，子孙不贤则家道衰败。若世人皆知，则无论大家小家，皆应祈求子孙之贤。”［14］（笔者译）并在该小节末尾原封不动地摘录了范鋐《六谕衍义》中关于 “教训子孙” 的诗句。因日本并非宗族社会，故此节中删除了关于宗族延续的论述。室鸠巢和解的《大意》虽然缩减了范鋐《六谕衍义》中的内容，但关于 “教训子孙” 重要性的论述以及小节末尾通俗易懂的诗句并未被删减，可见室鸠巢对范鋐所论述的重视教育子孙之道的高度认同。
同时，室鸠巢在《大意》跋文中也论述道：
“于是特旨并书授臣直清，撮其大意，译以国语。遂付有司雕印，以行于四方，代遒铎之令。惟冀为守令者祗承德意，以令郡县下民者朝夕羹墙以训子孙更相倡随，陶镕成化遂将阶镐洛之治。致刑措之隆焉，岂小补之云哉。”［15］阐述了幕府下令由室鸠巢和解此书，并将该书广泛颁行于国内，以替代以往的颁布政令之法。希望地方官员能承袭朝廷的德意，让民众朝夕追念先辈，通过六谕道德训诫的传播，培育子孙以承先人之志，则可以置刑法而不用，以德治世，对庶民教化裨益良多的为政思想。由此不难看出室鸠巢对六谕在训诫子孙、化民成俗方面发挥效用的赞赏与认同。如此，起源于范鋐《六谕衍义》中的 “教训子孙” 思想在室鸠巢的《大意》中得以传承。
以家训教子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也是 “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过程中积极借鉴和模仿的内容之一”［16］。步入江户时期，社会趋于安定，随着庶民文化力量的不断壮大、寺子屋数量的不断上升，有关家庭启蒙教育的书籍亦随之增多。
中村三近子是江户时期颇有名气的往来物①泛指书法范本、儿童用教科书等教育书籍。作家，其名为一苍、平吾，别号三近堂，通称勘介，是江户时期京都儒学者。1695 至1729 年，中村三近子撰写了《用文章指南大全》《象的贡献》《四民往来》等通俗教育书籍，体现了他对庶民教育的关心。1731年，他以范鋐《六谕衍义》以及室鸠巢《大意》为参考文本，创作《六谕衍义小意》。该书分为天、地、人三卷三册，每册分别收录两条道德训诫，但其行文并不拘泥于《六谕衍义》与《大意》中的一字一句，被日本学者和田充弘评价为是 “极富独创性”［17］的异本。在《六谕衍义小意》人之卷②《六谕衍义小意》分为天、地、人三卷三册，此为第三卷。中，有跋文曰：
在此跋文中，中村三近子首先肯定了室鸠巢《大意》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六谕道德训诫各有其作用，其中孝顺更是 “百行之基” ， “教训子孙” 则子孙能潜心于其所学六艺，而不游心于其他。中村三近子有四子，皆拜读《大意》后将其铭记于心，即使生活困顿、流离失所，丝毫未尝倦怠，日日兴孝悌之礼已成习惯。三近子今编撰小意，将其授予子孙，希望其能映衬大意的光辉使其不朽，故藏小意于家中柜子而不将其明示。由此跋文不难看出，中村三近子及其四子对六谕深深的认同感。他们在读毕《大意》后恳切地牢记不忘，并将六谕中的孝悌思想作为日用而常行。三近子以谦逊的心态撰写《小意》，希望其能继承《大意》的光辉，以教训子孙。
由石门心学者手岛堵庵注解的《六谕衍义大意和解》（1810）中，菊坡安倍晴亲所撰跋文中亦论述道：
“……本邦享保已还六谕之书为政议所取，守令以令郡县下民以训子孙乃至更相倡随陶镕成化，今余所以采六谕之诗为导童之书者，欲使其劳于多而不知要者，得一言而行之于躬也……。”［19］即当时江户幕府采用六谕相关书籍教化民众，地方官员亦下令其管辖地的民众使用该书教育子孙，以使其能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之后，该跋文中亦叙说了出版此书的目的是摘取《六谕衍义》中的诗句，将其作为教导孩童的书籍，以使其能在诸多教化类书籍中寻得训诫的要义并将其付诸实践。此外，在日本《往来物大系》中还收录有谦谦堂文库出版的《导童六谕训》，该书内容与《六谕衍义大意和解》一致，仅改其书名为《导童六谕训》，更进一步明确了该书教育子孙的特性。
在《六谕衍义》诸多异本中，被称为 “流播最广泛、种类最多”［20］“最有特色” 的版本为《官许首书画入六谕衍义大意》（以下简称《首书画入大意》）。此版本为1843 年京都的胜田知乡增订，其子胜田知直，其孙胜田知之校正的三卷本。该书首先翻刻了室鸠巢的《大意》，但删除了《大意》中原有的序跋以及每一节的诗句。在中、下卷的附录中，分别收录了《太平记》中 “青砥藤纲” 、《近世畸人传》的 “僧铁眼” 以及《续近世畸人传》中 “佐川田昌俊” 等传说、故事。在此书日野家本的序文中论述道：
“近日胜田知乡刻之其家间以图象加事历于栏上，且近古以来不论士民男女贵贱雅俗，其最有节操实德者九人国字作小传加以评语合刻以为附录，盖充其孙谋也。因介人请题言于余，余读而亦喜其大获我心矣。”［21］4该序言记录了作者胜田知乡为教诫子孙，将当时道德高尚的九人事迹及其感悟作为该书附录的经过。在该书末尾还附有胜田知之谨志，记载如下：
以上九人事迹是祖父时常说予我们听，而由父亲记录下来的故事。以往盛行的《畸人传》为首，出现在各种书籍中，在其故事基础上增添一些论述，以《骏台杂话》或熊泽、白石先生为首，再附上诸名家的论述。如若诵读此书能裨益于劝善惩恶，则祖父、父亲之幸甚。［21］1（笔者译）
