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党二干会议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姚俭建

在农工党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简称二干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开启了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征程。深入研究二干会议的背景、内容和历史贡献,无疑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历史上,农工党的前身与国民党有一定组织渊源关系。最初,因不满国民党右派背叛大革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等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筹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简称临委会)。1930 年8 月9 日,邓演达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从思想渊源上考察,这一纲领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相近。另外,早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邓演达关于“农民革命、土地革命的思想”与毛泽东在土地、农民的问题上的观点非常接近。这一切都为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力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并寻求在中国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早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就提出了联合战线的思想,之后进一步加快了确立统一战线策略的步伐。

1931 年8 月,邓演达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11 月,他惨遭蒋介石杀害。临委会的组织因此遭到严重破坏。章伯钧、黄琪翔等农工党人继承邓演达遗志,策动19 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并建立与蒋介石政权对峙的人民革命政府。1934 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后,临委会的领导人和干部数十人先后从福州抵达香港,着手恢复组织工作。2 月,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丘哲、彭泽湘、郭冠杰等在香港两次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决定恢复“临委会”组织,按邓演达的政治纲领继续战斗。临委会早期负责人章伯钧、黄琪翔等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进攻。8月1 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临委会领导人备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随后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表达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诚意。10 月下旬,临委会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民等在香港召集华北、华南地区的负责人,共同讨论了重振组织的问题。至此,临委会召开全国性代表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由此可见,响应“八一宣言”成为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契机。在“八一宣言”的感召下,农工党毅然转向联共抗日,为二干会议的成功举行作了充分准备。

1935 年11 月10 日,临委会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这就是农工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民、丘哲、彭泽湘、郭冠杰等20 余人。会议集中解决了农工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是会议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确立了农工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临时行动纲领》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告同志书》明确党的政治任务“在于完成中国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为完成这一任务,提出了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的方针,决定“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

二是会议决定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党名的改变具有三层含义: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去掉“中国国民党”的帽子,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适应革命的新形势,以民族解放为己任;
照顾历史传统,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

三是会议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黄琪翔为总书记,彭泽湘为组织委员会书记,章伯钧为宣传委员会书记,郭冠杰为总务委员会书记,丘哲为财务委员会书记,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央机关暂设在香港跑马地。中央编印《政治通报》和《工作通讯》,以指导全党工作。会议决定以北平、上海、广州为据点,建立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大区机构,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二干会议标志着,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解委会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其历史意义集中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方面,农工党二干会议第一次在党纲里提出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方针,并将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农工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启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征程。为了推动抗日,中共中央于1936 年9 月1 日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提出对蒋的政策应由“抗日反蒋”转为“逼蒋抗日”。10 月,黄琪翔从德国回到香港,同章伯钧、彭泽民等农工党中央负责人在港召开会议。解委会领导层统一了认识,决定调整政策,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在政治上同共产党密切配合,加紧推动联合抗日的工作。从1936 年11 月到1937 年间,农工党中央领导人黄琪翔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密切交往。黄琪翔在交往中受到很大鼓励,他完全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团结全国人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愿为此尽到自己的责任和力量。1936 年11 月,解委会派中委罗任一为代表,到西安同杨虎城会晤,共商联合抗日。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逐渐成熟,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到南京和蒋介石谈判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6 月下旬,毛泽东邀请彭泽湘到延安,并连续五个晚上同彭泽湘叙谈,共同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国家的形势,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农工党敢于以鲜明立场和坚决的态度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对中共打开僵局、扩大影响,起到了巨大的舆论推动作用。这也为以后农工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奠定了扎实基础。

另一方面,二干会议确立的联共抗日的方针,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各党派的合作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1937 年,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解委会与其他爱国党派一起,高举民主、团结、抗战的大旗,努力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制止蒋介石集团的分裂、独裁、倒退,成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二干会议后,解委会派得力干部到各地恢复、发展组织,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纵观抗战过程,农工党坚守民主、团结、抗战、联共的立场,与独裁、分裂、妥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促进形成和维护了多党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溯历史,农工党历经艰难曲折,从二干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到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从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新型政党制度和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从一个成员构成比较复杂的民主党派,发展为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领域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界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论是审视当下还是展望未来,二干会议所蕴含的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初心,都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一)二干会议昭示了农工党发展的历史选择

以二干会议为起点,农工党由提出同中国共产党联合,到实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进一步靠拢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颁布以后,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在关键时刻最终选择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

农工党通过长期斗争实践,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民主党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才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农工党走上这条道路不是偶然的,是农工党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过程中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农工党要继承二干会议的传统,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担负起新型政党制度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

(二)二干会议孕育了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初心

二干会议之所以在农工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在于它继承了邓演达的遗志,孕育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初心。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并在2018 年创造性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农工党十六大以来,全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参政党的时代使命,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广泛引导党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焕发新状态、创造新业绩,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忘多党合作初心,方得共襄伟业始终。农工党90 多年的历史,正是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人秉承爱国革命奉献的优良传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团结奋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不断追求进步的光辉历程。在新时代,农工党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以实际行动践行参政党的责任与担当,在维护、践行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中,积极探索、创新,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职能,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添砖加瓦。

(三)二干会议开启了农工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新征程

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凝聚多党合作的共识,才能使农工党在践行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中可持续发展。在新时代,农工党相继召开了十五大、十六大,完成了进入新时代的政治交接,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进入新时代,农工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建言献策,服务社会助力民生,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充分发挥医药卫生领域人才优势,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疫情防控专报,广大农工党医务人员投身抗疫一线,用疫情防控的履职实践,生动诠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展现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巨大效能。

如果说,我国政党制度确立时期曾教育和引导了一大批农工党党员走上了正确的道路,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它将激励广大农工党党员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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