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华
我国“世界音乐”课程必将面对“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教学，这不仅是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学理需要，更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向度中谋求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认同与共建的需要。那么，面对这样一种音乐文化，我们应以何种课程观念进行教学呢？这里，我们将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东南亚苗瑶族群的音乐文化为个案，并引入“课程思维”这一概念予以叙述。
靳玉乐在谈论“课程思维”的时候说道：21世纪人类的思维方式正面临着从“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转型，课程研究也面临着从“实体思维”转向到“关系思维”。实体思维的课程研究往往将课程从人的具体情境中抽象出来，注重知识体系的典型化和概念化，课程知识体系之外的“文化相关性”往往被人为弱化。正是这样一种实体性的课程思维，使得过往的“世界音乐”教学要么采用“概论式课型”聚焦于不同国家主体民族的音乐文化予以展开，要么采用“专题式课型”，利用有限的课时量讲述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典型影响的音乐文化个案。在上述两种课型中，东南亚跨界族群的音乐文化均被排除在课程教学之外，即便是在针对东南亚音乐文化的“区域性课型”中，由于受到实体性课程思维的制约，有关教学内容仍然局限在音乐形态、音乐行为的知识层面，其文化相关性，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谋求其跨文化认同与共建的相关性，往往被学界忽视或遮蔽。
关系思维的课程研究是一种“关系本体论”，是从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中去理解事物，它的实现方式是“二元而不两分，关联而不简单转换，超越而又包容的”。据此，当代课程论认为课程与文化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强调课程与文化应“走向‘关系’式的开放与整合”。如果要在关系思维的视域下讨论当下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的课程教学的话，那么首先应该超越课程教学的单向度实体思维，将其放置到“一带一路”倡议的跨文化认同与跨文化共建的语境中，去探析其课程策略的观念与内涵。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倡导的世界稳定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战略行动，是针对当下依然存在的“文明歧视、文明偏见、文明对抗和文明较量”的国际人文格局而提出的一种国际间合作战略，倡议通过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在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下，推进沿线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共商共建与共享。在文化领域，“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重点是“民心相通”，即“通过科技合作、学术往来、人才交流、旅游合作、文化交流、媒体合作、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人民认知认同，为开展区域合作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由之，相对于本课题的课程思维研究而言，“一带一路”可解析为两个方面的文化品格：一是文化认同，二是文化共建，这是当下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教学之文化诉求的核心问题。
我们认为，“一带一路”的文化认同研究，是一种消除歧视、偏见、对抗和较量的正向度文化身份研究，其目标是指向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共商、共建与共享。因此它不同于当今国际间跨文明关系“排他性思维”的对抗式话语、同化式话语与折中式话语。这些“话语”类型要么以二元对立的思维，强调国际间文明关系的分歧和对抗，并在意识形态上将中国视为异类；
要么利用各民族的发展愿望制定规则，获取优势，并以此同化弱势民族与文明；
要么以有限的战略包容提出共治策略，如G-2结构、“中美国”概念等，但对于中国的崛起，则以对话加遏制的方式应对之，并未从文明角度对中国给予应有的尊重。
