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列辉
（湖南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当今世界，全球化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纵观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余年里，全球化的世界秩序最初是由美国极力倡导并视其为对外战略的核心。由于全球化是资本逐利形成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所构筑的全球秩序、全球治理体系都打上了不平等和霸凌的深深烙印。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机构的变动，其所实施的国际战略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国际局势变化风云诡谲。当初极力倡导“全球化”的美英等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一反之前对全球化的支持和推动，表现出了极强的“逆全球化”。尤其是2016年以来，“逆全球化”公然成了一种日益猖狂的思潮，“以美国为典型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的理念、战略、政策等不同的层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逆全球化动向。”[1]
全球化的历程和现实发展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审视全球化，必然要置于世界历史宏大的理论视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2]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资本主义工业化使得商品生产流通销售各个环节都不断地在全球扩展，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古代哲人老子所憧憬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景象只能是一个“世外桃源”的美丽泡影。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个人、群体、国家、地域之间的往来联系更加密切，人类历史开始了以资本扩张为主导随资本逻辑发展而演进的世界历史的转向。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结束，扑面而来的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推动着技术、资本、商品等在全球的流动，突破了长期以来美苏争霸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割。各国之间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的政治、文化、技术及生态等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各种联系大大加强，现代世界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打破了地域的局限与人们对自然力的盲目尊崇。几千年来所因袭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樊篱被冲得七零八落，世界逐步进入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同步的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轨道。“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把相距遥远的群体化为“比邻”，世界各地区紧紧相连，使人类社会组织的时空概念有了全新的诠释。
“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社会化不断提质增容的一个客观存在。全球化下，社会分工得以精细化地在更深更广领域进行，生产要素可以灵活地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在相对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能够获得更大的效益与利润。但是“全球化”的进程，又是在矛盾重重中螺旋式地上升与前行，一路充满着荆棘与曲折。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是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扩张，是资本家及其代言人无休歇无止境地企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要求。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本家们，“一往无前，每天都要增加资本，每天都要降低产品的生产费用，每天都要扩大商品关系和市场，每天都要改善交通”，[3]为了保证攫取源源不断的更多的财富而成为全球化的最大推手，显露出极其贪婪的真面目。全球化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其消极后果相当严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差距鸿沟明显加大。全球化中，资本主义国家凭着比较优势获利比其他国家要多得多。发展中国家受制于发展资金不足、技术水平落后、金融风险的不可控等危险，获益很少，有的还被边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政策，落后的社会基础设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等都面临着“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冲击，从而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出现动荡不安的治理危机。同时，资本的全球扩张在客观上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的此起彼伏。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余波未静，导致全球经济出现明显的停滞衰落。2016年以来的各种“黑天鹅事件”给本已动荡不安的国际经济政治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这一年，6月英国脱欧，11月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上台执政，再加上不断恶化的局部地缘冲突的升级恶化，世界贸易相对全球经济扩张疲弱增长，“逆全球化”已然客观存在。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逆全球化”显现抬头之势。“逆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一股逆潮在全球新冠肺炎后疫情时代愈加泛滥，给世界未来走向何方这一重大问题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逆全球化”思潮表现出四种主要症候。
（一）全球经济衰退现象明显
