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宏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历经10年努力获得“五位一体”建设全面发展，其中文化小康建设更是起到了丰富、引领和提升的巨大历史作用，成为全面、高水平和多层次小康社会建设关键环节。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新征程，梳理总结文化小康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促进文化强国建设、提升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价值。
文化小康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涵盖文化民生、文化素质、文化权利和文化制度等多层面的内容，是经济发展基础上人的精神需求、权利愿望、品格素养塑造和文化制度完善发展的演进过程。
（一）文化是国际上各种发展评估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1.大国实力是经济、文化、科学及教育等因素的综合考虑。国际上一些重要的经济和文化组织从经济和文化角度对世界经济体进行衡量，成为反映各国经济文化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世界银行依据上年美元现值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把全世界经济体划分为四个收入组别，即，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组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HDI）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和GNI”为衡量标准，将HDI 高于0.8 的国家或地区列入很高发展水平国家或地区，媒体将HDI 高于0.9 的国家列入极高发展水平国家或地区。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将为自己及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的权利、享有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权利、受教育权以及享受科学文化生活的权利等包含明显文化需求的权利列入公约内容，保障提升本国公民相应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8年发展战略规划（2014—2021年）包含的教育、科学、文化、传播和信息五大领域的工作更是体现了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提升人的权利的宗旨。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以及各项文化权利的全面发展是大国综合实力的真正显现。
2.从国际视野看，经济发达基础上，人的多层次多维度文化精神需求和文化权利实现，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也是社会发展变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温饱基础上人的更高需求愈加突出，马斯洛和恩格斯都从人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的角度，阐述了随着经济发展带来人的需求不断增进的趋势。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五种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需求组成连续的层次，一旦某种需求得到满足，另一种更高的需求就会出现，又需要满足。当更高的需求得到满足时，新的更高的需求又会显得突出起来。”[1]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求层次结构，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程度直接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渴求以及自我实现的愿望会更加强烈，这种渴求和愿望就是一种要求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走向深入和丰富的表现形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将人需要的对象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的资料”，[2]相对应的是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奢侈需要）和发展需要，向人们印证了人的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无论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还是恩格斯对于人的发展资料不同需要的论证，都反映着从物质丰裕到精神富足的跃迁，人的关注焦点和需求方向总是会跃升到满足多样化精神需求，更倾向于文化休闲娱乐、教育康养等领域的活动和消费。
（二）我国各个时期都很重视文化的作用和文化创新
“小康”不仅是传统社会理想，也是中国现代化核心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诗经·民劳》《尚书·尧典》把“小康”看作仅次于“大同”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儒家传统话语里，“小康”既是经济和物质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有礼仪规范和文明演进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了21 世纪头 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随后国家从战略层面提出了“三位一体”和党的十七大“四位一体”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文化建设也成为小康社会建设的有机构成。
1.新时代愈加浓厚的文化小康色彩。新阶段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人们对丰富文化生活和多样化文化消费的需求日益增多，文化小康的建设成为时代发展的最强音。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新目标，其中针对文化领域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要求和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深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目标要求：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党的十九大在充分分析社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化强国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深化了我国文化建设任务和目标设计。历次党的重大会议作出的文化发展战略决定，印证了文化小康建设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社会深度数字化转型，数字权利尤其是老年人的数字权利，成为当代社会公众多维权利体系的重要内容。人人获得、使用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权利均等化便利化，成为新时代数字社会下集体人格重塑、民族文化心理重建以及文化自信提升的坚实基础和时代底色，印嵌了数字化社会文化建设的特色化新要素。
2. 文化制度体系设计是实现文化小康的制度性保障。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市场监管、文化产业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法治建设等逐步健全和完善的文化制度体系设计，为人民追求多样化高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强大保障和支持。改革开放40 多年以来文化体制改革从局部到整体，从机制创新到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文化市场监管与时俱进，将网络文化生产等新兴内容及时纳入监管范围；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法治建设更趋全面和成熟；
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文化制度体系成为文化市场的良好发展以及文化建设整体推进的重要力量和强大保障。
