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理查德·沃特莫尔
一
“启蒙”在公共话语中无处不在，它被视作进步和理性的象征，更是人类在控制自然、创造财富和主导自身命运的能力上获得的巨大飞跃。更多人倾向于假设乐观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主流。反对者往往攻击文明，但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主义价值观正在不断地扩展，革命取代了暴政，民主、人权和宪政初露端倪，这一趋势逐渐蔓延到欧洲、北美，乃至地球的各个角落。这幅18 世纪的图景早已在受过教育的人心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所有学者在研究该时期时都接受了上述框架。对于那些因启蒙运动过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拒绝接受它的人来说，这一框架同样是他们予以反驳的出发点。
许多司空见惯的陈词滥调都是错误的。当讨论启蒙运动时，我们往往是在谈论一个虚构的范畴。随着思想史家们十几年来付出的努力，重回历史行动者们自身世界的视角，这点变得尤为清晰。思想史家所采纳的这一方法表明，与其说18世纪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乐观主义时期，倒不如说很少有杰出人物对未来充满信心。伴随着伊壁鸠鲁哲学的传播，道德悲观主义随处可见。尤其是在18世纪危机四伏的最后几十年里，启蒙运动被视为衰落、失败和最终的悲剧。这是因为启蒙运动对其捍卫者来说，意味着一项能有效防止宗教战争一经爆发便会摧毁集体和国家的方案，正如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初始时的情形一般。人们普遍认为，神学争论转化为政治争端，会导致国内和国际战争。受宗教鼓舞的政治倾向变得狂热，还会为诸如暗杀、屠杀或焚烧非虔敬阵营等极端措施辩护。这是托马斯·霍布斯的杰出作品《比希莫特—论长期国会》 （1681，又称《英格兰内战对话录》 ）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他分析了造成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各地大屠杀的内部冲突原因，认为其源起于1639年苏格兰的誓约派（Covenanters）和保皇派（Royalists）之间的斗争。在标准历史叙事中，《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比利牛斯条约》 （1659）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60）均因建立了足以防止宗教战争再次爆发的宗教宽容形式和国家边界协议而广受称赞。但接下来几代人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每一项和平条约、宪法形式和沿袭的政治实践都必须适应一个全新的世界，它由各个国家追求广阔商业版图的冲动所创造。当增加贸易成为国家政策的目标时，一切都改变了。此时，政治优先权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全球变革和转型使得启蒙时代无可比拟。
18世纪初，荷兰共和国和英格兰令同时代人深深着迷。这些国家与法国一起被置于启蒙政治的中心。其他的地方可以讲述不同的故事；
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巴尔干半岛，人们对18世纪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大量出色的研究，涉及的议题包括君主国家、宗教政治以及存在于帝国、邦联内部和各自独立为政的诸多中等势力。我关注的重点是荷兰和英国作为海上强国的意外崛起，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维护国家需要积极地追求商业，必要时以武装力量为后盾，以此来确保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安全。大卫·休谟可被称作是最敏锐的事件观察者，他在18世纪30年代末就已意识到，当各国开始为贸易控制权而相互竞争时，国际关系的规则已经被颠覆了。休谟还强调了从德国和瑞士到奥属尼德兰和荷兰共和国，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交织的文化的重要性，它们在政策上都寄希望于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列颠和法国。许多人和休谟一样认为，由于军事革命，除了持续发展商业的国家战略外，他们别无选择。各国不得不投资最新的军事技术来抵御敌对势力，并以庞大的军队投入战场。为避免战争失败需要支付技术开销，而费用的获取有赖于商业所创造的收入。从17世纪后期开始，通过公共信用直接创收成为可能，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随之发生转变。长期支付国债反过来又取决于经济的成功，因为广泛的贸易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国家收入，以及债权人之间更高层次的信任。