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娜 顾 毅
语言对战争有至关重要的作用(Baker，2006)，不仅是战争交际中传递信息的必要手段，还能塑造公众意识形态，影响特定语境下的意义建构(孙吉胜，2009)，使战争行为合理化。因此，战争交际是带有一定目的或意图的意识形态驱使的语言行为，有效的跨国战争交际离不开译员与战争冲突方通过语言对交际意义的传递与建构。
《战时交际、口译与语言：历史与当代视角》(，：) 2020年由帕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属于“战争中的语言”系列丛书。本书是2017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办的“战争与冲突时代的语言”研讨会的成果。编者Amanda Laugesen和Richard Gehrmann将研讨会系列论文按交际、语言和口译主题编纂，阐述战时译员跨语言交际经历及翻译政策问题，探讨历史及当代战争语域下语言、交际与口译的困境及其作用。
结构上，除引言和结论外，本书共3个部分，即战时跨文化交际经历、交际策略与语言教育、战时及战后口译员经历；
内容上，编者分别从战场前线与战后审判情境下围绕“交际”“语言”和“口译”3个主题展开，环环相扣，构建战争语域下语言、口译、交际的多维关系。
首先，引言部分概述了语言、交际与口译对战争的影响。军事语言人才是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言人才的储备和军事人员的语言素质训练已经成为现代战事备战的重要环节。运用语言技能，译员可实现各种交际目的；
同时，译员的背景、动机、经历、在军队中的角色定位及战争经历又会影响他们的语言行为。作者列举5位不同时期译员的经历，阐述战争情境下翻译行为与战争的相互作用：译员有效的交际策略可快速完成审讯，获取准确情报；
熟稔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可巧妙化解危机，避免杀戮，甚至影响战事决策。
第一部分“战时跨文化交际经历”阐释了在战时冲突中，语言与跨文化交际对塑造国家民族主义的重要作用。语言是跨文化交际的载体，战争中不同参与方在交际过程中构建独特的语言图景(Language Landscape)，军士对该图景的解读受到文化的影响，带有一定的交际目的。“一战”期间，澳军士兵在异域受到文化冲击，为满足交际需求而学习外语，后因对异域文化和语言的偏见，以及对英语语言国家的文化安全感和种族优越感凸显，大量吸纳美国和英国军事用语，出现单向语言借用现象。这是交际所需的语言表层信息的迁移，体现了强权军事文化的向外输出现象。语言相似，依旧难以掩盖跨文化交际中英语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性。澳大利亚军士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意识到语言实为身份的象征，强调使用俚语，认知自我，完成身份构建。“一战”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形成的关键时期，语言与交际对其身份构建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部分“交际策略与语言教育”揭示了语言教育深受文化军事政策的影响，研究了战区语言强化课程的效度，同时探讨了互联网时代跨国军事作战中不同国家采取不一致的交际策略遭遇的挑战。“一战”期间，出于对战争的担忧，澳大利亚做了充分的战前语言与文化准备，在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开设日语课程，日语教育得到一定程度发展；
“一战”结束后，日语的发展逐渐停滞；
“二战”爆发后，军事日语人才需求激增，日语教育在悉尼大学得到重视。文化军事政策直接决定日语教育的发展抑或停滞。本部分还以澳大利亚国防语言学院开设的通用语言课程为例，研究了语言强化课程的效度，评估学员在短期内高强度语言学习能达到的语言能力水平，通过口译案例强调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熟悉语言和文化能有效促成交际，避免交际冲突。此外，跨国军事作战，不同国家采取不同交际策略向民众传达战事，作者采用框架分析模式，对比美国和作为驻阿富汗国际维和部队成员国的德国在反恐战争中与本国民众的交际策略，揭示民族意识形态对交际信息接收程度的影响，从而阐明基于意识形态的交际策略对民众集体行为即民意的影响力。