在国际贸易增长上，“逆全球化”现象非常明显。经济学家衡量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贸易产出增长比率。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兴盛期，全球贸易比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快出一倍。自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全球贸易增速大大放缓，201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为38.10万亿美元和33.24万亿美元，增长率分别仅为 3.4%、2%，基本与全球经济增长持平。[4]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贸易遭遇最低增速，受欧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延缓出口销售计划、消费者削减消费支出，导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仅稍高于1%，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个比率让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全球化即将或已是逆转。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不仅对全人类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而且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致使许多国家经济停摆，失业人口剧烈增多，全球资本市场持续动荡。
资本流动放缓和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濒临瓦解，是“逆全球化”的标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陷入了结构性不合理冲突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全球资本流动放缓，跨境金融资产同全球产出的比例从 2007年的 57%下降到2015年的36%。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研究报告指出，在2005年到2014年间，25个高收入国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来自薪资和资本的实际收入停滞或者下降。欧美国家高收入人口收入停滞更为普遍。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谈判越发举步维艰。1999年WTO部长年会会场外，反全球化力量组织游行示威，迫使新一轮贸易谈判不得已推迟，以后多年的多哈谈判都无法达成明确的一致。2015年的内罗毕会议，美国和欧盟在会上认为多哈回合已经过时，已不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提出抛开或放弃它，主张改弦易辙另起炉灶。全球的多边体制陷入停滞，地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来势汹汹。
“全球化”迅猛发展一度给世界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兴盛，但是冷峻的现实是，“全球化”非但没有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反而拉大了国家之间与一国内部之间的贫富差距。长期以来的“全球化”下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合理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均，贫富的鸿沟越来越大，资本收益的高度集中使个人收入的不公正不平等越来越严重，资本主义底层占人口多数的困难群体与处于金字塔顶部的社会精英阶层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资本的逐利本性、资本的收益不对称以及资本的“全球化”下更灵活自由流动使得“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原来由人操作的劳动岗位被智能机器所取代，企业就业岗位减少，致使失业者大大增加。有人将“全球化”形象地比作是一个钟摆运动，它给予的市场力量与保护社会是两种相反的作用力。市场力量带来了劳动人群的激烈竞争，从而对社会群体以反作用的影响，使得社会内部矛盾出现激化和紧张。“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大量受益的社会群体与受损的人群存在着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二）全球政治社会危机不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几次重大的政治社会危机事件能具体体现“逆全球化”思潮和现象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泛滥，且严重程度不断升级，给世界未来的发展蒙上一层厚厚的灰色尘影。2013年底，时任乌克兰总统的亚努科维奇与欧盟分道扬镳，背弃以前与欧盟签订的政治与自由贸易协议，转而投向俄罗斯，从而引起各地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在欧美有关国家与俄罗斯的干预下，导致国家政权发生更迭、政局严重动荡，领土分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地相继宣布独立，内乱四起。至今，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这一危机起因就是大国之间由地缘冲突而引起的政治军事干涉纷争，是西方长期以来推行颜色革命、和平演变所产生的恶果。
自 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危机不仅使得整个国家从昔日平静幸福的生活、安定和谐的环境一下陷入战火纷飞之中，民不聊生，大批的老百姓离乡背井，四处逃难，而且，作为一个在中东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的动乱也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了激剧的震荡。在阿萨德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长年拉锯式作战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列强与俄罗斯的政治军事角力。
由于战乱危害和地区恐怖主义的肆虐，西亚北非以及中东的难民如潮水般涌向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形成了这些国家如同烫手山芋般的难民危机。据联合国难民署资料显示，2016年1月到8月就有30万难民经地中海来到欧洲，排在前三位的是科索沃、叙利亚和阿富汗，其中因偷渡落水、疾病等不幸死亡的人数就高达3000多人。难民危机不仅是颠沛流离的各战乱国家百姓的悲剧，也给主动或是被动接受这些难民的欧洲各国带来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不稳定的因素，同时也导致这些国家在难民分摊安置、边境管理防控等诸多领域的意见和分歧，“凸显出欧洲一体化蓝图下隐藏着各国的离心力”。[5]欧盟国家对来自叙利亚等地的大批难民从同情接受，到勉强接受，再到拒绝和怨恨的转变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难民危机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与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景无疑带来了沉重的阻力，成为“逆全球化”进程升级的可怕推进剂。欧洲其他一些主要国家如意大利、法国、匈牙利以及北欧等国也受到“逆全球化”的波及，国内安全形势恶化，社会分化严重，甚至掩盖了原有的种族矛盾和性别歧视等社会矛盾。
