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明 孙艺嘉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并由此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①,历史悠久、底蕴浑厚的中华文明即将或已经步入世界舞台中央。我国现代考古学以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为起点,经历百年发展,在探寻我国古代社会及其文明方面取得了诸多突破。“遗存”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遗”是指古代人类活动遗留的,“存”即客观存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②本文的“考古遗存”即指考古学所关注的古代遗留下来的物质性资料,包括实物载体以及载体上的可用信息。考古遗存的研究“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它对中华文明的内核探索实现了由“中原中心论”到“多元一体论”的认识论转向。③可见,考古遗存是五千年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灵魂和精神源泉。“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④简言之,“让遗存活起来”是当下文化建设的重要命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目前对于遗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学和历史学领域,重在开发和保护,对其价值利用与传播推广的讨论尚为缺乏。
而在传播学的视角下,物质性与文本性交织于对媒介的认知变化中⑤,考古遗存在“物”的具象形态上兼具信息承载与意义彰显,具有明显的媒介属性。媒介考古学以媒介物质性的恢复为研究前提,关注媒介物的非线性历史叙事和不同社会时代的联系⑥,而考古遗存正是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集文化内核于一体的物质性产物,面向过去而指向现在和未来,在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与撒播中涉及“‘物’与‘物质’的媒介构成、媒介要素、媒介过程和媒介实践”⑦。本文从存在形态、价值功能和运作逻辑三方面展开论述考古遗存的媒介属性和主体实践,以传播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对其推广与应用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媒介”是英文“media”的译词,源自拉丁文“medium”,大致有三层意涵:一是指“中介机构”或“中间物”,落在物理或哲学观念上,即一种感官要去体验或一种思想要去表现,则必须有一个中间物；
二是指在技术层面,印刷、广播、电视、网络等不同技术形式形成了不同媒介；
三则涉及在资本主义权力关系里,例如报纸或影视产业被视为是广告的媒介。⑧在中国的古汉语中,只有“媒”而无“媒介”一词,《说文》中解释“媒”,即“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媒”(谋)的位置居间,以“介入”的姿态连接“二姓者”。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媒介”本义和谱系的认知都是居中位置及交接转化。⑨传播学认为,“凡是能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事物和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物质都是广义的媒介”⑩。综上梳理,对“媒介”的认知包含了物质与信息层面、技术构成层面以及和外部互动构成的关系层面。从表征到本质、从具象到抽象,考古遗存作为具有媒介属性的物，同样具有这三层存在意涵。
(一)本源:自然性的存在
考古遗存的媒介本源是在历史发展条件下与生俱来而自然存在的,分为有形的物质性载体和无形的功能性信息。传统考古学所关注的遗存范畴大体包括遗物和遗迹两类,但在传播学视野下,考古遗存的内涵更为广义,能够勾连古往今来人类社会联系的遗存媒介大体可分为三种。一是可移动的遗物,按照不同的原料材质和制作技术可分为石器、玉器、骨器、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竹器、木器、玻璃器、纺织品和纸质等,也包括古人采集或种植的植物、狩猎或养殖的动物保存至今的遗骸。二是不可移动的遗迹,包括房屋建筑、墓葬、灰坑、水井、道路、窑、壕沟等。三是记载于实物之上并反映古时人类实践与社会生活的信息资料,按照信息形式可分为语言文字,例如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和少数民族使用的文字；
图形符号,如图腾；
叙事文本,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按照信息内容可分为精神文化信息,如信仰、思想；
行为文化信息,如民俗、舞乐杂技；
