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会欣
(上海体育学院期刊中心，上海 200438)
学术论文中的参考文献具有重要的信息功能和情报价值[1]，是编辑主体对稿件进行学术鉴审的参考依据之一[2]，也是影响期刊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其中，外文文献的引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尤其是科技论文作者研究视野的国际化程度和学术水平，对提升研究质量具有显著贡献。恰当、有效、正确的引用是外文文献发挥信息源作用的保障，不仅可以提升论文的质量，还可以提升学术期刊的影响力[3]。
但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的外文文献引用尚存在不少问题，以判断的难易程度可将其分为显性问题和隐性问题两类。显性问题如外文文献引文率低、引用语种单一、引用文献老旧等[4]，以及外国人名和姓混淆、单词拼写错误、文献信息缺项[5-6]等著录格式规范差错。显性问题可通过审稿、编校及利用网络工具[7]和文献校对软件等发现并解决。隐性问题指潜藏在规范的著录格式之下的问题，如政治性问题和翻译问题，这类问题较难发现且易对期刊的学术声誉造成负面影响，需引起重视。本文以英语文献为例，对学术期刊外文参考文献的隐性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针对性的防范建议。
期刊发挥学术引领和舆论导向功能的前提是把好价值观、思想观、政治观，这关乎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与立刊之本，对此无论是期刊管理者还是编辑主体都有明确和敏锐的“红线”意识。但由于非母语语言的“陌生感”以及编校稿件时的精力分配等现实原因，对外文参考文献的政治敏感度会有无意识的“降低”现象，即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忽略其隐含的政治性问题。外文参考文献中隐性的政治性差错体现在文献标题、文献引用、文献作者等方面。为便于论述，下文在以英语文献中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内容为例进行分析时按照标题、正文、作者三部分展开。但需要说明的是，三者并非完全割裂，政治性问题在三部分中交织存在。
1.1 文献标题中的政治性问题
在文献标题中将香港(Hong Kong)、台湾(Taiwan)、澳门(Macao)、西藏(Tibet)与中国(China)或其他国家(country)并列，在未提及台湾的语境下称中国为大陆或中国大陆，在未提及香港的语境下称中国为内地或中国内地等均为政治性差错，如Exchange and interest rate channels during a deflationary era: evidence from Japan, Hong Kong and China[8]在标题中将香港与中国、日本并列。其他政治性问题如将回归前的香港称为英国的前殖民地(ex-colony)，用北京(Beijing)和台北(Taipei)来表述大陆和台湾的官方，称台湾问题为Taiwan issue(应称Taiwan question)，将西藏地方和祖国的关系称为藏中(Tibet-China)关系等。此外，应注意不能称中国大陆为Mainland China，因为Mainland China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9]，如An overview of sport philosophy in Chinese-speaking(Taiwan & Mainland China)[10]将中国大陆称为Mainland China，且将Taiwan与其并列。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澳门以及作为中国省级行政区的台湾和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其与中国或其他国家并列，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属于典型的政治性错误，对此类文献应该予以剔除。
1.2 文献引用的政治性问题
文献引用的常见政治性问题包括对所引的参考文献进行归纳和论述时将香港、台湾、澳门学者的研究纳入国外研究的范畴或将其与中国学者并列，在引用国外文献中的数据时将香港、台湾、澳门的数据排除在中国以外，或将香港、台湾、澳门的数据按照国家来统计，将香港、台湾、澳门的数据或情况与中国并列或作比较，等等。在直接引用外文文献原文时，应对原文献中的语句多加鉴别，如Grey Garrard的Ecocriticism(Routledge,2012)中称ASLE为“a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that started in America but now has branches in Korea, Canada, India, Japan,Taiwan, Australia, New Zealand, Europe and the British Isles”，将台湾与韩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家并列，如不加处理或者说明直接作为引文使用就出现了政治性差错。此外，在引用外文文献中的地图时应特别注意国界线、重要岛屿等问题，并根据《地图管理条例》的规定向相关部门送审。