依照贾文山的观点，“一带一路”的文化认同应该遵从杜维明的“对话式文明”、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全球跨文明历史学”以及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的“全球文明间对话历史”等观念，“强调平等、均衡、开放、倾听、包容的交往和对话，站在全球史角度、历史互动角度关注现实，重塑未来”。因此，“一带一路”的文化认同研究是一种对话与理解的研究，其逻辑线条表现为：通过对话达到理解，通过理解达到共商，通过共商达到共建，从而实现文化共享。就本文研究的课程思维而言，这一逻辑线条要求施教者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将东南亚跨界族群的音乐本体与其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与东南亚久远历史文化认同的视域下，以其“音乐”作为施教载体，并通过这一施教载体展开文化对话，激活相互之间的正向度文化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实践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影响，及其对周边地缘起到的重塑作用。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应该注意“地缘情感”的问题，就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情感而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大国与小国关系的处理，在漫长的朝贡体系时期，很多国家甚至是中国的藩属国，并非一种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平等关系，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历史记忆也并非完全美好”。这一现象在较长时期的东南亚音乐文化策略中延续，如越南在现代国家的音乐生产中就采取了“刻意规避中国旋律”的策略。
那么，如何才能在这样一种“并非完全美好的历史记忆”中与东南亚展开平等的音乐文化交流与合作？这就需要我们从具有天然的历史、语言、民族、信仰以及地缘情感的东南亚跨界族群的音乐文化研究入手，在东南亚跨界族群基于同根同祖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去探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音乐文化的共商共建与共享，这即是本文之所以提出“世界音乐”课程应专题讲授“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出发点，也是本文主张在“一带一路”视域下，从关系性课程思维出发，聚焦东南亚跨界族群的文化认同，并在这样一种“音乐与认同”的讨论中，深化“世界音乐”课程中有关“东南亚音乐文化”的教育教学，从而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文化共建的基本诉求。
近年来，学界针对东南亚跨界族群的文化认同展开了多学科调查研究，积累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白志红从民俗文学的角度讨论了中缅边境佤族的神话传说与文化认同，唐雪琼等人对于中越边境苗族节庆传统与文化认同的研究，梁茂春对于中越边境壮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李纬霖对于泰国北部“Khap lue”说唱与文化认同的研究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开始探析跨界族群音乐与文化认同的理论研究。对此，杨民康先生从“文化层”的角度提出了跨界族群音乐与认同阶序、层次关系模式，即再生文化层对应于国族认同，其中包括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次生文化层对应族群认同，其中包括区域认同与宗教认同，原生文化层则对应于地域认同。
毋庸置疑，上述研究不仅为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的教育教学提供了较为丰富课程资源，同时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然而，鉴于“一带一路”文化战略框架下课程教学的需要，有关“文化认同”需要放置到国际间“文化共建”的目标视域中予以界说。基于此，我们将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东南亚苗瑶族群音乐文化作为个案，从“一带一路”倡议所架构的“中国—东南亚—海外”三维关系出发，进一步探析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的文化认同及其“关系性维度”，藉以进一步明晰其课程教学的思路和策略。
东南亚苗瑶族群是从中国南方地区迁徙至东南亚的跨界族群。迁徙至东南亚的苗瑶族群，其音乐文化总体上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较多地保留了源自于中国苗瑶族群的音乐文化记忆，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种音乐文化传统的历史留存(见图1)；
二是面对在地国主体民族文化和其他族群文化，其音乐文化经历了从排他到接触到适应的历时性过程，众多学者如美国学者詹姆士·斯科特、艾·乔伊·萨利以及中国学者何平、纳日碧力戈等从二战结束以前、冷战时期、21世纪以来三个时期研究了这一历时性过程；
三是东南亚苗瑶族群音乐文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开始出现了“海外—东南亚”“东南亚—中国”两个维度的文化调适。
图1.A.老挝琅南塔省mang xiong县lang mai村瑶年节中的汉姓符号(笔者摄，2018年1月29日)；
B.老挝琅南塔省mang xing县郊kang mai苗寨的婚嫁芦笙表演(笔者摄，2018年2月6日)