第三部分“战时及战后口译员经历”从5个方面分别进行阐释。第一，口译员的意识形态影响战时冲突的交际活动。白俄罗斯流亡者在苏德战争期间担任口译员，受制于自我意识形态，违背“中立、忠诚”的翻译职业道德要求，强调其在战争冲突社会语境中扮演的“协调者”的重要角色，企图借助德军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实现复国大业。第二，“二战”后，澳大利亚设立战争法庭，译员构成复杂，能力参差不齐，影响公正审判，法庭采用权宜之计解决暴露出的问题与困难，为现代军事法庭，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的审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对比各时期国际战争法庭与国内法庭，概述译员在庭审过程中遇到的词汇、语义、话语、语用等层面的挑战，以词汇翻译困难为例，探讨法庭及译员如何解决困难，确保译文准确性，减少对庭审公正审判的影响，强调了从“二战”后到当代及现代的国际战争法庭庭审制度日益完善。第四，作者从口译被服务方(Endusers)视角强调现代战争交际过程中，除了高质量的语言技能外，译员的跨文化知识对有效交际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五，剖析了伊拉克战争译员(ILMs)在战争中面对的风险，包括军事风险、恶劣自然环境风险、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并给出相应的建议，强调了对译员实施系统化风险管理训练的必要性，为未来跨国军事行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结论部分，作者再次强调了语言在战时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作用，但跨文化交际并不局限于语义的传达。译员及战争相关方的意识形态、跨文化意识和语言能力均会对战争的发展产生影响。作者对未来战争中语言的研究趋势提出展望的同时，也指出国际局势和科技发展对译员和战争中的语言研究带来的新挑战。
本书是研讨会的论文集，作者为语言教育专家、交际研究专家和拥有丰富战时口译经验的从业人员，分别从“交际”“语言”和“口译”多维角度解读语言与战争的关系，特色鲜明。
3.1 多视角探究，客观中立
境外冲突报道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官方(当权者)发布，即便是主流媒体也需得到官方支持方能获取战争信息，其客观准确性易受到质疑。本书作者中不乏亲历战争的译员与学者，其结合各自的专业背景，从当事人的视角战争中披露的交际实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跨国战争是多方参与、跨文化的复杂的交际行为，参与方立场不同，披露的战争的本质也有所区别。本书作者作为战争的不同参与方，其研究能使战时语言交际行为的研究更加多维、立体、全面。可以说，本书以历史战争和当代战争为案例，探析战争领域的语言、交际与口译的多维关系，最大程度地确保了战争研究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3.2 研究方法多样，丰富研究思路
战争的特性决定了战争的相关研究时效上具有滞后性。本书以战争中的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历史战争及当代战争开展历时研究，考察战前、战时及战后语言、口译与交际三者对意义的建构，以及如何共同作用影响战事结果和审判公正。同时，战争语言的语域特殊，本书基于译员或士兵的日记、回忆录等史料，采用历史文献法、口述历史法开展研究，拓宽了口译史研究思路。对战时口笔译的研究不仅需要定量的研究，考察不同时期战争中译员的数量与战争走势和结果的关系(Elias-Bursac，2015)，也需要对某次战争中的译员的经历进行定性研究，剖析翻译对战事的影响，本书则是对语言与战争关系的定性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
3.3 理论性与事实性兼顾，叙事同时进行学理性分析
书内案例均为个人经历、口述史访谈、档案、日记或书信等真实史料。多位学者从学术视角剖析战事真实案例，对不同时期的战时及战后语言开展研究，阐释跨语言交际行为中语言与战争的多维关系。本书在叙述伊拉克战争中译员面临的各类风险因素的同时进行风险管理模型的建构，在叙事的同时进行学理性分析，利于读者了解语言在非日常语域即战争冲突中的作用，同时战争的真实案例为学者提供丰富的史料，为更深入地从语言角度研究战争奠定基础，使战争的研究更全面透彻。
然而，本书亦存在不足之处：其一，本书内诸多研究基于史料，如回忆录、个人日记、书信等，多为未发表资料，后续研究者难以收集查证，其客观性难免会遭到质疑；
