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婉毅 宋雅君 张宴萍
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到2020年底已达到533.49万人，占总人口的35.2%。民以食为天，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社区养老，老年人的餐食需求都是一大问题；
而上海1232个（其中2020年新增212个）老年人助餐服务点月均服务12万人，远不能满足其快速增长的餐食需求。
与成年子女之间的联结可能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结即为代际互动。代际互动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情感纽带和支持互换。前者强调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关系（或亲密，或消极，或兼具）；
后者则通过互换不同种类的支持来实现家庭内部的资源流动。
有研究发现，即使老年父母独立生活，但在情感纽带的维系下，成年子女还是会为他们提供长期支持以维系其联结；
也有研究认为，随着父母年龄的增大，子女会为父母提供越来越多的各类支持，如提供决策意见、陪伴等；
代际支持互换的原因之一，即父母或子女因日常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希望对方给予支持。诸多研究表明，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家庭功能并未随之衰落，成年子女与父母在经济、情感支持和生活照料等方面仍保持了密切互动；
而子女提供的支持越多，父母的需求越能够得到满足[1]。
一方面，即使代际支持频繁，但仍有可能经历一些负面情绪如紧张、失望、不满等；
代际关系不能仅仅因为支持互换的存在而被简单地理想化。根据代际团结—冲突框架，尽管代际关系中因支持互换而形成了强烈的情感联结，仍可能存在着高水平的消极情绪，这会使父母认为子女只可能为他们在大事上排忧解难，对吃饭这种小事则不会提供实质性帮助[2]。
以上海市一条街道为例，涵盖上海某街道21个居委，分别邀请了770位居民填写电子或纸质问卷，受访率达87%，去掉33个在关键变量上有缺失的被访者，共获得583个问卷样本。
结果变量是五类社区食堂需求：①不仅要提供午饭，还需提供早、晚饭；
②提供送餐服务；
③明码标价、阶梯定价；
④考虑慢性病患者饮食需求；
⑤可提前订选餐。在问卷中，居民根据自身需求给五类服务打分（1=无所谓或不重要，2=比较重要，3=非常重要）。
预测变量是代际互动，分别测量代际支持和消极关系。受访者根据八个频度（从0=少于每年一次或没有，到7=至少每天一次）就子女提供的四类支持（行动支持、情感支持、财物支持、信息支持）打分；
四类支持平均分越高（α=0.88），说明收获的代际支持越多。消极关系变量中，受访者需要回答三个问题：过去几年里，①您和孩子闹过别扭吗？②您觉得孩子向您提出过多的要求吗？③您孩子是否对您有意见或想法？答案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0分～3分）；
三个问题的平均分越高（α=0.80），表明受访者与子女间的关系越消极。
本文以性别、年龄、教育、收入、自评健康、居住条件六个人口变量为研究对象。在SPSS21的环境中做了五组定序逻辑回归分析，每个模型提供预测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比值比及其95%置信区间（CI），用卡方检测、对数似然值、Nagelkerke检测来评估模型拟合优度。当平行线检验结果显示统计不显著时，即表示模型符合比例优势假定。
本研究首先报告如何从初步研究中提炼得到五类社区食堂需求，然后以此食堂需求作为结果变量，在SPSS21的环境中做了五组定序逻辑回归分析。每个模型提供预测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比值比及其95%置信区间（CI）。用卡方检测、对数似然值、Nagelkerke检测来评估模型拟合优度。当平行线检验结果显示统计不显著时，即表示模型符合比例优势假定。
本研究的定量分析基于583位受访者，年龄平均值为60.01岁，年龄标准差为8.47岁；
其中男性有252名，占比43.2%；
女性有331名，占比56.8%。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有138名，占比23.7%；
高中、技校程度有316名，占比54.2%；
大专、本科或以上程度有139名，占比23.8%。在人均家庭月收入方面，收入3000元以下共132人，占比22.6%；
收入3000元～4000元的共213人，占比36.5%；
收入4000元～5000元的共97人，占比16.6%；
收入5000元以上的共141人，占比24.2%。居住条件方面，独居的共37人，占比6.3%；
与同代（如配偶）居住的共487人，占比83.5%；
两代及以上同居（如与子女）的共58人，占比10.0%；
自评健康方面，自评很好的为92人，占比15.8%；
自评好的为152人，占比26.1%；
自评一般的为310人，占比53.2%；
自评差的为28人，占比4.8%。其他具体信息见表1。
表1 样本社区食堂需求（583人）/%
以一日三餐、提供送餐、标价定价、清淡营养、提前订选五个需求做五组模型的拟合卡方检验（其中*p＜.05，**p＜.01，***p＜.001），最终显示五个需求与代际支持和消极关系的回归结果均为显著，意味着即使控制了人口特征（年龄、性别、教育、收入、健康、居住）等协变量，代际支持和消极关系仍有效预测了中老年居民对社区食堂的服务需求；
而平行线检验的卡方检测结果均统计不显著，也意味着五组模型都没有破坏比例优势假定。回归结果显示，收入高的居民对于提供一日三餐的需求更高；
教育程度高的居民更希望社区食堂能提供送餐、实行明码标价、阶梯定价、并为慢性病患者提供清淡但营养的餐饮；
女性居民对社区食堂的定价、口味营养、以及提前订选有更强烈的期望。总体而言，年轻居民对于食堂的要求更高，尤其是餐饮的定价。与第一组假设相反，居民收到的子女支持越多越频繁，他们对于社区食堂的需求就会越强烈。与第二组假设一致，居民与子女的关系越消极，他们对社区食堂的期望就会越高。
首先，充足的代际支持可以促使中老年人追求更健康的生活，从而对食堂期望更高。根据社会支持理论，充裕的社会资源（包括子女支持）能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鼓励人们追求更加健康的生活；
从子女处获取更多支持的父母可能生活更美满，因此也更向往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吃得好。此外，老年人的餐食需求具有层次性，当子女支持能满足其基本餐食需求时，他们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餐食需求（如提前订选）；