(一)族群性文化认同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族群性文化认同”，是东南亚苗瑶族群“祖居地文化认同”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它形成于该族群迁徙的历时性境遇中，是维系其社会结构的一种“内聚性”关系思维的表达。作为跨界迁徙族群，迁入东南亚的苗瑶族群首先面临的是土地问题。为了获取可耕种土地，他们甚至与当地其他族群发生武力争端，此为其一。其二，尽管在地国承认其国民身份，但是又往往偏见地将其称之为“山民”，苗族还因为种植鸦片被称为“鸦片民族”，其身份处于下位。其三，东南亚苗瑶族群因长期迁徙，惯于游耕生活，国家观念淡漠，历史上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之中。
西方殖民者进入东南亚以前，东南亚苗瑶族群的内聚性关系思维非常明显，往往以纯粹的传统文化作为族群身份的标识。比如苗族，他们坚持过苗年、扫寨、祭龙、杀牛祭祖等民俗活动，在语言上多数操苗语川滇黔方言，信仰上坚持多神信仰和蚩尤崇拜等。即便是在当下民俗文化“旅游化”进程之中的苗族社区，苗民也试图通过彰显民俗文化的本真，来表述文化特质，从而实现其作为文化资本的最大利益。如在老挝琅布拉邦市郊的旅游村寨la wen苗寨，当地妇女穿上类似于贵州黔西北苗族服装，演唱传统民歌的收费定价往往最高，达到了160元人民币(30万老挝币)一首(套)(见图2)。
图2.老挝琅布拉邦市郊旅游村寨la wen苗寨招揽生意的老妇人和穿着苗族服装的有偿歌者高丽瓦(笔者摄，2018年2月8日)
特定的民俗活动、语言与信仰成为维系老挝苗瑶族群的文化纽带，其核心表现为苗族与瑶族各自的祖先认同。据黄海调查发现，东南亚瑶族采用“家先单”的方式记录迁徙路线，以强化祖先认同。如缅甸瑶族黄姓家族珍藏的“家先单”记载了他们祖辈的迁徙路线：广东韶州乐昌——广西桂林——云南建水勐腊——老挝——云南勐腊——缅甸掸邦，我们的实地调查同样“发现”：在老挝瑶族的文化事项中，“家先”符号依然随处可见(见图3)：图3.老挝琅南塔省mang xiong县lang mai村瑶族道场仪式中的“家先”牌位和汉字经文(笔者摄，2018年2月3日)
以祖先认同为核心的内聚性关系思维，亦可从迁居海外的东南亚苗瑶族群的民俗活动中管窥一二。据调查，澳大利亚苗族依然固守着传统的祖先信仰，他们相信每个人有三个灵魂，其中一个灵魂被称为“tus dab”，苗人死后，“tus dab”必须回到先祖生活的地方。凯瑟琳·弗克描述了澳大利亚苗族指引亡灵回归故里的“指路歌”，大致路径是澳大利亚、东南亚、云南、贵州、祖居地。祖先认同接通了东南亚苗瑶族群“海外—东南亚—中国”的文化认同，在苗族表现为共同的蚩尤崇拜，而瑶族则为盘瓠信仰。
(二)在地化文化适应
“在地化文化适应”是东南亚苗瑶族群面对他们的居住国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涵化性”关系思维。据现有资料显示，面对老挝主体民族文化和其他族群文化，东南亚苗瑶族群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在地化策略亦各有不同，大致可分为二战结束以前、冷战时期、21世纪以来三个时期。
二战结束以前，东南亚苗瑶族群往往以“排他性”策略处理他们与在地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人类学家詹姆士·斯科特认为，苗瑶族群从中国南方迁入东南亚大陆，以及在东南亚北部山区和海外的流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统治”的无政府主义。据研究，历史上大规模从中国进入越南的苗族是反抗“改土归流”，反抗乾隆、嘉庆统治的失败者以及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苗民。萨利等人调查发现，迁入老挝的优勉瑶人是为了躲避“天朝”的迫害与战乱，被逼迫迁居山顶，过着相对隔绝的自然游耕生活。即使是法国殖民统治进入东南亚，也没有改变东南亚瑶人的“无政府”观念，反而强化了他们的族群意识，许多“本地人”学习了他们(指法国殖民者)的“文明”之后，发现了他们的“虚伪”，于是将“禁锢了的民族自豪感释放出来”，不再顺从地接受他们所宣传的“利益”。
冷战时期，东南亚苗瑶族群卷入战争，试图通过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思维处理他们与殖民者不期而遇的遭际。记者哈密尔顿-梅里特通过实地调查撰写了《悲伤之山》一书，该书以老挝苗族的生活叙事为主，追溯了从“二战”到20世纪90年代老挝苗族所经历的动荡历程和苦难经历，包括与法国的冲突和合作，帮助美国参与战争以及战争结束后美国的“背叛”等事件。英国学者王富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专注东南亚苗族研究，他撰写的泰国苗族研究著作《主权与反抗》描述了他所调查的村庄——诺姆牙(Nomya)所面临的政治困境和宗教困境。在政治困境方面，诺姆牙村苗人必须在泰国政府与北部泰国共产党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支持前者，要么追随后者；
在宗教困境方面，他们面临传统宗教信仰、泰国佛教信仰和基督教信仰三重选择的问题。
