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娅，裴 珊，李世杰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随着1978 年的改革开放揭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纪元，从最初的侧重“出口型直接投资”时期，到“从资本流入转向资本流出”时期，再到体现“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要求”时期[1]，金融开放水平稳步提高。金融开放包括面向境内、境外两个视角，就面向境内的金融开放而言，主要是政府日益减缓对金融服务业的抑制，逐渐消除对各项信贷业务的管控，放松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干预；
就面向境外的金融开放而言，主要是通过放松对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的管理，推动双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2]。随着金融开放的进程逐渐加快，我国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如人民币成为SDR一篮子货币、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推出跨境证券类投资(QFII、QDII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成功上线运行、“沪深港通”正式通航等。2021年4月9日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扩大海南金融业对外开放，标志着我国金融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全球自由贸易区逐渐成为引领国际经济一体化、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我国于2013年首设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此后中国参与贸易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先后设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当前中国“制度创新的先锋队”和“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其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关键要义，同时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也赋予了金融开放新的内容：包括优化和创新金融业运行机制，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设国际金融市场，强化跨境交易的宏观审慎管理等内容，进一步拓展我国金融开放的内涵。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开放从最初“一行三会”颁布的金融业改革“51条”逐步深入到更为具体的“金改40条”，后续不断发展到“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开放进程正呈现出蹄疾步稳、不务虚、不守旧、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态势。
金融开放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系统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引进来”方面，即金融开放可以减缓国家的金融管制，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的便利性，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东道国，以较低的利率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在有效的监管机制下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为国家提供更广阔的资金池，以多样化的方式分散投资风险[3]。有学者运用反事实分析法、合成控制法和多元回归方法，以金融业增加值为传递变量，发现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领域的多项开放创新举措直接拉动了上海金融业增加值，金融业的高速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实现飞跃[4]。在“走出去”方面，董骥和李增刚[5]经研究发现：借助金融开放的空间溢出特性，当改善一国金融开放水平时可以实现国与国之间金融开放的互惠效应。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就其负面影响而言：放松对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管制虽可以降低国际资本流动的门槛，却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一旦某些负面因素引发了金融体系的动荡，将导致资本市场风险的累加效应显著，资本市场情绪更加容易被放大[6-7]。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但是产业结构低级、不合理的难题依然制约着改革的步伐，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依然面临诸多掣肘难题。想要破解发展的困境，就必须深化经济结构变革，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合理化方向转变，驱动中国经济转换发展动能。与此同时，为打造双循环的发展格局，还必须统筹协调、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处理好金融开放和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以金融开放引领国际大循环，疏通资本流通渠道，消除跨境交易障碍，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环节延伸，以此提高国内大循环的效率。既往的研究认为，金融开放可以通过盘活存量资金，明确国际化分工，加速资本在各国间流动，推动国内金融结构朝着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跨国资本的流动可以有效发挥技术、人才的溢出效应，促使产业结构向更高层级跃迁。此外该效果存在门槛效应，每跨越一个门槛，其促进效果将显著增强[8-9]。王勋等[10]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出发，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抑制严重阻碍了经济结构的升级，且发展中国家表现更显著。随着金融抑制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占比就会明显降低，进而阻碍经济结构的优化，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营造经济繁荣的假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弊病将凸显，最终将为经济发展带来结构失衡的毁灭性风险[11]。因此，我国需要加快放松当前的资本管制，推动资金流动更加便利化、自由化，带动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升级为资本密集型[12]。
作为国内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的程度如何？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了什么影响？尽管已有大量文献分析了金融开放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影响，但上述研究均未能考虑金融开放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相关性”，这将不利于准确评估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效果。因此，在“十四五”规划大力倡导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背景下研究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开放举措是否对周边区域形成辐射效应，是否促进区域金融一体化并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实质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索。