1.3 文献作者的政治立场问题
相较于文献标题和正文引用中的政治性问题，文献作者的政治立场问题更加隐蔽，仅从文字层面或者引用规范方面无法做出准确判断，需要作者和编辑有相关信息和知识的储备。有的国外学者因政治立场问题对中国抱有偏见，存在丑华、反华倾向和行为，极端的甚至鼓吹“港独” “台独” “藏独”，扭曲历史。以西藏问题为例，英国人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及其与他人合著的《西藏文化简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美藉荷兰人范普拉赫(Michael Walt van Praag)及其著作《西藏的地位》(The Status of Tibet: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等便是具有“反华” “藏独”倾向的典型代表，论文中不能将其作为正面材料引用或支撑相关论述。作者和编辑在校对外文参考文献时，应对此类学者进行身份复核。
因中文学术期刊的语言要求，作者在引用外文参考文献原文时需将其译为中文，这便涉及语言转换的问题，即目标文本(target text)与原文(original text)或源文(source text)的适配性和准确性问题。外文参考文献引文的翻译问题有时是和政治问题共生的，如将South Korea错译为南朝鲜、南韩等，此处不再赘述。外文参考文献引文的翻译问题不仅包括语言文字本身的语病和差错，还包括因翻译不准确或者错译导致的知识性、事实性差错。此外，在论文中过度引用外文文献或者抄袭他人的译文还牵涉有违科学研究规范的学术不端行为。
2.1 译文引用不当
在对外文参考文献的引文进行翻译时，可以自译也可以转引他人的译文。有些外文文献尤其是比较经典的文献已有其他研究者或者专业权威人士较成熟且经过时间、读者检验的中文译文，可以借鉴或转引，但应注明原译者和译文的出处，避免混淆他译和自译。对于反映学术前沿的新文献，作者和编辑如有语言条件，应将译文与原文进行比对，如作者不加甄别、不核对原文直接套用他人的引文，而编辑环节又没有进一步核对把关易“以讹传讹”。“用译文引文替代原文引文的讨论往往是危险的，而用准译文引文替代原文引文或源文引文则随时都有可能走向歧义、误解甚至曲解的陷阱。”[11]除了不规范引用或抄袭他人译文外，在论文中较大篇幅地翻译外文文献而不标注原文出处或仅将部分表述注明出处，混淆引用和原创，也属于抄袭和学术不端。这类问题因受文献数据库尚未收录或收录不全以及语言差异等客观限制，无法通过查重等技术手段发现，导致作者钻“语言差”和“时间差”的空子。
2.2 引文翻译不准确
在对外文文献的原文进行翻译时存在误译、漏译和错译等现象。较常见的一类是国外的机构、单位、文件等名称错译，如将Public Health England(英格兰公共健康局)译为英格兰公共健康项目，将North American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北美体育仲裁院)译为北美国际体育仲裁院等。还有一类是在总结外文文献的观点时因理解偏差或者译文不准确导致语义模糊、产生歧义甚至错误。例如：“任何睾丸激素水平高于正常女性的运动员都必须被法律承认为女性或阴阳人，并降低她的睾丸激素以便进行竞争，这迫使男性运动员接受基因检测以验证其身份，较多运动员对此发起挑战认为存在歧视。”这句话是作者对一篇英文文献相关内容的翻译和总结。翻译部分的原文为“The regulations require any female athlete with testosterone levels higher than permitted, to be legally recognized as female or intersex and to reduce her testosterone level in order to compete.”[12]可以看出，原文意思为“任何睾丸激素水平高于正常女性的运动员，其女性或双性人的身份须得到法律的承认且要降低睾丸激素水平才能参加比赛”，而作者的翻译模糊了文献原意且产生了信息错误，将原文中“女性(female)运动员不得不接受基因检测以验证其身份”翻译成了男性运动员。此外，原文献中仅列举了Dutee Chand和Caster Semenya“抗争”的例子，未明确表达“较多运动员对此发起挑战认为存在歧视”，作者的总结有过度阐释的嫌疑。
2.3 引文译文不统一
