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娟， 李彦晨
(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88)
医学与文学看似渺远的两个学科，在人类的栖居生息中，在其与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的对抗中，逐渐衍生出某种伦理延属与舛互性。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学者贾妮斯·考德威尔(Janis Caldwell)曾指出：“尽管我们将‘医疗’与‘浪漫’视作相悖的语汇，临床医学却深深地植根于滋养浪漫文学的同一片文化土壤之中。”[1]医学的人文精神体现于“仁术”，而文学的疗愈功能则植根于“仁心”，两者分别从肉体和精神两个维度探求并洞见生命样态的多样与丰富。
在一定程度上，医学人文的跨学科相融能够展现有关疾病、健康和诊疗叙事间的复杂关联与情感共鸣。作为国际化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将文学思忖投向克隆器官捐献、基因编辑技术等重大医学伦理事件，并引起学界持续热议。非但如此，其作品中赋存大量深蕴“贵生”思想的疾病叙事与疗愈主题，石黑一雄亦曾坦言：“写作是一种安慰或疗愈。”[2]耐人寻味的是，在石黑一雄的文学疆土上，病从何来，谁是病患，有何病灶，如何诊治？
在1995年出版的《无可慰藉》中，石黑一雄借由主人公瑞德之口，道出“伤口是你的老朋友”这一难言之隐。传记作者辛西娅·王(Cynthia F.Wong)曾指出，幼年的离乡之别让石黑一雄饱尝情感的“丧亲之痛”，这从一定程度上导致其作品主角们“近乎一致地皆因人生失意而不断寻求安慰与报偿”[3]。事实上，从病迹学视角来看，1983年在创作首部作品《远山淡影》时，石黑一雄就曾与病痛相伴而行。此外，母亲石黑静子从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幸存，导师安吉拉·卡特罹患肺癌去世，而探访二战纳粹集中营，以及向精神疾病患者提供长期救助等社工经历使得作家不得不直面疾病、战争、死亡的威胁与迫害。石黑一雄对身心创伤和社会病态的切身体味、细致窥察、深刻感悟，既构成写作生涯中的一道暗影，又激发出丰沛的文学哲思。石黑一雄将若明若暗、频繁闪现的疾病主题巧妙地融入文本叙事中，并非刻意追求独辟蹊径的跨学科视角，而是为了揭示其在直面疾病、为疼痛发声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纠察、缓释、修复生命成长与道德指向中重大隐患的现实意义。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从欧洲异教兴起与黑死病、哥伦布新航线与梅毒、印加帝国瓦解与天花、斐济割让与麻疹、沙皇专政与血友病，到拿破仑的滑铁卢与斑疹伤寒，可以看出疾病并非从天而降的个体伤痛， 它始终与战争创伤、时代巨变、历史仇恨如影随形。正如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医学博士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性根源》中所强调的“躯体化”现象，即“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都被转化成关于疼痛和身体障碍的话语”[4]。身体是感知、调节、表达社会的文化媒介，通过疾病与疼痛来隐喻社会性问题与矛盾。值得注意的是，石黑一雄的疾病书写并不拘泥于疾病本体，而是沿着生命进程的轨迹出发，逐一揭示入侵的“社会病原体”对不同生命形态(战争儿童、科技青年、历史老人)的凌虐与戕害，在身体与精神、自愈与他愈、生命与伦理的双向建构中，积极扮演疗愈师的角色，将“至善方达健康”的伦理信仰透过艺术化呈现传递给读者，为敬畏生命、佑护道德、健全社会提供一记良方。
