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晨
目前学界针对女性襦裙腰线提升现象的研究成果颇丰，可大致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此现象最早出现于北魏。如黄良莹认为最迟至北魏中晚期，女子束胸服饰便已出现并普及；
张珊也注意到北魏骑马的女子形象，其腰线已明显提高；
另外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如张蓓蓓指出东魏至北周时期，襦裙腰线渐渐向胸部提升，直至隋代，腰线已经处于或紧贴于胸部之下，甚至出现高及胸部以上的腰线，形成高腰线的襦裙着装样式；
徐晓慧认为南朝高腰服饰出现的时间并不晚于北朝。笔者查对相关考古资料后，认为女性襦裙在北魏不同阶段所呈现的特征还有待归纳和梳理。二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对襦裙腰线提升成因作分析。如万芳指出高腰襦裙式样来源于西域，为晋唐时期东西服饰交流的一种表现；
黄良莹认为襦裙腰线上提是受妇女骑乘之风影响所作的形制改变，属于鲜卑生活习俗在服饰风貌上的反映；
张蓓蓓从服用性能上进一步阐释襦裙腰线的上提有助于女性骑乘过程中对胸部的支撑与防护。笔者认为关于北魏女性襦裙腰线提升的政治、审美因素还有研究探讨的空间，本文也将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襦裙腰线的演变缘由进行分析。
1、北魏太和年之前（477年之前）
迄今发现的北魏太和年之前的考古图像资料，多见于山西大同附近的墓葬，同时期的麦积山、敦煌石窟中也有发现。但石窟图像很难判别图像的准确纪年，所发现的女性图像，也多着鲜卑族的窄袖袍服，鲜少有着襦裙者，可见太和年之前女性以鲜卑服饰为尚，这一现象亦符合《南齐书·魏虏传》：“佛狸以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的描述。以西安草场坡出土的北魏早期弹唱女俑来看（图1:1），上襦袖式均为直袖，且下摆不掖入裙内，襦裙腰线也处于人体正常腰围附近。此外，魏文郎佛道造像碑中女供养人（图1:2）由于拱手胸前的缘故，致其襦裙腰线不易识别，但其广袖的袖式却与南朝刘宋的女性襦裙一致，可见腰线位置也应处于人体腰围附近。
图1：北魏太和年之前的女性襦裙形象
2、北魏太和年之后（477～534年）
北魏太和年之后女性着襦裙的形象逐渐增多，但未见襦裙腰线变化，至北魏熙平年以后腰线才呈逐渐上升的态势。最早体现这一特征的是洛阳孟津朱仓北魏M59墓（516年左右）中出土的侍女俑（图2:1），从女俑的后身与侧身看襦裙腰线已高及腋下，但女俑形制较为残缺，无法辨别袖口、领口等式样特征，故只可作为腰线变化的参考。洛阳孟津朱仓北魏M57墓（516年左右）与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元睿墓（516年）中侍女俑所穿襦裙与之相近（图2:2、2:3），且形象较为写实，服饰细节也清晰易辩。其襦裙腰线已介于腰部与胸部之间，相较之前已有提高。至于襦裙的其他特征如领口浅露脖颈、上提至手肘的窄袖，则无显著变化。因此，笔者将这一式样作为北魏女性襦裙腰线演变的“过渡”阶段。
图2：北魏女性高腰襦裙“过渡”阶段式样特征
龙门石窟火烧洞中女供养人所着襦裙（图3）体现出与之前不同的特征：腰线高及胸部，上襦掖入下裙，领口明显变大且近乎露肩，袖式为宽大的广袖。从洞窟正壁佛座南侧所刻的题记来看，石像应完工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类似式样的高腰襦裙也可见于北魏其他墓葬（表1），如侯掌墓（524年）、元遵墓（525年）、杨机墓（533年）中女俑（图4）。广袖高腰襦裙的基本形制在流传过程中几乎没有变化，甚至崔芬墓与徐显秀墓壁画中女墓主所着襦裙（图5）也呈高腰、敞领、广袖的特征，可见此类襦裙一直流行至北齐。
图3：龙门石窟火烧洞女供养人
图4：北魏高腰、敞领、广袖式样的襦裙
图5：北齐高腰、敞领、广袖式样的襦裙
需注意的是，细观联体砖厂二号墓（527年左右）与王温墓（532年）出土女俑（图6），不难发现其广袖高腰襦裙在穿着搭配上较前代已有细微变化，如领部开始系帛巾，但相关实例较少。此外，女俑裙身细褶似乎更为密集，且施褶位置主要集中于后中腰线。结合《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出土的六件鼓乐骑俑来看（图7），彼时乘骑之风在女性群体中已然盛行。而增加后片裙身的空间，一方面方便妇女进行跨骑动作；
另一方面预留较多的后身余量，也解决了女性在骑乘中由于受到强烈颠簸所产生的臀部对裙腰的牵引问题。实际上，宽大的后片裙身可能导致布幅用料也相应增加，再考虑上襦本就宽大拖沓的衣袖，这一装扮客观上助推了北魏晚期宫廷的奢靡风气。张普惠曾上疏孝明帝说：“今宫人请调度，造衣服，必度忖秤量。”所指的便是这一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包含着女性乘骑时的合理需求。
图6：北魏领口系帛巾的高腰襦裙