制度文化信息,如政治、经济、法律制度。
考古学发掘环境中的“物”来考察其形制、用途、放置的场所、曾经的使用者等,而媒介考古学的重点在于建立“物质档案”,来研究这些物的发明、载体、机制、设备、空间在时间中的流变,对受众施与的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人们身体、感官与认知的构成之中。从考古遗存的媒介本源中可以看到“物质档案”的诸多知识线索存在于其中。以有形的物质为基础,例如纸是书、绘、复印、印刷的物质,木、砖、瓦、石等是雕刻的物质,布是刺绣、纹饰的物质等等；
无形的信息承载于其上,以文字及其载体的演化为例,从四千多年前刻写在龟甲和牛、猪等动物骨头上的甲骨文到两千多年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再到刻在竖石上的碑文……这些文字记录着我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古代先民的所思所想,由此实现物质实物与抽象的文化知识自然性地共存。
(二)实体:技术性的存在
无论是有形的实物还是无形的信息,都来自于历史社会上人们的生活实践,然而随着生产力和造物技术的不断演化进步,相似功用的遗存在形制方面出现系统性的变迁,考古遗存的实体是技术性的存在。19世纪80年代,古斯塔夫·奥斯卡·蒙特留斯(Gustaf Oscar Montelius)创造“器物类型学”,通过对挖掘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标型”用以历史断代,古斯塔夫·科西纳(G.Kossina)提出“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来概括这种历史分期,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则直接指出考古学文化是“一批总是反复共生的遗存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和房屋式样”。根据主要生产工具的不同,考古学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期划定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六个阶段。以生活使用的炊饮器具为例,原始社会多用陶鼎、夏商周流行青铜鼎、汉代出现铁釜、五代开始烧制青瓷釜……考古遗物在技术制造方面的集中类型普遍呈现出从石器、陶器到各种金属器的递进规律。因为加工制作物质实物需要相应的生产条件,工艺技术的精进、温度湿度的把控、生产材料的探索使得人们所能利用的原始物料愈加广泛,而后一种器物的发明在使用体验上普遍要优于前一时期的工具,可见考古遗物的实体随着技术的进步愈加复杂考究。
同样,遗迹实体与技术二者的演化关系呈现近似规律。以墓葬为例,随着儒学礼教和厚葬观念的兴起,古人愈加重视墓葬的修建,伴随着建筑技术和装饰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的墓葬形制在春秋战国至魏晋六朝经历了从竖穴土坑墓、土洞墓到砖石室墓的发展过程。从最开始的土坑土洞结构单一,用简单的挖掘工具即可完成；
发展到室墓,出现了“宅地化”特征,地下建造的墓室形态仿造地上的房屋建筑内部设计,这需要更为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装饰技术作支撑。相比于土坑土洞,室墓的建造更加复杂,一些大型室墓在封土之下包含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中室、后室、侧室、耳室等复杂结构设计,封土之上还有坟丘、茔地、墓垣、围墙、围沟等祭祀与保护设施。随着砖瓦制作技术的成熟,大量带有画像雕绘的砖瓦也被设计和应用在墓葬内,使建筑实体更为精美。
考古遗存“物质档案”中的信息线索随着技术演化亦愈加丰富多元。譬如雕绘技术和原材料种类的丰富使图形符号展示的形态发生变化,在原始社会中粗糙的石器只能勾勒出简单几何线条的岩画,到汉代出现了线条更加细腻且相对具象的石刻画像,在唐代,毛笔、砚、颜料、丝织品的使用成就了精美雕琢、色彩瑰丽的壁画、帛画,而至后世纸张使用更为普及,画像题材和艺术表现形式更成体系。生产力的进步使物质载体不断演进,依托其展示的画像实体则伴随着表现技术的成熟而传播更加明确的媒介内容；
画面、色彩、符号等信息愈加丰富,体现出古人记录生活、表达心志、传递情感等日趋复杂的精神结构。
(三)互动:关系性的存在
考古遗存依托物质和信息的自然性本源、技术性的实体,在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两个维度上发生互动,其媒介存在形式的第三层即“人—媒介—社会”关系性的存在。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认为媒介技术推动并实现不同形态的“中介式交往”,一种是在微观上，媒介塑造了个体特定的交往情境和互动形式,另一种是在宏观上，新媒介与原有媒介矩阵的融合改变了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考古遗存基于其物质性的结构使承载于其上的信息交流融合,以媒介的身份进行“经验与意义之网”的编织与互动,从而实现分散个体到社会整体的关系性演化。
