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加龙，李运明，徐 伍，徐 瑞，张信琴，汪 雄，李秀川，王永华，裴海峰△
1.成都医学院 护理学院(成都 610083)；
2.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总医院 信息科(成都 610083)；
3.成都中医药大学 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1130)；
4.西南交通大学 医学院(成都 610031)；
5.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总医院 心内科(成都 610083)；
6.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总医院 护理部(成都 610083)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临床常见的心脏器质性疾病之一[1]。我国一项多省市调查研究[2]发现，房颤总患病率为2.31%，其中40～49岁人群的患病率为1.13%,70岁人群达4.57%。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房颤的患病率逐年增加，由于其常诱发脑卒中、心力衰竭等并发症，故临床越来越重视对房颤疾病的诊疗[3]。房颤引起患者心悸、头晕乏力等不适感，导致患者日常活动受限，生活质量下降，从而引起一系列情绪变化，其中以焦虑、抑郁最多见[1]。研究[4]表明,合并焦虑、抑郁的房颤患者临床预后不理想，其复发率及病死率明显升高；
而焦虑、抑郁的程度也与房颤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因此临床上应重视对房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评估，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大多更重视对房颤疾病的治疗及护理，鲜少关注患者情绪[5-7]。目前国内外已有部分研究[8-10]分析了心内科住院房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但所得结论并不一致，推测这可能与研究设计、研究方法、地域等因素有关。既往探索房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多聚焦于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方面，血液指标因素的相关研究还较少。刘畅等[11]研究显示，尿酸水平可能是影响急诊老年房颤患者焦虑情绪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为本课题组研究提供了思路。本研究主要调查房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完善房颤患者的慢性病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总医院心内科就诊的75例房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诊断标准：符合2018年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发布的房颤诊断标准[12]，且经心电图或电生理检查确诊为房颤。纳入标准：1)年龄≥18周岁；
2)病情稳定；
3)神志清楚，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4)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器质性疾病，如严重肺部疾病、肝肾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碍、心功能Ⅲ～Ⅳ级等；
2)有认知功能障碍；
3)既往有精神病史；
4)正在服用激素类或精神类药物；
5)疾病资料不完整者或中途退出本研究者。
1.2 调查工具
本研究调查的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主要收集患者入院24 h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情况、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婚姻状况、主要经济来源等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
同时还包括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合并疾病情况、房颤类型及病程、左心房前后径(left atrial diameter，LAD)等临床资料。
1.2.2 SAS SAS用于评定1周内患者焦虑的主观感受和症状的轻重程度。该量表包括20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20题的总分为粗分，粗分×1.25后取整数部分即为标准分。SAS的标准分界值为50分，<50分为无焦虑，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为重度焦虑，标准分值越高，焦虑越明显[9]。该量表Cronbach′α信度系数为0.77，效度为0.87[13]。
1.2.3 SDS SAS用于评定1周内患者抑郁的主观感受和症状的轻重程度。该量表包括20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20题的总分为粗分，粗分×1.25后取整数部分即为标准分。SDS的标准分界值为53分，<53分为无抑郁，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2分为重度抑郁，标准分值越高，抑郁倾向越明显[9]。该量表Cronbach′ɑ信度系数>0.75，效度为0.84[13]。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通过现场调查收集资料。研究者调查时首先用统一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解释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然后当场发放问卷，被研究者在30 min内独立完成问卷内容，填写完成后当场回收;问卷回收后仔细核对，检查有无遗漏项，有遗漏者及时补填遗漏项。认知正常但视力障碍的研究对象由研究者逐条阅读问卷并解释，让患者独立作出选择，由研究者记录。本研究共发放问卷80份，回收有效问卷75份，有效回收率为93.75%。FBG、TC、TG、LDL-C、HDL-C等血液指标结果,由患者入科后次日清晨空腹抽血检测获取；
而其他资料由研究者口头询问患者或从病历获得。
1.4 统计学方法
2.1 房颤患者一般资料及SAS、SDS评分