图7：北朝骑马俑
北魏女性图像中还可见窄袖式样的高腰襦裙，冉华墓（526年）、王温墓（532年）、杨机墓（533年）有多例穿这种襦裙的女性陶俑。不同于广袖高腰襦裙在整体造型上所呈现的固定程式，此类襦裙在穿着搭配方面则显得更为多样，如上襦开始外垂，不束入下裙（图8）。笔者认为该式样应是基于广袖高腰襦裙的基础改制而成，首先联系前文可知，广袖高腰襦裙的图像资料要略早于窄袖高腰襦裙，其敞领、大袖的特征也彰显出服饰的装饰性大于实用性，绝非下层侍女能够穿戴。再结合表1所提供的女性襦裙资料来看，窄袖高腰襦裙的穿着者多为执箕、执盆、烧火的侍女，而窄袖的优点在于提供劳作的便捷性，也完全契合这一群体。从这一层面讲，窄袖高腰襦裙的出现符合服饰“上行下效”的流通规律。
图8：北魏窄袖襦裙
表1：北魏高腰襦裙图像资料统计（非完全统计）
（注：纪年后标注△表示资料的准确纪年不确定，依据间接材料可考证其年代）
综合上述资料来看，北魏正光四年（523年）以后的襦裙腰线基本高及胸下，且数量较之前也大为增多，可以认定是北魏女性高腰襦裙演变的“完成”阶段。
以上资料可证北魏时期的高腰襦裙拥有一个脉络清晰的演变过程：北魏太和年之前女性以鲜卑族服饰为主，少数襦裙同南朝式样相近，腰线未发生变化。北魏熙平年（516年）之后是高腰襦裙式样演变的第一个节点，此时的腰线位置逐渐上移，介于腰部与胸部之间，直袖袖式，浅露脖颈。北魏正光四年（523年）之后是高腰襦裙式样演变的第二个节点，此时襦裙整体变化较为显著，腰线基本高至胸部附近，上襦掖入下裙，袖式为广袖，领口为近乎露肩的敞领。在此式样上还延伸出窄袖高腰襦裙，以满足部分侍女的劳作需求。
1、“高逸”身体美之群体认同
关于北魏女性的高腰襦裙形象，为何熙平年之后才出现相关图像资料？翻阅文献资料，可知参与北魏服饰改制大多为北迁的南朝士人。如蒋少游、刘芳、崔光皆南朝俘虏，王肃则因受迫害而流亡北魏，另外还有深受南朝审美熏习的女性，如殷孝祖妻萧氏。整体来看这一群体具备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层次，能够在服饰改制过程中成为重要津梁，对服饰文化的转输也不容忽视。如葛剑雄先生所言“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在信息交流主要依靠人工传递的古代社会尤其如此，文化传播一般都是借助于人的迁移和流动来实现。”因此，对女性襦裙腰线提升现象的解读，首先应充分考虑南朝士人群体的审美理想。
身体形象是审美理想的颜貌化外现，这是由于人外在的身体与仪容姿态所展示的是人对身体的文化想象与自身认同，从而使被关照的身体凝结为被审美理想所规定的身体，特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人物品藻更加透射出士人对优美身体的文化赞誉。相形之下，南朝士人对身体所承载着的审美理想可以“高逸”来概括，其中“高”的身体美追求完全取法于汉魏，如《汉书》记金日磾“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陈遵“长八尺余，长头大鼻，容貌甚伟”，由此来看，“身长八尺”被汉代人视为身形美者。但不同于汉魏时期单纯对颀长身体的肯定，南朝士人显然也注重对人物风度的表达。如《世说新语·容止》有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世说新语·赏誉》有述：“太尉神姿高彻，如琼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推究根源，其与玄学取代经学成为主流思潮密切相关。玄学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观，而“逸”具有超脱自得、不拘一格、自然天成和简素质朴的审美特征，完全契合士人放达的生活与本真的生命价值追求。显而易见，南朝士人对身体灌注了儒美、潇洒的风度幻想，也寄寓了褒博、飘逸的审美理想。此外，北魏鲜卑高层对南朝士人“高逸”的身体审美也多呈仰慕之意。如孝明帝驾崩时，灵太后胡氏令王诵“宣读诏书，音制抑扬，风神疏秀，百僚倾属，莫不叹美”。类似实例很多，反映出这一审美理想并未因地域置换而消逝，相反却突破民族的局限性，扩充其话语言说的空间。
尽管士人对身体美有着理想追求，但人天生的形体与“高逸”的审美标准依旧存在天然鸿沟，此时服装对形体的修饰便可扬长避短。陈东原先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美的观念已经由质朴进到富丽，妇女的一个重要行为特征就是重修饰，尤其衣饰之美，可见服装已成为女性达至理想身体美的重要途径。从设计学角度考察北魏高腰襦裙，一是对腰线位置之“高”的审美内涵体现，腰线位置的设计往往决定身体形象的视觉重心。而北魏晚期的襦裙腰线多高及胸下（北朝晚期更是高过胸部），且通常以束带进行标识，这样便使人视觉重心上移，凸显出修长、高耸的身形比例。二是对服装式样之“逸”的审美内涵体现。北魏晚期的高腰襦裙在式样上多以大袖、露肩敞领、宽松下裙为主要特征，其襜裕之制意在剔除服饰对形体的束缚，放宽服饰的空间，以接近自然、质朴、宽大的感官触动，来深入对“放达型”士人文化价值的参悟，使着装者举手投足间顿生遗落世俗、高迈超逸的形体之美。就此而论，“高逸”身体的审美追求伴随着部分南朝士人北迁，使北魏女性襦裙逐渐走上形式的唯美化。