作为一种生物进化机制，成长势必要经受充斥跌宕、晦暗、无助的破茧之痛，其痛感大多源于生命体直面外部世界刺激所产生的不良反应。战争则是最极端的侵入性刺激与暴力打击，严重损害人类的生存安全与健康成长。作为最无辜的群体，战争中的儿童在强与弱的实力悬殊、善与恶的伦理较量中，以幼小的身躯、纯真的眼神、脆弱的心理亲历杀戮与血腥。在《战争与回忆》一书中，普利策奖得主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曾描述过二战期间法国图卢兹郊外孤儿院“过度拥挤、供应不足、人事困难、经费不够”[5]的窘迫，以及800多名犹太孤儿骨肉分离、流离失所的凄惨境遇。事实上，除了烽火硝烟、喋血屠杀的暴力情境外，战争还会挫伤人的心灵，荒芜精神，并改变其成长轨迹。石黑一雄的疾病书写恰是聚焦“战争儿童”的阴霾记忆与精神创伤，其处女作《远山淡影》从镜像与实相两个维度再现了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后幼女万里子与景子的病态成长。
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指出：“情绪在第一时间产生，它对外界的评估或决策是极其快速的，也是无意识的……情绪是我们对切身的重大事件的反应。”[6]文本中万里子和景子的情绪失控与战争带来的恶变环境息息相关。
虽然轻描淡写、寥寥数语，从“烧焦的废墟”“尽是污泥和臭水沟”“死水积满土坑”“倾斜的瓦屋”等留白式的视觉意象中，石黑一雄近乎直白地将原子弹所带来的环境剧变呈递出来。不可否认，在生存环境与生命安全惨遭毁灭性打击的情境下，战争是导致生命体极端情绪产生的重要诱因，如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无法估量的核辐射与冲击波，身在其中的幸存者及其后代无处遁形。有学者指出：“创伤会影响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与成人相似，儿童和青少年也会经历广泛的潜在创伤事件，进而发展出与创伤相关的心理障碍。”[7]71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指出，罹患孤独症(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病患通常存在选择性缄默症、语言障碍与社交交流障碍、刻板运动障碍、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等共病现象[8]。在文本中，万里子与景子的种种异常行为都透露出精神疏离的原初端倪：万里子的第一次露面是以逃学、与男生打架的多动和叛逆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此后，悦子与万里子的数次对话中，面对悦子“你怎么没上学”的寒暄，“你可以来尝尝我昨天做的蛋糕”的邀约，以及藤原太太“你到哪里去了……你不知道那样子很没礼貌吗”的质问，万里子的回应是选择性缄默。“没有笑容”“没有回答”“她往后退了一步”[9]12，“还是看着自己的手指”“用奇怪、空洞的眼神盯着我们看”[9]46，上述面部表情暴露出万里子试图刻意回避、拒绝外界交流，并出现人际交往能力退行现象。与猫相伴是她生活中的刻板重复行为亦是唯一的移情慰藉。多年后，身处英国的景子也呈现类似的病态：除了看杂志，听广播，“她没有朋友，也不许我们其他人进入她的房间……又把自己锁起来”，“她每次出来无一例外的都是以争吵收场，不是和基尼吵架，就是和我丈夫吵架，最后她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9]63-64。作为战争的间接受害者，万里子与景子的自我封闭看似保护性防御措施，从病理学上说，语言障碍、社交互动的匮乏、过度的躯体紧张、学习能力与兴趣的锐减均是两人深陷自闭的体征症状。此外，文本结尾处暗示长崎的万里子和英国的景子是同一人，这体现出小主人公处于身份联结与精神疏离的一种分裂妥协状态。“分裂型人格，出于恐惧，无法将自己完全或永久地交给任何人或任何感情物件……这对其生活造成了持续性的破坏。”[10]作为分裂的个体，她们在潜意识里不惜以放弃成长为代价抗击创伤。不光隔离外部世界的人际交流，家庭内部亦成为情感与情绪上的无形枷锁，从中挣脱的唯一途径就是制造出分裂、单向度的僵化空间。但对于创伤重演的恐惧又滋生出焦虑和不安感，使其“无法用当下直接的情绪体验重塑僵化的过去，也无法从内在世界里出来”[11]。
