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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犹如一股涓流，哺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的思想向世界各地传播。风云际会间，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在此前后，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逐渐了解并开始宣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们的著作。在当时的留日中国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一种风潮。
1915年6月，陈独秀留日归国。3个月后，其主办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创刊号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陈独秀在文中写道，今日之社会制度“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正式吹响，在中国社会中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1917年11月7日，停泊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发射了一枚攻打冬宫的信号弹，宣告十月革命的爆发。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李大钊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举起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从1918年7月开始，他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这一系列文章和演讲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发端。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还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杨匏安、李达等留日归来的先进青年，也纷纷撰写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文章。张闻天、邵飘萍等人在国外撰文著书，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在国内出版。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就重视宣传工作。”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后，决定成立党组织，在征求李大钊意见后，将党组织定名为“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两个月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及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旅日、旅法留学生和华侨先进分子，也都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就开始有计划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美术馆拍摄的吴为山雕塑作品《马克思》。图：新华社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翻译。之后，他参与《新青年》编辑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建工作。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磋商筹建中国共产党，得知《共产党宣言》已被译成中文后，决定交由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资助出版。陈独秀立即着手组织对陈望道的译稿进行校订。4个月后，在上海拉菲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一个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里，《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呱呱坠地”。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之际，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亮出“共产党”这面旗帜。
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当时的先进青年认为“最宜采用”，因此，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其中开宗明义确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大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其中将“宣传”单列为第二部分，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这为做好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提供了具体指导。
1921年9月1日，《新青年》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宣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阵地——人民出版社成立。1921年11月，为迎接党的二大召开，党中央领导机构下发建党后的第一个通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殷殷期盼溢于言表。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建党后的政治宣传情况，列出“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包括马克思全书二种、列宁全书五种、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并附注“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是很短的，至今不过三年左右”，“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此时的中华大地，正如《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刊发的《赤潮曲》中所唱：“赤潮澎湃，晓霞飞动，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
1923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成立。上海书店在开业广告中宣称，“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1924—1925年间，中共中央对外宣传的《向导》《新青年》《前锋》等刊物均由该书店出版发行。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进入高潮，革命形势日渐好转，革命出版物的读者范围和需求也日渐扩大。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宣传问题决议案》，提出“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为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海书店专门经销马克思主义经典译著，包括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柯柏年译《哥达纲领批判》等，受到读者广泛欢迎。
随着书店经营业务的逐渐发展，上海书店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引起反动军阀的恐惧。1926年2月4日，上海书店遭到查封。鉴于长江中游一带革命形势日渐好转，党中央于12月1日在汉口创办了长江书店。在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下，武汉三镇来长江书店购书的读者络绎不绝，革命书籍供不应求。
1927年初，随着北伐军逼近上海，党中央决定恢复在上海的公开出版机构，首先成立了《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三个刊物的总发行所。3月，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党中央决定在三刊总发行所的基础上，建立上海长江书店。
1927年3月31日，《民国日报》刊登《上海长江书店正式开幕廉价启事》，向全社会广而告之，“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能有革命的行动”，本店“经售一切关于革命书报”，“本店愿意于这个高潮中，供给民众以研究高深革命理论的材料，凡我革命同志欲购革命的书报，请移玉至敝店可也”。革命激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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