如上所述，士人对身形所寄寓的审美理想借助于高腰襦裙间接地暗示与传达出来，虽经形式的美化，但其充满男性视角的演变历程终究伴随着某种强制性与规训性。这是由于父权制为核心的古代社会中，封建礼教的强化过程隐藏着男性审美意识对社会审美风向的主导。相比而言，女性则由于封建礼教束缚致使独立的审美意识丧失，其装束不得不在有意无意间对男性审美做出妥协与让步。所谓“女为悦己者容”，这种妥协与让步使得女性高腰襦裙所渗透的审美特征必然被限定在男权主流社会的接受范围内，而女性的高腰襦裙形象累见于南北朝和后代隋唐的图像资料中，显然侧面反映出男权主流社会对这种模拟“名士范儿”而改制的襦裙式样持群体认同态度。
2、鲜卑统治者树立文化正统形象之政治诉求
“北狄风俗，多由内政”，唐太宗的话道出北方穿着习俗的变迁需依据其在政治场域中的整体趋向进行“原镜”观照。但遗憾的是，相关文献并未有直接案例来对襦裙腰线演变的政治动因进行描述，也许陈寅恪先生对《后齐仪注》的论述能给人一些思考：“所谓《后齐仪注》即北魏孝文帝模拟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制度……”也就是说孝文帝的服饰汉化实质是对南朝前期服饰的“模拟”。从当时北方的社会情境看，由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异族统治，汉魏衣冠早已不复存在，孝文帝的服饰革新也只能参考标榜正朔所在的南朝衣冠。需注意的是，虽然借助于北迁的南朝士人，孝文帝“始考旧典，以制冠服”，但襦裙腰线提升现象并未在永和年出现，显然这与孝文帝时期的服饰汉化成效甚微紧密相连。譬如就冠服制度而言在孝文帝时期也只是粗具形态，直至孝明帝时才如《魏书》所记的“条章粗备”，可见冠服制度下的服装式样演变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换言之，襦裙腰线在太和年存在变化的“动机”，却没有变化的“时机”。
事实上通过图像资料的考察，我们发现北魏对南朝服饰的“模拟”更多是参考其服饰的精神风韵而非全盘接受，有时只做到形似南朝衣冠，甚至略作装点。可见北魏鲜卑人不愿承认其衣冠式样直接取自南朝，而是希图通过对服饰文化的再阐释来实现与汉族服饰的对接。譬如孝文帝将南朝的广袖袴褶服制订为朝服，便体现出对“褒衣博带”的刻意模拟，以致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进入北魏的褚緭看到这种服饰感到迂怪并作诗讥讽道：“帽上著笼冠，裤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再如女性高腰襦裙，作为南朝身体审美的物化表达，却被北方鲜卑人转化为自身文化中的一份子，并在不同地域进行流通，这样易于让南朝士人在欣赏时寻找自我身份及情感的归属价值，这一过程中通过两者的容摄性与相互确认性可摆脱地域隔阂的桎梏，构建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氛围。如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中所认为的，民族成员心理格局的转换，必然要求眼前之物象与其心中原有的“图式”相契合。因此，高腰襦裙的改制意图在于借助服饰这一“可视化符号”来磨掉两个民族文化相异的痕迹，树立文化上的正统形象。
对立政权是否认可自身服饰，是彰显文化正统形象的重要途径。以陈庆之的文化心态转变为例，永安二年（529年）入魏之初的陈庆之曾言：“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南朝”。然而在见识过北魏衣冠，回到建康的他却感慨道：“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穿”，此时在北魏大为流行的高腰襦裙自然在陈庆之的视野之内，其“悉如魏法”的服饰还引得江南士庶纷纷效仿。显而易见，南方士庶对北魏汉化服饰（包含高腰襦裙）所呈现由拒绝到承认、再到广泛吸纳的态度，从隐含的意义上表达北魏上层树立文化正统的意图已初具成效。
综上，女性襦裙在北魏经历了腰线逐渐升高、式样逐渐雍雅的演变历程。作为一种服饰变革现象，它既符合一个时代士人对“高逸”身体的审美追求，也契合北魏高层树立文化正统形象的政治目的，如余梓东先生所言：“服饰的流变一方面是民族之间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民族之间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直观反映。”
北魏灭亡后的政权掌控者均为鲜卑化的北方边镇军人，虽然排斥汉化并提倡鲜卑旧俗的依归使鲜卑服一定程度上重新流行，但同北魏鲜卑高层一样，依旧不敢忽视与南朝争夺文化的正统，这就决定他们不会轻易废弃现有的汉化服饰。因此，这一时期的高腰襦裙在沿袭北魏后期式样的基础上，逐渐构建起自身“胡化”的发展趋势，譬如就袖式而言，广袖逐渐式微，窄袖渐成主流。这种因时势所需，兼容胡汉文化的装束使中华传统服饰焕发新的生机，并成为隋唐时期典型的妇女常服代表之一。
