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浩然，郑治文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之言盛行一时，影响很大。故孟子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5903与儒家相似的是，墨家一派的起源也与周代礼乐文化具有一定关系。《汉书·艺文志》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2]，这就证明了墨家与宗庙仪礼之间的联系。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与儒家创始人孔子都生活在人文气息浓厚的鲁国，儒、墨两大显学的学术渊源因此也颇为相近。所以《淮南子·主训》说“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3]302-303，《淮南子·要略》讲“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3]709。
然而，儒、墨两大显学的发展却又是同源而异流的。墨子“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3]709。基于对周道、孔学的反思，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非命非乐”“节用节葬”等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背后其实都透显着一种墨家式的民本精神与平民立场。从现代视野来看，墨子的一些具体思想主张或许已脱离时代，然这并不意味着墨家完全没有现代思想意义可言。经过现代视野下的重新理解和解读，我们认为，当代治国理政要学习和借鉴墨子具体思想主张背后所蕴藏着的民本主义关怀、实干主义精神和廉俭主义作风，把它们作为加强党员干部政德修养的精神滋养。
在“讲政德”的现代视野和要求下来看，墨子作为战国时期的一介布衣之士，他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即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4]380的民生问题。因此，如何培养为政者修身为国、勤政为民的政治道德素养就成为了墨子政德观念中的中心议题。围绕着这个思想内核，墨子主张的民本关怀、实干精神和廉俭作风就构成了墨家政德观的重要内容。欲深入了解墨家政德观的这些重要思想内容，就要从走近《墨子》开始。《墨子》是墨家的主要经典，是反映墨子思想、言行和事迹的重要文本。读《墨子》不啻为汲取墨子思想精粹，了解墨子政德思想，学习其笃实力行以造福生民之优秀品格的一条重要捷径。今人修身为国、勤政为民，亦大可从中汲取深厚精神滋养。广大党员干部“讲政德”，也可通过观《墨子》以获得有益镜鉴。以今观古，以古照今，在现代视野下细细品读，我们认为，《墨子》的政德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讲民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核心理念之一。学界一般习惯将民本思想的倡导者归于儒家，然事实上读《墨子》，我们亦可以感受墨家的民本情怀。单从墨子提出的“三表法”来看，就足以说明这点。墨子说：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4]400-401
墨子认为，衡量政治思想(理论)和作为是否可行，要从“本”“原”“用”三个方面来看。首先，“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表明为政者要善于将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圣王事迹)作为施政行事的参照。具体来说，为政者决策前要对历史上治国理政的成功案例加以考察，充分汲取间接经验，以做到“以史为鉴”。因为历史就像一面镜子，以其为借鉴，可以见兴衰。换言之，这就是要求为政者施政时以历史经验作一参照系，以历史经验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其次，“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这要求为政者要体察民情，听取老百姓对其执政施策的反馈意见，据此适时调整、不断完善。也就是说，为政者要通过察知人们的实践活动以了解人们所获得的直接经验，在此基础上对施行的政策加以改进和完善。墨子在《明鬼下》中说：“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请惑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
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4]337他主张以天下民众的耳目之实作为判断是非有无的重要根据。
最后，“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要求的是为政者要通过改善国计民生的实际效果来判断执政施策是否得当。正如墨子在《兼爱下》篇中所指出：“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4]176即如果施行的政策不能够给民众带来好处，那就不能继续采用；
如果政策是有利于天下民众、能够给民众带来实惠，那就要坚持执行。从“三表法”后两方面“察民之实，观民之利”的内容来看，无疑体现了墨家爱民利民、以民为本的民本情怀，也表现了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4]175的政治理想信念。
墨子的“三表法”首次提出了对执政实践进行检验的主张，并由此提出了检验的标准——是否符合历史经验、是否符合民众心声、是否符合民众实际利益，这无疑具有十分超前的思想先进性。墨子说：“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4]423这里，所谓“考先圣大王之事”和“察众之耳目之请”，以及“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说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不难发现，墨子提出的检验执政施策得失的所谓“三表法”，与我们党和国家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思想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政府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比之以墨子的“三表法”，“三表法”中的“原”与“用”，即“察民之实，观民之利”的民本情怀，与“三个有利于”指导思想中的“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民生关切不无暗合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提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改革全面深化呈现新态势的宏观格局下，提出的关于改革成效评价的重要标准。[6]其实，“两个是否”可以认为是对“三个有利于”的新发展，这种发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民本”的精神传统的传承与弘扬，而这种“讲民本”的精神传统又或与墨家“察民之实，观民之利”的民本思想不无关系。