这种力量进而转化为对帝国的渴望，基于商业国家和非商业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以及国家扩大市场的压力，这种渴望实际上是可以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很少有国家是安全的。从瑞典和荷兰共和国到威尼斯、热那亚以及波兰—立陶宛，一大批传统强国纷纷衰落。较小的国家，尤其是共和国，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当中。从经济专业化到联盟，再到邦联，尤其是民族爱国主义或男子气概（德性），这些国家的传统生存策略都已不再充分，可以归因于追求广泛商业所带来的实力差距。许多国家自此消失殆尽。其他国家则发现其国内政治长期受到更大的商业强国的干扰，这些强国突然对邻国的市场产生了兴趣。18世纪最常见的断言之一是，对于除全球超级大国（如英国或法国）之外的每个国家来说，主权已经不复存在。一种新的帝国形式正在流行，它需要通过政治控制而不是直接所有权的获取或军事入侵来对领土进行经济开发。罗马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现代迦太基找到了致富和建立帝国的新途径。如果说上述变化对欧洲的影响是减少了独立国家的数量，那么它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影响则更为糟糕。欧洲利用军事技术来击败相对落后的国家、政体、部落和社区，该能力被无情地用于建立帝国，旨在为其国家中心地带创造利润。
这一发展的代价是大国之间为争夺商业统治权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战争。除了面临国家被废除的风险外，小国发现自己的国内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和动荡，需要依赖于大国使节的意见。新形式的排外主义发展起来，外国人和敌对国家被指责为危害本国经济健康的罪魁祸首。在由选举产生政府的自由国家中，不难发现，如果能够说服人们将衰退的责任归咎于外国人而不是本国的政治家，那么选举就能轻松获胜。贸易战为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带来了巨额利润。最明显的一类人被称为金钱利益集团，他们的财富来自对政府债券的投资，或者他们能够利用帝国的商业依赖因素来获得巨大的个人利益。时人主要担忧的是，金钱利益集团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的财富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他们并非依靠土地这种不可移动的财富，而是可以跨越国界转移资产，并在此过程中破坏国家的经济。更为致命的是，金钱利益很容易成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 （1776）中提及的著名的“重商主义”（mercantile system），一个由银行家、商人以及他们贿赂的政客所组成的腐败网络，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基于整个社会的利益来制定法规。斯密说，现代欧洲的“不自然和倒退的秩序”，对战争和帝国的沉迷，都可以归咎于重商主义。
这种观点意味着，几乎每一位启蒙理论家都认为，他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危机时期，此时，历史上即将首次为贸易和帝国而掀起全球战争。通过出售报纸、印刷品和书籍，尤其是在遍布咖啡馆和沙龙的扩展的城市环境当中，社会进步与礼貌、知识的传播息息相关。问题在于，尤尔根·哈贝马斯所界定的公共领域无法应对战争。然而，战争和启蒙运动是一对孪生兄弟。在防止宗教战争再次爆发的战斗中，也有胜利。路易十四的失败被广泛认为是这样的成功，特别是它标志着激进天主教的消亡，胡格诺派在17世纪80年代被驱逐出法国即为天主教激进的例证。由此来看，在某些时候，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是，随着英国在第一次全球性的冲突—七年战争（1757—1763）中击败法国，人们转而确信启蒙运动意味着衰落。因为自那时起，人们便认识到，在关于自由的斗争中所出现的新形式的热情和狂热，正在渗透到政治当中。启蒙哲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关于宗教神学的古老争端已经转化为政治，而且确实正在以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应对转化的失败导致了启蒙的终结。
二
大卫·休谟是直指启蒙运动衰落的理想向导，尽管联合新教势力击败了路易十四这件事一度使他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休谟察觉到全球范围内弱小国家的迅速衰落，以及它们被纳入商业帝国的现实情状。他认识到，一度作为宗教战争特征的热情和狂热，现在已以新的形式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出现。休谟担心，狂热主义以对帝国的欲求和对自由的渴望为形式，已经从宗教神学转化为日常政治。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忧虑，现代清教徒再次重新定义了政治行为中可接受的和正常的东西。极端主义、恐怖、战争和屠杀是可以预见的。它们伴随着法国大革命而来，不出意料地假借各类名义大肆施行，诸如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和公民的普遍权利。