众所周知，小说中万里子一连串的异常行为源于目睹“陌生女人溺死婴儿”的创伤性场景，事实上，这是石黑一雄在文本中暗设的伦理悬念。目前学界仅仅将该事件归因于万里子精神受创的事实性根源，尚未针对妇人为何溺死婴儿，与战争有何关联，为何致使万里子精神创伤进行深究。上述疑问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中找到历史佐证。小说围绕名媛八杉恭子在战后和美国黑人士兵威尔逊同居并生下约翰尼， 随后为了掩饰这段蒙羞的经历，不惜手刃黑人儿子。这一“生母弑子”情节与石黑一雄文本中“生母溺婴”行为如出一辙。从史料记载来看，二战战败后，以美军为首的46万联军占领日本，东京曾经历一段恐怖空袭、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瘟疫蔓延的至暗时刻。约翰·道尔(John Dower)在《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中曾提及“夜之花”“战争新娘”等现象，并犀利批判“因为卖淫中的很大部分，就是满足庞大的占领军的需求。不得不接待几十万盟国军队的性暗示令人恐惧，……城市家庭被敦促将家里的女人们送到乡下避难”[12]。可以推断，陌生女人溺死婴儿后自刎、 佐知子与万里子千里迢迢从首都东京辗转至灾后重建的长崎、悦子与景子移民英国等情节，与上述历史事实无一不有关联，从侧面呼应了文中提及的“东京的情况也很坏，一周又一周，情况糟糕透了”[9]90，“日本不适合女孩子成长。在这里她能有什么指望呢”“我离开日本的动机是正当的，而且我知道我时刻把景子的利益放在心上”[9]244-245等隐晦暗示。可见，万里子母亲佐知子的上述言论并非其执意移民的堂皇说辞，而是母女俩远走他乡背后难以言说的辛酸与离愁，更是石黑一雄对日本社会战争后遗症的愤慨控诉。
然而，移居海外却是万里子与景子患上抑郁式疯癫的元凶。两人均用自杀或自残来抵抗移居海外的命运。万里子甚至出现谵妄现象，她总是幻想河对岸的女人找她，这种幻听的虚妄梦境事实上是万里子潜意识对移居过程中可能会重演被遗弃的焦虑与担忧。好似“愚人船”上的疯人，被囚禁在旅途中，“灵魂如一叶小舟，被遗弃在浩瀚无际的欲望之海上，忧虑和无知的不毛之地上”[13]15。长崎—伦敦—曼彻斯特旅途上地理位置变迁、文化区隔、漂泊感与被驱逐感撕裂了景子的灵与肉，隔断了她与母亲悦子间的骨肉亲情。对于战争儿童来说，死亡成了她们摆脱不可捉摸、飘忽不定命运的唯一出路。值得注意的是，石黑一雄在文本中运用多样态的水意象，例如“就在水沟旁”“河边有动静”[9]11“躺在水沟里”“浸在黑色的水里”[9]47来体现小主人公们受到战争创伤后“晦暗的无序状态”“流动的混沌”[13]15的心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抑郁症的世界是阴湿、滞重的”[13]125，宛如战争带来的阴霾在人们的头顶沉沉不散，无处逃遁，于是笼罩其中的众生群像恰如隔着一层水雾摇曳不定。在一定程度上，万里子和景子的精神痼疾与飘摇不定的境遇正是对非正义战争的控诉。战争褫夺了她们的美好童年，亦吞噬了骨肉亲情，她们最终沦为战争的牺牲品。
