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新出唐《李仁泰墓志》疏证

王 璐

唐《李仁泰墓志》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近年来志文内容得以公布。①墓志录文见赵力光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195-196页。毛远明整理:《西南大学新藏墓志集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304-305页。墓志拓片见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三二四《唐李仁泰墓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408页。志主为唐初宗室李仁泰,其人其事不见载于史书,细循墓志著录内容,可发现其中信息为唐代武举制度、唐初宗室政策等多方面问题提供研究线索。故以此方墓志为线索,结合传世文献与其他石刻史料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证于方家。

志石高59.2厘米,宽58.5厘米,厚12.5厘米。志文27 行,满行26字,楷书。志文标题“皇四从侄大唐故游击将军守右武威卫龙原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国李公墓志铭”,拓片可参考《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三二四《唐李仁泰墓志》。为方便行文与讨论,现将此墓志录文如下:

皇四从侄大唐故游击将军守右武威卫龙原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国李公墓志铭

公讳仁泰,字休道,陇西狄道人也。开基命氏,自颛顼而出咎繇;
东渐西浮,显伯阳而光元礼。羽仪四海,鼎盛九州,家谍蝉联,国史详矣。曾祖济,随军器大监、秦河渭三州诸军事、吉阳公。建旟列岳,曳组重阅,析茅社而延休,亚槐庭而论道。祖寿,皇右亲卫郎将、车骑将军、交州都督、上柱国、遂安郡王,食邑五千户。含章挺懿,日爱川渟。固磐石于宗枝,寄维城以镇藩。考义,揔游击将军、辅德府果毅都尉、兴义府折冲、左卫郎将、右卫中郎将,寻迁左威卫将军、封怀远郡公、上柱国。基忠宅信,武列文昭。勇冠三军,气陵辛赵之上;
才兼七德,声飞卫霍之前。公孕彩琼枝,腾芬鼎室。生而颖悟,濬冲之雅实自高;
幼而聪敏,孟坚之奇才已发;
闻诗悦礼,方子泉而有裕;
吟猿落鹰,比由基而自许。公,将军之嫡子也。时降别敕,选良家子,年十六,以骑射推先,羽林军仗内供奉,眷言渐陆,响已闻天,寻加右勋卫,屡从讨击,每陈先锋,克捷无俦,殊功累奏,累加上柱国,余勋数十转。永降①当作“永隆”,为唐高宗李治年号。二年,应诏武举,擢任左玉钤卫、吉安府果毅都尉、游击将军。二年,除右武威卫龙原府右果毅都尉。既而猃狁背叛,孔炽孤诛,公又情深报国,奏乞诸殄,特蒙赏赐,驰驿从军。方可纪颂燕山,收功瀚海,岂意风驱白日,落西岭而遽远;
水击沧波,委东溟而永逝。以垂拱四年三月廿三日,终于豳州永寿驿馆,春秋卌有一。呜呼哀哉,即以其年岁次戊子五月戊午朔三日庚申,卜宅于乾封县高阳原先茔之西北,礼也。祠子□□□等永思陟岵,深切如荼,望松槚而摧心,惨风烟而夺气。耀冀□之海变,勒翠琰而天齐。其铭曰:

□矣认愿,猗欤马□,开国承家,王侯将相,载载诞英杰,聿修风尚。肇允囗囗,寔惟令望。鸾姿凤彩,玉洁冰清。知几殆庶,积善扬名。温恭孝友,义勇忠贞。勋高八校,誉掩五营。志存奉国,情深辞第。辅仁有殊,君子斯逝。嗟意气之长歇,悼人神之永翳。庶可作于九原,刊不朽于千岁。

按《李仁泰墓志》所书,李仁泰曾祖李济曾任隋军器大监、秦河渭三州诸军事、吉阳公。祖父李寿为皇右亲卫郎将、车骑将军、交州都督、上柱国、遂安郡王。父亲李义的宦途迁转则被记录得尤为详尽:他先后担任游击将军、辅德府果毅都尉、兴义府折冲、左卫郎将、右卫中郎将,寻迁左威卫将军、封怀远郡公上柱国。