启蒙运动终结之时所产生的政治观点异常黯淡。然而，它无疑是清晰的。恺撒式人物的崛起、帝国的壮大、对公共信息和选民的操纵、对危险的“他者”的迷恋，以及导向暴力和革命的各种国内动荡—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解释的，也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它们都归咎于启蒙运动的终结，以及全球化条件下，在世俗政治中阻止新宗教战争爆发的失败。从18世纪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经历着启蒙终结的世界当中。很少有国家能在近代早期所理解的意义上拥有主权。事实上，就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而言，目前关于自治和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说法，在我们18世纪祖先的眼中完全是虚假的。
启蒙运动的悲剧不仅仅是古老欧洲多样化的共和政体和神权政治的崩溃，还有文化各异的（甚至是专制的）大小国家的解体。当然，在1815年之前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就是最腐败的重商主义，从博林布鲁克到孟德斯鸠，再到卢梭、休谟、斯密和康德，几乎每位重要的思想家都曾预言过它的消亡，但它最终却完美地将战争和帝国结合起来，并通过排外的民族主义将自身合理化，进而成为19世纪的模范政体，这就是英国。在19世纪，它被重新定义为自由主义的（liberal），然而人们却并没有找到方法解决这样一个疑难：它也可能是这样的重商主义，其立法是杰里米·边沁所谓的“邪恶利益”（sinister interests）的产物。解放殖民地、通过贸易建立“温和的商业”（doux-commerce）或软实力关系网、还有永久和平的希望似乎都越来越不切实际。人们期望，在某个时刻，商业颠覆（topsy-turviness）的旧逻辑会成为现实，英国会衰落和崩溃。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生了。最令人沮丧的是，英国或法国的统治已经被具有摧毁地球能力的新重商主义所取代。
三
研究启蒙时代的人普遍致力于寻求现代性的起源。18世纪经常被描述为一个稳定、和平和进步的时代，在欧洲可怕的宗教战争和惊天动地的法国大革命之间，通过各类发明和工业扩张，创造了一个物质和技术进步的机械世界。由于历史系的学生被暴行、犯罪、不公正和战争的故事所吸引，在不同教育阶段的人们大多会被导向关注其他时期。任何18世纪的人物怎么能与路德、都铎或哈布斯堡家族、波拿巴或维多利亚家族相提并论？18世纪有卢梭、狄德罗、伏尔泰、腓特烈大帝和歌德，但他们往往是被相对忽视的例外。
事实上，18世纪是一个近乎恒久的危机时代，因为当时很少有人相信统治他们的政治结构可能会持续到未来。那时最受欢迎的世俗书籍是弗朗索瓦·费奈隆（François Fénelon）的《奥德修斯之子特勒马科斯历险记》 （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 fils d"Ulysse），自 1699 年起该书不断再版，它讲述了特勒马科斯与他的导师门托尔（Mentor）一起寻找其父奥德修斯的故事。伟大的法学家孟德斯鸠称《特勒马科斯历险记》 是“本世纪的神圣作品……它使荷马仿佛重现生机”。该书的重要主题之一是：如何使一个沉迷于追求战争和奢侈品消费的腐败国家“萨兰托”（Salentum）转向更自然的社会生活方式。费奈隆的书显然是在批评路易十四在欧洲扩张法国势力的战略，以及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的经济政策。这也是在警告“国家理性”式政策给政治和经济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当这些政策被认作是国家和人民对财富的获取。
费奈隆预言，资本主义将导致恺撒主义（Caesarism），这预示着未来的不祥之兆。在发展商业而忽视农业的地方，厌恶贫穷并被财富承诺所吸引的农民将迁往城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失去对自己身份和文化的认知，还会被松散的道德和奢侈所腐蚀。贸易的命运永远摇摆无常，移民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面临失业。在这种情况下，物质生存的需要促使他们加入常备军成为士兵。作为没有理由献身于特定国家的武装雇佣兵，他们可能会效忠于任何一个给予奖励的将军。如果时机成熟，他们将追随当代恺撒，自愿越过他们自己的卢比孔河（Rubicon），终结他们所在地的民众自由。这将进一步带来君主专制或军事专制。费奈隆认为，针对农业移民成为雇佣军的问题，解决方案本身就需要动乱，甚至可能是暴力。他主张在必要时通过强制手段将人们从城市中带离，并让他们回到土地附近生活和工作。费奈隆的担忧及其补救措施在整个18世纪都备受争议。争论从未消失。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观点指出：20世纪下半叶，有法国教育背景的激进哲学家们发现自己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越南和柬埔寨通过革命上台，是受到费奈隆的启发：武装包围城市，再教育百姓从事农业生产。