21世纪以来，在民族独立运动以及“东盟共同体”战略的进程中，东南亚各国逐渐从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向多元民主体制调整和过渡，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正在逐渐深入，构建了“共享文化”(shared culture)和“共享利益”(shared interests)的基础。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态环境中，东南亚苗瑶族群开始放弃“排他性”策略，在居住国民族文化政策中进行在地化文化调适，以适应居住国的国家文化认同和文化发展战略。玉时阶调查的越南撒祥瑶村即是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在地化文化适应案例，新世纪以来，撒祥村瑶人开始在越南政府的鼓励下“弥合文化断链，走向文化自觉，实施民间文献、口传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在实地调查中我们看到，老挝主体民族的“南旺舞”(Lamvong，意为“圆圈舞”)在老挝瑶族的瑶年节中同样占据着较多的时间与空间(见图4)，成为当下老挝瑶族在地化文化调适的一个文化常态事项。
图4.老挝琅南塔省mang xiong县lang mai村瑶年节中的“南旺舞”(笔者摄，2018年1月29日)
(三)国际间文化调适
东南亚抗法、抗美战争之后，一部分东南亚苗人、瑶人迁往海外，使得留居在东南亚本土的苗瑶族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建构起了“海外—东南亚”“东南亚—中国”两个维度的国际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传统与现代相互碰撞的文化调适。
首先，东南亚苗瑶族群在与海外苗瑶族群的交往中逐渐树立起了“祖居文化形象”。玉时阶在对美国优勉瑶人的考察中描述到，“半个优勉人和半个美国人”表达了美国瑶族迷茫的文化认同与变动的关系思维结构，“他们既追求美国的现代文化与民主自由，但又怀念瑶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信仰”。这一怀想使得东南亚成为海外瑶族心目中的故园家乡，祖居在东南亚的优勉瑶族成为他们表达身份的一种文化符号。美国优勉瑶人表示，“假如我们不属于优勉瑶族，那我们什么也不是”。同样，美国苗族也将东南亚作为自己的故国家园，我们在对老挝琅布拉邦市郊la wen苗寨师公赛亦老的访谈中(见图5)得知，美国苗族保留了老挝苗族的信仰体系与祭祀民俗：
图5.笔者(左一)访谈老挝琅布拉邦市郊旅游村寨la wen苗寨师公赛亦老(右中)(赵书峰摄，2018年2月8日)
问：你叫师公？还是鬼师？
赛亦老：师公。
问：你有亲戚在美国？
赛亦老：有。
问：亲戚在美国什么地方？
赛亦老：弗朗西斯科。
问：什么时候(迁徙)过去的？
赛亦老：老挝是法国殖民地的时期，1977年。
问：(苗族祭祀)有没有经书？
赛亦老：(摇头)。
问：您到美国是探亲，还是他们请你去做法事？
赛亦老：主要是探亲，也做法事。
问：美国做法事，跟这里一样吗？
赛亦老：一样的。
其次是在与中国苗瑶族群的交往中，东南亚苗瑶族群则以“祖居认同”作为其“情感性”关系的表达形式，在“文化寻根”的心理诉求中守望文化传统。全球化的文化进程压缩了时间与空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复兴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下，中国苗瑶族群走向文化自觉，面向世界举办国际性的盘王节、姊妹节、芦笙节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节日，密切了世界苗瑶族群的民族血脉联系，激起了海外苗瑶族群“文化寻根”的祖居文化认同。据报道，2017年贵州黔东南雷山县举办的“国际苗年节”，就吸引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法国、老挝等20多个国家的百余名世界苗家同胞，踏上文化寻根之旅，走进西江苗寨，与当地的苗族同胞共同欢庆这一苗族传统佳节。
上述讨论的东南亚苗瑶族群有关“族群性”“在地化”以及“国际间”的三对文化认同，实际上是当下东南亚跨界族群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所彰显出来的文化战略问题。这一战略问题不仅勾勒出当下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认同，基于“祖居地族群文化”“在地国文化政策”“国际间交往关系”的逻辑起点，同时还直接指向“中国—东南亚—海外”三维关系中的文化共商共建与共享，更是当下“一带一路”倡议视域下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教学观念、内涵与目标的基本出发点。以下我们将仍然以东南亚苗瑶族群作为个案，依照“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族群认同、东盟战略以及合作共建的现实逻辑，进一步探讨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与文化认同的话语表达，并以此规约其课程教学的思维路向。
(一)文化守望：“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族群认同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使得东南亚苗瑶音乐文化更加注重其“族群认同”的话语表达，并试图通过这一话语表达强化它与“祖居地”之间的“根基论”文化认同。柯琳、杨胜文在对美国苗族音乐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跨国居住在不同地区、操不同方言、属不同支系的苗族自认是同一民族，其可靠的文化依据就是他们的古歌及信仰。
笔者在一个开放性网站“Hmong study Journal”中搜索到32篇海外苗族音乐的研究论文，其中4篇论文以东南亚苗族芦笙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心议题，如《龙的教诲：关于苗族自由簧管乐器芦笙起源的故事》一文从中国的龙图腾信仰出发，讨论了东南亚苗族芦笙的教化功能；