1995年在长安县(现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原唐京兆府长安县高阳原)出土、现藏于西北大学博物馆的《大唐故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交州刺史、柱国、遂安王墓志铭》中记载:“(遂安王)祖,魏使持节宜州诸军事、宜州刺史、灵寿县公……父,隋开府仪同三司、军器大监、吉阳县开国公。”两方墓志对比之下,即可确定志主李仁泰是遂安王李世寿(李安)之孙。《遂安王墓志》中还提到:“王讳安,字世寿,陇西成纪人也。太武皇帝(李渊)再从侄,皇上(李世民)之从兄。”根据这两方墓志提供的世系信息,可做出李仁泰家族世系简化表如下:

图一 李氏家族世系简表

其中李仁泰之父李义事迹见载于《旧唐书》卷九一《张柬之传》:“姚州本龙朔中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又使将军李义总等往征,郞将刘惠基在阵战死,其州乃废。”①刘昫:《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40-2941页。则天神功元年,张柬之上表请罢兵姚州,表中记其名为“李义总”,提到他曾兵败姚州之事。同事亦见于《新唐书》卷一二〇《张柬之传》,但记其名为“李义揔”。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20《张柬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22页。此外,《通典》《唐会要》中对经略姚州事也有记述,同样将其名记作“李义总”。③杜佑:《通典》卷第187《边防三·南蛮上·哀牢》,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063页。(宋)王溥:《唐会要》卷73《姚州都督府》,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31页。“总”“揔”二字为异体字,以上史料当是引抄自同一史源。然而,据骆宾王《为李总管祭赵郎将文》云“姚州道大总管李义祭赵郎将之灵”,可知李仁泰之父名为李义。④骆宾王撰,陈熙晋笺:《骆宾王集》卷10《为李总管祭赵郎将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26页。与本墓志相对照,确知此处“揔”为动词,两《唐书》等史料传抄则有改写之误,可辨证之。

李仁寿曾祖李济、高祖宜州刺史、灵寿县公事迹均未见载于史料,已难以考证。而根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李)天赐,字德真。三子:长曰起头,长安侯,生达摩,后周羽林监、太子洗马、长安县伯,其后无闻;
次曰太祖;
次乞豆。”⑤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0《宗族世系上》,第1955页。而其后所载定州刺史李乞豆房世系显与李仁泰世系不相符,或可猜测李仁泰玄祖父(五世祖)即为李虎之长兄李起头,李仁泰一支便是《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中所言“其后无闻”之系。

此外,由图可知,李仁泰与睿宗、中宗共高玄祖父(六世祖),是高宗李旦的四从侄。按《李仁泰墓志》:“以垂拱四年三月廿三日终于豳州永寿驿馆,春秋卌有一。呜呼哀哉,即以其岁次,戊子五月戊午朔三日庚申,卜宅于乾封县高阳原”可知,李仁泰卒于垂拱四年(688)三月,葬于同年五月。

墓志首提志主身份为“皇四从侄”,从中可窥见此期世族群体的政治认同。垂拱是睿宗的年号,而志主与睿宗当为同辈,然而撰志者却未以睿宗辈为中心为宗室排列辈分。武则天于垂拱四年二月着手修建象征“天子宗祀之堂”的礼制建筑明堂;
垂拱四年四月,武承嗣献“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之祥瑞“圣图”;
五月,武则天加尊号“圣母神皇”;
九月平定李唐宗室叛乱,“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
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称帝,以周代唐。⑥刘昫:《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9页。李仁泰去世及下葬之时,正值武则天受祥瑞及尊号之时,此时局势已十分敏感。撰志者亦当是感知到了武则天已然问鼎权力巅峰的政治信号,才将李仁泰的身份确定为以李治、武则天辈为参照的“皇四从侄”,暗示出睿宗权力已被架空的政治现实。根据墓志也可明确看出李仁泰的生平仕宦经历。墓志记载:“(李仁泰)以垂拱四年三月廿三日终于豳州永寿驿馆,春秋卌有一。”垂拱四年为公元688年,反推可知,李仁泰生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十六岁时因骑射之技艺获得任官出身,以良家子身份出任羽林军仗内供奉,随侍禁中,则时年为永徽四年(653)。此后李仁泰先获封右勋卫,⑦据《新唐书·百官志》:亲卫,正七品上;
勋卫,从七品上;
翊卫,正八品上……武德、贞观世重资荫,二品、三品子,补亲卫;
二品曾孙、三品孙、四品子、职事官五品子若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国公子,补勋卫及率府亲卫;
四品孙、五品及上柱国子,补翊卫及率府勋卫;
勋官二品及县男以上、散官五品以上子若孙,补诸卫及率府翊卫。(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9上《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81页)。又“屡从讨击,每陈先锋,克捷无俦,殊功累奏,累加上柱国,余勋数十转”。上柱国,勋官名。北周始以上柱国为最高勋级,隋制以上柱国为正二品勋官;
唐制上柱国品阶为十二转。至李仁泰获授上柱国时,勋官滥授现象已较为严重,这一勋官级别已失去其往昔的地位。永隆二年(681),李仁泰应武举后被授官左玉钤卫、吉安府果毅都尉、游击将军,任职于折冲府。其中游击将军为武散官之衔,官阶从五品下。①李林甫:《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53页。两年后,又迁转至右武威卫龙原府右果毅都尉,同样担任折冲府果毅都尉,这一职任也成为其终官。②全国各折冲府置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根据折冲府级别品位不同。其中上府果毅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从六品下。可参考《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05-1906页。唐代折冲府数量史籍记载不一,且府名也多有散佚,据考证,志主初任吉安府位于同州,迁转后的龙原府则隶属京兆府。可参考张沛:《唐代折冲府汇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永隆二年(681),李仁泰“应诏武举,擢任左玉钤卫,吉安府果毅都尉、游击将军。”按《新唐书·选举志》:“长安二年(702),始置武举”,③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4《选举制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70页。而墓志中提及的此次武举时间要提前近20年。