从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性目标已经实现，在20年小康社会建设历程中，文化小康建设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文化战略地位的奠定、文化经济价值的提升、文化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文化制度的系统创新共同构建了文化小康的整体框架，推进文化领域繁荣发展。
（一）从认识到实践全面确立文化战略地位
改革开放后，从对歌舞娱乐场所放松管制到2002年明确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文化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得以全面认识和深化，尤其是文化的经济价值得到认可和重视并不断被挖掘，为文化建设的推进、文化战略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国家从战略、艺术创作方向引领以及机构改革层面不断推进文化建设，促进文化领域的全面繁荣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对于文化领域，文化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建立成为战略实施的核心。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一些重要会议，铸牢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根基，明确了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艺术创作的引领方向。2018年，国家通过大部制机构改革，将原文化部和旅游部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对文旅融合、文化建设进行统筹管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导向，持续性深化的文化权利权益保障，不断丰富满足人们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成为重塑民族文化集体人格的映射，文化建设不单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建设的核心战略目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集中体现。
（二）深化与延展文化经济价值功能
1. 文化产业增长占比持续增加。2012—2019年，我国的文化产业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如图1 所示），从2012年的18071 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44363 亿元，2018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破40000 亿元大关，2019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为4.5%，逼近成为国家支柱性产业。在文化产业各具体行业领域，发展势头迅猛，文化经济价值不断攀升。以电影产业和出版产业为例：电影产业方面，我国电影票房市场近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观影人次从2012年的4.4 亿增长到2018年的17.16 亿，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5.5%。国内电影票房从2012年的170.7 亿元增长到2019年642.7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0.85% 。2019年，中国新增银幕9708 块，银幕总数达69787 块，全球领先的地位更加巩固 。中国电影产业在国民经济新的发展形势下实现了快速增长。以电影票房收入衡量，我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银幕总数居全球领先的地位；
在新闻出版领域，2019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8896.1 亿元，较2018年增长1.1%；
图书出版营业收入增长5.6% ，2019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实现营业收入超过9800 亿元，较2018年增长17.6% ，成为出版产业新的增长点。文化产业总体产值以及各行业产业规模持续增加的态势，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的客观真实的写照。
图1 2012—2019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及占GDP比重
2. “文化+”助力产业转型和经济品质跃升。剥离文化产业核心领域的内容生产和消费，“提供的产品( 或服务) 主要是以中间性产品、要素投入的形态，满足社会生产性需求，或为生产活动提供辅助性服务，体现出文化的生产性功能和特征，这类文化产业可称为生产性文化服务业”，[3]综合2014—2019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中文化传播渠道、创意设计服务以及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三项指标（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对应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以及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三项指标），从图2、图3 和图4 中可观察出，抛开传播渠道、创意设计服务以及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三项指标统计口径变化产生的影响，在文化的带动下，以文化传播渠道（文化信息传输）、创意设计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以及文化辅助生产（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等为代表的文化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这不仅是对整个经济发展结构的优化升级、整个文化产业实力的提升，也是对传统农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更是为平台型企业诞生和快速发展提供机遇。主题农庄、创意儿童家具设计、老旧厂房改造以及数字平台一体化服务，是将文化的内涵和要素巧妙地融入传统产业，利用平台整合各类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创新赋能行业发展的典型例证。
图2 2014—2019年文化传播渠道增加值及占及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比例
图3 2014—2019年创意设计服务增加值及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比例
图4 2014—2019年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增加值及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比例
（三）从目标实现上聚焦文化权利保障
1.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与现代文明素质新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三个素质共同决定着人力资源的质量和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亦即小康社会在人的方面的实现程度。”[4]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以来，全社会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不断提升。思想道德素质方面：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及2019年《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了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主要内容，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最美人物”等评选活动，以典型模范的标杆作用，激发人们参与思想道德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全民思想道德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稳步推进，多层次社会征信系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优化了社会公德和营商环境建设。