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喜霞
(西安文理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西安 710065)
慈善组织指从事慈善活动的团体或集体，其研究一直是慈善史的重要内容。一是宏观层面的论述，主要从全国的角度对历史时期尤其明清以来慈善组织的整体状况，包括慈善组织的形成、运行、特征以及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例如日本学者夫马进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探析了近代慈善组织的形态变迁；
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详细论证了清初慈善组织机构的财务正规化、管理制度合理化等问题；
夏明方、靳环宇、朱浒、蔡勤禹等对义赈问题的探讨；
池子华、周秋光、张建俅等对红十字会相关问题的分析；
薛毅、蔡勤禹等对华洋义赈会的研究等，多是从全国层面的论述。另一个层面探讨的是区域慈善组织，微观研究的色彩更为浓厚，侧重于富庶的江南和首善之区北京。玛丽·兰金(1986)和罗威廉(1989)分别对浙江省的善会善堂和汉口各类善堂的角色、作用进行了分析；
小浜正子(2003)则对民国时期的上海慈善机构等团体的源流、沿革与功能进行了深入研究；
汪华(2015)等学者对上海的慈善组织进行探讨，包括慈善组织兴起的原因和宗教组织的慈善功能。王娟(2010)考察了近代北京慈善组织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任云兰对天津的慈善组织也有不少著述。与慈善组织密切相关的人物研究，也多囿于北京地区，如香山慈幼院的组织者熊希龄，义赈组织的重要参与者经元善等。陕西慈善事业研究的代表作主要有：张德明的《英国浸礼会在近代陕西慈善事业考略》、胡艳丽的《陕西基督教差会社会事工研究(1876—1952)——以教育、医疗、慈善为中心的考察》、蔡勤禹的《华北慈善联合会述论》等。近代陕西慈善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其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轨迹。
陕西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有着较为独特的地域文化。一方面，儒家文化根深蒂固，伦理文化发达，尤其是乡贤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而慈善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蓝田《吕氏乡约》中的“患难相恤”就是明证，慈善活动在有文字记载以来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明清时期，陕西慈善事业兴盛，在劝善与教化的理念之下，赈灾、兴教、捐修桥梁等记载频现于文献资料中，这些慈善活动多作为个人的义行记载于各地方志中。另一方面，历史上政府慈善较为显著。明清时期，陕西慈善组织几乎都为政府创办与管理。其时，陕西有育婴堂、养济院、栖流所、恤嫠局、留养局等慈善机构，这些机构多由各地知县创建或修缮，经费由官支，主要从事育幼、济贫、恤嫠、收养残疾人及鳏寡孤独等慈善活动。但是由于陕西社会经济的落后，官办慈善事业发展较为迟缓。以“育婴堂”为例，据《陕西通志稿》记载：“康熙元年，京城有‘育婴堂’之设，雍正八年曾行文各省照例报而行之，其他各省先后报行，而陕西独阙”，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崇伦先生奉命分巡凤邠，见有弃婴儿于道路者，恻然伤之，遂有始创‘育婴堂’之计。道光二十八年(1848)四月落成，普收贫民抛弃堪怜之婴孩”(1)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扶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扶风文史资料》(第十辑)(内部资料)，1994年，第16-26页。。
