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彦 赵 颖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葫芦岛 125105)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寻求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动能是当务之急。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通常有比较完善的金融系统，完善的金融系统可以有效防范风险、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有利于化解企业融资困境，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既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创新驱动可以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只有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探究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于经济增长模型的演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新古典增长模型时期、内生增长模型时期、创造性破坏模型时期。新古典增长模型肯定了资本、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该模型将技术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肯定资本、技术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基础上，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了修正，揭示了内生性技术进步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源。创造性破坏模型则将资本、技术与经济增长密切结合起来，指出稳定的经济增长需要二者的密切结合。金融发展有利于资本集聚，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科技创新是技术进步的重要保障，更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国内外学者就三者间的影响作用展开过诸多研究，但已有研究更多侧重于分别探讨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二者纳入同一框架并考虑变量空间特征、调节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现有研究在科技创新指标构建时大多使用研发经费、专利申请数等变量，鲜有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角度来研究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导致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失偏颇。本文的贡献在于：(1)在研究视角上，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将整体样本划分为东部与中西部两个子样本。相比于整体样本，地区子样本更为详细地探究了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及异质性，有助于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2)在指标选取上，从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对科技创新变量加以衡量，并将科技成果创收率作为衡量科技创新产出的指标，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这一角度探讨科技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3)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我国2008—2019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反距离嵌套空间权重矩阵，通过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在考察了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用及空间效应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探究了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新思路。
(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从影响方向、区域发展异质性、空间溢出效应三个方面进行归纳。首先，影响方向方面。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减少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改善公司信息获取情况和公司治理情况，进而促进经济增长。Levine.R,“Finance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 ,Vol.1(2005),p.865-934.另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私人信贷的增长，如果私人信贷的增长不伴随着实际产出的增长，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将产生负向影响。Ductor,L,and D.Grechyna,“Financial Development,Real Sector,and Economic Growth”， ,Vol.37(2015),p.393-405.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的门槛限制，当一国金融发展超过某个临界值时才会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Aghion,P,Howitt,and D.Mayer-Foulkes,“The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onvergence:Theory and Evidence”, ,Vol.120(2005),p.173-222.当金融发展超过门槛值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Law,S.H,and N.Singh,“Does Too Much Finance Harm Economic Growth?”， ,Vol.41(2014),p.36-44.其次，区域发展异质性方面。由于不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同，从而导致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所差异。有学者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东到西依次降低，并且金融市场的联动对区域经济也有积极影响。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认为金融发展对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我国东西部地区。最后，空间溢出效应方面。地理学第一定律表明，任一地区的某种经济地理现象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地理现象是相关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具有空间关联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其一，金融发展通过信息收集降低信息不对称及流动性冲击造成的金融摩擦和市场失灵，金融发展能够充分发挥金融市场融资与资源配置功能，增强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完成资金从储蓄到投资的转化，实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其二，由于地区间人力资本、区位交通和政策优惠等状况存在差异，导致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不同，这会使资本流向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产生的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会带动邻近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已有研究关于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促进效应。科技创新通过企业规模、行业集聚、产业乘数三种效应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学者们通过建立外生技术进步多部门增长理论模型、空间计量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内生增长模型等方式验证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Ngai L R,Pissarides C A,“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Vol.97(2007),p.429-443；
李翔、邓峰：《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科研管理》2019年第3期；
汪发元、郑军：《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动态空间模型分析》，《经济经纬》2019年第4期；
阎东彬：《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统计与决策》2020年第2期；
洪雪飞、李力、王俊：《创新驱动对经济、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域面板数据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管理评论》2021年第4期。二是抑制效应。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二者联系并不紧密，科技与经济脱钩阻碍了科技创新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学者们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2SLS模型佐证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的观点。为进一步研究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国内学者将科技创新细分为科技创新投入与科技创新产出，从投入与产出两个角度对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详细探讨。已有研究普遍支持科技创新投入是促进经济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引擎，科技创新投入对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存在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特征。科技创新产出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已有研究发现科技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较低，科技创新产出效率低下与科技创新产出未得到有效转化是导致科技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普遍偏低的主要原因。
