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菊浪 金俊铭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恩格斯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1]《提纲》中批判和分析了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并以实践为核心建立了新的世界观、人性论和哲学观。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也是基于对前人批判和继承的前提下不断发展而来。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人的存在是历史存在的前提。
中国进入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终任务是要落实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上。国际上，对于中国质疑的声音从未消失、怀疑的态度从未减轻。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非毛论”到如今的“大国威胁论”，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以多角度向全世界渗透“中国威胁论”，企图阻碍中国的发展。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在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同时，更要防范西方人道主义的演化，树立正确的人学观，注重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一)对古希腊哲学的批判与继承
古希腊文明对人类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它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也是人学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开始关注到人在社会文明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安·邦纳所谈到的“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都是人的利益和进步”。[3]人的“奴性”开始慢慢地发生裂痕。在古希腊人学发展初期，人们认为人是完全依附于自然，哲学家们认为人是具有动物性的，这个时期的哲学还是简单的把人归结为某种物。西门尼德区分了本质和现象，在打破直观思维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人的主体意识，在哲学上开始实现由人的自然性向人本性的复归。直至古希腊社会发展后期，哲学真正完成了由研究外在自然转向人类本身。例如，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等等。这一时期哲学的重点转向人的自身及其心灵，人开始认识到了心中的善，并在“善”的推动下关注社会，这标志着主体性的觉醒。
在“黑暗中世纪”宗教神学笼罩一切的环境中，宗教的言论、思想统摄着哲学的理性、思想，这就使得人学也蒙上了神秘的宗教面纱。之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提出在思想文化、宗教方面解放人性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解放人自身作为主要斗争的出发点。实际上，这是在批判宗教人学的束缚基础上，逐步树立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开始肯定了人本身的地位和尊严。由此可见，“古希腊人学→中世纪人学→近代古典人学→马克思的人学”这一发展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同方面得到了进步。人们由对物的依赖转向对抽象权威的推崇，最终实现主体意识的觉醒，无疑为马克思人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对黑格尔抽象人学的批判
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对人的巨大影响早已超出瓦特改良蒸汽机对工业的推动作用。近代哲学家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的观念，从唯心主义的立场上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和思维的本体。康德则以反对形而上学为出发点，打破了以往形而上学哲学的观点，使哲学重新回到现实并接受理性的批判。尽管在康德哲学中依旧可以看到“上帝”的影子，但他把“上帝”拉到了现实的实践范围内，这也是康德哲学的伟大贡献之处。如果说康德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了人间，那么黑格尔的贡献在于把“上帝”与人类社会进行了高度的融合，将其泛化到人类的实体中来，在黑格尔的哲学逻辑那里，“上帝”最终被抛弃，转向了消亡。
虽然黑格尔的人学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但是黑格尔人学理论深受西方“主体性”思想的影响，依然显现出诸多狭隘的见解。黑格尔认为，理性和绝对精神统治着整个世界，人本质上是思维着的精神。人的热情、需要、利益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他否定了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主体性演绎成为绝对精神的主体性，把人在自身“热情”驱使下所进行历史创造看作只不过是理性、精神的工具和手段的活动。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人的创造最终变成了精神的自我创造，人们的历史也最终被演绎成了理性、精神的历史。黑格尔把人看作是世界精神的实体性事业的活的工具。他直白地指出：“理性统治了世界，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对于这个在本身为本身的、普遍的、实体的东西——其他一切万有皆居于从属的地位，供它的驱使，做它的工具。”[4]这样，黑格尔就把历史中所有的人，包括伟大人物在内，都看作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理性、精神的玩物和傀儡。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就是历史本身，人只是创造历史的工具。可以看到，他过分强调了历史的作用，把创造历史的人以及社会生产实践都抛掷脑后，这种忽视人自身的能动性和创新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三)对费尔巴哈感性人学的批判
费尔巴哈作为人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实现了哲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变革。首先，他在继承和发展近代人学的同时颠覆了黑格尔基本哲学的预设。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指出：“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5]在这里，费尔巴哈明确指出，宗教只是人根据自己的本质需要所幻化出来的东西，因而他用人学代替了神秘的宗教。他准确认识到，“我的著作以及我的演讲的目的，都在于使人从神学家变成人学家，从爱神者变为爱人者，从彼世的候补者变为现世的研究者，从天上和地下的君主和贵族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奴僕，变为地上的自由和自觉的公民。”[6]
费尔巴哈用“自然界和人”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否定了把“绝对精神”当作主体，批判了其哲学理性，同时，以感性的存在和人本主义原则对西方宗教神学、思辨哲学进行批判，肯定了物质第一性，把人和自然当作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作为18世纪唯物主义的代表，他们坚持唯物主义，但他们认识世界的立足点不在于“人”，而在于人之外的物质世界、自然界。费尔巴哈与他们有着不同的见解，其哲学超越了18世纪旧唯物主义以自然、物质为根基的认识，并转变为以“人”作为认识的前提与基础，这对后来马克思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多次表示，这种新观点强烈地影响了他。
马克思哲学体系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基本预设，将费尔巴哈“抽象人学”转变为“真正的人的哲学”，把人有意识的实践活动置于现实基础之上，建立了新的、彻底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一) 对费尔巴哈“感性人学”的超越，实现了人性的复归