Catherine Falk，“The Dragon Taught Us：Hmong Storie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Free Reed Pipes Qeej,” ，2003/2004，35(1)：pp.17-56.《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的东南亚苗族芦笙与中国苗族芦笙》一文在比较研究中探讨了东南亚苗族芦笙的文化传统功能；
Catherine Falk,“The Private and Public Lives of the Hmong Qeej or Miao lusheng,”In Nicholas Tapp，ed. ：
,Canberra，ACT：Pandanus Press.2004.《与神灵对话的苗族芦笙》一文记录了东南亚苗族祭祀仪式，并分析了芦笙表演的宗教功能；
G.Morrison,“The Hmong Qeej：Speaking to the Spirit World,” 1998，2(2)：1-12.《苗族音乐：歌唱的声音与倾诉的芦笙》一文描述了东南亚苗族传统音乐的情感表达和祖先追忆。Amy Catlin, ：
,Providence，R.I.：Center for Hmong Lore，1981.
萨蓝·那洛的研究涉及到泰国清莱瑶族的乐器种类、制作技艺、乐队组合及其表演行为。其研究“发现”，这种器乐表演只用在仪式性的婚礼、葬礼和新年时节，表演时身穿瑶族服装，与泰国传统的音乐相差甚远，暗含了一种族群认同的身份表达。邓文云的研究发现：越南瑶族十分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保存了大量的民族古籍、宗教经典、歌本、家谱、牒表等。越南瑶族的歌谣以口传为主，常见乐器有二胡、唢呐、笛、铃、鼓、钹等，传统乐器有钱剑、牛角等，表现出“很强的民族自我意识、寻根意识和认同意识”。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同样感受到了这种源自祖先记忆的族群认同。我们曾经将在老挝苗族社区调查的影像资料带回到黔西北，采用“录像解读”的方式，采访当地的苗族精英，叙述老挝苗族与黔西北苗族音乐文化的共通性，以此“反观”老挝苗族的祖先记忆及其族群认同。在赫章县苗族学者朱建平的“录像解读”(见图6)中我们了解到：(1)琅布拉邦市郊la wen苗寨中年女性高丽瓦所唱的苗歌，可能是黔西北白苗的歌；
(2)琅南塔省kang mai苗寨的部分苗语发音与黔西北苗语基本一致；
(3)琅南塔省kang mai苗寨的弯管芦笙可能来自水城(六盘水市水城区)苗族族群。
(二)文化复兴：“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东盟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推进，必将面对东南亚各国共同发起的“东盟共同体”战略。“东盟共同体”由东南亚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含义是指东盟内部各成员国“共享其文化与共享其利益”。“东盟共同体”将民族文化放置到东南亚现代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整体框架之中，实际上是该区域国家意义层面的文化整体性关系思维的现实表达，从而强化了东南亚苗瑶族群与“在地国”之间的“工具论”文化认同，及其基础上保护、传承、开发、利用族群传统资源的文化自觉。
在越南，民族文化被看成是传统文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开发和利用，越南政府采取的是一种分类指导的鼓励策略。在“第五届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国际研讨会”上，越南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院院长潘文雄教授以传统手工业为例介绍了当下越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情况：一是对全国少数民族文化现状开展调查；
二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经营、生产、营销能力；
三是实行鼓励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制定官方发展援助(ODA)计划，支持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
我们在老挝琅南塔省mang xiong县lang mai村瑶年节中看到，过瑶年不再是当地瑶族族群内部的自发行为，而是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有来自中、美、泰等国瑶族同胞以及老挝、周边国家其他民族游客共同参与的一种旅游民俗文化活动。在这一活动中，瑶族社区与当地政府在文化“共谋”中促使瑶族民俗节日文化的复兴，同时实现瑶族音乐文化的在地化调适。如前所述，不仅老挝主体民族的民族歌舞进入到了瑶族的传统民俗节日之中，老挝政府的形象也在当地的瑶族社区中高大起来，其中瑶年节中夹道欢迎当地政府官员的仪式活动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见图6)。