同时，作者仅利用这些主观史料对战争中的交际、语言和口译间的多维关系进行定性研究，未对其做定量研究的考量。其二，本书是研讨会论文集，编者虽然确立了明确的主题探究战时语言交际行为，但作者多基于自身知识结构选取交际、口译与语言之间的某一者或某两者对战争的影响进行探究，未系统探讨战争交际行为过程中交际、口译与语言间的错综交错的关系及其对战争的协同性影响。基于此，战争语域下，交际、语言与口译三者的多维模型构建能更有效地对复杂的战争交际行为进行剖析，为更有效地进行军事翻译人才培养、现代军事战备和指挥，以及获取战事胜利提供有益借鉴。
战争构建跨地域、跨语系、跨文化的关系空间，人们通过建立与世界的联系建构对世界的认知，对冲突领域的语言和交际研究，折射出战争语域下交际的目的和本质。本书探析“交际、语言与口译”三者在战争语域下建构意义的交互作用，对深化战争研究、拓宽战争口译研究维度及构建国家话语身份等具有重要启示。
4.1 跨域协作，知识贯通，深化战争研究
近年来，战争的研究呈现跨学科趋势，但语言对战争的重要作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内外对战争的语言性和交际性的研究相对薄弱。战争的灾难性、突发性和即时性为战争中的语言研究带来挑战，学者难以对战争开展实证研究，战争的史料收集难度较大，非战争实际参与者鲜能获取相关材料。自2006年Mona Baker著的《翻译与冲突》以来，尤其是“战争中的语言”这一系列丛书从2012年第一本出版开始，语言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引起国际关注。作为功能语言学的分支，军事语言建构特殊语域场，参与方(包括译员在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权利、级别、跨文化意识和专业知识不均衡，导致话语权力不同。口译员的语言能力，尤其是跨文化能力常常被军职要员忽视。交际冲突出现时，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权力级别高但跨文化意识薄弱的军士，对异域文化的无视，造成跨文化交际失误，影响战事结果。交际参与者和语言协调者(口译)战争经历的肖像描写将战争中语言的研究具体化、可视化，强调应当给予口译的跨文化意识和决断应得的重视，为当代军事政策提供启示。
4.2 细化口译分类，拓宽口译研究疆域
口译员作为人类互动和跨文化交流专家、从事职业化工作的专业人士(吴远宁，2016)，全面参与战前语言教育、战时语言交际和战后审判翻译。战前语言教育实则为战事储备军事译员，本书中强化语言课程的实证研究为语言和翻译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国际口译组织将法庭口译划归为社区口译，法庭口译员在多场世界战争审判中的现身引起学界对其角色定位和困境的探讨，但对战事前线口译员的研究相对较少。本书作者挖掘史料文献，对战时和庭审译员的肖像描写，阐释前线译员不同于庭审译员的困境与挑战，剖析了其角色定位不清晰、职业道德模糊等亟待法学界与语言学界专家共同解决的问题。国际军事行动中，战争前线译员必不可缺，其作为特殊语域下的交际协调者，因涉及战事信息安全，应与庭审口译、法律翻译等区分开，按照人员背景、语言能力级别划分等级，界定译者能力、翻译策略等，有效地确保军事行动对口译人员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法学界与语言译学界合力修订此类特殊语域下口译职业准则，明确译员角色定位、权利职责、道德规范等，转变法学界的看法，在关注战争中的语言文化现象的同时，更要关注口译员跨文化意识和知识对战争的重要影响。
4.3 文化传播，构建国家话语身份
反恐战争中，澳军与美军为同盟军，国家实力主导下的美军军事文化影响力巨大，但澳军强化使用带有国家身份标记的俚语，通过语言框定意义体系，帮助澳军过滤他者，形成对国家文化的身份认同，完成国家身份构建。和平年代，国际交往中各国文化在传播中相互交融与碰撞，构建国家话语身份有益于避免文化博弈造成的同化或消亡。一方面，要主动借力语言对意义的建构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外译的受众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使得受众与中华文化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为打破这种文化藩篱，在中国故事讲述过程中为受众框定意义体系，对接受度较好的外译文本进行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抓取受众意识形态，并依其调整交际、翻译策略，因“众”制宜尤为必要。另一方面，国际军事行动中，交际目的与文化差异制约国家军事战略在大众传播时的策略，在信息时代，同一事件交际策略的不一致让公众质疑报道的真实性，报道的多面性有益于披露事实真相。针对国际上的共性、敏感问题，西方国家为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报道内容与事实大相径庭，我们应敢于传播“中国声音”，外译“中国版本”，赢得世界民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在中外文化交际融合与碰撞中构建国家特色话语身份。
