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玲，张 睿，高 博，邹佳洋，张 敏
1.成都医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成都 610500)；
2.成都医学院 医院发展研究中心(成都 610500)；
3.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系(成都 610041)；
4.西南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泸州 646000)；
5.四川警察学院 侦查系(泸州 646000)
截至2020年底，成都市≥60岁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17.98%[1]，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健康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健康相关行为(health-related behaviors，HRB)是指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行为，如吸烟行为、锻炼及饮食习惯、获取健康知识或了解自身健康状况等。根据行为特征，HRB可分为促进健康行为和危害健康行为[2]，受宏观的社会环境、微观的家庭环境及个体的内部环境等多水平因素的影响。研究[3-4]表明，提升促进健康行为的实施率有利于降低老年人患病风险，提升其健康水平，是防控老年人健康问题较简单易行的方法。因此，本研究以多水平健康行为改变理论(multiple health behavior change，MHBC)为基础[5]，通过研究成都市某城区老年人促进健康行为的现况及影响因素，以期为调研地区健康老龄化促进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应用整群随机抽样法，于2020年6月在成都市某城区随机选取4个社区,每个社区中随机抽取50%数量的居委会，并对各居委会辖区内的居民院落或楼栋进行编号，抽签确定单数楼栋、单数门牌号的住户为调查单位。对调查单位中≥60岁的老年人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纳入标准：1)年龄≥60岁；
2)当地常住居民(居住时间≥6个月)；
3)意识清晰，能自主应答，且同意参与本调研。排除标准：因认知、心理或精神上存在严重学习、记忆障碍而不具备自主应答能力者。根据随机抽样方法，发放问卷1 048份，回收有效问卷93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9.1%。
1.2 调查方法
依据第六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标准并结合实际，本研究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一印发的《家庭健康调查表》[6]进行问卷调查:1)老年人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等)；
2)HRB(吸烟行为、饮食习惯、获取健康知识及了解自身健康状况的行为等11项)。将其有健康行为计1分，反之计0分，统计老年人促进健康行为得分(指在研究项目中个人所存在的促进健康行为的总分)，其得分越高，表明老年人的健康行为习惯越好。本研究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KMO统计量为0.887，提示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
1.3 统计学方法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纳入的对象中，60～79岁有832名(占89.1%)，80岁以上有102名(占10.9%)；
男306名(占32.8%)，女628名(占67.2%);学历为初中及以下有781名(占83.6%)；
已婚722名(占77.3%)；
与亲人一起居住533名(占57.1%)；
63.3%的老年人经济来源依靠自己或配偶；
有社保的老年人高达96.8%；
54.4%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
2.2 老年人促进健康行为情况
调查对象中，老年人知晓自身体重者904名(96.8%)、每天吃早餐者903名(96.7%)、不吃或偶尔吃烟熏肉者894名(95.7%)、口味适中或口味轻者835名(89.4%)；
定期体检632名(67.7%)、体重指数正常者426名(45.6%)、知晓自身血压者410名(43.9%)、经常主动获取保健知识者330名(35.3%)。
2.3 老年人促进健康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老年人的促进健康行为得分为(8.30±1.56)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具有不同的年龄、文化水平、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慢性病患病情况及居住方式的老年人，其促进健康行为得分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老年人促进健康行为的单因素分析(分，
2.4 老年人促进健康行为多因素分析
将“促进健康行为得分”作为因变量Y，以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慢性病情况、居住方式”等变量作为自变量Xj，其中慢性病情况作为二分类变量，其余5个因素进行哑变量处理，构建模型方程为：Y=0.153X1-0.103X2-0.105X3-0.092X4-0.086X5。由标准化系数可知，文化程度对老年人促进健康行为的影响最大(P<0.05)，患慢性病、在业/离退休、与亲人同住是老年人促进健康行为的保护因素(P<0.05)；
独居、其他就业状况、非慢性病、年龄60～79岁是老年人促进健康行为的危险因素(P<0.05)(表2)。
表2 老年人促进健康行为的多因素分析
MHBC理论提示，影响HRB的宏观环境指老年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包括文化环境(如政策、教育、医疗保健服务等)和物理环境(如自然资源、人口等)[5]。养老政策、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的HRB。就业状况是与经济收入及物质生活条件相关的指标，对老年人的消费意愿、对卫生服务的利用率等有直接影响。经济收入越高的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和投入也会越多[7]。2020年，成都市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有所增加，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收入也在逐渐增加，使得老年人更加依赖社会养老福利[8]。公共卫生服务应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支持性环境，加强老年人能力建设，促进该人群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利用，帮助老年人群形成良好的健康行为习惯。
微观环境主要包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环境，即人际环境(如家庭成员、邻里、同事、朋友等)和物理环境(如居所、公共设施等)[5]。本研究中，与亲人同住的老年人促进健康行为得分较高。究其原因，与家人同住的老年人，可与家庭成员进行良好沟通，表现为积极应对压力，保持良好人际关系，可养成健康的行为习惯[9]；
反之，独居老年人缺乏情感支持，其孤独感更强烈、危害健康的行为更多[10]。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倡导多种养老模式共建，促进医养结合，以满足不同老年人的养老与健康需求。
个体内部环境是指老年人的自我效能，包括遗传、形态、机能等生理状态，以及需要/需求、动机、行为意向等心理状态[5]。本研究中，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知晓率较高，且多采取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如良好的饮食习惯、主动进行体育锻炼等)。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加，各项生理功能衰退，老年人常罹患各类疾病，随着医学知识的科普传播，老人主动关注健康知识的意识增加[11]。老年人因社会角色的改变、自身价值难以实现等原因易产生抑郁或焦虑情绪[12]，通过接受教育[13]，学会调整心态和改变行为习惯[14]。本研究表明，文化程度是影响其HRB的主要因素之一。老年人文化程度较高,其理解能力和信息应用鉴别能力更强，能主动获取健康信息[15]。医务人员通过疾病管理，有利于提高慢性病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健康意识，掌握慢性病自我管理的能力，有利于老年人促进健康行为(如戒烟限酒、加强体育锻炼等)的形成[16]。社区可开展健康教育和定期体检，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意识；
鼓励老年人接受多种形式的再教育[17],以提高老年人对疾病的认知水平；
进一步加强慢性病管理工作，将慢性病管理重心前移，并通过经常性健康教育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达到防治结合的目的。
综上所述，成都市某城区老年人促进健康行为得分较高，其促进健康行为与老年人的文化程度、罹患慢病状况、就业状况、居住方式和年龄5个因素相关，因此应重点关注低文化程度、非在业/离退休、非慢性病和独居等特征的老龄人群，建议从宏观-微观-个体内部不同层次进行干预，加强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活动，努力提高老年人的自我保健能力，改善其生活方式和行为，进而提升其生命质量，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纳入的相关变量有一定局限性，在未来可纳入如睡眠状况、就医行为等更多相关变量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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