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研究述评

■单博雅 孔凡义

【提 要】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走向百年大党强党的关键“密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近年来,学界聚焦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语义、内生逻辑、历史经验、实践层面展开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未来还应在理论深度、研究方法、研究原则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完善。

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自我革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并明确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方向。在十九届中纪委六次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党的自我革命各项基本问题展开深入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笔者梳理了部分学者的研究内容,进行提炼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需要进一步深化的方向。

(一)“革命”语义探析

部分学者从“革命”二字的基本语义出发,通过古今中外对比予以回顾。汉语语境中的“革命”由“革”和“命”两个汉字组成。从词源入手,在《说文解字》中,“革”字含义为“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即某种到一定时间必发生的周期性更替。“命”则指用“口”下令,即某种被给予的秩序。早在《周易·革·彖传》中,已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用法。“革命”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结构共分五种:易姓、天道、大动乱、改朝换代、彻底改变。[1]而在众多“革命”含义中,易姓和改朝换代则最为持久稳固。有学者取“泽中有火,革”为依据,指出“革”字本身有“以变化求生存、变革自身”之意,即也内在包含了自我革命的意蕴。[2]明治维新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日本学界自觉地滤掉中文“革命”一词中易姓和王朝更替的意义(天皇万世一系),代指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化和进步,并将其最早译为“revolution”,“革命”从此获得全新的现代化意义并得到广泛运用,自觉地与“改良”“反动”区别开来,内含“公理”“独立”“平等”等正当性价值。在中国古代传统意义的“革命”与西方现代意义的“革命”概念交互影响下,出现了中国近现代“革命”话语。由此,“革命”一词经历了从“传统术语”到“舶来词”再到“本土化”三个过程,主要指向三层含义:一是暴力;
二是正义;
三是现代性。[3]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继承并发扬了普遍意义上的革命内涵,其革命要义应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予以把握。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革命”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与政权直接关联的政治革命、与政权非直接关联的社会革命、革命领导力量的自我变革和革命精神的回归。[4]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里,革命并不仅仅是指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等暴力行动,更在社会存在论意义上关注历史发展、个体自由实现等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要把真正的革命落实到“武器的批判”上,反抗“思维—存在”的同一性逻辑、立足现实生活的结构性矛盾、关注革命发生的可能条件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核心要义。[5]

(二)“自我革命”语义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把“革命”概念嵌入到治党治国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大创新,并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全新命题,其基本语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主客体辩证关系哲学视角。有学者通过对比通常意义的异体革命,强调自我革命是主客体相统一的过程,是“刀刃向内”的革命,完成这样的革命,要求革命的主体必须拥有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革命自觉性。[6]二是传统党建思想视角。有学者从“四自能力”入手,认为通过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以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党在新时代自我革命的内涵。[7]三是现代化视角。有学者认为,自我革命给党内带来的变化已经远超出内部关系的调整,而是诸多重大关系的重新构造,涵盖了上至顶层权力运作机制下至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在内的各个领域。既然中国共产党自身首先实现了现代化即政治现代化,那么她就有能力引领国家各个方面的现代化。[8]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是一个结构完整、逻辑严谨的有机整体,厘清其中的内在逻辑,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具体可从理论、文化和目标三重维度进行探究。

(一)对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维度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理论塑造党的革命属性。部分学者溯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自我革命的内在依据,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理论逻辑。有学者指出,党的自我革命内生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坚守与弘扬,即共产主义信仰是自我革命的精神动力;
人民立场是自我革命的价值追求;
先进性是自我革命的目标指向;
民主集中制是自我革命的制度支撑。[9]还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四对辩证关系,即坚持批判性和革命性相统一、推动实践性与发展性相统一、巩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强化主体性与整体性相统一。[10]