本文选取能够将经济活动空间特征考虑在内的动态空间计量模型，深入研究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开放对周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异质性影响，探索金融开放究竟通过哪些作用机制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周边城市群形成分工互补、结构优化和空间布局合理的区域经济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科学评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是否通过制度创新的战略设计带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规划建设以及全国范围的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从区域协同发展的视角出发，以金融开放为切入点，突出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金融开放进程的里程碑式影响，强调了金融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联动性，并深入探索其中的内在机制、影响路径，打造以金融开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带动整个区域协同发展的理论体系。第二，现有的研究往往局限于自贸试验区，而较少关注包含其在内的整个区域城市群。此外，以往研究金融开放均采用非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和静态空间计量模型，而本文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综合考虑金融开放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滞后效应及时空滞后效应，以期准确评估影响效果。同时自创自由贸易试验区矩阵，检验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政策究竟是表现出虹吸效应还是辐射效应，有助于厘清金融开放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实现产融结合，有效发挥区域金融一体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促进作用。第三，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周边城市群的金融开放通过哪些作用机制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对后续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络体系的持续完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模型设定
依据前述文献回顾的分析，设定如下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tsit=μtsit-1+ τwtsit+ σwtsit-1+ β1Xit+ θ1Zit+β2wXit+ θ2wZit+ Cit+ Iit+ εit（1）
式（1）中，tsit=（ts1t,…,tsnt）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之后各市2013—2019 年产业结构优化指标的观测值。w 是n × n维空间权重矩阵，用来刻画城市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tst-1表示时间滞后项，wtsit表示空间滞后项，wtsit-1表示时空混合滞后项，μ、τ 和σ 分别用来表示他们的标量系数，μ 表示本城市前一期产业结构优化对当前的影响，τ表示空间相关系数，τw衡量各市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关联程度，σ表示时空效应系数，σwtsit-1衡量其他地区前期产业结构优化状况对本地区当前产业结构优化状况的影响，Xit为变量向量，β 为系数向量，Zit为 控制变量向量,θ为系数向量,Cit=(C1t,…,Cnt)T表示n × 1 维个体固定向量，Iit=(I1t,…,Int)
T表示n × 1维时间固定向量,εit=(ε1t,…,εnt)T表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优化(ts)：作为世界级城市群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拥有最丰富的科教资源，江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闻名全国的科教圣地，汇聚大量优质的人力资本；
与此同时，上海更是举世瞩目的科研中心，安徽合肥作为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在我国创新体系战略布局中也占据一席之地；
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夺世界技术创新制高点的攻坚力量。在区块链、数字金融等前沿科技的助力下，推动制造业与优质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资金要素相互有机结合，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蒸蒸日上，提高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打造专业化、高附加值、创新效率高的生产价值链，带动区域产业结构的服务化特征更为突出[13]，这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因此本文借鉴崔庆安等[14]、干春晖等[13]和方云龙[15]的研究，即设定为：
2.解释变量
金融开放水平(fo)：考虑数据可得性，借鉴张煜[11]的研究，侧重于从广义的视角出发，在面向国际的金融开放进程中，聚焦于资本的流动变化，构造金融开放水平度量指标：
GDP 表示全市的国内生产总值，Xie表示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因为在逐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进程中，通常会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平衡经常类账户，控制进出口数额，确保经济平稳运行，避免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所以采用衡量全市贸易开放度；
If表示全市外商直接投资总额，随着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入，宽松的市场管制、富有弹性的政策安排、充满活力的商业氛围，会吸引源源不断的外资涌入，跨境资本流动成为金融开放最显著的特征，本文采用衡量全市资本开放度，用来综合评估金融开放。
3.控制变量
其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具体设定与指标测算参见表1。
表1 变量的具体指标设定情况
样本数据是以上海为中心的400 公里以内的城市，选取自上海自贸区设立后，2013—2019 共7 年的宏观数据（如表2）。
表2 研究城市范围
数据的统计特性如表3所示。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计量模型的前提是要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分别构建三种矩阵。第一种是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1)，其元素wij表示两个城市之间地理单元空间距离平方倒数①通过Google 地球GPS 得到经纬度，采用Donald J.Lacombe 编写的matlab 代码，按地理经纬度坐标计算的球面大圆距离（Great Circle distance）。；
第二种是经济嵌套矩阵(w2)，其元素为w1矩阵乘以所有地区GDP年均值中i 地区GDP年均值的占比值。第三种为自贸试验区矩阵（w3），本文以上海市为核心周边150km的范围为限②现在高铁速度是250—300km/h，上海市为中心的周边150km就是30分钟左右，充分体现产业结构发展的“同城”效应，如果选择更远的距离，就无法体现出这个空间矩阵的独特性［16］。（见表2），认为在这个范围内直接受金融开放的政策红利，但影响程度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逐渐衰减，由此评估一定范围内外的辐射差异，只要属于这个范围且两个城市相邻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一）金融开放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在对所有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前，本文首先对金融开放度fo 进行了空间相关性检验，表4 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全局Moran’sI指数均为正且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他们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在模型实证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空间相关。
表4 fo的空间莫兰指数