科学文化素质方面：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为 99.95%，初中阶段、高中阶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分别为100.9%、88.8%、48.1%，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 81.7%，这些指标已达同期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教师严重不足、科研人员严重匮乏，2017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达 167.28 万人，各类科研人员总量达到 621.4 万人 。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和成就，为提升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奠定了重要基础。健康素质方面：从1950年至2015年，婴儿死亡率“中国由195.0‰下降到18.0‰，下降177 个千分点。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只有12 个千分点，已进入低婴儿死亡率国家行列”，从1950年至2015年，人口预期寿命中国由40.8 岁提高到74.9 岁，提高34.1 岁，年平均提高0.52 岁。[6]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显著提升，是人的文化需求和权利得到全面保障的体现，是不断提升的现代社会文明程度表征。
2. 持续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全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等硬件指标不断趋于完善，公共图书馆机构数、公共图书馆总馆藏量、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文化馆机构数、每万人拥有的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等硬件设施总量不断提升（如表1 所示），初步构建了涵盖国家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和城乡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网络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是聚焦实现人的文化权利，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保障，也是实现文化小康的重要内容。
表1 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及2015—2018年图书馆、文化馆相关项目统计
（四）从实现条件上系统有序推进文化制度创新
1.文化发展市场化导向改革一以贯之。从文化经济属性得到确认受到重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始终坚持市场化方向，集中体现在充分发挥文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市场化机制优势，释放文化生产活力，但并不是把“市场”结果作为衡量和评估文化建设实绩的唯一尺度，文化产业发展不唯GDP，强调“双效统一，社会效益优先”。以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为例，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从“承包责任制”和“双轨制”到“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分离”，从“转企改制”到“分类指导，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改革方向坚持以激发市场配置资源优势的原则，提升文艺创作者的热情和文艺作品质量，繁荣发展演艺文化市场。2019年全国400 家重点艺术院团共创排艺术作品816部，2019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共演出296.8 万场，演出收入1277742 万元，相较于2011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154.72 万场，演出收入526745 万元 ，极大地释放了艺术市场的生产活力。
2.文化政策制定创新走向体系化。文化政策体系从深度和广度不断完善，逐步构建起成熟的文化政策制度框架体系。从深度上，“文化发展战略热”“文化产业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热”三个阶段的发展，反映了文化政策从关注文化领域独立地位到文化经济化的实现过程，再到文化福利的层层深入的研究和推动进程。从广度上，政策内容范围不断拓展，从文化产业综合政策、配套性政策、规范文化发展政策、培植扶持发展的门类行业政策，到文化行业领域集聚化、网络化、专业化发展的政策，跨部门文化政策等，从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专项领域、扶持办法等全方位支持文化建设。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新业态新内容层出不穷，尤其以互联网为平台和载体的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业态为典型代表，面对文化新事物和新发展机遇与挑战，政府从机构设置以及专项政策方面双管齐下，保障互联网文化市场有序发展。2018年3月，中央设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加强统筹对网络信息内容的管理。2020年1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2021年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出台《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针对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要求商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违法公平竞争、交易的现象进行规制，引导和保障统一良好稳定有序的互联网文化市场秩序，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文化政策体系深度和广度的深化延展，推动文化政策制度体系化的完善，不论是文化实体权利还是文化程序权利，为最大程度保障好人民文化权利提供了体系化制度支撑。
总结20年来文化小康建设的成就与经验，着眼已经开启的文化强国建设战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智力支持和实践支撑，为谋划发展路径和重点关注路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在信息文明衍化渗透中寻求城乡文化均衡发展
信息文明时代，数字权利成为新的人权和文化权利的普遍内容，数字文化权利的满足和实现不仅是缩小城乡文化差距的根本手段，也是保持与整个社会数字化转型步伐同步的重要要求。未来的文化建设，要重视利用数字化机遇，充分利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的优势，实现数字文化权利共享的均等化和便利化。第一，扩大数字化基础设施覆盖范围，调节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完善和普及数字化基础设施对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实状况提供了一种新的调节手段。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全国不同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发展起点，为推动区域互动、城乡互融等发展主题发挥巨大推动作用。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在中西部地区的覆盖范围，为中西部补足短板提供基础条件；
另一方面要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力度，为全国各地普遍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必要支撑。第二，以完善的网络教育培训体系突破思维观念的限制。发挥网络线上教育模式优势，启动文化共享工程项目和城乡互动工程项目等互助项目，开展城乡互帮互助，打破贫困环境的限制，扩展贫困地区学生以及农村居民视野，开拓自身文化多层次的发展空间，避免“数字隔离”的信息孤岛困境，逐步缩小“文化鸿沟”。第三，以互联网+文化扶贫的综合性治理全面提升数字文化权利。积极调动各种类型文化建设主体——民众、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等多元主体，形成共同参与文化扶贫和文化建设的合力机制，提升文化建设与治理的系统性效能，为社会公众了解和享受数字文化权利提供组织保障。