创伤与疾病不仅仅源于负面的灾难侵袭如战争、地震等，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因素亦会矫枉过正，反噬人类社会的健康。自1953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现DNA双螺旋模型以及碱基配对方式，探明“生命之奥秘”，此后生物科技与现代医学的融合促进了人类对重大疾病的攻关，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基因测试与治疗大大缓解患者的病痛，提升存活率。在此番以科技为先导的狂欢浪潮中，科技与生命、健康与疾病、权利与道德间的二元悖论悄然而至。在此背景下，石黑一雄敏锐地将目光投向生命科学领域，聚焦生命伦理视阈下的疾病书写及其背后所蕴含的辩证价值与责任意识。在《莫失莫忘》和《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克隆人、智能机器人被幻化为“科技青年”的原型，当青年遭遇科技，技术定格人生，两种推动社会进步力量的叠加效应却呈现相互掣肘、约束之势。石黑一雄在畅想后人类社会中人类的身体疾病和情感孤独需要依赖仿人类的技术物种来治愈与填补的同时，深刻内省人性的幽微之域中潜在的排异现象，以及“科技青年”自身的疾病与孤独又将如何排解的疑惑，试图以此来探照人类社会与生物科技的共生共存之道。
石黑一雄笔下的克隆人似阿甘本在《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中提及的神圣人， 即可以被任意屠杀且杀人的凶手可以免受法律惩罚(1)《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一书翻译版本众多，本文采用吴冠军中译本，将Homo Sacer称之为神圣人。。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加持下，人类成为拥有至高权力的主权者，他们“有各种方法能治好许多从前认为无法医治的绝症”，“自己的孩子、自己的配偶、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朋友不要死于癌症、运动神经元疾病、心脏病”[14]295，这些都得益于对克隆人赤裸生命(bare life)的暴力捕获。阿甘本引入古希腊生命概念“zoe”，表达一切活着的存在物，诸种动物、人、神所共有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即赤裸生命(bare life)。现代医学通过对克隆人实施活体器官移植手术来实现“救死扶伤”的人道使命，作为“生命之形式”(form of life)存在的克隆人，事实上是“暴露在死亡面前的生命”[15]124。对人类而言，某种程度上克隆人并非新物种，而是一种功能性、服务型的职业角色，他们作为护理员、捐献者的青春年华陷入“让你活”是为了“让你死”，“让你死”是为了“让你活”(2)“让你死”是为了“让你活”，第一个“你”指代克隆人，第二个“你”指代人类，意指克隆人生而赴死、受人类控制的宿命。的生命悖论之中。所谓的医学进步不过是以牺牲克隆人的健康与生命为代价的器官交换游戏。令人唏嘘的是，身在人间，被掏空器官与价值的克隆人却始终无法真正迈入人类社会的界槛。“作为整体的一个成员，例外却正是无法被这个整体纳入的东西；
并且，例外无法成为整体的一个成员，尽管这个整体已将它纳入其内。”[15]37小说中作为“社会公益机构”的黑尔舍姆、 村舍、金斯菲尔康复中心，既是与克隆人身份息息相关的工作地点，事实上也是隔绝他们的例外之域和排异工具。黑尔舍姆是仿照人类学校建造的一所克隆人集中营，凯西等人常年生活在被监管、被约束的环境中。从“不太和我们讲话”的露西小姐、认为克隆人“不配享受优待”的艾米丽小姐，到严厉的护士特丽莎，导师们对克隆人学生从未有过关爱之情。“所有那些谈话、录像、讨论、警告”[14]41都是为了确保活体器官健康有效。凯西等人毕业后的村舍生活更是陷入无尽的孤绝、隔离与被排异的状态中，黑尔舍姆学校中的全景式监视空间此时被压缩、替换成粗陋的退行空间，在一个科技发达到足以避免死亡的美好时代中，被遗落的凯西等人冬天仅能靠木柴、巨大笨重的取暖器和偶尔获得的煤气罐取暖。严寒之中，他们衣缕单薄、牛仔裤冰凉僵硬，常常用旧窗帘、地毯遮体。