东南亚国家旅游发展的鼓励政策激发了东南亚苗瑶族群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即是越南老街省沙巴县大坪乡撒祥村的瑶族文化保护与开发。据调查，沙巴瑶族的民族文化保存相对完好，“至今仍然说瑶语，妇女精于挑花、刺绣工艺，穿五彩斑斓的瑶族传统服饰，按传统习俗结婚、祭祀祖先、过节”。20世纪90年代初，沙巴政府利用这一资源发展旅游业，唤起了瑶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在从事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重新塑造自我形象，强化族群认同，兴起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
图6.老挝琅南塔省mang xiong县lang mai村瑶年节中夹道欢迎当地政府官员的仪式活动(笔者摄，2018年1月29日)
(三)文化调适：“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建构了一种新型文化双边关系：即相互之间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并在基础上共同打造利益、命运以及责任共同体。这样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改变了东南亚苗瑶音乐所依存的文化语境，即在原本族群性、在地化文化语境的基础上增添了一种以中国作为合作对象的关系型文化语境。这种关系型文化语境是以一种地缘合作的国家行为而营造的，将东南亚苗瑶族群音乐文化纳入其中，促使其在传统的祖先认同的层面上叠加了一个期望适应现代化生产的文化调适的维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将东南亚不同民族本源性的音乐文化从其生活行为中抽取出来，作为一种现代艺术生产的“元素”，纳入到双方合作的舞台化创作之中；
其二，将其音乐文化本源性的行为方式、生态语境、民俗观念、宗教信仰、文化内涵彰显出来，作为一种现代旅游生产的文化资源，进行区域性联动旅游开发与利用。前者如广西东营推出的大型歌舞表演《秘境·东南亚》等，后者如云南与缅甸共同开发的“滇西缅甸旅游区”的操作策略等。
(四)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课程教学的思维与内涵
事实上，以上讨论的文化守望、文化复兴、文化调适，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的族群认同、东盟战略与合作共建相对应，构成了其族群音乐以“文化认同”为核心问题意识的身份表达圈层，它将当下该族群音乐的课程策略直接引向到前述的“关系性课程思维”之中，并以“文化认同”作为核心问题意识建构起它的“核心课程策略”，接通不同圈层中的文化意义，从而实现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认同、对话、理解与创新的课程教学目标。
1.课程观念：突出文化认同的关系课程思维
以“文化认同”作为“关系性”课程思维开展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的教育教学，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东南亚”之间展开国际间文化合作的实现路径之一。在此，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课程策略可以理解为以下三条“关系性”线索：
其一是族群性文化认同线索。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族群性文化认同线索是一种“向内”的指向，它将族群内部文化的、在时空中展演的各种要素串联起来，指向历史远古。因而，族群性文化认同线索表达了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历时性延续”的文化叙事，其核心为音乐文化的祖先认同，并通过祖先认同达到对“祖居地”文化之根的追问。在课程教学中，守望其音乐的本源性形态特征和行为方式，凸显其文化的共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其音乐文化的时空溯源，是重要的课程内涵之一。
图7.族群性文化线索关系图示
其二，在地化文化适应线索。“在地化”是指东南亚跨界族群融入居住国的文化涵化过程，“缘于生存需要，移民对移居地(国家)有利益从属性，在地化是中国海外移民形成对中外双方而言具备居间比较优势的前提”。这一过程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对异文化的“震颤”，其后，在文化交往和碰撞中，逐渐认同、借入或融合当地“他者”文化元素。在地化文化适应线索表达了东南亚跨界群音乐文化的国家意义层面的文化叙事，即在“东盟共同体”框架下，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的文化守望、文化现代化发展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国家文化政策三方之间在协调与共谋中走向文化间的相互适应。
图8.在地化文化适应线索关系图示
其三，国际间文化调适线索。国际间文化调适线索表达了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在“海外—东南亚”以及“东南亚—中国”之间的“双向双边关系”的文化叙事。在海外与东南亚之间，往往表现为在与西式文明碰撞中所表现出来的异质性的文化差异，以及西式现代文明主导下的文化变迁和现代性策略中的文化创造。而在东南亚与中国之间，则表现为同宗同源的时空性文化差异，其中的文化变迁是历时性文化“涵化”的结果，在“一带一路”的倡议框架中，双方达成合作关系的文化创造。
图9.国际间文化调适线索关系图示
2.课程内涵：突出文化认同的核心课程形式