表5 中，我们同时考虑非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和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综合筛选比较。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在w1、w2、w3空间权重矩阵下，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效果较为准确。此外，本文综合利用LR 检验、LM(Robust)检验、Wald 检验后结果表明：单单使用SAR 模型和SEM 模型将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失准确性，为使拟合效果最优采用SDM 模型。由于空间效应系数τ显著，表明如果采用普通动态面板模型将忽视这种空间相关性，造成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路径依赖特征，由于非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缺少空间动态效应变量，因而选取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综合考虑内生性问题、空间相关性以及被解释变量时空滞后效应，可以有效估计金融开放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
表5 模型筛选
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地理距离（w1）、经济嵌套（w2）空间权重矩阵和自贸试验区（w3）下，fo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开放可以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即随着金融开放进程的加快，减少对资本流通的束缚，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显著提升金融市场中资源要素的流动性，改善资本的利用效率，纾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促进更多本土企业将资本投入到生产性领域，加快供应链、产业链向更高层级延伸。
表6 金融开放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动态回归
在时间维度的作用机制上，μ 表示时间效应系数，衡量前期的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对本期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矩阵（w1）和经济嵌套矩阵（w2）之下其值均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变化具有正向传递效应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当上一期的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将对下一期产生促进作用，实现良性循环。
在空间纬度的作用机制上，τ表示空间效应系数，τW 衡量的是各地区产业发展的空间关联度。在地理（w1）和经济嵌套矩阵（w2）的τ 值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开放背景下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就地理位置相近（w1）的权重矩阵而言，空间相关系数τ均显著为正，表明地理位置相近城市之间的金融开放能够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发挥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位置的相近，便于金融活动的往来和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动。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交通工具不断升级，位置不相邻的城市之间的联动效应日益凸显，有助于区域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空间集聚效应，加强邻近地区经贸活动，提高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就经济嵌套空间矩阵（w2）而言，上海自贸试验区周边城市群的空间相关系数τ 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之间，金融开放能够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即具有相似经济特征的地区彼此相互影响，协同优化产业结构。此外，经济嵌套矩阵（w2）的系数τ显著大于地理距离矩阵（w1）的系数τ，说明社会经济特征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应该在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进一步缩减外商准入的负面清单，加大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力度，降低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加快地区经济建设步伐，发挥“传、帮、带”效应，让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城市带动周边区域形成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集聚区。就自贸试验区矩阵（w3）而言，τ 的数值虽然不显著但为正值，说明在上海自贸试验区150 公里范围以内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开放可以对周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产生辐射效应。究其原因，上海自贸区作为金融制度革新的先锋队和新高地，带来诸多金融开放的制度创新红利，国外优质资本、高层次人才、前沿技术等生产要素为享受政策福利，大量涌入国内，促使周边地区纷纷与跨国企业开展合作，建立研发机构，推动周边地区在“干中学”中提升自身消化吸收外资企业先进生产技术的能力，发挥产学研一体化的协同效应，突破企业在研发创新上的瓶颈，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专业化、高附加值、创新效率高的方向转变，推动产业结构迭代升级。
在时间空间双维度的作用机制上，σ表示时空效应系数，σw衡量其他区域前期产业结构对本区域产业发展状况的影响。在地理和经济嵌套权重矩阵下，上海自贸试验区周边地理距离相近城市（w1）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w2）前期的产业发展状况对本地区有显著正向影响。究其原因，随着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变得日益便捷，驱动生产性资源在区域之间流动，进而产生信息和知识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在城市之间的竞争效应催化下，促进整个地区实现产业结构的协同升级。
（二）机制分析与检验
前文研究发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周边城市群的金融开放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的影响，那么金融开放究竟如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呢？于是本文借鉴权小锋等[17]和段军山、庄旭东[18]的方法，将从金融业发展水平(fd)、社会消费水平（lnplse）和科技创新水平(lnsci)三个角度进一步探讨金融开放影响产业结构状况的实现机制。其中fd采用城市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表示，lnplse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的对数值，lnsci为人均科学类支出（元），具体的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tsit= αi+ β1foit+ β2Mit+ uit（4）
medit=αi+ β1foit+ β2Mit+ uit（5）
tsit=αi+ β1foit+ β2medit+ β3Mit+uit（6）
其中，med=(fd,lnplse,lnsci)为中介变量，作为实现机制的代理变量；
Mit为其余控制变量；
uit为随机扰动项；
通过对比上述三式的计量结果，可以进行判断。其中式（5）还可以作为金融开放是否存在其他效应的检验模型，即可同时被用于考察金融开放与金融业发展水平(fd)、社会消费水平(lnplse)、科技创新水平(lnsci)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和时空滞后效应[19]。
表7—9 分别报告了基于三个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就表7 的金融业发展水平（fd）而言，上海自贸试验区在金融领域一系列的开放创举，可以显著提升周边城市群的金融业发展水平，有效优化结算效率、增强汇兑便利性、深化国内外金融业的交流与合作，吸引国际金融机构进入，加速我国的金融科技与世界发展前沿接轨，逐步改善银行体系的运营效率，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使用规模和比例，多方位拓展金融服务业务，丰富金融理财产品，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降低内资企业的外汇波动风险，化解企业的融资风险[20]。以低利率、简税制的政策红利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创造丰富的流动性，为实现国内经济的保值稳定营造良好的环境，推动更多资源向高附加值、高回报率、高技术价值的产业转移，最终实现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表7 金融业发展水平（fd）的中介效应