养济院、栖流所、恤嫠局等政府慈善机构在全国都较为普遍地存在，陕西还有一比较独特的政府慈善组织——徙义，展现了清代陕西地方政府的慈善特色。“徙义”又称义舍、义店等，是清代乾隆初年朝廷为安抚移民，在陕南交通要道主要县、镇而设立的移民接站和招待所。各“徙义”处设有“义田”，置有“义粮”“义菜”“义油”“义肉”于其中，收容来陕南垦殖定居的移民。移民来此之后，先在“徙义”中住下，“吃有饭食，住有房屋，盖有被褥，然后到南北两山或川道河谷寻找合适的垦殖安家之处，其费用均由朝廷支付，县衙管理”。也有一部分由先来的已发迹的移民大户进行义捐的。“徙义”实际就是各地方政府设置的移民接待站(2)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汉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汉阴文史资料》(第七辑)(内部资料)，2012年，第61-65页。。
晚清时期，陕西养济院、栖流所、恤嫠局等政府慈善组织在天灾人祸的影响之下，或毁损、或停业，慈善活动渐趋减少。清末至民国，民间性慈善组织纷纷建立。近代陕西民间性慈善组织按照建立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外省各类组织在陕西设立的分会，包括红万字会，红字会、中国济生会、同善社、华洋义赈会、中华慈幼会等。这些全国性宗教组织或慈善组织在陕西设立分会，从事慈善事业，成为陕西近代慈善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民间的互助组织，比如商县的“纳钱会”(3)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商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商县文史资料》(第三辑)，(内部资料)1985年，第55-62页。。纳钱会(早先又叫摇签会)，产生于清末、发展于民初，是经济上有较大困难的人，为了求助亲邻友好所组织起来的一种互助组织。除纳钱会外，还有遇丧事而互助的“孝义会”、以丰补歉的救济组织“义仓”、经济互助的“请会”等等。三是在近代陕西已有的慈善组织所组织的联合办理机构，影响力最大的是陕西慈善团体联合会。陕西慈善团体联合会是陕西普济化俗文教会、中国济生会西京分会、西京红十字会、中国华洋义赈会陕西分会、世界红卍字会西方主会、世界红卍字会长安分会、陕西红心字会、华北慈善联合会机关组织的团体联合会，“每遇救济事业由联合会召集开会，共策进行，分担办理”(4)参见陕西省档案馆：《救济机关及慈善团体调查》，档案号:90-1-271.。除西安而外，各地还有西乡、礼泉、洋县、汉中等县市，也建有慈善组织的地方慈善联合会。上述各类民间慈善组织，其救助范围不再限于特殊人群和家族、宗族等范畴，救助的视野更为宽广，以团体进行联合与合作开展救助的方式更为常见。
需要注意的是，宗教性质的慈善组织在陕西新型近代慈善组织中，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以陕西慈善团体联合会为例，八位理监事成员中有六位为宗教性慈善组织或团体的负责人(见表1)。
这些宗教慈善组织，一方面为其传教服务，另一方面在基于平等和对社会个体尊重的人文关怀之下，推进了建立社会平等理念的出现，也促进了社会救助的实施者和接受者之间社会关系平等化的思考，对地方发展是有诸多贡献的。
表1 陕西省慈善团体联合会理监事姓名表卷
陕西民间慈善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陕西慈善事业近代转型的重要观测点，同时这些近代性质的慈善组织，其管理体制也呈现出近代化色彩。
第一，陕西近代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和主要管理者集中于商绅和政客。近代陕西慈善组织的参与者来源复杂，而商绅在各类慈善组织中的重要地位凸显。陕西省城西安是近代慈善组织集中之地，当时在西安的大型慈善组织，包括陕西普济化俗文教会、中国济生会西京分会、西京红十字会、中国华洋义赈会陕西分会、世界红卍字会西方主会、世界红卍字会长安分会、陕西红心字会、华北慈善联合会等，在这些组织中，商绅都占有重要地位，凸显出近代陕西慈善组织的转型特征。世界红十字会西京分会最为典型，在其组织中的六位重要负责人中，商绅比例达到60%(见表2)。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是陕西慈善组织重要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近代陕西慈善组织中，官员们的表现也很活跃，例如世界红卍字会西京分会，作为近代陕西地区较为活跃的慈善团体之一，十位负责人(见表3，109页)中具有政府背景的就有五位，所占比例不小。
表2 世界红十字会西京分会负责人资格
第二，慈善组织管理体制的近代化。陕西近代组织的发展可以分为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段。晚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多因循旧制，组织规章简单。进入民国，陕西慈善组织管理体制愈加近代化，尤其是在负责人的选定、经费的预算决算、机构职能分工等方面管理规制日趋完善。