而社区食堂服务的多样化，则给老年人的层次性需求提供更多选择（如阶梯定价）。父母在充足的子女支持下，对健康生活的定义可能升级为对生活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他们也因此对餐食服务提出更多的要求，以便满足自己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3]。
其次，消极的代际关系促使老年人对社区食堂产生更高期望。在“养儿防老”传统观念影响下，一些父母潜意识里仍认为应依靠子女供养安度晚年，这种境遇下与子女关系不好不仅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也意味着自己的老年生活可能得不到足够的物质保障，于是他们转而寻求社区养老服务以满足自己的养老需求。样本中，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越消极，他们对社区食堂的期望也越高，这意味着与追求健康生活的年轻人不同，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能按时吃到饭”这一最基本需求，而不是“清淡营养、阶梯定价”之类的高级配置。由此可见，在少子化、深度老龄化的城市，社区食堂已潜移默化地替代了一部分家庭照料功能，能够延长一大批中老年人在家中安享晚年的时间。
此外，虽然人口相关控制变量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但相关结果仍有利于进一步解读发现以中年居民为例，他们的用餐要求又有所不同。与老年人相比，中年居民对于社区食堂具有更高的期望，尤其是餐食的定价。这可能是由于这些中年居民具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也更高，他们愿意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在他们看来，价格低廉的饭菜给人一种粗制滥造、口感不好的印象；
价格高的饭菜能带来口味保障，是高质量生活的一种表现，因此他们更愿意提高社区食堂的定价。中老年女性对社区食堂的定价、口味以及提前订选都有着更强烈的愿望。这可能因为女性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长期为家庭操劳使她们深知照护的不易，不愿辛苦家人。因此，她们更愿意使用社区食堂服务来满足自己的餐食需求。收入高的居民对于提供一日三餐的要求更高—当基本经济需求得到保障时，人们会对生活照料需求（如：美味营养的餐食）产生更高的要求。同样地，教育程度高的居民更希望社区食堂能提供送餐、明码标价、阶梯定价以及提供清淡但营养的餐饮，以期获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
虽然结果显示，子女提供的支持越多，父母越需要社区食堂，但我们不能排除原假设的可能性，即子女为父母提供的支持越少，父母的基本生活需求越得不到满足，对于社区食堂的需求也就越强。事实上，有学者就在北京市255位老年人样本中发现：子女支持越少，老年人的需求越得不到满足，因而也越倾向于寻求社区服务支持。我们更应意识到，对于社区食堂有需求的中老年父母之中，还存在着一些子女支持不足的群体，他们对于社区食堂的期待可能是仅满足基本餐食需求即可。为此，社区食堂在提供餐食时，不仅要推出高水准、营养健康的饭菜，更应兜底弱势老年人的最基本需求。
本研究也启示社区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多关注社区老年人的代际关系。一方面，消极的子女关系会促使老年人花钱购买社区食堂服务，这部分老人可能会拉动社区食堂的消费；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子女保障，即使老人们是社区食堂的常客，但长此以往，其经济状况很难得到保证。届时在消极子女关系和经济负担的双重压力之下，他们的生活处境将十分令人担忧。社区食堂应兼顾不同境遇的中老年群体，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一些更加经济实惠的选择。
本研究也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有一定借鉴意义。社区食堂的发展往往运营成本高、利润薄，为此，可将饭菜设置为阶梯定价，这样既可以满足一部分老年人的基本餐食需求，也可以为中年人乃至青年人提供更加多样化、高水平的选择；
社区食堂的收入也会得到一定的保障。此外，老年人在用餐时与餐桌伙伴的交流会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所以，社区应留出一定空间给前来进餐的老年人社交的机会。
本研究，还有以下几点引发我们思考：首先，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巨大、城乡差距十分显著。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来自于养老服务业发达的上海市中心，对于养老资源十分欠缺的地区而言，不具有可行的参考价值；
其次，在研究社区食堂需求种类时，虽然细致地给出了五类需求的划分，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比较笼统。比如，在老年人对清淡营养餐食的需求方面，没有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疾病所对应的餐食标准进行细化且老年人对所提供的餐食也可能存在一些口味、搭配方面的要求，我们均未给出详细划分。但我们在设计问卷之初就进行了民意调查，本研究中用到的这五类餐食需求是在整合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社区食堂服务类型的提供方面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再次，我们仅考察了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社区食堂需求的影响，其它的支持如老年人配偶、朋友、邻里、第三代的支持我们没有进行考察，而这些支持也很有可能会影响老年人对社区食堂的需求；
最后，尽管样本中存在一些既无代际支持、无消极亲子关系的无子女老人，但这部分老人极少，他们的子女支持和消极关系可忽略不计，故对本研究的结论没有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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