然而令人讽刺的是，正是这一群衣不蔽体的赤裸生命却成为金斯菲尔康复中心里器官移植的主体。透过护理员凯西的视角，小说中数次呈现历经器官移植后克隆人的病体与病态：他们身上会连接着各种仪器，皮肤长满疹斑，时常痉挛得厉害，身体会扭曲到令人可怕的姿态，只能靠镇痛药维系生命。一边是克隆人无偿捐献，一边却是康复中心里轮椅无法出入房间、浴室紧缺、缺乏供暖设备等凄凉的境况。事实上，人类的予取予求、自私漠视皆源于克隆人是“不配让他活的生命”[15]186的排异思想，好似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描述的“大禁闭”。这种例外状态成为凯西等人非人性、被弃置的生活常态，用来扶助生命的克隆技术俨然成为灭绝生命的排异手段与生命政治逻辑。
赤裸生命与排异现象同样以类似的方式重现在石黑一雄2021年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中。作为被母亲定做的“科技青年”，乔西的顽疾与病变皆源于激进的优生学思潮与基因编辑技术。“苍白而瘦削”“一直很累”的状态，“身上一道道血色”[16]65，并伴有灰白色的排泄物等病症，事实上是乔西做了“提升”后的人体排异反应。小说中生物科技的作用不再是治愈疾病，转而演变成人类后代矫正缺陷、提升天赋、强者胜出的基因竞赛砝码。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中指出：“改变我们的天性去适应世界，而不是相反， 实际上是最深层的权利剥夺。”[17]以乔西为代表的新青年没有机会体验筑梦、逐梦的奋斗过程，亦无法收获课堂中教学相长的学习成果，更无法分享知心朋友间的亲密互动。基因提升手术、矩形板课程(线上课程)、AF机器人等高科技的强势介入，将完美的“科技青年”降格为被剥夺自主成长权利的赤裸生命。借由提升后的乔西重病情节，石黑一雄若有所指地表达了对后科技社会的深切担忧，依托现代科技衍生出的优生学、教育学、成功学并非庇护生命的法宝，而是滋生功利、放大攀比、纵容享乐的潘多拉魔盒。小说中反复强调的太阳意象，“太阳发出的某种特殊的滋养”“救活了乞丐人和狗”[16]47，“太阳径直照进了乔西的房间”[16]364，乔西奇迹般地痊愈了等情节，都是石黑一雄对敬畏自然、守望天赋的冀望与隐喻。
文本中的第二重排异反应在于克拉拉身份中的“科技感”。作为智能机器人，克拉拉的功能性在场(operative presence)是科技互联网时代替代人类陪伴青少年的赛博格(cyborg)式存在物(3)赛博格是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衍生词，指代人和机器的混合体。参见：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修订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315.，这也是乔西选择克拉拉的初衷。然而，这一纯粹的科技功能却掺杂了人类不纯粹的动机。母亲克丽西、父亲保罗、卡帕尔迪先生的“延续”计划，旨在利用克拉拉以人工智能为支撑的观察、推理、共情能力，来复制、模仿甚至成为乔西，以此缓释可能失去乔西的痛苦。“为我延续乔西吧……请你为了我尽你的全力……而我也就能够爱你了。”[16]267-268母亲的哀求透露出一个残忍的事实：人类的爱是有条件地为我所用，充当替身的附加值是一种既对立又合谋的排斥性吸纳。“如果它要求在一种非人格的精神中整合自我和他者，那么这种被要求的整合就是粗暴和非正义的，就是说，忽视了他人”[18]，恰如站在太阳的阴面，像影子一样生活，这种忽视与排异将克拉拉降格为被自我化的他者，同时凸显其自身的他异性，而他异性本身渗透了某种伦理身份的焦虑与含混。文本中机器人之间因型号更新迭代而产生相互排斥，管家梅拉尼娅对机器人克拉拉心存芥蒂，正规大学设限拒绝未做基因提升的学生等种种“排异反应”，均是石黑一雄反向拟写出科技社会中的复杂情态与警示性告诫：如果科技发展不以伦理加以限定地一路狂欢，人类社会随即会陷入“人人均互为替身”“万物均互为拷贝”[19]的危险境地。诚然，科技进步是人类攻关重大医学难题、实现生命奇迹的重要举措，对自然阈限与生命权利的认知与尊重才是实现社会和谐、人类进步的根本法则。