战争语域下交际、语言与口译的作用不容忽视，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战争中的语言塑造战争语域，构建话语意义，指导交际行为(包括口译)实现战争意图与目的。忽视语言文化因素的交际行为是语言符号层面的转换，不恰当的表述意味着不准确的信息传递，进而导致文化冲突，加剧相关方的对立关系，战争形势恶化。因此，战时交际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语言翻译行为，而文化制约的语言翻译行为是为了达成某种特定目的的交际活动。
交际、语言与口译对战争影响的多维模型的建构可围绕战前、战时与战后3个阶段探讨。战前阶段，口译学员不处于真实的战争语境，交际情形为假设或可能情境，语言、交际与译员的关系多体现在对军事语言人才的语言能力构成及培养方式。涉外军事行动人员的能力应包括语言技能模块、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块、语言实践经验模块及军事专业知识模块，以战事需求为导向的语言培训班是强化相关能力的有效手段(李洪乾 等，2019)，这与澳大利亚为未来战场设置强化语言班，强调译员核心语言能力的举措高度吻合。战争语域下的口译人才培养具有共性，语言技能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跨国军事行动中口译员必不可少的能力，对战事的成功起重要作用。
在战时前线与战后庭审中，语言发挥其本体作用，塑造战争语域和建构社会现实，战争语言交际行为多维关系如图1所示。战时的军方、战后庭审的法官与控、辩方是交际的发起者，也是操作学派理论下的赞助人，他们试图通过言语行为宣扬自己的观点，建立规则，制定语境，建构意义，影响公众，或引导被告进行事实陈述，维护各方自身利益前提下实现法律正义。语言是他们达到特定目的的行为方式，交际意图通过语言传递给口译员。译员基于自身的背景知识接收意义，基于对驻军国文化和国民意识形态的了解，框定语篇叙述内容，转换语言形式，将意义用译语传递给驻军国的民众或庭审被告，引发预期的行为。
译员在战前习得的多模块语言能力是交际行为不可或缺的核心技能，准确理解语义、解析军事意图。虽然译者行为受赞助人的控制，但译者犹如跨文化交际的滤镜，其话语策略的选择受跨文化交际的环境、角色定位和译者道德规范、译者主体性的选择的共同影响。
图1 交际、语言与译员多维关系图
5.1 跨文化交际环境
战争译员的构成一般分2类，即职业译员与临时译员(包括当地懂外语的民众或庭审时懂外语的被告或法官等)。临时译员的出现多因战事译员需求数量巨大，职业译员无法满足需求，或庭审时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译员缺席。他们是来自特定社会语境的个体，没有受过职业译者能力培养，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经历不仅影响言语意义的接受，更会影响他们在交际过程中对道德、政治及语言因素的选择(刘立胜，2013)。战争的高危险、高压力、高强度的恶劣环境造成的口译员的焦虑、恐慌情绪会加剧这种影响，甚至对军士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战争风险应对与解除。为此，开展系统的风险管理体系训练，提升译员对战争中出现的各类恶劣环境的适应力和忍耐力是消除对交际影响的有效措施。此外，对语言的理解受不同国家历史、文化的影响(孙吉胜，2009)，信息意图发出者表达信息的用语在不同的文化交际环境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造成误解甚至敌意。没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很难发觉文化环境造成的这种意义的偏差，因此，口译员在话语策略的选择中，也需要有意识地考虑跨文化交际环境造成的影响。
5.2 角色定位
译员身份认定是影响译员翻译策略、左右翻译效果的一项重要因素(张威，2013)，角色定位清晰能有效地促进战争交际行为达到既定目的。然而，战争形势复杂多变，军方对口译员的角色认知混乱。面对危险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口译员也常被视为久经沙场的士兵，被分派了侦查、射击等军事任务；