费尔巴哈以宗教认识作为基本的领域入手，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之外并不存在着任何的东西，所谓的“最高存在物”只不过是“人”本质的一种虚幻的映射。在这里，费尔巴哈指出，“固有本质”指的是“人的本质”，他把宗教的本质简单归结为人的本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却撇开了历史的进程，孤立地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设存在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等同于动物，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把人与动物共同的“类”本质理解为“理性、爱、意志力”。因此，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静止、孤立的个体，他的这种普遍的“类”本质使得个体的差异性无法体现，人和动物没有任何区别。从根本上来说费尔巴哈并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在对待宗教问题上，他虽然把宗教世界归结为世俗基础，但是他把“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后，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7]这些种种都表明，费尔巴哈并不能超越旧唯物主义，而只是单纯的把“物的哲学”转化成为“抽象的人的哲学”。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相比，他只关注到了现实的人，但不是彻底的“人本主义者”。他关注了人本身的自然属性，却忽视了人处于复杂的社会交往之中这一客观现实。费尔巴哈在试图超越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同时，自己也最终落入了抽象的自然物质观中。
马克思在继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本观”的前提下，更加关注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着眼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民社会中。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感性抽象的直观”，把人放在“感性活动”之中，从复杂的社会实践出发理解人的感性存在，使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能够真正的拥有鲜活的生命。因此，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由此，唯物主义才真正实现了由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化。
(二) 对费尔巴哈“宗教异化观”的超越，提出劳动异化理论
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对马克思劳动异化的提出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费尔巴哈通过对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确立了唯物主义一元论，是对近代以来宗教神学的超越，实现了近代哲学的重大变革，费尔巴哈在哲学史上的这一变革对青年黑格尔派形成了强烈冲击。恩格斯毫不夸张地表示：“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9]可见，费尔巴哈的观点之所以受到追捧，是由于他打破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神学的本质并阐述了他人本学的思想。之后他的《未来哲学原理》《宗教的本质》等著作又继续深化了人本主义思想和宗教异化学说。
首先，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大量分析了宗教迷信产生的根源，他认为“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10]其次，费尔巴哈从人本学出发，深刻地揭露出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异化。他谈到，在宗教中，人是通过想象力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 ,异化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神”或“上帝”。人们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赋予了“上帝”，而把人当作一种“恶的存在”并说得一无是处。“上帝”统治着人的精神世界，而作为上帝在人间的守护者——教皇，在世俗世界统治着人们。这种异化的产生使得幻想中的“上帝”站在了人的对立面，与人本身发生了相异化。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精神的“异在”，而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的感性的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宗教、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与人的关系异化和地位颠倒状况的批判中指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11]马克思认为国家同宗教一样，都是由人创造的，反过来又成为束缚人发展的“枷锁”。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虽根源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在批判的基础上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观。
首先，在分析异化产生的原因时，费尔巴哈只是着重于自然根源与人的心理根源，而马克思分析了造成异化的社会原因，将目光放于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中。在费尔巴哈看来，“世俗的基础”脱胎于宗教世界。他致力于对宗教的批判，其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宗教，而是对宗教进行革新，从而更好地将宗教归结为人的本质。对此，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单纯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而没有留意到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马克思认为，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导致宗教产生，因此只有对世俗基础进行实践的改造，才能消灭宗教。
其次，在关于扬弃异化的途径问题上，费尔巴哈宣扬要用理性的火炬照亮宗教的黑暗，而且还主张建立一个新宗教，即所谓爱的宗教 ,这无疑是为资产阶级做新的“嫁衣”，充分暴露出他在异化问题上唯心主义的强烈倾向。而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的不平等，进而实现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扬弃，把劳动异化的理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获得人类解放，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马克思完成了费尔巴哈没有走完的那一步，即“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12]更确切的说是“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观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13]马克思人学实现了由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用历史唯物主义替代历史唯心主义，真正完成了人学史上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
作为时代精神的理论化表达，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将观察的视野深入到人类的现实存在之中，并做出顺应时代发展的抉择。中国进入新时代，对急速膨胀信息的思考和急剧变革的时代发展脉搏的把握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展的内在性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推手，需要在伟大奋斗的征程中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理论高度深入探讨，从而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国化的发展。
(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学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完善，走向科学的过程。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的初步认识，超越了西方哲学家英雄史观、人本史观的唯心主义观点，再由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复归到费尔巴哈抽象人学演绎，最终回归人类自身。