一方面,考古遗存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个体共同生活实践的传统。譬如在三峡地区因地势条件的限制,古人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阁而成一种交通要道,即三峡古栈道。《战国策·秦》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川陕之间的栈道始建于战国时代,虽在历史过程中有过损毁,但当地人时有修缮,一直保留了这种通行方式,古栈道的遗迹沿用至今。按照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表述,人因“原始性的缺陷”故必以技术的弥补而诞生和存在,技术就是人的代具。这种代具并非人体的简单延伸,也不是人的“手段”或“方法”,它构成了“人类”身体，是人的“目的”,技术之于人是“外移的过程”,是人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古栈道通过技术性的手段延伸了人的生存实践,并通过代代峡民的沿用得以持续存在,古栈道与人的共生显示着媒介与人的互动塑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并“限定了所有经验性的人类社会”。
另一方面,考古遗存塑造了社会的文明和文化体系,形成社会共同体。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曾指出,文化的历史就是媒介的历史,文化或文明的过程可以借由不同历史阶段的技术或技术的使用来一窥究竟。从人到社会,通过媒介相勾连的人类经验实践指向了社会文本与文化文明的建构。根据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的媒介偏倚理论,考古遗存在时间向度上传承文明,在空间向度上撒播文化。在时间性方面,文字发明以前,结绳记事的记录方式难以承受时间的变迁完好延续；
至殷商王室,甲骨文被用来卜占记录、维系神权政治稳定；
至后来汉字简化,文字从皇权贵族普及到寻常百姓,承载文字的物质性载体也逐渐多样化并在大众中流行,更多信息得以保留和传承,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利器。就空间性来说,考古遗存在不同文化区中发生互动,如汉朝开辟了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将我国纺织品、铁器、漆器、瓷器等输出到东南亚、东非和欧洲等地,相应的在我国遗存中也时常可见含有异域风情的舶来文化元素,如珠宝香料、玻璃器皿、佛教等。这促进了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并使文化样貌逐渐趋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地球村”上和谐共生成为可能。
进一步来看,“物性本体”和“时空存续”是考古遗存的核心媒介功能。“物性本体”是指考古遗存作为一种自然产生且具象呈现的物质性载体,在关系互动和文化信息传播中发出抽象动作,这个发出动作并产生影响的过程即“物性”。正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物是什么》云:“壶作为一个物而在场。壶作为一个物才是壶。但物如何在场？物物着。物化活动聚集着。”考古遗存作为具有媒介属性的“物”,同时寓静和动两种状态于其中。物以物性本体的方式在场,同时物性活动因为物的在场,将文化与意义的编码输入、聚集在物之上,所以考古遗存的物性本体,承担了聚集在物之上的在场身份和传播价值。对于“时空存续”的功能来说,媒介本身具有时空偏倚效能,物性本体的存续在同一个时间切片上的空间范围内横向延展,这使考古遗存的媒介功能具有了社会性特征；
而其以静止的空间范围观察,在时间的纵向延伸上使其媒介功能具有了历史性面向。
考古遗存作为媒介嵌入从古至今人类实践和文化生活之中,并以其悠久历史和文化辐射力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考古遗存的媒介功能呈现不仅仅在于勾连人与社会的中介作用,而是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参与到人与社会更深层次的互动实践。具体来说,考古遗存的“物性本体”和“时空存续”的媒介功能呈现为:古时社会的基础设施、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和未来社会的映射与延伸。
(一)古时社会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反演理论认为基础设施的基底是实在之物(Substance),同时它是一个关系性概念,显现在特定的文化脉络和有组织的实践中。从古代社会的横截面看,考古遗存维系着古人生活生产活动,是保障古代社会正常运转的物质性条件,它具有天然强烈的社会性和可供性,是古时社会的基础设施。首先,考古遗存以物的姿态为古时社会提供技术基础。从人们生产生活的常用工具,到或简单或复杂的聚落民居、墓葬、宗祠、寺庙、交通遗迹,都涵盖了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通过技术的运作生动地参与到古代人的生产中并推动社会发展。其次,考古遗存的物性功能使其参与古时社会结构的构建。譬如夏商周的“传国之宝”九鼎、秦代开始皇帝专用的玉玺、历代皇室的宫殿、陵墓……这些遗存均是典型的皇权象征,用以区分社会阶层,同时也是古代历任统治者用来维系政权稳定的媒介。