（三）极端民粹主义思潮急流汹涌
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中心，有极端平民化倾向，但实际上最不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个人尊严。民粹主义者所推崇的是抽象空洞的人民概念，但对一个个现实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个人极度蔑视。民粹主义追求幻境中的民主，内含浓厚的去精英和去政治化色彩。极端民粹主义思潮的抬头起势到急流汹涌，是“逆全球化”的突出表现，同时“逆全球化”又扩大了民粹主义的市场。
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出奇获胜是民粹主义思想引导下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平衡打破、政治蜕变的结果，这次大选彻底颠覆了美国传统的选举范式。特朗普的上台给美国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带来了一场大地震，同时也深远地影响着国际形势的走向。他的胜出，代表着美国国内极端民粹主义战胜精英集团，精英势力第一次失去了美国政治最重要的环节：对四年一度总统大选的控制。美国的精英势力的纷争主要体现在民主和共和两党所代表的自由与保守派别之间的角力，而民众则通过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从两派中进行选择。当国内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公正与市场效益失衡后，精英与民众的矛盾就会激化，社会结构就会撕裂。2016年的美大选就偏离了以往两党传统竞争的轨道，社会民众与整个精英集团的对立与冲突上升到了首位。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全球化，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资本与劳动力收益的差距，从而造成社会不公正的现象越来越多。美国在这几十年的“全球化”中是主导者推动者，更是最大的受益者，在全球生产链与价值链的位置不断前移，对位于低端产业的工薪阶层的收入和就业带来巨大压力，所以他们对精英势力日益愤懑。[6]20特朗普在竞选中一反以往历史上共和党竞选人激烈抨击民主党政策的方法，所批评的是美国所有的内外政策，挖苦和嘲笑甚至极力地否定美国传统政治正确。他的标新立异，反精英和反“政治正确”，迎合了民粹主义，赢得了选举。
特朗普所施行的以“America First”为目标的内政外交政策举动，无一不是民粹主义意愿的集中体现。“逆全球化”的兴起就是极端民粹主义思潮下应运而生的附产儿。特朗普对外政策上采用“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举措，如，退出联合国人权组织、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TPP、退出事关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退出伊朗核协定。2018年10月，他又撕毁了美国和前苏联所订立的限制军备竞赛的重要条约《中导条约》，一下子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被媒体评论称“惊了美国、慌了欧洲，特朗普这一次真要把世界带入深渊。”甚至他还要威胁退出联合国，以上种种，重重地加码了未来世界走向的不确定性。让人大跌眼镜的同时不禁心生怀疑，特朗普治下的美利坚合众国还是原来的那个大肆宣扬所谓的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的美国吗？还是那个把自己扮演成“自由、民主、人权、博爱”样板的美国吗？还是那个自诩维持世界秩序、维护自我标榜自己世界领导地位的美国吗？2021年初，拜登击败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6任总统，他上台以来，施政策略尽管与前任消极的发动关税战等惩罚性竞争不同，更多的是拉拢盟友采用科技竞争、意识形态价值观竞争和博弈，但其推动大国冲动对抗、推进逆全球化进程依旧。
英国的脱欧公投，也是当今世界“逆全球化”一个典型事例，其结果不仅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重大影响，也对欧洲联盟这个大家庭产生巨大的离心力作用。同时还会助推世界各国反传统政治体制机制，激化和助推世界“逆全球化”浪潮的持续汹涌。综观英国退出欧盟全过程，可以发现，英国民众之所以投票同意，主要想表达的还是英国人民对昔日大英帝国辉煌过往的依恋，心存自尊感觉自己“还是一个特殊国家，对在脱欧之后的重新崛起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6]59用投票退出欧盟来表达自己民粹主义的主张，宣泄对本国外来移民过多、外来商品增加、就业机会紧张等的“愤怒”情绪。
“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有其深刻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局势变化更为急剧，“全球化”的进程中一系列异常严峻的挑战接踵而来，世界经济长期未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喘息过来，又不断遭遇层出不穷的矛盾，特别是不期而遇的全球新冠肺炎大爆发更使其陷入持续动荡与衰退之中。
（一）全球治理困境导致对“全球化”的抵触
“全球化”是由国际流动资本及其资本代言人、在限制贸易惯例面前畏缩不前的出口商、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与国外企业竞争的地方实业家和那些为了从自由化和增加的进入国外市场机会中受益而设立的金融机构等的推动下迅速向全世界扩展，从而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技术与管理水平的进步、信息知识的广泛传播、能以更低的价格满足更好的消费需求等。但融入“全球化”所建构的这一全球框架并采纳其规则需要付出很多代价，“明确地或是默许地接受被包围在全球化之中的事实都将导致被包围的一方所实施的政治控制受到削弱，或者这种控制被根本取消”，[7]4这种情况在全球政治社会经济最落后最脆弱的国家最容易出现。同时，由于世界市场的急剧扩大，推动世界的分化加剧，有意无意间对某一地区的文化传统也产生着极大的侵蚀。具体来说，在经济领域中“全球化”导致了人们谋生和生存方式的变化；
在政治领域，使得地区所实施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不管这种弱化在起初的时候看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在文化领域，冲击着某个地域长久以来集体文化意识的存在以及人们对这种文化意识和传统的坚守信心。“全球化”这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的治理困境导致了对“全球化”的抵触，催发着“逆全球化”思潮与运动的勃兴。