关于本次永隆二年举行的“武举”,可与李邕撰《左羽林大将军臧公神道碑》相对照。④李昉等:《文苑英华》卷907,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775页。其中提到“(臧怀亮)自左卫勋应穿叶附枝举,登科,授左玉钤翊府长上,始足下也。”而在1985年于陕西省三原县陵前乡三合村出土的《大唐故冠军大将军左羽林军大将军上柱国东莞郡开国公臧府君墓志》,则对此次穿叶附枝举的时间做了补充——“年廿,应穿叶附枝举,登科”。⑤张宁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三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第155页。按神道碑与墓志所述,臧怀亮于开元十七年(729)卒,春秋六十八。反推可知臧怀亮生于高宗龙朔二年(662),则此次臧怀亮所中“穿叶附枝举”的时间正是永隆二年(681)。⑥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第79-80页。《李仁泰墓志》中的相关记载,可对《登科记考补正》永隆二年的应举考索加以增补。

狭义的武举是指史料中所载,则天长安年间开创的武科考试,每年举行:“州、府岁贡,皆孟冬随朝集使以至省,勘责文状而引试焉”。考试内容分为“平射科”和“武举科”。平射科考试内容为:

“试射长垛。三十发不出第三院为第。”武举科试用有七:“一曰射长垛……二曰骑射……三曰马枪……四曰步射,射草人……五曰材貌……六曰言语……七曰举重。”⑦李林甫:《唐六典》卷5“兵部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60页。

广义上的武举除上述武常举外,还包括“非有常”的制举。高宗一朝,多次下诏求取贤才,其中就包括选拔精于武艺者。如仪凤元年(676)十二月,诏举“或射能穿札,力可翘关……或将帅子孙,素称勇烈”之武人,仪凤三年(678)十二月诏“投石拔距,勇冠三军”者、调露元年(679)七月诏“文武兼资,才堪将相”者应举。⑧王钦若:《册府元龟》卷67《帝王部·求贤》,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718页。永隆元年(681)十二月,又诏选举:

诏县令、刺史、御史、员外郎、太子舍人、司仪郎、左右史、文武五品以上清要、近侍及宿卫之官,并令举所知一人。①王钦若:《册府元龟》卷67《帝王部·求贤》,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718页。

李仁泰、臧怀亮于永隆二年所应之武举,应当就是为响应上述诏敕而组织选拔的。唐右卫亲卫、勋卫、翊卫称“三卫”,其中勋卫择选“四品子、三品孙、二品已上之曾孙为之”,②李林甫:《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54页。李仁泰、臧怀亮两人皆是武官世家出身,及第前即充任勋卫,由宿卫之官举荐,分别以“右勋卫”和“左勋卫”应武举及第,合乎唐制。臧怀亮所应武举名为“穿叶附枝举”,与1998年出土与河北省平山县《崔大善墓志》中“至于弹射之巧,足可穿叶啼猿”之语对照可知,③罗新、叶炜编:《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隋·155《崔大善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12页。此次穿叶附枝举考察的内容当与射艺相关。而李仁泰释褐之初,也是以“骑射推先”。根据以上分析,李仁泰很可能与臧怀亮参加的是同一次武举,名曰“穿叶附枝举”。刘琴丽将永隆二年臧怀亮所中“穿叶附枝举”归为制举,④刘琴丽:《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李仁泰墓志》所记信息亦为此结论提供辅证。