衰老是标志人体机能全面退行的生理现象，是人生的暮曲，是疾病与死亡的前奏。与此同时，它代表一种与年龄相匹配的、成熟与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美国堪萨斯大学老年医学中心高级研究员、教授戴维·埃克特(David Ekerdt)博士在主编的《衰老的百科全书》中指出：“当代视角下的衰老观念是极其模棱两可的，对于‘衰老’这个主题，我们是既歌颂又懊悔，并非只有单一的情感反应。”[20]作为一位“年过花甲的男人”[21]，石黑一雄对衰老的思考超越了生死的羁绊，显现出在前进中反省、在反省中和解的复调式跨文化辩证逻辑。在文本创作中，石黑一雄巧妙地以记忆为线索，展现衰老中的病态与成长。美国当代文化评论家兼作家玛格丽特·摩根鲁斯·吉丽特(Margaret Morganroth Gullette)在《年龄的奥秘：与美国新的年龄歧视作战》曾指出：“衰老是一段叙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22]在石黑一雄笔下，正在与记忆纠缠着的埃克索夫妇，在衰老的过程中以再出发为象征性仪式，尝试重拾记忆，得以找寻到个人历史污点与集体历史宿仇的消解。衰老的过程意味着改变，它体现为一种身心的耗费，抑或是对社会环境变化的不适与退行反应。在《被掩埋的巨人》中：埃克索夫妇正处于肉眼可见的衰老与孱弱之中，老头子埃克索“上次发烧花了挺长时间才恢复”，“他能感受到腿部的湿气”，“脑子里一片糊涂”[23]5-6；
比特丽丝则数次发烧，“小便里有过血”[23]158，“颤抖得越来越厉害”[23]226。居住在大巢穴中的老夫妇没有光明与温暖，记忆和亲情的缺失使得两人仿佛坠入阴冷孤独的封闭深渊，意识到唯有记忆是点亮晚年生活、恢复健康的火苗，于是他们的寻子之旅就成为了重拾记忆之路。
在《被掩埋的巨人》中，从表象上看，埃克索夫妇失忆病症是衰老的体征表现。借由修道院之旅，夫妇二人得知失忆之谜的真相：亚瑟王借由母龙的迷雾擦抹了不列颠和撒克逊的民族仇恨，试图操纵记忆，统一政权，建立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通过对亚瑟王传说的历史改写，石黑一雄意在申述文化霸权如何通过对个体记忆的遮蔽与异化，从而实现对集体记忆和历史仇恨的操控与垄断。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论文字学》中指出：“存在也不是最初的绝对不可还原的所指，它依然扎根于语言系统和由历史决定的意义中，尽管它被奇怪地赋予去蔽和异化作用的特权。”[24]作为存在物，母龙吹出的迷雾特权暂时消散了众人的记忆与仇恨，却无法掩盖修道院中逝去族人的石刻记号、血淋淋的手印、焚烧尸骨的塔楼，这些历史所指揭开一段因失忆而隐匿的民族伤痕。“有时，记忆是从遗忘的失事船只中拼命拉取出的零碎物件。”[25]利科在《认知的过程》中将记忆与遗忘比作遭遇海难后的船只，虽残毁破败，但依旧有零星的记忆残骸、碎片会不时显现。如：武士维斯坦忘不掉被屠杀的撒克逊同胞；
埃得温确认“我真正的母亲被抓走了，……是不列颠人”[23]245；
比特丽丝想起“我们俩之间好像有点事儿”；
埃克索脑中浮现起“自己如何打斗，简直像个武士一样，声音里充满愤怒”[23]255-256。上述零碎的记忆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不同于对仇恨的记忆压制，衰老并非恶行的帮凶，罪恶亦是无法被时间刻意去蔽的。从本质上讲，母龙的迷雾不仅仅是巫术，更是隐瞒、欺骗与霸权。亚瑟王单一而武断地通过扼杀生命与记忆，将历史仇恨封锁在记忆的疆域之中，并试图在人们衰老的过程中模糊民族的边界，实现文化霸权。