在本研究中，房颤患者年龄28～85岁，男性占58.67%，城镇居住者占53.33%，且低收入者占56.00%。定量资料(SBP、DBP、TC、LDL-C及HDL-C)服从正态分布,其中SBP为(129.39±18.55)mm Hg，DBP为(83.95±14.21)mm Hg(1 mm Hg=0.133 kPa)，TC为(3.84±1.01)mmol/L，LDL-C为(2.32±0.78)mmol/L，HDL-C为(1.23±0.27)mmol/L；
其他定量资料(FBG、TG及LAD)不服从正态分布，其中FBG为5.38(4.96,5.97)mmol/L，TG为1.09(0.86，1.46)mmol/L，LAD为44.00(39.00，52.00)mm。
调查的75例房颤患者中，无焦虑51例(68.0%)，轻度焦虑21例(28.0%)，中度焦虑3例(4.0%)，焦虑发生率为32.0%；
无抑郁44例(58.7%)，轻度抑郁24例(32.0%)，中度抑郁7例(9.3%)，抑郁发生率为41.3%。SAS、SDS评分近似正态分布，二者均明显高于国内常模水平(表1)。
表1 房颤患者与国内常模的SAS、SDS评分比较(分,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主要经济来源、房颤类型患者SAS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不同性别、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主要经济来源、房颤类型患者SDS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房颤患者的一般资料及SAS、SDS评分的单因素分析[分,
2.2 房颤患者SAS、SDS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将SBP、DBP、FBG、TC、TG、LDL-C、HDL-C、LAD分别与SAS、SDS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房颤患者FBG水平与SDS评分呈正相关(r=0.250，P<0.05)(表3)。
表3 房颤患者SAS、SDS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2.3 房颤患者SAS、SDS评分的多因素分析
分别以SAS和SDS评分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及临床上认为的可能危险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变量筛选采用逐步法(α入=0.05，α出=0.1)(表4)。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主要经济来源是房颤患者SAS评分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性别、FBG、房颤类型是房颤患者SDS评分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表5～6)。
表4 房颤患者SAS、SDS评分的影响因素与赋值
表5 房颤患者SAS评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表6 房颤患者SDS评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房颤常合并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8]。负性情绪不仅使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下降，还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病理生理机制作用于房颤的发生发展过程，影响患者预后[14]，进一步加重负性情绪。与既往研究[8-10]相比，本研究对四川地区房颤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进行相关调查，纳入多项血液和超声心动图指标，增加自变量，使其影响因素分析更加全面准确。
本研究显示，房颤患者的SAS、SDS评分均明显高于国内常模，提示房颤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较高，这与周晓娟等[8]研究结果一致，但却明显低于吴航洲等[15]研究结果。本研究房颤患者的焦虑发生率与敖明强等[1]的研究结果相似，但抑郁发生率却低于王巍等[9]研究结果，其原因考虑可能与地域及文化因素有关，本研究纳入的房颤患者主要来自四川成都地区，其特有的城市文化可抑制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发生。
年龄、主要经济来源是本研究房颤患者SAS评分的独立影响因素。>65岁的高龄房颤患者常有慢性病共存的现象，长期受多种慢性疾病的折磨，导致其焦虑水平较高[9]。有固定工资或退休金的房颤患者不用担心因病致穷，因此比经济来源不稳定的患者表现为较低水平的焦虑情绪。性别、房颤类型是本研究房颤患者SDS评分的独立影响因素。与男性相比，女性房颤患者的抑郁水平更高，这与相关研究[16]结果一致，其原因可能与女性内分泌激素水平的周期性波动有关[17]。本研究发现，与阵发性房颤相比，持续性房颤患者抑郁水平更高，该结果与相关研究[10,18]结果一致,其原因可能为房颤持续发作，易导致左心房压力增高和体积扩大，最终导致左心房重构，从而使房颤更易复发和持续。房颤复发和持续带来的不适感及就诊次数、医疗费用的增加等导致患者心理压力进一步增大，抑郁水平也相对较高[8]。
本研究在纳入多项血液和超声心动图指标作为自变量后发现，FBG水平与SDS评分呈正相关，是房颤患者SDS评分的独立影响因素，因此推测抑郁情绪与房颤患者的空腹血糖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有研究[17]发现,无糖尿病的心衰患者，其抑郁水平与空腹血糖呈正相关，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患者抑郁水平较高时会刺激机体发生应激反应，导致升糖激素分泌增加、胰岛素敏感性降低或胰岛素抵抗，从而引起血糖升高[13]。
综上所述，房颤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不仅受年龄、性别、经济来源、房颤类型影响，还受空腹血糖影响。因此积极监测和控制空腹血糖可改善房颤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及其预后。本研究暂未对患者合并糖尿病情况进行分层分析，因此房颤患者的空腹血糖与抑郁情绪的关系是否受有无糖尿病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本研究历时5个月左右，时间较短，有效样本量较少；
使用的SAS、SDS量表对焦虑、抑郁情绪的评估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因患者文化水平、认知等方面的差异，其对量表条目的理解也会出现偏差，这些都可能导致对患者的焦虑、抑郁现状和影响因素的分析不够精准。未来可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并按照是否合并糖尿病进行分层，深入探索房颤患者的空腹血糖与焦虑、抑郁情绪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