如上所述，“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不仅导引出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与文化认同的研究方向，同时也是当下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课程教学的内在规约性。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框架下，东南亚跨界族群所操持的音乐，并非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形式，而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表达的文化认同。换言之，文化认同是当下东南亚苗瑶族群音乐文化突出的中心社会问题(core issue)。突出文化认同的课程内涵来组织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课程的教学，需要从“实体性课程思维”转向到“关系性课程思维”，在课程观上表现为“问题中心综合课程观”。
问题中心综合课程观又被称为“社会本位综合课程观”。综合课程(integrated curriculum)是以探究一个中心议题的问题意识来综合多门学科知识观和方法论的课程观念，其中“问题中心综合课程观”来自康茨(Counts，G.S.)、布拉梅尔德(Theodore Brameld)等教育学学者的“社会改造主义教育哲学流派”(social reconstructionism)，是杜威(John Dewey)经验自然主义教育哲学的继承与发展，认为核心课程策略是指通过围绕社会问题来达到各学科知识之间的综合。
当下，我国“世界音乐”课程中，无论是概论式课型、专题式课型还是区域性课型，有关东南亚跨族群音乐文化的教学，大多仍然是从实体思维出发，单维度地讲授其音乐的形态特征。即便是关系思维理念下的综合课程教学，也是一种“学科本位”的综合课程教学，即以音乐形态为核心，综合其文化语境的一种课程教学，这就需要我们带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问题意识走进东南亚，展开实地调查。当然，目下已有杨民康组织的“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与认同研究”、赵塔里木组织“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音乐文化研究”等前期成果的积淀。同时，一些学者也在“中国—东南亚”的双边关系性结构中展开了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实地调查与比较研究，如李纬霖对于中、老、缅、泰掸傣族群传统乐器的跨境比较研究、苏毅苗对于中国南方彝族尼苏人与越南北部倮倮人的呗耄“腔调家族”的比较研究、张小梅对于中、越交界京族民歌音乐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及高嬿对于中国云南文山与越南老街沙巴芦笙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等。上述学者的实地调查与比较研究，一是为当下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教育教学积累了课程资源，二是开启了课程与文化“走向‘关系’式的开放与整合”的现实路径。
如前所述，以“一带一路”文化认同与文化共建的话语表述，作为核心问题来组织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课程教学，在课程内涵上将实现三个学科圈层知识及其变迁的接通，其中内圈为东南亚跨界族群有关民间文学艺术领域的知识与行为，包括民间文学(神话和诗歌)、舞蹈、传统手工艺以及传统建筑等；
中圈为东南亚跨界族群有关民间哲学的观念和思维，包括天地观、伦理观、审美观、宗教信仰、心理结构等；
外圈为东南亚跨界族群有关社会文化方面的知识和行为，包括民族历史、民族社会、民族语言、民族政治、民族经济、民族关系以及民族教育等，而这正是“一带一路”文化认同与文化共建的战略目标之所在。
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看到，实体思维的课程策略是一种“侧重认知”的课程，它将东南亚跨界族群的音乐文化“物化”为封闭的音乐学科课程文本，以主体对客体的方式，将其作为知识予以习得，作为音响予以体验，作为艺术形式予以展演与表达。而关系思维的课程策略是一种“文化理解”的课程，它是以东南亚跨界族群的音乐文化作为媒介，在当下“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共建的“关系性”语境中，与东南亚跨界族群对话，通过对话达到理解，通过理解实现共赢共享的文化创新，这即是在当下“世界音乐”教学策略中，对于与东南亚跨界族群类似的族群音乐文化课程思维的个案表达和文化诉求，具体应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课程目标转换：
第一，从认知到认同，即将跨界族群音乐的传统看成是文化身份的表达，从单纯音乐知识的学习转变为整体文化身份的认同。
第二，从习得到对话，即将跨界族群音乐的学习看成是主体之间的交往，将音乐的领悟与获得转变为文化的互动与对话。
第三，从体验到理解，即将跨界族群音乐知识的生成看成是深层次的心理活动，从表层的艺术体验直达深层的文化理解。
第四，从表演到创生，即在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教学策略中，将单纯的艺术创作与表演的教学转变为整体性的文化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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