在记与忘、忆与遗之间，石黑一雄在追寻民族间化解历史仇恨、彼此融合的平衡关系与因应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亚瑟王与母龙封锁的仅仅是旧时痛苦记忆，属于老夫妇的现时记忆早已在远方的半途之中被重塑。旅途上，“埃克索总是让妻子走在前面”，如遇到危险，“他们会默默交换位置”，“埃克索几乎紧贴着妻子的脚后跟”，“比特丽丝每走五六步就要问一遍，就像连续祷告一样：你还在吗，埃克索”。乔纳斯神父为比特丽丝问诊时，“她说的越不多，埃克索就越高兴”[23]157。在修道院的致命隧道里，“比特丽丝在后面拉着埃克索的手”[23]167，与高文爵士、撒克逊男孩埃德温经历生死考验。在迷途中，埃克索一句“我绝不会丢开她，绝不会”[23]237，将比特丽丝带离险境。小说结尾处，比特丽丝乘船上岛，埃克索涉水而去，两人相约岛上再见。在历经出轨、复仇、痛失爱子等一系列伤痛后，时间的利刃斩断岁月的阴影，旅途记忆治愈老夫妇间的情感危机。在衰老的旅途上，夫妇二人用关爱、谅解、互助化解记忆的隔阂，最终走向幸福的彼岸。石黑一雄以小喻大，借由曾经迷途的埃克索夫妇来批驳在全球化语境下由于民族冲突、历史仇恨、文化霸权带来的一元化与单边主义的病态殖民心理，提醒读者需要积极响应，并努力打破这一复调模式建构下的仇恨产生、复仇与惩罚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只有生命与自然本身，绝非文化霸权。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并非裹挟生命价值与记忆伦理的迷雾和枷锁，同呼吸共命运的前提在于对历史教训的敬畏、对民族差异性的包容，以及对文化归属感的认同。
疾病是生命节律中无法回避又难以言说的强烈疼痛与精神负担，它既贬抑个体的生命价值，又压制社会性建构的生命意志。石黑一雄的疾病书写不仅仅是揭开饱受疾病折磨的身体印记与精神创伤，更是致力于帮助一个个困在疾病中孤独绝望的灵魂寻求、应对乃至对抗疾病的疗愈之道。正如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所指出的：“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战争，没有激烈的情欲，也没有游惰现象，它就不会出现这些疾病。”[26]石黑一雄倡导的疗愈之道承载着浓重的教化气息，将疾病的病理性诊疗置于道德评价的范畴内考量，认为康复之路就是社会净化之途，只有心怀善意、积极行善、惩戒邪恶，才是消灭颓废而肮脏的生命病原体、推动生命不竭与健康的勃发力量。
“疾病和痛苦是作为惩罚而被强加给患者的，为的是惩罚那个人的罪，他父母的罪，甚或他的宗族的罪。”[27]早在古希腊时期，天罚就被当作酷刑，以示惩戒。鹰作为惩戒者的形象曾出现在神话《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为触犯了天条，宙斯命人将其锁在高加索山脉上，并派遣一头恶鹰日日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以致其胸腹间出现血洞。在《被掩埋的巨人》中，“鸟笼”是石黑一雄对《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天罚的戏仿，清晰传达了惩罚意象。修道院里血迹斑斑的鸟笼还原僧侣们犯下的罪行，乔纳斯神父睡衣上的“一块块血迹”、下巴一侧的“肿块中间裂开”“上面覆盖着脓和凝固的血”[23]149，揭开一段血腥的民族侵略史，也是对无辜生命的血祭与救赎。