马克思注重从社会实践中探索人的价值以及社会交往的关系，最终发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我们改造客观世界提供了科学的遵循。马克思人学思想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社会生产实践活动都是围绕着“现实中的个人”而展开，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人”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实践、历史甚至是辩证法的认知都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吐故纳新的深刻内容展现。为了摆脱深陷僵化、老旧的泥潭，马克思人学思想在社会实践的发展中不断创新。
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交汇期，在经济上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的难题。在思想上错误言论沉渣泛起，意识形态滋扰不绝于耳。在社会发展上，多重矛盾相互叠加。要保证巍巍巨轮行稳致远，顺利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促进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深刻认识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重要关系。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些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4]要坚持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始终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
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关系。“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5]，“人靠自然界生活”[16]。因此，人的实践活动也必然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恩格斯主张人类采取与自然界积极“和解”的态度，选择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此外，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伟大实践，而人作为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由“计划—市场”能否顺利实现的转换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作为重要转换枢纽的“人”打破旧体制的束缚，建立起与其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精神面貌。因此，对人的发展和塑造影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育。同样，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自然也对人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然会对主体心理产生一定的冲击。因而，对人知、情、意、信、行的培养，对人全面发展塑造成为了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关键。
(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国化的发展提供精神食粮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人重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研习，并积极从中汲取营养。理论作为实践的先导，思想作为行动的针南。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变化，是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其实也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人的道德本性价值的复归，人的社会主体地位的重视，人的社会价值的肯定与积极性的充分调动过程。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发展在中国枝繁叶茂，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提供了文化土壤。中国古代就有“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价值理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信仰，以及构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民共同富裕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中国化人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费尔巴哈把“爱”作为一切存在的决定者，而转向在实践的基础之上考察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恩格斯指出，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动机时，主要了解到隐藏在历史人物的背后构成历史动因的“动力的动力”，进而得出人民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物质资料生产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方向指南，可以说“它既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学术范式，也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范式。这种人学范式包括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等促进人的发展的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活的时代感。”[17]以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人文形态的基础之上加强了对人性和人的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摆在了重要的位置，通过武装革命的形式，实现了人的平等和解放。毛泽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人学落地生根，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18]他将人学的发展融入到了革命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去，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作为党重要的宗旨与法宝，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新时代的中国正在阔步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始终坚持发展为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相继提出，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内容，又在全球化思潮下积极探索人的高质量发展能力，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猜你喜欢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费尔巴哈人学 最有思想的句子广东教学报·初中语文(2022年11期)2022-04-19人学视野与世界文学建构：蒋承勇教授学术访谈录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9年1期)2019-11-25北人学没故事作文·低年级(2019年6期)2019-06-20实践：马克思的新哲学观青年时代(2017年4期)2017-03-10马克思对象化思想及其对人的发展的启示学理论·下(2017年1期)2017-02-18浅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实践意义商(2016年1期)2016-03-03费尔巴哈宗教观研究述评理论与现代化(2016年1期)2016-02-26北人学没第二课堂(小学版)(2015年10期)2015-11-28马克思的核心哲学思想及其理论来源问题求是学刊(2015年2期)2015-03-17王夫之人学思想研究船山学刊(2004年3期)2004-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