伊拉克战争期间，军方委托译员负责基建建设招投标筛选，赋予其核心语言能力之外的经济权利，译员的角色偏离其核心语言能力，为其他译员招致人身安全风险。口译员作为军队编外人员，权力有限，地位边缘化，其核心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不被认可甚至被忽视，无法有效地发挥语言协调者的作用，影响交际效果，甚至导致交际行为中断。即使在战后庭审过程中，学界将法庭译员的角色视为“机构守门人”(赵军峰 等，2011)，是庭审交际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语言协调者，但处于利益博弈关系的庭审各方为争取自身利益而无视译员作为语言文化协调者的专业身份，律师辩护辞藻堆砌、巧言辞令，被告借质疑翻译准确性推诿罪行、拖延审判。学界虽然明确了译员在战后庭审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但尚未得到法庭各方的权威认可，因此，法律相关人士应转变看法，认真审视并尊重法庭译员的角色定位。
5.3 道德规范
译员角色是口译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的一项关键内容(张威，2013)，译员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言语行为应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反之，道德规范约束指导译者的角色行为。战争语境下，译员的角色定位有别于普通译员，部分译员来自战事国家的身份背景、战争中超出语言协调者的译员角色等因素，使得现行的口译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中的“中立”“忠诚”等原则难以充分解释译员的交际行为。缺乏有效的道德规范的指引，译员的交际行为极易沦为各方利益主体争相质疑的众矢之的。角色定位与道德规范两者相互联动，清晰界定，有益于战争语域下的信息意图得到有效的传递。
5.4 主体性
口译员是战争交际过程中的跨文化滤镜，信息意图的传递不是语言符号的转换，需要译员结合赞助方与民众或被告间的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有意识地自主采取相应的交际策略，完成信息的传递。战争语域下，译者的主体性游弋于操作学派提出的译者受目标文化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纵，与“忠实”标准指导下的文本中心性之间，是有意识地以交际为导向的自驱力。战时面对意识形态差异与文化冲突明显的交际双方，译员有责任和义务“教育”赞助人，给出恰当的交际方式的建议，军队或政府或采纳或拒绝建议，再次通过语言建构意义传递信息，从而完成新一轮语际交际。庭审中遇到词义空缺，语义模糊、律师抗辩式话语修辞导致的语用误译等问题时，译员对不清晰语义的去模糊化处理等，都是译员主体性的体现，推动意义向交际另一方明确传递。然而，受上述角色定位和道德规范的影响，交际参与方为争夺自身利益和话语权，而针对译者主体性质疑，现当代法庭上庭审中各方对某些词汇意义的磋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s)现象，对译员的去模糊化翻译策略而质疑其公正客观的职业道德。
战争交际过程中，人员组成多样化，涉及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彼此间既相互依存，彼此协作，又进行着话语权利的争夺(Tug-of-war)，在竞争与合作中运用语言完成交际过程。
瑕不掩瑜，本书作为“战争中的语言”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回归语言本体，阐释交际、语言与口译三者对战争的影响，探究历史与当代战争的多个框定场景下，交际行为各参与方通过口译运用语言传递建构的意义，透过跨文化能力的滤镜，析出交际意图，实现既定交际目的。本书的贡献在于使学界及军事界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战争是一场跨文化交际的行为集，语言、文化和译者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军事和法律专业人士转变口译员是“传声筒”工具的错误看法，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语言人才是现代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战争口译员的角色定位、道德规范、主体性等问题亟须学界与军事界共同明确。同时，战争语域下的口译研究目前在国内外仍存在巨大的空白，本研究对战争口译的竖向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