“媒介的潜在特性、能力、约束范围的关系,能够在特定背景下配合行动者的感知展开行动。”而考古遗存正是通过古人的感知、选择和使用与社会环境发生密切关联,以媒介主体的姿态镶嵌在社会组织的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里。如果说考古遗存是先民几百年乃至于数百万年一路走来留下的印痕,那么就如罗伯特·凯利(Robert L.Kelly)所说,在这些“脚印”中隐藏着“智慧密码”,“这些密码或隐或现,呈现出规律性的排列与组合”。考古遗存为了古代社会的实践需要被人生产制造,以极大的可用性和实用性嵌入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构成了古时社会一般性的基础设施,塑造了古代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层面上的多种样貌。
(二)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
从古到今,考古遗存历史性的功能延续使其在现代社会融入并成为社会文化结构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语境下,考古遗存的实用性有所降低,更多地以“文化媒介”的身份存在,将古时社会的文化和精神延续至今并将其深刻地融入当今人们社会生活的血脉。例如对祖先的尊崇礼节、“以孝治国”的儒家传统和“家国同构”的价值取向等精神内核均与自古以来的丧葬传统有关,从考古遗存中的墓葬遗址及内部的随葬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可以体现。延续至今日,物质性的墓葬形制、制度化的殡葬仪式和精神性的思想观念依旧存续,“对应于享有共同传统、共同生活机构以及共同生活方式的一个社群”。考古遗存将中华民族这个群体与其他文化群体区分开来,在塑造这片土地上现代人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促使从个体到群体形成统一的认同感与价值观,进而建构了民族的思维模式和文化传统。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将历史“纪念物”视为记忆媒介、传承媒介,纪念物把历史在土地上做出立体的、物质的标记,以此产生带有集体意义的、延续性的地方。譬如在逻辑语言出现之前,由骨骼、石头等可以保存持久的材料做成的媒介,以物质象征和抽象符号代替了缺席的过去。考古遗存在时间上传承文明、实现代际的文化延续,在空间上联结同时代的人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集体。其物质实体的载体和抽象的内容符号在文明传承与文明传播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物性作用和互动过程,过往的历史及其文化价值才得以在现时的社会中固定并持久存续。
(三)未来社会的映射与延伸
在尚不可知的未来,考古遗存以其物性本体和历史性的偏向,能够映射社会并延伸文化价值。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指出,“共时性”固然常常发生在横向空间中,但也可以发生在纵向时间中；
历史并非总是以单线展开,而是以星罗棋布、群星灿烂的方式复现；
现在与过去的某个时刻之间总是存在暗合,过去的现象会不时地、选择性地在当下复活。他将19世纪后期的灵异研究和20世纪30年代的无线电研究相比较,认为二者在媒介元素及媒介动机上存在呼应之处,同时也有区别:19世纪末的人们关心灵媒如何作为生者与亡者交流的中介,而20世纪的人们则关心如何给冰冷的无线电讯号披上温情的外衣。媒介考古学非线性叙事的历史观意味着历史的传承“在断裂和抛弃中形成”,在蛛丝马迹中探寻历史社会如何复制与重现,考古遗存作为物质材料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保存了自然存在的文化信息,实现社会在时间向度上的延伸。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考古遗存会让历史原样冻结和不断堆积,代际间的对话和对过往的重新诠释都在持续形成新的地方意义和时代文化。就像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所强调的:“地方因不同社会关系的会遇、交织而形成。”这是基于考古遗存作为关系性的存在,与人和环境不断发生互动而不断充实新的文化意义,“物性”的作用过程投射在复杂时空的动态演化之中。
无论如何,具有媒介属性的考古遗存从遥远的过去路过现在而走向无限的未来,透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演变的规律,在构筑未来社会中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活动、社会制度等方面提供不可替代的智慧。