另外，《墨子》中的“三表法”也与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相背离。“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7]307-322，它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执政施策时，要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多听取来自人民的声音，多体察是否有利于实现人民的利益。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中，“守公德就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8]如何真正做到执政为民，科学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墨子“察民之实，观民之利”的思想，不无借鉴意义。
“实干”是墨家的重要思想特征。孟子云“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1]6025，所称誉的正是墨子心有大爱、笃实力行以造福生民、兼济天下的实干精神和务实品格。在墨子看来，为政者必须脚踏实地、刚健笃实，只有依靠“强力而为”的实干精神，才能成就实实在在的功业，实现兴利除害的政治理想。墨子说：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
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
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4]425
这里的“强”指的就是为政者对于行政实践的积极有为的态度，所体现的就是墨子所主张的“强力而为”的实干精神。墨子反对官员“贪于饮食，惰于作务”[4]437，尖锐批评那种“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4]438的安逸懒散的工作态度。他倡导为政者应当各事所能、各尽其力，“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4]737，处理政事务必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可骄躁倦怠，要扎扎实实做到“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4]382。
同时，墨子还批判儒家“罕言利”的主张，倡导为政者的行政实践要有实实在在效果，要能给民众带来切实的益处。其实，这也正是墨家与儒家的一大差异所在：儒家高扬“义”而罕言“利”，而墨家则一反其道。墨子当然并非不重“义”，不重视儒家对为政者提出的“为政以德”的政德修养要求，然他又从功利态度和实干精神出发，十分看重为政的实际效果。可以说，其为政主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爱民与利民的功利追求，也即是孟子称许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实干精神。故墨子曰:“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4]304，此之谓也。
窃以为，墨家倡导的这种实干精神在我们今天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前夜尤显可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7]83-85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讲话，不仅表达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也就“筑梦之路”对全体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期待和要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与墨家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实干精神契合相通。以墨为鉴，广大党员干部唯有立足于真抓实干，兢兢业业、辛苦付出，真切解决攸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才能逐步累积圆复兴梦的尺寸之功。唯有如此，“讲政德”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而不至于流于形式、成为空话，成为那种空洞的道德说教。
“节用”是墨子十论之一，是墨子思想的重要方面。在政治思想上，墨子提出了“节用”的廉政主张。墨子认为，国家财政“去其无用，足以倍之”[4]249，为政者“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得)不劳，其兴利多矣”[4]247。在墨子看来，为政者处理政事，要本着“节用”的原则，自觉做到爱惜民财民力，避免不必要的浪费，避免“加费不加民利者”[4]256。
针对为政者日常的衣食住行，墨子制定了相应的节用标准：衣着上，“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4]46；
饮食上，“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4]47；
居住上，“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4]46；
出行上，“完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4]47。按照墨子提倡的诸此标准，为政者就可以做到“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4]47。
对于某些为政者讲求排面、攀比阔气而所造之声势，墨子持坚决的批判态度。墨子认为，为政者的声色犬马“亏夺民衣食之财”[4]380“必厚措敛乎万民”[4]380，是在直接或间接抢夺百姓之利，增加人民负担。所以，墨子就此提出了“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4]61的主张，意在告诫为政者切不可骄奢淫逸，贪图享乐。墨子要求为政者在物欲上要加以节制，不能为一己之私而恣意浪费，更不能为一己之欲而奢靡享受，给百姓平添负担。他告诫为政者要始终牢记“俭节则昌，淫佚则亡”[4]48的深刻历史教训。
显然，墨子这种“节用”的廉政思想对我们今天广大党员干部“讲政德”，以树立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7]135-13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讲话在全社会引起了热烈反响、掀起了学习热潮。因为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秀传统美德，而对党员干部来说，它不仅是关乎个人人格修养的美德，更是关乎党风政风的政德。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讲政德”，尤其要做到“用财不费，民德(得)不劳”，廉以行事，俭以养德。
以上我们主要从民本关怀、实干精神、廉俭作风三个方面概括了《墨子》的政德观。诚然，这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墨子》中有关政德的思想资源或许远不仅限于此。读《墨子》不啻为了解墨家思想精粹，学习其笃实力行以造福生民之优秀品格的一条重要捷径。它肯定是常读常新、潜藏丰富智慧的，而这也或许正是经典之为经典的永恒魅力所在。今人修身为国、勤政为民，大可从中汲取深厚精神滋养。广大党员干部“讲政德”亦可通过观《墨子》以获得有益镜鉴。虽然《墨子》成书时隔今天已经两千多年，但我们坚信，时至今日，它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讲政德”仍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党员干部“讲政德”仍大有必要从《墨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汲取优秀思想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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