就机构设置和负责人的选定而言，陕西普济化俗文教会委员会分大会、临时会、常会，“委员会设执行委员五人执行前条各会议决事项，设监察委员会三人监察执行一切事项，并同时设置候补执监委员各二人或三人；
执监委员每年召集大会选举一次，其选举方法另定之；
执行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常务委员二人，由委员互选；
执监委员均为义务职，任期一年并得连任，但执监委员中途因事故不能任职时，以候补执监提补；
执监委员如必要时得开联席会议，并于每星期日开常会一次，但须以委员过半数出席始得开会，以出席各半数之同意为可决；
本会大会以每年十月召集之，如遇特别事件得由执监委员召集全体会员开临时会议；
各分会得派代表二人以上出席本会大会，其有特别事故有会员10人以上之附议，亦得开临时会议，但所表决之案须留交大会追认”(5)参见陕西省档案馆：《民国二十八年陕西省会警察厅呈陕西省政府为奉电已将本市各慈善团体分别张恒利完竣检赍补报备案清册及组织章程呈请核转由》，档案号:9-4-1174-1。。陕西普济化俗文教会为委员制，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任期均为一年，但得连任为义务职。各部门的职能分工更为明确、细致。仍以陕西普济化俗文教会为例，会务内分八股，即总务、文牍、教育、施舍、会计、庶务、交际、调查。每股设有主任一人，办理事务。会议期分大会常会临时会，遇所办事项均以会议行之。(6)参见陕西省档案馆：《救济机关及慈善团体调查:陕西普济化俗文教会卷》，档案号:90-1-271。
表3 世界红卍字会长安分会负责人资格
再如世界红卍字会宝鸡分会细分为会长、副会长、董事等职，各股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具体见下(7)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各县救济设施概况调查表:宝鸡慈善团体工作报告表卷》，档案号：90-1-271。：
总务股——事务、会计、文牍、收发
慈业股——感化、教育、体育、工艺、医务
储计股——审核、保管、出纳
防灾股——规划、测勘、工程
救济股——赈济、收容、施与、捍卫
交际股——联络、劝募、招待
中国济生会长安分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执行委员13人，监察委员15人，内部分设交际、调查、文牍、会计、庶务、审核六科分任各项事务。还有西安孤儿教养院，该院设有董事会，由董事12人组织之，院长副院长由董事会选举，院长以下分事务、教务、训育、工务四组，每组设主任一人，分掌各组事务(8)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处救济类:各地慈善团体近一年工作报告卷》，档案号:90-3-64。。慈善组织经费预算、决算规制的出现是其管理体制科学化的重要标识，华北慈善联合会陕西灾童教养院，该院“预算、决算均遵照会计年度实行，每月收支账项均于月终结总造具清折，连同商铺单据及收支账簿于次月上旬呈送管理委员会审查”(9)参见陕西省档案馆：《民国二十八年陕西省政府关于派朱子桥并案观察督导关于改进慈善机关团体等情给陕西省振(赈)济会的训令》，档案号:9-4-1174-1。。
第三，经费募集的近代化。慈善组织要发挥作用，正常运行，经费非常重要。晚清时期，陕西慈善组织传统色彩浓厚，经费筹措除政府以公款资助外，多是以慈善组织所拥有的田亩收入为善款的主要来源，民国时期新式的多样募捐模式不断萌发。有的慈善组织设置自有工业，获得利润维持慈善组织运转的同时，满足自我需要。如西安孤儿院设有工业种类，自民国29年(1940)七月至民国30(1941)年止，共制底皮1 753片，羊皮433张，一共值十万零四千二百八十四元九角，除去材料工资伙食外盈余两万三千元。栽绒120方尺，值国币1 248.7元，盈余贰佰元。另外，该院还制作布鞋、麻鞋，纺纱、织布等，供该院孩童及员工使用。还有的慈善组织借助于近代银行筹措资金。中华民国红十字会西京分会向“省银行息借”，以便继续慈善事业(10)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处救济类:各地慈善团体近一年工作报告卷》，档案号:90-3-64。。有的慈善组织，筹款形式更为多样。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陕西分会其经费来源，计有陕西难民救济分会、上海总会、国际红十字会等的募捐，还有各董事捐助，以及各处募捐等形式。当然，陕西近代慈善组织的经费来源仍然离不开政府捐助，兴平县益生善堂在每月县政府救济项下“领国币三十二元，全年三百八十四元”(11)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各县救济院及慈善团体调查表卷》，档案号:90-3-40-1.。