(二)对党的自我革命文化维度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成长起来的政党。部分学者立足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内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发扬。有学者聚焦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实践,强调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继承和发扬了古代的以民为贵、反腐倡廉、慎独自省、选贤任能等政治智慧。[11]也有学者进行古今对比后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时又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创新,即党的自我革命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对传统修身实践的超越;
党的自我革命弥补了传统修身中实践“他律”的不足;
党的自我革命比传统修身实践内容更加丰富等。[12]

(三)对党的自我革命目标维度的研究

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是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的重要目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是在我们党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中密切相关的两个范畴。实现社会革命,是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在一大纲领就明确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现社会革命”[13]的重要论断。近年来,学界关于“两大革命”更是展开了深入研究。有学者在重点分析了“两大革命”的互动关系后认为,新时代协同推进“两大革命”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即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是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目标指向,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是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政治保证,协同推进“两大革命”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14]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党的自我革命就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相生相伴。系统考察各个历史时期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演进脉络、总结党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此外,还有学者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出发,以苏共亡党为参照,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一)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研究

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经创建,就自觉将“自我革命”的优良基因嵌入肌体。中共一大制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第四章、《中央通告第七号》分别体现了“监督”“纪律”“自我批评”等要求,彰显了刀刃向内的勇气。[15]正如刘少奇所言:“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16]这一时期的党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形势,通过不断地调整自身定位,强化革命本领,不仅理清了路线是非、扫清了思想障碍,而且在加强党员教育监督管理的过程中有效实现了思想建党、提升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水平。[17]

(二)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从农村到城市、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转变,党员人数迅速增加。但随着数量的增加,整体质量反而呈现下降趋势。老党员队伍少数人革命意志消退,官僚现象严重;
新发展党员队伍出现投机分子、异己分子,极大地破坏了党群关系。由此,“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18]成为这个阶段党的自我革命的核心命题。此时党主要从两个方面推进党内自我革命:一是直面党内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问题,集中开展整党整风运动;
二是坚持从严治吏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净化干部队伍,设立监督机构。[19]客观地讲,这一时期的开门整风、加大治党力度在改进党的作风、用党的八大正确路线统一全党思想、搞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等方面为纯洁党组织并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奠定了基础。[20]但是,运动后期出现反右斗争扩大化、对运动式治党出现路径依赖等错误[21],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自我革命的有序进行,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三)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研究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改革更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2]首先,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对思想“革命”的理论诠释和实践解读,打响了思想“革命”第一枪。此外,党还积极推动从群众“运动”到教育“活动”的制度变革,持之以恒地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与整党整风活动,极大地遏制了腐败和不正之风。[23]进入新时期,中共中央更是将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的工程”高度,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为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思想指引。江泽民指出:“我们的事业最终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24]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从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以解决改革过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为新形势下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理论遵循。[25]

(四)党史专题视角研究

部分学者从党史重要事件出发,以小见大,从微观视角挖掘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有学者认为,古田会议聚焦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面对问题大胆“施药动刀”,体现了党对自身问题的高度警醒、检视问题的高度自觉、深挖问题根源的斗争精神以及整改落实的勇气决心,是中国共产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26]还有学者认为,从遵义会议开始、经过六届六中全会、到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革命或自我重塑,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民主革命时期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伟大转折的话,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伟大转折。[27]

(五)与苏共的镜鉴比较研究

苏共亡党亡国是20 世纪极具震荡性的国际政治悲剧,有学者从政党自我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只有敢于刀刃向内,才能实现生命长青。苏联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由于弱化党的领导和忽视党的建设,导致苏联共产党从充满生机活力、勇于自我革命的党逐渐转变为思想保守僵化、体制机制固化、顽瘴痼疾缠身的老大党,最终因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内外交困中走向政息人亡。[28]

党的自我革命有着众多实践层面的研究成果,学界主要聚焦党的自我革命的时代背景、习近平的相关重要论述、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探索。