在石黑一雄的疾病书写中，“病人绝对不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受害者，而是一个通过疼痛赎偿其罪孽的人”[27]。在《我辈孤雏》中，班克斯的父亲及菲利普叔叔都因其加害者的龌龊勾当而深受疾病与痛苦折磨。父亲不仅在上海租界干着贩毒的买卖，抛妻弃子、与情妇私奔的行为更是让班克斯母子陷入悲惨境地的罪魁祸首，在离开两年后，父亲染上伤寒病，死于新加坡。父亲的死是其贪欲败身的应有责罚，但罪恶并未终结。菲利普叔叔利用军阀王顾欺凌母亲黛安娜，是出于“我把王顾当作替身。仿佛我也征服她了”“我想象她的遭遇，心底兴奋快活极了”[28]342的卑鄙心理。“幸福是一种情感状态，它与快乐的不同恰是在于它的永久、深刻与宁静。”[29]所谓幸福是善良的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是正常而健康的快乐，菲利普叔叔求而不得的嫉妒心和报复心让其体验到的却是反常的需求与贪婪的欲望得到满足后短暂的病态快乐。“饱受自我悔恨折磨”“心事重重”的菲利普最终向班克斯道出心底深处最黑暗的秘密，“气息陈腐的呼吸”“皮肤粗糙的无法形容”“疲惫的声音”[28]341-343从侧面突显菲利普深陷愧疚、难以自拔的病态，此刻坦白罪行反倒成为摆脱痛苦折磨的一副良药。母亲黛安娜因多年饱受王顾的非人折磨，自战争结束后就被关进重庆的精神病院，后辗转至香港的萝丝黛庄园。在班克斯与她重逢时，石黑一雄对母亲的身体状态的描述为“头发雪白”“两肩严重耸起”“厚重的眼袋”“褶痕深如刀割”“她的颈子也许受到什么伤害或病痛”[28]352。曾经高贵、美丽的英伦玫瑰沦落为需要救助的病残者，这让班克斯和读者唏嘘不已。然而痛苦与疾病带给母亲黛安娜的不只有折磨，还有“恩惠”。关于父亲的失踪，母亲对王顾的交易是知情的，母亲用忍辱负重换取儿子的美好前程，毒品的红利亦变成班克斯继承的大笔遗产，曾经的“禁毒斗士”最终囚困在亲情的牢笼之中。母亲的病赋予她病人的“特惠待遇”，使得她逃离生存的斗争，躲到病中寻求庇护。如前所述，疾病与病患具有伦理特性，会突显人性中的道德弱点与瑕疵。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身体、心理、社会的一种良好的状态，并不单单指没有疾病”[7]363。作为一种复合物，石黑一雄笔下的健康正是聚焦身心平衡、己他两利、家国同构的和谐状态。健康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欲望标的，石黑一雄在文本中向读者描摹出走出伤痛、建构健康人生的美好图景。《我辈孤雏》中的侦探班克斯疾恶如仇，面对家国冲突时，始终以民族大义为原则，“贵国侵略中国，造成尸横遍野的惨况”[28]320是他对侵华日军的斥责，更是对罪恶殖民体系的控诉。由此，石黑一雄在文本中所倡导的疗愈之方清晰可见，善良不能止步于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自我约束，还应具备明辨是非、深明大义的伦理意识。管家肯特小姐与侦探班克斯的健康状态源自恪尽本分、合理欲求，更是正确处理自我与他者、自利与他利间平衡互惠的协调性关系。人类社会应摒弃陈腐的社会积弊与狭隘心态，以此免除人类的折磨与消耗，共建安全、健康、互信的新世界才是治愈乃至消灭疾病与痛苦的良方。
在疾病陈述中，石黑一雄既是阅读者也是追问者，通过阅读身体、记录躯体性表征，进而追问人类社会泛在化的焦恐、压抑与痛苦的文化根源。在《疾病的隐喻》中，苏珊·桑塔格(Susan Suntag)曾指出：“疾病的不幸能够擦亮人的眼睛，让他看清人生中的种种自欺行为和人性的失败。”[30]从疼痛的病体到破败的心理，石黑一雄的疾病观照试图牵引着人们迷途归返。他认为疾病是战争肆虐、科技狂欢、历史仇恨等伦理沉疴所衍生出的负重感，其背后的始作俑者恰是人类尚不自知的贪念与自利。石黑一雄要积极践行物我相融、义利相顾、家国共存的省思疗愈之道，倡导劝善惩恶与至善方达健康的价值导向，并从中汲取活下去的力量与勇气。他认为只有每个人行于至善，推动社会变革，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伦理氛围，从根本上消除疾病背后的种种负面文化隐喻，才能真正行之有效地纾解和战胜疾病的侵入，从而构建身心健康、物我和谐、义利互惠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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