科技创新投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应当将科技研发资金的投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免造成资金浪费。合理范围内的科技创新投入可以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技术的日益娴熟，在某种程度上会促进生产要素和知识信息的共享，降低企业科技创新成本，促进本地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达到做大经济增长这块“蛋糕”的目的。同时，不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均有所不同，理应采取与地区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创新模式。奉行“R&D崇拜”，过度迷信创新与一味注重科技创新产出数量并不能真正提升技术进步水平。在科技创新产出较少的阶段，科技创新产出的正向效应不足以抵消资本资源消耗的负向效应，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或受于资金、市场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大量的科技创新产出在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存在一定阻碍。长期处于“休眠状”的科技创新产出过度消耗了社会资源，造成资源浪费，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科技创新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H2b：科技创新产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三)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归纳：一是金融发展通过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经济增长，认为科技创新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二是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二者融合度不足导致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甚至抑制了经济增长。
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的融合可以增强技术与资金之间的互动，充分发挥二者优势。科技创新激发金融创新，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并提高资产配置效率，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引发的融资约束，达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目的。同时，二者融合所产生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也有利于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a：科技创新投入在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H3b：科技创新产出在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一)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弱不仅与地理位置是否接壤有关，还与地理距离、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相关。单纯以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刻画空间关联度的衡量方法是粗糙的(李婧，2010)。因此，本文选择构建经济反距离嵌套权重矩阵进行空间回归分析，具体设定方法如下:
(二)模型的选择与建立
首先通过LM检验初步确定选用的空间模型，其次对空间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最后进行LR检验判断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存在退化的可能。三种模型的LM检验结果初步显示均应选择空间误差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LR检验结果均在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构建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更加有效，构建模型如下：
1=+1++++++++++
(1)
(2)
(3)
其中，1代表某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代表某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代表某一地区科技创新投入水平，代表某一地区科技创新产出水平，i代表省区市，t代表年份，代表空间自相关系数，代表空间权重矩阵，代表个体效应，代表时间效应。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肖功为等学者的研究选择剔除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后的各行业生产总值的对数(1)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经济增长。借鉴庄毓敏等学者的研究选择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2)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李苗苗等、张林、刘超和马玉洁等学者的研究采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之和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1)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借鉴王认真、张林、张长征和施梦雅等学者的研究，采用各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的对数()衡量科技创新投入，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比值的对数()衡量科技创新产出。
3.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张林、庄毓敏等、张长征和施梦雅等学者的研究控制了一些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变量，外商投资水平()、以各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资本形成率()，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工业化程度()，以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贸易开放度()，以进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的对数值衡量。并采用城镇化率()，以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衡量；
通货膨胀率()，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作为遗漏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鉴于2008年以前我国部分地区没有单独统计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标以及西藏地区数据缺失较多，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及完整性，最终本文选取了我国除西藏地区以外的30个省区市2008—2019年的年度数据。其中，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外商投资水平、资本形成率、工业化程度、贸易开放度等指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金融发展指标来源于历年《金融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各变量样本观察值为360，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下，其中，1均值为9.5164，标准差为0.8949，最小值为6.8130，最大值为11.4027；
2均值为9.6300，标准差为0.9070，最小值为6.8685，最大值为11.5868；
均值为3.0749，标准差为1.4232，最小值为1.4005，最大值为17.6365；
均值为-4.8310，标准差为0.6188，最小值为-7.7439，最大值为-3.8102；
均值为-2.2953，标准差为0.7754，最小值为-5.5694，最大值为0.2960。
(一)空间自相关检验
进行空间回归分析前，应先考察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本文采用Moran’s I指数来检验经济增长的全局空间相关性。全局莫兰的计算公式如下式(4)所示：
(4)
全局莫兰检验主要用于识别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在整体区域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没有对空间异质性进行检验。为了分析各省区市与邻近省区市的具体空间特征，本文进行了局部莫兰指数测算，局部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式(5)所示。
(5)
(二)空间杜宾模型固定效应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经济反距离嵌套权重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各变量的分解效应。结果显示，空间权重模型的空间自相关系数为0.3027，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空间效应存在的同时，经济特征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
科技创新投入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总效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科技创新产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
假设1、2a、2b得以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变量选取问题
本文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系数检验与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变量相关性系数小于0.5，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VIF最大值与均值分别为2.29和1.80均小于临界值5，故认为本文变量的选取是较为合理的。
2.遗漏变量