对“全球化”的抗拒的理论可以上溯到安尼奥·葛兰西、卡尔·波拉尼和詹姆斯·斯科特等经典理论家对抗拒问题的理解。比如，葛兰西认为，一个人在形成世界观的过程中，他总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群体，而这个群体是分享同样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所有社会要素的组成部分。“个人确实是和正在将自己作为迄今为止的历史过程的产物来认识自我，这个历史过程已经在你的身上储存了无数痕迹。”[7]200一旦“全球化”带来对传统文化和人们意识形态的威胁，就会不自觉地激起民众做出持久的抗拒反应。他们都认为抗拒源于并构成了具体的生活方式，由于社会生活变迁越来越复杂，抗拒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当全球治理跟不上“全球化”的快速行进的步伐时，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会集中呈爆发式的显露。特别是这一轮“全球化”是由西方主导的掺杂着“霸权主义”的“全球化”，始终存在着资本利益与民众利益、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导致各利益获得者之间博弈与争斗更为激烈，从而出现抗拒“全球化”的“逆全球化”浪潮。
（二）世界范围内各国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对立的动态进程，伴随着机遇与挑战、融合与冲突、一体化与反一体化。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推进，世界产业链不断变动和调整。但是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少数的西方大国及其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瓜分了经济全球化所做成的“蛋糕”的极大部分，而最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受制于人，甚至连带政治、社会等方面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牵制，但是获得的却是“残羹剩汁”，有的发展中国家还因此发生政局动荡与经济衰退。“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8]就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占员工人口大多数的“蓝领”阶层、底层群体和弱势群体也受到了明显的就业与收入的冲击，所获得的利益相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少得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不少西方国家没有重视和解决“全球化”下随之出现的就业、医疗等社会民生问题。“全球化”下资本的流动对各国就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量的产业向其他国家转移使得资本外流、国内生产被国外生产替代，因而会造成本国国内的就业紧张、失业率增加、收入降低。而产业引进国又会因外来的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对本国传统产业产生极大的冲击，导致一些落后产能的企业被挤垮、员工收入降低甚至丢失饭碗。许多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被排除在产品的生产之外，而将自己的角色仅仅锁定在向世界经济提供原材料方面。“由于合成产品所占的份额日益扩大，这些国家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9]因而，不管是资本输出国家还是资本引进国家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贫富差距接续扩大而使得民粹主义思潮滋生，并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影响着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异，引起“逆全球化”的出现与泛滥。
（三）单边主义、国家主义等主张的思维滥觞
如果“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严重拉开促使了民众“逆全球化”情绪的发酵，那么，单边主义、国家主义等主张则是“逆全球化”的思想源头。美国凭借着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骄横，一直是单边主义的积极推动者。长期以来，它不惜采用一切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强行渗透等手段，通过强行干涉、控制他国，甚至颠覆敌对国家政权等来维持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美苏冷战对立结束后，极度的私欲膨胀使它反复强调“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积极扮演着“世界警察”的狰狞角色，大搞单边主义、国家主义，通过反复无常的战略手段千方百计阻遏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正确发展轨道上行进。在国际社会上，它操纵着联合国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能源机构等，通过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国际组织规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破坏正常国际秩序和多边协商合作氛围。其掌控和推行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理念”等的真实目的就是以此巩固本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所以，“美国主张的全球治理模式实际上就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单极霸权模式”，[10]对世界和平与进展产生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与严重后果。
自原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后，他的执政风格便将一个资本家谋利的天性显露无遗。如果说他的前任都还在为了本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在攫取不平等权益的勾当上遮遮掩掩扯上一段“自由、民主”的迷惑性外衣，而他就是干脆赤裸裸地宣扬着“美国优先”。为了美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其上任伊始，就将奥巴马政府的诸多政策法令废止。借以保护本国实业发展而“反移民”“反自由贸易”，不断地退出国际组织，修筑与墨西哥接壤的边境高墙，不惜以邻为壑。2021年初新任总统拜登上台以来，动辄对他国采用军事威胁和追加经济制裁，所采取的种种对外策略与行动，依然走在推进“逆全球化”的老路上。英国脱欧，英美、瑞典、法国、丹麦等一大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立法等措施限制外来移民，反对社会多元化、反对文化多样化等也都显现出了浓厚的“逆全球化”色彩。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避免“全球化”所带来的对本国产业企业的冲击，为维护本国主权和政权安全，保护国家工业和本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等而出现强烈的排外情绪，也存在着一定的国家主义思维。单边主义、国家主义主张思维的滥觞，是导致“逆全球化”思潮出现与泛滥的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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