就表8 的社会消费水平（lnplse）而言，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周边城市群金融领域改革与开放的不断推进，本外币一体化的金融服务逐步完善，跨境担保、并购等国际要素资源与国内金融市场的协同发展，国际金融交易平台、机构建设的日益推进，宽松的金融管制、富有弹性的政策安排、亲商的经营氛围，助力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为消费市场注入新鲜血液，根据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进而刺激国内居民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欲望，推动消费结构升级，这将加快通讯、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医药等行业的发展，同时带动处于中间环节的产业节节攀升，如钢铁、机械、建材等行业，不断优化行业发展布局，驱动产业结构升级[21]。
表8 社会消费水平（lnplse）的中介效应
就表9的科技创新水平(lnsci)而言，金融开放可以通过有效改善区域科技创新水平，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著的影响。一方面，上海自由贸易区在金融开放领域的制度创新，有助于营造投资便利化、运营国际化的商业环境，优质外资进驻原来的产品市场，同时带来前沿的经营管理体制、高新技术人才，使得上海自贸试验区周边城市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国际企业，进而与跨国企业合作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生产管理经验，产生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推动人才链、技术链、信息链、资本链的深度融合。此外，可以有效发挥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催化效果，带动金融技术进步，在逐渐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过程中，多方位拓展金融服务范围，为高新技术产业配置更多资金，推动生产资源向缔造更高价值增量的产业转移，最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表9 科技发展实力（lnsci）的中介效应
（三）地区异质性分析
虽然上文的回归已经发现金融开放显著地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但由于各省份之间的金融开放政策存在差异，因此金融开放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可能存在异质性。从表10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江苏省、安徽省和浙江省的fo 系数显著，表明金融开放政策均可以有效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尤其是浙江省效果较为明显，相比之下江苏省的金融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果则有待进一步优化，上海地区由于数据较少，不具备比较性。
表10 地区异质性
（四）稳健性检验
针对模型1 的估计，本文进一步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综合考虑地理距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采用式（1）进行再次回归，矩阵的具体表达式为w5=φw1 +(1 - φ)w4，其中w1 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4为经济权重矩阵，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Yit为i 地区第t年的经济变量，本文用各市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表示；
φ 取值为0.5，表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所占的比重；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同样也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可靠性。
（一）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上海周边400 公里以内的城市群在自贸试验区设立后的2013—2019 年数据，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经济嵌套权重矩阵、自贸试验区权重矩阵三种空间关联模式下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周边城市群金融开放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结果表明：上海自贸试验区周边城市群的金融开放显著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在时间维度上，产业结构变化具有正向“传递效应”的路径依赖特征；
在空间维度上，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开放可以对周边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一定的辐射效应，地理位置相近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优化的联动效应日益凸显；
此外，社会经济特征是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可以有效带动周边区域形成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聚集区；
在时间空间双维度上，地理距离相近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之间联系日益密切，在竞争效应的催化下，使得周边城市前期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对本地区有较好的促进效果。就金融开放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而言，金融开放主要通过有效提高金融业发展水平、社会消费水平，增强科技创新实力，合理调整各产业之间的占比，带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来看，金融开放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驱动效应在浙江省表现得更为显著。
（二）研究启示
本文的研究不仅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及其周边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也有助于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供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借鉴。第一，充分发挥金融开放的政策红利，优化金融业的发展结构，在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适当减少政府干预金融领域力度，消除金融抑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阻碍，增强金融开放、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之间的联动机制，为产业结构升级配置更多的金融资源。第二，为避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地区形成集聚效应进而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应增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连接，充分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辐射效应，破除行政区划的制约，扩大金融开放的外溢半径，统筹协调上海自贸试验区与周边城市在金融领域的开放进程，实现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效应，并最终形成覆盖全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网络。第三，打造优质人才聚集地，为避免金融开放进程中人才逆向流失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造成的掣肘难题，应健全优质人才引育机制，在经费、税收、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予以全方位支持，完善多元化的人才激励政策，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体系，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水平人才引进平台，效仿发达国家的科技人才引进计划，形成人才引进的虹吸效应，实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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