(一)对党的自我革命时代背景的研究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完成新时期党所肩负的艰巨使命的现实需要,以时代背景为导向、从现实环境的多元挑战阐释自我革命的紧迫性,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从政党视角研究。有学者认为,党内深层次问题要通过自我革命来破解。在党的发展中,涉及思想、作风乃至制度层面的深层次问题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并显现出来,而且往往都是“硬骨头”,这就需要不断通过自我革命逐一突破和解决。[29]第二,从国家视角研究。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结构配置和权力互动关系。要攻克既有体制机制的痼疾、突破错综复杂利益固化的藩篱,党必须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去解决这些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30]第三,从世界视角研究。有学者认为,新时代世情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空前强大,与此同时,西方“联合遏制”政策又频频夹击,要求党必须不断深化自我革命实践,不断开拓自我革命的新境界。[31]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自我革命的研究

长期以来,在党的文献中“自我革命”一词很少见,但关于自我革命实践的论述却常见;
进入新时代,“自我革命”一词在党的建设文献中才高频出现。有学者以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相关论述为蓝本,梳理总结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范式,即党的自我革命的目标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长期执政;
主体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
方式是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内容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态度是正视问题、刀刃向内;
保障是坚持党的领导。[32]

(三)对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研究

关于党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学界坚持问题导向,或从宏观层面提高党执政能力的视角探讨,或从不同工作领域的现实需求出发,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有学者将路径取向总结为“三实”,即:在强化主体创新意识中以“实心”有效提高党的自我革命能力;
在增强双重动力系统中以“实力”有效驱动党的自我革命;
在整体性拓展自我革命路径中以“实招”有效实现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开辟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新境界。[33]此外,部分学者从不同工作领域出发,探讨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有学者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指出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组织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一要切实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二要坚定理想信念宗旨;
三要紧紧扭住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三基建设”;
四要加强党内监督和接受人民监督。[34]有学者认为,推进高校党建高质量发展,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构建新时代高校党员教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引领机制;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党务工作队伍;
打造与时俱进、功能完备的党建支撑保障体系。[35]

综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学界在基本语义、内生逻辑、历史经验和实践等层面的研究,厘清了党的自我革命基本框架,总结了党的自我革命经验启示,深化了党的自我革命规律认识,为学界开展下一步探索提供了学理支撑和现实依据。与此同时,现有研究成果仍存在一定不足,即党的自我革命在理论深度、研究方法、研究原则等方面亟需进一步拓展完善。

第一,要进一步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基础理论研究。从目前的研究进展看,关于党的自我革命基本内涵和理论范式,学界暂无公认的权威界定,大体都是按照个人理解给予主观界定。有研究者简单地将自我革命完全等同于全面从严治党或提高执政能力,对革命、自我革命、社会革命的内在联系把握不够;
部分研究者对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意义和原因不能明确区分,许多论点反复于两者之间转换横跳,整体思路把握欠佳。未来学界一方面要树立“正本清源”意识,注重一手史资料,提供更加科学的学理依据;
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习近平对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各要素间的细节考究。2018年3月,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周恩来同志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但是学界关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与党性修养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仍然处于薄弱环节,亟需引起重视。

第二,要进一步探索党的自我革命的科学研究方法。目前学界主要参考两种研究方法,即“古今中外法”和“理论联系实际”。“古今中外法”是指要挖掘历史、把握当代,立足中国、借鉴国外,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具体的实践路径。除了以上两大主要研究方法外,党的自我革命研究未来还应吸收哲学社会科学其他科学研究方法(利益分析法、阶级分析法、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口述史、观念史等),进而不断深化研究议题、拓展研究领域、达成研究共识。

第三,要进一步把握党性和科学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研究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与实际,服从执政党取得政权的路径和肩负的初心使命。尽管都属于现代政党,但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具有本质性差异。因此,既要大胆借鉴世界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要注意抵制西方政党政治模式与理念,更要防范简单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学分析框架来构建党建理论体系等的错误作法。另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研究必须遵循科学规律,站稳学理性立场,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一般性的理论宣传、政策解读及精神阐释,要求研究者以广阔的知识眼光、较高的学术素养与科学的写作态度来研究党的自我革命,揭示内在演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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