（二）在民族文化复兴伟大事业中塑造新时代文化自信
“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是该国人民对于以价值观与信念为核心的本国文化的确信与坚持”，[7]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吸收“先进性”的文化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8]奠定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的重要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复兴与文化强国建设都离不开坚守文化自信，新时代文化自信不仅要随时代所需更新丰富文化价值取向，还要正确面对中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实现“综合性创新”。第一，构建新时代文化价值体系。当代社会技术推动文明的变迁，形塑中的新文明形态强势占据主导地位，吸引着人们的关注。面对新技术文明冲击，平衡古今文明的衔接和发展，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构建符合文化复兴历史使命的当代价值取向，为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设夯实价值根基，成为推动中华文明演进，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关键所在。第二，实现中外文明的“综合性创新”。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力求摆脱二元对立思维的掣肘，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范式，即在“研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 也要反对中体西用论，而是超越体用之争， 综合中西， 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9]中华文明演进中多能正确对待外来文化为我所用，“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中国是一个文明——从古延续至今的唯一文明。……中国曾经受到外国影响，先是有佛教，现在是西方科学。但在过去，佛教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
将来，西方科学也不会把中国人变成欧洲人”。[10]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中国人具有保持清醒头脑的品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锦上添花而不是改弦易辙、东施效颦，丧失自己的独特之处。在未来文化建设的进程中，中西文明碰撞交融必不可少，如何摆正位置和心态，剔除糟粕，吸收精华为我所用，构建新时代的中华新文明，是提升文化实力的核心。新时代的文化自信需要自身文化的传承创新，也需要中外文明的融会贯通，是在开放的文化交融之中，融汇古今中西中“选择性变迁”，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塑型。
（三）以文化制度的优化释放文化创新活力
完善的体系化的文化制度创新既是文化生产力提升的保障，为其提供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又是引领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新时代文化建设亟需加强文化制度保障和引领作用，最大化释放文化生产和创新活力。第一，“管理”向“治理”思维的代际转换。我国文化管理的家长式管理色彩较为鲜明，政府作为文化管理的主体发挥了绝大部分的作用。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治理成为新的管理思维和方式。文化“治理”更强调政府的掌舵作用，由“管理”的垂直化向“治理”的扁平化、灵活化管理方式转变和发展，充分调动各主体参与文化建设的进行，集众人之智慧，推动文化建设繁荣发展。面对未来飞速发展的态势，要进一步强化文化“治理”思维，调动各方力量，共建共享文明成果。第二，与时俱进完善文化制度。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发展格局，文化政策的体系化创新都是适时所需、不断优化完善文化制度建设的体现。文化政策是国家文化制度完善的突出领域和工具载体，中国文化政策系统化体系化完善，文化政策价值的人民中心取向、执行重点不断丰富细化，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在未来文化建设的进程中，要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文化改革的深入以及新业态的不断涌现，继续通过文化政策体系的优化，在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具体发展领域、支持保障等方面起到引领和支持的作用，实现文化制度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优化。文化治理理念转变和与时俱进的文化制度创新，为提升文化生产力和释放文化创新活力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根基。
（四）制定科学可行的文化小康评估体系
文化小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对文化小康的评估更需要一个科学的评估体系，要秉承综合性、系统性、以人为本、科学性和可行性原则，从硬性和软性两个方面入手，既要涉及从文化民生到文化权益全面保障，又要体现从文化自身到“跨界”融合的带动价值。在文化权益的全面保障方面：综合考量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每万人拥有“三馆一站”公用房屋建筑面积、城乡居民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和人均拥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硬性指标，以及体现每个公民文化品质内核的科学理性与审美素养等软性指标。在文化自身的“溢出”效应方面：从国家层面关注文化发展对其他领域的贡献和带动价值实现问题，[11]如建立涵盖文化生产性服务业大类和细分小类的一级和二级评价指标体系，充分体现文化对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引领和提升作用。总之，文化小康评估体系一定要体现综合性和科学性特点，充分反映文化在提升人的全面素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和作用。
（五）以文化法治建设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化法治的完善不仅是提升文化自信、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12]更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手段。文化法治建设完善和发展是“人治”向“法治”思维转变，实现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重中之重。未来文化法治建设，要从体系化、灵活性和多元性层面予以加强。第一，制定多类别的文化基本法，全面涵盖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加强文化内容管理法律、传媒法、文化遗产保护法等领域的法律制定，更好规范和引领文化行业各领域的有序发展。第二，以灵活性法律法规应对新生事物发展。综合利用文化法律和文化法规，及时跟上社会变迁与文化生态的变革步伐，有效规避新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促进其在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发展方向下持续发展。第三，以文化治理法治化，更好地发挥政府、社会和个人的综合作用。尊重文化发展新规律，把握文化生态新特点，以“新治理”理论为先导，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文化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以多元协作、开放式的社会化新模式提升文化治理效能。文化法治是国家转变治理理念和手段、着重全面实现和满足文化权利的表征，它直接推动国家文化治理水平的提升，增强政府管理效能，更推动社会文明走向深入，促进和谐共享、创新共进的社会文明新形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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