在直接引用外文文献并将其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应注意译文的统一，即同一术语或名称等在正文、图表、注释等位置出现时译名应一致，避免因译名不统一造成理解困难或者偏差。另外，还应注意在引用外文文献的图表、数据时应保证其准确性，避免因翻译成中文时重新绘制画图表造成疏漏或错误。例如，作者在引用一篇英文文献时，正文中称“Morgand的体验空间模型的目标是通过人与场所、人与人的互动，实现 Csikszentmihalyi所述的畅爽(flow)体验”，但在图中却将“flow”译为“高峰体验”，正文表述与图中内容无法准确对应，影响读者对于“flow”这一术语的理解，甚至仅从译文无法判断“畅爽”与“高峰体验”是同一个概念。此外，原文献中的图为六边形，作者在重新绘图时将其绘制成了五边形，从而产生事实性差错。如不比照原文，仅做文字编校检查，这类错误很容易被遗漏。
图1 作者重绘图
图2 原文献图[13]
外文参考文献的隐性问题较难通过文献校对软件或查重软件等技术手段解决，也较难通过印前的文字差错检查等质检手段发现。但此类问题一旦发生，无论是政治性错误还是翻译原因造成的事实和内容错误，都有损学术期刊和作者的声誉，且不利于科学知识和先进文化的传播与传承，甚至政治性问题还会影响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乃至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因此，须在出版的各环节形成正确的认识并提高防范意识。
3.1 作者：加强文献甄别与自查
作者是稿件的首要责任者，对自己所引用和参考的外文文献内容理应有较好的把握，对自己何种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的研究成果也最清楚。避免外文参考文献隐性错误的发生应首先从作者端入手。一方面，作者在写作时应提高防范意识，对所引的外文文献进行自查，甄别并剔除有政治性错误的文献，必要时采用注释等方式加以说明或补充；
对直接引用需要翻译的文献进行原文比对，不宜过度依赖网络上的翻译软件，避免因翻译错误造成知识性和事实性差错。另一方面，期刊单位在向作者约稿、发送录用通知、自校通知等环节应对作者明确提出针对外文参考文献隐性问题的自查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将问题控制在源头阶段解决，减少定稿或者排版后再做调整导致的资源浪费。
3.2 编辑：加强文献审校与复核
编辑是审校稿件的主体，也是出版环节的主要责任者。在审校稿件时，编辑应对参考文献的重要性及外文参考文献的隐性问题有正确的认识，相对均衡地分配自己投入在正文与参考文献上的审校精力。有外文语言基础的编辑应对参考文献引文的原文进行抽审，因出版周期紧张等客观原因无法逐篇核对，可依据重要性对稿件中主要引用的外文文献进行原文复核比对；
没有外文语言基础或者基础比较薄弱的编辑可借助交叉审稿、送外审等途径，实现对外文文献隐性问题的有效处理。此外，编辑在关注学术和科研动态的同时还应适当关注时政，并加强政策类文件的学习，提高自觉自知意识和敏感性。
3.3 期刊单位：加强制度建设与管理
期刊单位应加强稿件外审和“三审三校”等制度的建设与管理。在稿件送外审专家审稿时，应提高送审的准确性和针对性，做到精准送审。对于外文参考文献较多的稿件，在送外审时除了考虑专家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声誉外，还应考虑其是否具备国际学术视野，提请专家对外文文献部分的质量进行判断。在编辑部内部，严格落实“三审三校”制度，且在稿件分配时充分考虑编辑的学科背景和语言基础。此外，通过完善印前质量检查的奖惩制度和档案留存制度，形成可追溯、有留痕的流程管理，以此提高编辑的责任意识。
3.4 期刊主管单位：加强专项检查与培训
期刊主管单位应切实履行对期刊的检查、监督和指导职责，通过专项检查督促期刊做好相关工作。如在对期刊进行滥发论文专项检查时，加强对期刊“三审三校”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从制度和流程建设方面提出保障性要求；
在对期刊进行编校质量检查时，将外文文献引用较多的科技期刊分配给有相应资质和条件的审读专家，提高质量检查的有效性。加强对期刊编辑资质的审核和培训，尤其在各级培训工作中有针对性地策划组织相关的讲座和课程，通过政策性解读、经验分享、案例分析等手段提高编辑的知识储备和思想意识。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外学术资源数据库的引进与开放，阅读和参考外文文献已成为科研工作者的常态，在一些特定学科领域的学术论文中外文参考文献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外文参考文献的引用与吸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研究起点与学理支撑，是评价科研成果的一个参照系[14]。作者、编辑、期刊单位及主管单位应高度重视外文参考文献的引用，并从出版的各个环节加强防范意识，以此确保论文的学术价值，进而推动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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