注释：
① 黄良莹：《北朝服饰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10页。
② 张珊：《东晋南朝服饰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237页。
③ 张蓓蓓：《多元文化激荡下妇女服饰系统趋向研究—南北朝至唐前期之“鲜卑化”现象》，《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年第4期，第90页。
④ 徐晓慧：《六朝服饰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7页。
⑤ 万芳：《考古所见晋唐时期间裙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第90页。
⑥ 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南齐书》，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763页。
⑦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孟津朱仓北魏墓》，《文物》，2012年第12期，第38页。
⑧ 同注⑦。
⑨ 徐殿魁：《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第9期，第818页。
⑩ 赵春青：《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8期，第59页。
⑪ 吴亚恒等：《北魏淮南王元遵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年第7期，第33页。
⑫ 沈天鹰等：《洛阳北魏杨机墓出土文物》，《文物》，2007年第11期，第56页。
⑬ 王竹林：《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5期，第414页。
⑭ 朱亮、李德芳：《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文物》，1995年第8期，第26页。
⑮ 北魏妇女的乘骑行为文献已有记载，证以《南齐书·魏虏传》所述：“太后出，则妇女著铠骑马近辇左右。”详见《二十四史全译·南齐书》，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759页。
⑯ 许嘉璐主编、周国林分史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魏书》，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1462页。
⑰ 同注⑬。
⑱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⑲ 胡建升：《魏晋风度与中国文化基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9年，第332页。
⑳ 许嘉璐主编、安平秋分史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1418页。
㉑ 同注⑳，第1837页。
㉒ 郭辉注译：《世说新语译注评》，武汉：崇文书局，2017年，第517页。
㉓ 同注㉒，第344页。
㉔ 郭婧：《中国古典美学“逸”范畴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3页。
㉕ 同注⑯，第1170页。
㉖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2页。
㉗ [唐]吴兢：《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3页。
㉘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26页。
㉙ 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南史》，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1271页。
㉚ [北魏]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译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0页。
㉛ 同注㉚，第91页。
㉜ 余梓东：《文化认同与民族服饰的流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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