在其后的永淳二年(683),李仁寿获封右武威卫龙原府右果毅都尉。《李仁泰墓志》中提及的“既而猃狁背叛,孔炽孤诛,公又情深报国,奏乞诸殄,特蒙赏赐,驰驿从军”,所书战事当为光宅年间征讨突厥事。公元684年,武则天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以睿宗李旦即位,改元光宅。突厥阿史那骨咄禄见唐廷局势不稳,即率军南下攻略朔州。自光宅元年起,骨咄禄抓住战机,多次侵扰唐朝边境,其间唐朝大将黑齿常之虽遏止过骨咄禄的进攻,但垂拱三年(687)十月,爨宝璧兵败“单骑遁归”,武则天大怒,改骨咄禄名为“不卒禄”。志主于次年三月二十三日辞世于豳州永寿驿馆,终年四十一岁。

遂安王李世寿墓志出土后,葛承雍对遂安王的生平进行了考释,与《旧唐书·卢祖尚传》相对刊,得出了以下结论:李世寿在交州都督任上任官一年左右,于贞观二年因贪冒得罪,被诏返豢于长安。⑤葛承雍:《新出土唐遂安王李世寿墓志考释》,《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45-452页。对于这一结论,或许还存在些许商榷的余地。

《李世寿墓志》载,李世寿于贞观元年(627)又辞去交州都督之任返回长安。而《旧唐书·李大亮传》言李大亮曾于贞观元年出任交州都督,《资治通鉴》又将太宗欲以卢祖尚任交州都督事系于贞观二年(628),葛承雍据此认为墓志记载不实,李世寿任交州都督时间应为贞观元年(627)至二年(628)。⑥罗新、叶炜编:《新出土唐遂安王李世寿墓志考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49页。然而,随着近年新出李世寿之妻《大唐故陆妃墓志》录文的公开,⑦冉万里、赵戈:《大唐故陆妃墓志之铭》考释,《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3期,第104-105页。可以对以上结论进行再探讨。陆妃于武德七年(624)三月授遂安王妃,随李世寿“作镇南蕃”,并于武德八年(625)卒于“交州廨”,可见确如《李世寿墓志》所载,李世寿于武德七年(624)就已出镇交州。李大亮作为李世寿的继任者,短暂任交州都督,其后太宗又欲以卢祖尚接任此职。故李世寿的任交州都督的时间应为武德七年(624)至贞观元年(627)。

据《李世寿墓志》,李世寿于武德九年(626)被降爵为遂安县公。据《旧唐书》卷六〇《宗室传》:“初,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皇从弟及侄年始孩童者数十人,皆封为郡王。”①刘昫:《旧唐书》卷60《宗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42页。至唐太宗初继位,不满于高祖滥授王爵,于是“疏属王者皆降为公,唯尝有功者不降。”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8《宗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29页。墓志载,武德九年(626),李世寿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遂安郡王被降爵。不久之后,在贞观元年(627)又辞去交州都督之任返回长安。③葛承雍:《新出土唐遂安王李世寿墓志考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47页。墓志言其因风疾而请辞,《旧唐书》却直言李世寿被诏回长安是因“贪冒得罪”。

传世史料的说辞看似十分合理,背后却蕴含着隐晦的政治信息。武德九年(626)到贞观元年(627)正是玄武门之变后,高祖、太宗政权交替的关键时间,政治局势不可谓不敏感。而太宗选择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对宗室进行大规模调整,其举措目与巩固自身统治密不可分。武德九年的庐江王李瑗谋乱事件则当是太宗调整宗室势力的契机:庐江王李瑗为高祖堂侄,与太子建成交好。武德九年玄武门事变之后建成身死,朝廷召李瑗入京,李瑗惊惶,遂与王君廓相谋作乱,最终为王君廓所害,传首京师,绝宗室属籍。④刘昫:《旧唐书》卷60《宗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51页。由此则史料可以看出,李世民在初掌权之际,便决意对与建成交好的宗室有所处置。此则材料中,将庐江王李瑗诏归京城便是第一步。