换言之，该书附录中的 “青砥藤纲” “僧铁眼” 等道德品行高尚的九人事迹①主要讲述了升任高官却依然简衣素食，大公无私，品德高尚的青砥藤纲，以及将自己准备用以修行的经费施予难民的僧铁眼等公正、高尚、廉洁的人物事迹。是胜田家祖父一辈传下的故事，而作为祖父的胜田知乡之真意乃是希望子孙通过熟知先人的事迹，成为行善之人。由此可知，此书乃胜田家祖孙三代家传的版本。值得一提的是，《首书画入大意》小野藩版本中，在附录下卷案证之后，刊载了林韑的 “鹤龟池碑记” 碑帖（1844），此碑记载了近藤龟藏开鹤池、龟池的理由、名称由来以及近藤龟藏开垦灌溉事业与节俭的生活。碑文写道：
此碑乃是播州市场人近藤龟藏所建，龟藏，名知荣。……因市场村缺水，若遇旱灾，则束手无策，待秧苗枯槁而已矣。……龟藏遂开垦两处深潭，果然得清泉。……又，龟藏平日不忘勤俭朴素之道，以其为首，全家皆衣着朴素。另，其家又多藏书画，……其中为了训诫后人珍藏有两幅书画，……其一是一封书信，……描写白手起家几代人的寒酸生活。其二乃是一幅画作，详细描绘祖先在彼时开垦基业，内外艰难的情景……汝等，勿忘祖先之艰难，勿起娇奢之念而忘祖先之恩泽。［11］（笔者译）。
《首书画入大意》附载的近藤龟藏事迹被作为小野藩训诫后人的典范，其碑文体现了近藤家对家族后人训诫的良苦用心，希望家族后人谨记祖先的恩泽，不忘祖先的勤俭朴素、勿起娇奢之念。在《小野市史》中也记载了当时小野藩使用《大意》教化庶民的事例：
“豪商近藤家，维持家风，尊敬祖先，俭约为旨，为了治水灌溉，开垦池塘，特别编印自家的治水事业，插进胜田氏三册本，认为实践《六谕》。小野藩把近藤家献上的刻本分发于地方官吏，让藩校教头野之口正武回村教谕。”［22］122近藤家勤俭朴素的家风突显了小野藩《首书画入大意》结合实地情况践行六谕思想的特征，《首书画入大意》的刻本也因受地方官吏的推崇，用于庶民教化活动中。
另外，由水野正恭编撰，永乐屋东四郎于1855年出版的《六谕衍义大意抄》一书跋文中有如下记载：
（吉宗将军）刻印此书，宣布让京都、江户、大阪等城市，以及其他诸国的人拜读，……又赐其深厚的恩惠，另外宣布让 “寺子屋” （私塾）用此书好好教诫孩子。……由此，无论贵贱，父母使随行过门、招亲、过继的男女，或去师家学书的小儿等，必须带一本去……这样下去，四海之内，普遍流布，亿兆人民，感戴其德，无不拜读此书，天下风俗，自成纯朴，忠臣节妇，家家辈出。［22］
该跋文明确了《大意》被作为寺子屋的教科书，此外，《大意》在民众中推广阅读，成为教化庶民、教诫孩童的必读书籍。若人人拜读此书，将风俗纯朴、忠臣节妇辈出。同时，在该书最后的附页摘录了中国传统四大家训之一的《司马光家训》名句：
“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
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23］可见此书作者熟知中国阴鸷思想、家训文化，以及对子孙教育的重视，体现了祖先为后人积阴德的美好愿景。
综上，江户时期的儒学者室鸠巢在和解《六谕衍义》之时已对六谕训诫子孙的作用表示了高度的认同。随即在幕府的一系列政策中，《大意》虽然多作为蒙学教科书应用于寺子屋教育，但在民间的六谕异本中，六谕已被广泛用于家庭教育，以训诫子孙须行善，以及祖先为后人积阴德的愿景，甚至根据家族的实际情况对六谕作出适应性扩展或改动，以使家族后人传承先祖美德。
家庭训诫书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真实反映。在范鋐《六谕衍义》基础上创作的日本江户时期家庭训诫异本反映了日本社会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尊崇与学习，尊崇学习的基础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正如吴震所言：
“不像在明清中国，‘六谕’构成了由上至下的一套宣讲传统，而在江户日本非但没有这种宣讲传统，而且‘六谕’从来没有获得政令性的文献地位。”［24］日本虽然并未实行推广六谕的强制性措施，但日本有识之士皆自发地将六谕引入家庭教育中，代代相传。六谕因此 “化身” 为家庭伦理道德教化与民众的日常行为规范，潜入日本基层民众的生活世界，体现了六谕较强的渗透性。六谕也作为江户时期家庭教育的重要理念不断地被复制与流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日本基层社会家庭道德伦理秩序，体现了儒学移风易俗的力量，从中可感知六谕对近世日本治家文化浸润之深。
日本江户时期对六谕道德训诫广泛推行，将其作为教化庶民的举措，进一步融入日本有识之士的家庭教育中，成为其训诫子孙的思想养分，对江户时期家庭道德伦理的塑造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六谕道德训诫在日本江户时期家庭教育中的延续与传承，折射出当时的家庭教育对六谕道德训诫吸收与借鉴的轨迹。而明清圣谕中蕴含的先进家庭教育理念对于引导当今家庭教育仍有一定意义，其教育内容和方法在中日两国的运用对现代家庭教育仍有很强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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