在18世纪，费奈隆的作品是对时代弊病最普及、最有影响力的诊断之一。特别是在七年战争（1756—1763）之后，当时的政治失败感十分普遍。这种衰落感伴随着一种生活在非自然时代的感觉。一种观点认为，文明社会再次经历了罗马盛衰的历史，但它演进的速度更快，更具德性的野蛮入侵者在边境上虎视眈眈，准备从东部横扫整个大陆。不妨以费纳隆最亲密的读者之一，日内瓦人让-雅克·卢梭为例。1762年，在大获成功的小说《爱弥儿》 （Émile）中，卢梭讲述了教育一个孩子使其远离社会腐败的故事，他允许主人公读书很少，但《特勒马科斯历险记》 却列在其中。在同年出版的《爱弥儿》 和《社会契约论》 里，卢梭警告同时代的人，欧洲正在遭受无休止的战争循环，这将导致国家的崩溃。由于人口流入城市中心，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人口减少正在发生。欧洲主要国家一边为扩大市场进行无意义的战争，一边经历着社会分裂，它们的实力逐年减弱。最有可能导致它们不复存在的过程是俄罗斯人的入侵，随后是鞑靼人群更广泛地入侵。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 中所说：
俄罗斯帝国想要征服全欧洲，但是被征服的却将是它自己。它的附庸而兼邻居的鞑靼人将会成为它的主人以及我们的主人的；
在我看来，这场革命是无可避免的。全欧洲所有的国王们都在努力配合加速着它的到来。①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59页。
破产或内战，在战争中被敌对国家摧毁，或因入侵而被更大的帝国吞并，这些都是社会灾难和毁灭模式的替代模型。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于1764年3月创作的作品《尾章》 （Tail Piece），又称为《突降/或在崇高诗歌中的沉沦方式》 （Bathos/or Manner of Sinking in Sublime Poetry），诠释了时人的感受。画作的题名改编自乔纳森·斯威夫特和亚历山大·蒲柏的《诗歌中的沉沦艺术》 （The art of sinking in poetry）（1727—1728）。荷加斯的画作显示，时间之父背靠石柱而躺，正缓缓吐出最后一口气，其中标注“finis”（终结）。从失去指针的时钟到破产委托书、墓碑和“世界末日”的商店招牌，毁灭的证据散落在他的身旁。时间的意志表明，一切都留给了混沌。在上方的天空中，法厄同（Phaeton）已经在他的战车上奄奄一息，这预示着世界之光即将熄灭。
对社会崩溃的预期和对政治衰退的感知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法国大革命是独一无二的，不如说它是本世纪典型的实验性政治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它试图恢复分裂领域的稳定，但它本身却反而失败了，加重了灾难感。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令时人感到特别震惊，这是错误的观点。有时，革命的进程确实让旁观者感到恐惧。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法国团结一心献身于大革命的主张背后，革命恐怖随之爆发。更大的冲击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国家可能是破产的平等主义共和国，它破坏了社会稳定的传统来源—君主制、贵族制和教会，而在权力和声望上似乎有所增长。在民主混乱后，恢复秩序时，当波拿巴以恺撒或克伦威尔的形象出现，许多观察家认为他们终于回到了可解释的政治进程之中。革命可以被描述为类似于脑热，当其程度逐渐加深，直到“无政府状态”的爆发，即需要“武装专制”的药物治疗。平民的动乱导致了督政共和政府的不稳定，从“骄傲的三头同盟（Triumvirate）到终身独裁，再从独裁到突然引入的帝国王冠和铁权杖”，罗马的历史正在被重演。
四
失败和战争常常如影随形，它们在整个18世纪里促进了国内和国际政治思想的创新。受此影响，当时思想的特征是不断尝试创造可供替代的未来。对可供替代的未来的猜测大多是高度实用的，它们不仅关注预期的目的，而且关注达到目的的手段，关注能使人类从暴力或腐败状态成功走向和谐或至少是稳定的过渡机制。这也与异端思想有关，因为它设想了许多可能的未来，而不是一个天赐的计划。因此，未来规划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意图改变世界的系统论著，二是承诺迅速实现社会或政治转型的笼统计划。二者都源于道德哲学家的工作，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的社交能力无法创造出和平的社区，而是倾向于使用暴力解决一切。孜孜不倦的小册子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 1697 年写道：他们的时代是“计划时代”（The Projecting Age），鉴于“这场战争带来的损失和劫夺”，各行各业的改善都变得至关重要。①据《笛福文选》的译者称，笛福所使用的“计划”（project）一词含义很广，包括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工农业的改良、创立和发起各种公司企业，还包括各类投机活动在内（参见[英]丹尼尔·笛福：《笛福文选》，徐式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0页）。