李瑗在史料中可循的四位叔伯分别是:河间元王李孝恭、济北郡公李瑊、襄武郡王李琛(早卒,子李俭嗣位后被降为公)、汉阳郡公李瑰。除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二的李孝恭外,其余三人皆的爵位皆被由王降公。而血缘关系与李世民更为“疏属”且无显赫军功的李瑗身死之时爵位仍王,则可以充分说明此次武德九年的降爵事件发生在李瑗谋乱之后,很可能是李世民对政治倾向不利于己的宗室所进行的一次清洗。

纵观此次武德九年降爵事件,史料中明确可知未被降爵的“疏属”宗室共计三人,分别是河间元王李孝恭、江夏王李道宗、淮阳王李道明。除前叙李孝恭外,李道宗、李道明二人均与太宗交好:李道宗“从秦王讨贼功”,李道明嗣李道玄爵位,而李道玄素从太宗征战,两人均是在政治上明显倾向于太宗的宗室疏属。武德年间,李孝恭曾下狱。《册府元龟》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唐武士彟,武德末判六尚书事。扬州有人告赵郡王孝恭有变,追入京属吏。高祖令士彟驰驿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⑤王钦若:《册府元龟》卷671《牧守部·选任》,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7735页。《新唐书·李孝恭传》中交代了这件事的结果:“或诬其反,召还,颇为宪司镌诘,既无状,赦为宗正卿。赐实封千二百户。”⑥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8《宗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24页。而根据《旧唐书》:“寻征拜宗正卿。九年,赐实封一千二百户。”⑦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8《宗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25页。又可知,李孝恭此次下狱是在武德九年(626)之前,则完全是高祖对李孝恭权力的削减与控制。玄武门之变后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太宗站在了高祖的对立面。对于太宗而言,虽与庐江王李瑗为叔侄关系,但刚刚被高祖夺权的李孝恭的政治倾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降爵敕令虽明言“唯尝有功者不降”,但在执行这一规定时标准却难以把控。出使突厥临危不惧化险为夷赢得颉利可汗敬意的李瑰、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8《宗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25页。镇守隰州讨平叛胡的李琛,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8《宗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22页。甚至自随李渊起兵之时便积极响应、一路军功显赫的李世寿也不能说是无功之徒,却依旧被降爵。可以看出,上述李孝恭、李道宗、李道明三人亲王之爵的保留,更可能与其偏向太宗的政治倾向有关。雷艳红指出,太宗即位后,原先在高祖朝担任地方都督、手握重兵的宗室成员基本上都被召回京城,夺去兵权,改而委以闲散职位。③雷艳红:《唐代君权与皇族地位之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这一举动表现出唐太宗通过打压李唐宗室,从而将军事要冲的把控收归于己的政治意图。而后世史书对此有所讳饰,只言李世寿“以贪冒得罪”。李世寿所镇守的交州,地理位置可谓非同一般,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是南方地区重要的经济、军事重镇。在公元728年贯通南岭的大庾岭通道开通之前,交州一直是中国南方地区的商业重心。中外商贾通过海路进行商贸往来,常云集交趾,《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④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八》,北京:中华书局,第1670页。三国时期控制交州的东吴也十分仰仗这里的海外贸易之利,当晋朝从蜀地出兵夺取交趾之后,东吴朝野立时惊呼,交趾沦没“乃国朝之厄会”,⑤陈寿:《三国志》卷65《吴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466页。不惜动用十万大军劳师远征也要夺回这个海外贸易港口,而东吴的总兵力不过只有23万人。若李世寿在此地拥兵造反,则不仅可以依托交州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地理优势独立自守,还可利用交州优厚的商业条件发展军备,对李唐中央来说实在是不可小觑的威胁。李世寿被诏还长安后,终其一生被豢养于京师,再无实权,从中亦可见得太宗对倾向有异宗室群体的抑压。

综合以上分析,史书上与墓志中所载李世寿在贞观初年被召返长安事件,或许与李世寿并未倒向太宗一方的政治倾向相关,是太宗即位之初对宗室集中清理的反映,而非单纯如史书所载因为贪污而获罪。

通过考索西安新出《李仁泰墓志》,本文对志主李仁泰、其父李义、其祖李世寿的生平仕宦经历皆进行了疏证,可补传世史料记载之阙。此外,由李仁泰一族的经历着眼,可以将其视作唐前期宗室子弟地位升降、任官迁转的缩影,从中折射出太宗政变后稳定朝局、武周革命之际宗室政治选择以及宗室应制举入仕等史事的历史原貌,有助于加深对于唐前期政治史重要节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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