仅仅在控制外商投资水平、资本形成率、工业化程度、贸易开放度等变量的情况下，考察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导致回归系数偏误。为避免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将城镇化率、通货膨胀率两个变量纳入模型(1)进行回归后，解释变量的系数与显著性没有发生实质改变，因此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对本文回归结果的干扰。
3.替换变量
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2)替换原有衡量经济增长水平的指标1，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发展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
科技创新投入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总效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科技创新产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可以证明前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4.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本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2)(3)进一步研究科技创新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两个模型的空间自相关系数分别在5%与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我们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估计是合理的。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投入交互项的直接效应、总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为正。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产出交互项的直接效应、总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为正。结果表明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对空间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收效甚微，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
为考察科技创新调节效应的区域异质性，本文将总体样本划分为东部与中西部两个区域子样本进行异质性探讨。首先，东部地区金融发展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过高，当金融超发展时会抑制本地经济增长。而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平均值为3.4900，高于全国平均值3.0749，也为上述解释提供了佐证。其次，东部地区金融发展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显著程度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再次，在我国，单纯地依靠科技创新投入或科技创新产出的力量不能起到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需要与金融协调发展。最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投入交互项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显著为正，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产出交互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为正，但不显著。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投入交互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显著为正，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产出交互项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为正，但不显著。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尖锐，贸易保护盛行，地区武装冲突不断，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多方面遏制中国，众多不利因素迫使我国经济由长期以来的粗放式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升级转型，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生产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精尖高附加值的产品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促进金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加快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最高端的步伐，才能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以及科技创新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金融发展、科技创新的分解效应。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与总效应显著为正。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了以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投入两个方面为着手点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正确性与必要性。科技创新产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显著为负，这说明科技创新产出在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路径上仍存在一定障碍，尚未形成实际生产力，单纯依靠科技创新产出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全面的。
第二，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与总影响，但对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点：其一，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取决于二者融合的深度以及融合质量。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融合不足，导致科技创新没有在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溢出效应。其二，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水平存在差异。若相邻两地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度均处于较高水平会形成“1+1>2”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若相邻两地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融合水平相差过大则会形成竞争效应，减弱空间正向溢出能力。因此，深化地区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融合，提升二者融合的质量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第三，科技创新调节效应的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调节效应的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与总效应显著为正，科技创新产出调节效应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为正。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调节效应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显著为正，科技创新产出调节效应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为正。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优于东部地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收效甚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政府可以从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改革等角度入手构建有效支持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大力支持企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套期保值、收购兼并以及风险防范等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
第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科技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投入是进行科技创新活动的前提和保障，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则是科技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保证科技创新投入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成果的落地及其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应用、推广。同时，政府也应积极促进金融与科技的协同发展，深化二者融合程度，依靠金融科技的力量加强省际金融资源与科技资源的共享，先发地区带动后发地区，共同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
第三，针对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投入融合方面，东部地区应创新二者的融合方式，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产出融合方面，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都急需加强二者的融合程度，但侧重点略有不同。东部地区应注重提升科技成果质量，提高科技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加深科技端与金融端的对接程度，通过科技赋能金融的手段推动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应改善当地科技创新环境，增强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进行高效率的、有助于与金融协调发展的科技创新活动，通过这些举措提高科技创新成果在各个行业发展中的贡献率，逐步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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