晚清以来，西方宗教势力对陕西社会影响持续增强。同时，灾祸不断，战乱频仍，破坏了社会经济，增加了社会问题。其时,各类天灾频仍，饥荒遍野成为近代陕西慈善组织发展和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民穷财困，再加上灾祸连年不断，民众流离失所、衣食无以倚靠的情况时有发生，亟需政府和民间的救济。这种救济，有注重临时的，也有长远的考虑。陕西近代慈善组织所开展的慈善活动，注意到了慈善事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强调受救助者自身的生存，另一方面，举办慈善活动也成为解决陕西社会发展落后的方法之一，显露出改善陕西民众素养、服务陕西社会的意识。
基督教西乡分会所在的福音堂女子学校，收养孤女及居民女子，并提供免费上学的机会，除宗教课程外，也有国文、算术、英语、地理、音乐、图画等课程，并有游戏课，符合幼儿的性格及阶段发展，体现出一定的先进性(12)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西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基督教在西乡活动记述》，载《西乡县文史资料》(第五辑)，(内部资料)，1993年，第148页。。宝鸡基督青年会，办有理发室、图书室、文艺室、音乐班、会计班、化工班、英文查经班等。此外还办有学术讲演、集团结婚、参观旅行、球类比赛、话剧歌咏等。1943年由各界捐款，该会新建会所，成立国际救济委员会，在东郊及南郊建筑窑洞三百间为难民居住，并开设诊所两处为难民免费治病。另外成立学生救济委员会，接待帮助沦陷区的两千名大学生转入后方学习(13)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宝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宝鸡基督教青年会》，载《宝鸡金台文史资料》(第四辑)，(内部资料)，1998年，第85-88页。。
陕西基督教农工服务团之所以发起，其原因就在于张子宜等人看到，陕西“人民众多，土地肥美，气候温和，而百事守旧，不知改新，此最大之原因”。他们利用西学，讲求各国维新富强之法，“试就农业而论，富强各国讲求维新，对于农器之改进、改造，种子之选择土质之分辨，肥料之制造，灌溉之方法种种工作，莫不精益求精。我国农事不知变法，代代相因仍沿袭旧，人以机器工作不可当百，我以人力工作，百不抵一，似此情形，不准不能致富强，且将有绝粮之患矣”。农业如此，工业亦然，“富强各国工厂林立，一切工作，皆用机器，成品繁多，精美而价廉，不惟足供本国之用，尤可销售于国外，我国工业仍赖手工，不知改良，不惟出品不佳，而且费力费时，故成本既重，价值自昂，且出品无多，自供犹不足，何能输出国外耶。以是外货充斥，利权外溢，所受经济压迫日甚一日矣”[1]。可见，陕西近代慈善组织已经萌发了改良农业、提倡工业、振兴教育等促进人类幸福为宗旨的观念和意识。
慈善医疗事业是近代陕西慈善组织所开展的又一重要内容，其发展社会福利的理念也很浓厚。陕南安康的基督教福音堂在城内小北街设有小型医院，为教友免费医疗，后在小北街改设信义医院，施诊施药(14)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基督教福音堂在安康活动始末》，载《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290-294页。。关中三原县的中华基督教会建立初期，就办了诊所，给群众看病施药。到1911年，教会在三原南郊购地建房，开办了英华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当时医院少，渭北各县前来就医者多，他们也去农村出诊，深入患者之家，颇受患者好评，为当时渭北各县医院之冠。(15)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三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三原县中华基督教会简史》，载三原文史资料(第七辑)，(内部资料)，1990年，第53-60页。西安市红十字会开展广泛的社会救济，该会设有社会服务站一处，有健康咨询及会员康乐活动与家庭访视等活动，再加上对于妇女教育与训、儿童营养站与康乐等内容，都呈现出与传统慈善中的施医、施药相比，突出其社会公益等社会职能的展现。[2]红十字会西京分会医疗设内外两科及调剂室，有内外科、小儿科、五官科、皮花科、产妇人科、调剂室、病理检验室、值日护士办公室、药库、库房等。分种牛痘及霍乱伤寒，白喉等防疫注射，除每日门诊时间外，派定专人员负责，并组织种痘及防疫注射队战，协助政府卫生机关从事工作。[3]