笛福指的是九年战争或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8—1697），当时“法国人的私掠船布满了整片大海，夺走了我们数量惊人的船只”。对“国家贸易部门”的损害如此之大，以至于贸易部门“迫于需要，绞尽脑汁地寻找形形色色新的设计、发明、贸易、资本、计划和一切办法，力图挽回其财产和一落千丈的信誉”。笛福得出的结论是：“关于商贸事务和公民政治方法层面的计划与发明，以往各时代从没有达到像今天所达到的程度。”他断言自己的同时代人并没有更加聪明，但他们在所处的环境和所面对的问题程度上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国家的崩溃，收入的完全丧失，以及人民的被迫迁移。反过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知识领域最重大的进步之一，笛福认为它是最重要的，“完全隐藏在……我们的祖先面前”—这就是战争的技艺。
战争的技艺（在我看来这是人类最完善的知识）足以证明我说的话，特别是在指挥军队和进攻武器方面。看一看各种地雷、战壕、攻击和宿营的新方法吧，那些在进攻和扎营中使用的、还来不及起名字的各种新发明真是不胜枚举；
看一看各种新式的炸弹和闻所未闻的七至十吨重的臼炮吧，我们的舰队装上这种炮以后，远在两三里以外的海面上就能发挥出好像全能的上帝一般的威力，真的从天上向建筑在坚实的土地上的城市降下硫磺和火雨；
再看看我们新发明的“地狱之子”吧，这是一种肚子里装着雷电和可以造成地震的机器，能够摧毁最坚固的堡垒。②参见[英]丹尼尔·笛福：《笛福文选》，第66页。
无论和平的好处有多大，不管是出于对帝国的梦想还是对外国的仇恨，各个国家都经常将战争视为解决问题的办法。18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仅以英国和法国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两个国家频频交战：从1702—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43—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年的全面七年战争，到1778—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1793—180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直至1803—1815年，拿破仑·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对战争的预期和失败的可能性激发了关于政治的项目计划和精巧想法。政治运作的背景是国家筹资的金融革命，这一点改变了政治家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但也增加了胜利可能伴随着破产的风险。
这一点也很容易说明。建立永久和平的困难和对暴力的憎恶，促使杰出的发明家、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思考如何迫使国家放弃武装争端。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一种解决方案似乎以热气球的形式出现。富兰克林的朋友、荷兰自然哲学家扬·英根豪斯（Jan Ingenhousz）在1784年1月2日的一封信中称气球为“自然哲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富兰克林反驳说，如果气球能够“在任何时候对军队的物资和弹药库施以武力和破坏”，那么所有的军事组织都将无法生存，这有可能使战斗成为一种疯狂的策略。富兰克林同意，通过令国家统治者相信“战争的愚蠢”，他们很可能有能力“给人类事务带来新的转机”。
富兰克林认为，英国人是“如此聪明的机械师”，他们可能会找到办法，解决将气球保持在空中同一位置的困难—要想使战争成为过去，这是必要的。气球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相较于现有的军事技术（如大炮或船只）而言建造成本非常低。富兰克林曾致力于确保没有一个当代超级大国将此项技术据为己有，否则气球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维持统治的手段。因此，他将自己收集的所有信息和实验知识寄给了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期望他们能够继续他的工作。通过使用气球来建立永久和平，这项计划以失败告终，但从中可以体现出启蒙时代的基调。方案比比皆是，它们的失败招致了更多富有想象力的提案，而这些提案兼具欺骗性和科学性。
在18世纪，关于任何话题的争论几乎总是流行版画的主题，这些版画可以通过商店橱窗看到，可以在报纸上重印，也可以被广大民众购买。因此，气球作为一个具有潜在变革效果的计划，这种概念不可避免地在版画中重现，并与相关的变革方案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方案通常是胡思乱想。一旦它们被认定为是荒唐的，将会被归为同类并受到嘲笑。一个例子是手绘蚀刻版画《时代：抑或卡洛·克伦威尔先生的大远航沉没》 （The times or the downfall of magna far-ta by Carlo Cromwell Esqr）。这幅画将气球与一场壮观的海军灾难相联系，即1782年皇家乔治号在斯皮特黑德的沉没，共计800人死亡。这艘船沉没的原因在于它的不平衡，在装载枪支和物资时向左舷倾斜过多，这与气球的不稳定性有很大关系。