通过物性本体和时空存续的媒介功能,考古遗存完成了对“过去—现在—未来”社会的塑造,这种力量的赋能源自考古遗存作为媒介的存在形式,使其具有和人同样的主体性地位，彼此互动依存。媒介化理论指出,媒介作为意义的对象和载体嵌入人们日常实践,并以“媒介逻辑”介入社会建构。在“人—媒介—社会”的关系中,考古遗存发挥媒介功能的路径完成从“中介化”向“媒介化”的深入:相比于简单勾连起人的主体认知和社会的客观情状,考古遗存实现由个体到群体的转化并“浸透”进社会的运作过程。换言之,从媒介存在形式和功能出发,考古遗存体现的主体性既能够按照自身的运作逻辑组织社会个体与群体的思维模式和“惯习”,又能重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建制化的社会实践,如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等。由此,本文提出考古遗存媒介运作逻辑图(图1):考古遗存作为媒介主体和人的多元主体互动以共同建构社会“现实”,其中“物的想象”是考古遗存媒介运作的核心过程,“文化基因”是其媒介运作的重要结果。
图1 考古遗存媒介运作逻辑图
“物的想象”指向媒介主体性交互,从更本质的层面解释媒介运作过程。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三界拓扑学最早关注于人的主体性,为思考媒介功能在人精神层面的作用原理提供借鉴价值。拉康建立了描述和解释人类心灵组织的模型,即实在界(The Real)、象征界(The Symbolic)和想象界(The Imaginary)。他强调一种“非物质”力量,这种抽象的、理想化的、消极的力量促使个体与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自身的、没有实体的结构性关系。师承拉康的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以“幻象”(Fantasy)为中心重新论述了三界理论。幻象指一种不真实的、形象的但又带有概念性质的图式,是人这一主体在现实世界和符号世界存在的意义和方式,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重要运作机制:在想象界中,幻象基本上是实在界的直接显现；
在象征界,幻象是结构现实和抚平现实对抗的叙事和机制；
在实在界,幻象则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先验的、带有欲望的结构性原因的意象,建构起人类的欲望、社会和“现实感”。而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建构社会“现实”的主体无意识的幻象,处在想象界中,它在主体与大他者的欲望关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并实现建构的无限轮回。齐泽克在对电视、电影和赛博空间等媒介形式的分析中认为,大他者是形塑主体的“象征秩序”,而媒介扮演着大他者的角色。象征秩序“以媒介所中介的模糊的力比多力量为基础来起作用”,并使“单个主体通过对周围的象征秩序顺服主体化而存在”。“媒介体系实现了意识形态效果,在我们的生活中充当文化壁纸,发挥的是去崇高化的作用。”
尽管拉康和齐泽克的思想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色彩,看似与媒介的物质性取向“背道而驰”,但他们在联系人如何通过媒介确认自我和社会的存在，进而解答媒介在联结微观主体和宏观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价值方面提供思辨进路。人们对社会的“现实感”体验通过三界的指示方式相互纠缠而形成,“实在界需要被中介,这些中介过程被象征界和想象界多重建构,在这些建构的表层下实在界持续发酵”。“物的想象”包含了两个具体过程:一是考古遗存由于来自过去的社会情境,对当下人们的认知来说无疑具有“先验存在”的属性,它作为具有媒介属性的物是社会实在与主体认知之间的中介,通过搭载物质性载体的符号意义形成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文化象征体系来规训多元主体的认知和认同;二是人们通过考古遗存所了解到的过去社会可能并非当时的实在与真实,而是通过自身的文化解读不断将新的意义附加于其上,再通过新一轮媒介的作用来丰富自己的认知和想象。这样不断循环的媒介化实践,使透过考古遗存而得到的“幻象”或说“意识形态”深深刻进每一个主体的潜意识中，用以确认自身和社会的存在。
“文化基因”(Cultural Gene)类似于齐泽克“幻象”和“意识形态”的概念,在“物的想象”的作用过程中产生并作为主体心灵的中介将人的认知与社会“现实”相关联。这一概念于20世纪50年代由阿尔弗雷德·克洛依伯(Alfres K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提出,梁鹤年将其界定为一种“非生物基因”,是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的、主动或被动、自觉与不自觉而置入人体内的最小信息单元和最小信息链路,主要表现为信念、习惯、价值观等。它是文化与文明延续的“最高原因”,所以“必须是自在自为的具有‘普遍性的普遍者’”。文化基因有其历史渊源和传统底蕴,同时也随着复制、遗传、变异、传播的过程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最新的人群和社会环境,是考古遗存媒介运作的动态性结果。