传统社会，以政府和民间为主体，陕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诸多救助实践活动，形成了日常和灾难之时救济的诸多思考，在勘灾、查赈、放赈等环节的论说内容非常丰富。近代社会灾祸连年，灾民与难民人数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政府对于灾、难民救助的局限性日益显露，民间力量作为灾难救助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晚清时期，传统慈善组织的延续比较典型，而民国则有大量近代慈善组织的建立。据民国时期陕西慈善团体调查表的粗略统计，其时西安聚集了大小慈善组织近二十个，著名的有张子宜的西安孤儿教养院、华北慈善联合会陕西灾童教养院、中国济生会长安分会、中华民国红十字会，西方红万字会西方主会等。而陕北的榆林、陕南的安康和关中西部的宝鸡等地宗教性质慈善组织均开展了诸如育婴、救灾、济贫等慈善活动。其他如仓房社、六川义仓、孝义会、纳钱会、陕南义社、请会，以及宗教慈善组织如英国浸礼会所创办的学校、育婴、医院等都对近代陕西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陕西近代慈善组织已经萌发了致力于社会整体改良和地方社会发展的思想，以推动陕西社会的近代化发展。在近代经济发展背景之下，需要救助的人又不知凡几，更需陕西各仁人志士及各慈善团体、社会力量的密切合作，并发挥积极作用。抗战时期，眉县基督教组织就是在国民党政府无力救济的情形之下，“请教会领袖、开明绅士协助政府安置难民，做好赈济工作”，该基督教教会以领袖身份,“成立了眉县难民救灾委员会，热心为灾民服务,帮助难民找住处，解决吃粮困难”(16)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基督教在眉县的传入与发展.眉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内部资料，1998年第144页。。陕西浸礼会等宗教组织被政府和民间认定为慈善机关，对其“无不加以赞许”[4]。
陕西慈善组织的近代转型，在救助范围、救助对象和救助目标方面的转变，展现了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新气象。传统社会时期，陕西慈善救济讲求仁爱之念和因果报应，因此施善者与受善者之间存在人格上的不平等，“施予者示倨傲之态，受者不免有愧怍之心”[5]。况且，陕西传统社会的慈善，首先考察的是私人之间的交谊，受救助者范围有限，并多是从私德出发，对身份、地位等要素极为看重。到了近代，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和兴盛，虽然某些慈善组织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但是宗教中所蕴含的平等和博爱的观念，也推动了陕西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比如陕西宗教性质慈善组织所开展的教育和医疗，多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强调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慈善救助的范围遂扩展至全体国民。而受教育内容的重心，虽有宗教因素的制约，但着眼于陕西近代社会发展，提升民众近代素养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不管是灾难时期的宗教教养，还是日常的慈善救助，陕西近代慈善组织救助的目的是使受救助者不仅能立于社会，而且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自立。陕西近代慈善组织开拓了慈善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推动了陕西慈善事业在近代的发展，其展现出的时代特征，凸显出近代陕西慈善组织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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