这幅画中的气球除了承载一艘大船之外，还承载了当时的首相诺斯勋爵。诺斯顺着船右侧的一条绳索往上爬，口中说道：“我要去争取更多虚无缥缈的承诺。”画像的言外之意是，诺斯这个著名的风流人物也即将沉沦，从高空坠落，进而使执政的福克斯-诺斯联盟崩溃。该联盟由诺斯与臭名昭著的辉格党人、自称为“人民的朋友”的外交大臣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组成。针对由诺斯和福克斯领导的现任政府，版画上的旁观者就其腐败本质作出评论。画作左侧的图像显示了国家的悲惨状况，“不列颠尼亚”（Britannia）即将从岩石的边缘掉入水中，他手持一支断裂的长矛。如果说这幅画的主体是对诺斯的攻击，那么前景部分则是对福克斯的抨击，画面里出现了《启示录》 中的野兽和福克斯本人。他穿着东方服饰，有一双动物的腿。福克斯手持权杖和剑，象征他对权力的渴望。他坐在一块标语牌上，上面写着：“我的权力将持续42个月”，这是天启时期撒旦的统治期限。福克斯的《东印度法案》 （East India Bill）当时正寻求任命七名新董事来管理东印度公司。福克斯面临着如下指控：他试图将公司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此举也许是为了把自己变成恺撒或东方的暴君。据此，画作中指出了“印度之家”的衰落。在下议院，后来的艾尔顿第一伯爵—约翰·斯科特于1782年12月8日通过朗读《启示录》 来攻击福克斯的《东印度法案》 ，他将福克斯视作撒旦，将东印度公司的崩溃类比于巴比伦的灭亡。海军灾难、福克斯把自己变成暴君的谣传计划以及气球的奇特构想，都与18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的糟糕生活息息相关。
五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对过去的了解才能改变当下。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18世纪，在时人对过去的了解中，能够看到欧洲作家并未把他们的历史思考局限于自己的大陆。恰恰相反，欧洲国家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国。例如，伦敦的政治与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或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密切相关；
巴黎的政治牵涉到塞内加尔的圣路易斯或印度的朋迪榭里；
阿姆斯特丹的政治关联斯里兰卡的亭可马里或好望角；
马德里的政治与从路易斯安那到福克兰群岛的总督辖区多有干系。欧洲人无法承受起欧洲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者的名号。让世界走上正轨不仅需要全球知识，概念性的知识同样是必要的。这是一个推测性历史的时代，人们认为可以通过研究本土社会或动物生活来阐明人类的自然状态，以此来与目前的堕落状况形成对比。政治史学家这样做是为了塑造未来。无论过去看起来多么陌生，它都是理解一切未来的关键，据此，政治史学家受到赞赏并得到重视。由于商业的影响，18世纪的社会似乎非常不同。无论如何，只有通过解释这种贸易国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们是如何构成的，才能说明目前的困境。
因此，从奇人异事到上古爱国神话，再到与社会理论相关的系列事实，历史写作与今天的主流体裁多有差异。18世纪的历史写作之所以如此紧迫，是因为人们接受了当代景观是不断变化的和不稳定的。无论相关的危机时期多么遥远或不同，都变得与当下关系密切。我们继续提及宪法的建立、革命和历史性的战争，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20世纪的当代史，特别是战后的历史，往往被认为最有可能与现在形成对话。这种态度带来的结果是：与18世纪的同行不同，现今很少有政治家表现出对历史的了解，即使他们在大学里学习过该门课程。
18世纪末最深刻的政治危机应该被称为“启蒙终结”（the end of enlightenment），因为它描述了人们对宗教战争再次侵袭政治的普遍恐惧。恢复启蒙终结的全部意义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所栖身的政治结构是流动的，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物种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变。我们现今面临着与18世纪如出一辙的困境—他们当时也看到自己正处于悬崖的边缘。如果不慎跌落，文明将会终结，自由将会丧失，贫穷将会泛滥，新形式的奴隶制将随之出现。18世纪并不是我们目前问题的根源，但两者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我们研究过去的方式所限，以及我们赖以解决问题的学科的非历史性，在面对危机时，我们可能不如我们的前辈准备得充分。这也是“启蒙终结”仍然意义重大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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