按照段清波的观点,社会治理观、宇宙观、核心文化价值观共同构成了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的文明,中国已形成以汉字为书写和交流的语言、以中心四方和阴阳五行为宇宙观、以礼和规矩为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完整体系,其文明蕴含于“中、对立、变通、礼、规矩”之中。相对稳定而又动态变化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塑造了中华民族内部多元、和谐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它随着媒介时空更替而不断顺应新的历史、当下和未来,构成一个与时俱进、持续活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在传播学视域下,考古遗存是具有媒介属性的物,并在与人—社会的互动中完成了媒介主体实践,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至少有三点启示。
第一,媒介视角为考古遗存研究提供新进路。以往研究多从遗存本身出发、探寻古代社会情状,而将考古遗存置于主体关系互动的实践中,借助“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进行自下而上的考察,挖掘技术和社会的复杂性及其中多元的社会心态,拓展了研究空间。另外,考古遗存涉及的媒介类型与内容丰富多样,在对考古遗存的意义探赜中,基于物的想象能够在当下的实践中将其转化为内在思维与行为指导的源动力,并为未来的构筑提供新的资源、新的视野和新的可能。
第二,媒介融合的探索能够“让遗存活起来”。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曾把技术演化及作用比喻成“玩具—镜子—艺术”三个阶段:初生的新技术像玩具,对于现实生活影响微弱；
逐步发展才能为实用的技术,像镜子一样复制现实；
到了艺术阶段,技术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现实,因为它能重组和创造现实。从基础设施、文化结构到社会延伸,考古遗存在某种程度上是失去实用性的旧媒介,其内在文化性的、艺术性的、创造“现实”的价值需要被新媒介激发来重焕文化传播的活力。当下数字博物馆、数字藏品、虚拟化身等实践都是对考古遗存媒介融合的尝试,新旧媒介技术配合的“再媒介化”进程才能使考古遗存超越静态而真正活化。
第三,考古遗存作为传播学研究的“盲点”需给予更多关注。章戈浩认为从“万物皆媒”到“媒生万物”,实体的物可以成为具有抽象意义的媒介,媒介与实体的物相关联。对于媒介的分析可从有形的物质形态出发、考察无形的“物性”作用,涉及到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与关系。在这种“万媒皆物”的视角下,考古遗存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和传统实践的内生性媒介,目前尚是一片亟待探索的蓝海领域。
注释: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第7月2日，第2版。
② 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③ 王珏:《薪火相传 诠释文明》,《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8日，第16版。
④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第4-9页。
⑤ 丁方舟:《论传播的物质性: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新闻界》,2019年第1期，第71-78页。
⑥ 施畅:《视旧如新:媒介考古学的兴起及其问题意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7期，第33-53、126-127页。
⑧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9-300页。
⑩ 邵培仁:《传播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猜你喜欢 遗存考古媒介 十大考古发现英语世界(2022年9期)2022-10-18考古出乎意料的几件事英语世界(2022年9期)2022-10-18考古简史英语世界(2022年9期)2022-10-18虚拟社会化与批判缺失：代际媒介观演进与媒介素养研究出版广角(2022年8期)2022-05-24工业遗存的活化——叁伍壹壹的时光与鲜花当代陕西(2022年5期)2022-04-19“考古”测一测科普童话·百科探秘(2020年4期)2020-05-11辨析与判断:跨媒介阅读的关键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5期)2019-05-28高中语文跨媒介阅读内容的确定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11期)2019-05-28书，最优雅的媒介好日子(2018年9期)2018-10-12明代俗曲文献遗存艺术百家(2014年5期)2015-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