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民本思想探析

⊙孙玉[聊城大学季羡林学院、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民本思想是贯穿《三国演义》始终的核心政治思想,它要求统治者做到以民为本,以实现明君贤臣统治之下的王道政治。战乱频仍的三国时期民不聊生,罗贯中巧妙地将这段乱世纷争的历史与其民本政治追求相结合,不仅着眼于各个政治集团的军事权谋,更注重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生存问题的态度。在小说中,不管是描写战争情节还是刻画人物形象,不管是铺陈渲染政治事件还是传达个人政治理念,他都把目光紧紧聚焦在民众的存亡上。因此,作者在小说情节的书写中表现出鲜明的民本思想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尚书》中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民本思想的源头,也是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人,罗贯中继承并发扬了民为政本的政治思想,并把这种民本精神在《三国演义》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作者的文学世界里,政治统治权的归属与民心向背联系紧密,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必失天下,这是作者民本思想在作品中最直接的呈现。

(一)君权民与,轻民必亡

在《三国演义》中,政治角逐始终与民众力量相辅相成。统治阶级轻民贱民的行为必然招致国家的灭亡,而民众的力量正是推翻君王贱民伤民暴行的利器。东汉末年,在君王无道、人心思乱之际,民间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教率先兴兵起事。身为农民起义首领的张角深知“至难得者,民心也”的道理,因此在民间广行安民之术而大获民心。在他举兵约事欲趁势而取天下之时,四方百姓一呼万应,“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由此可见民心是政治力量积蓄的基石。

黄巾军的抗争拉开了群雄四起、东汉覆灭的序幕,点明了民心向背与政权存立之间的紧密联系。继张角死后,起义军为害四方“劫掠良民”,最终因战力良莠不齐被尽数剿灭。农民起义的题材是罗贯中笔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作者看到了黄巾起义后期的弊端,但他仍然安排了农民起义推翻暴政这一情节,以此体现民众的重要力量和历史作用。罗贯中既将农民起义和张角不起眼的起义军看作东汉帝业的掘墓人,又将起义军残民害民的暴行看作其自取灭亡的原因,突出了民心向背对政治集团存亡的决定性作用。

罗贯中所处的元朝末期与小说选取的东汉末期社会背景多有契合。他选取东汉末年的乱世纷争作为小说题材,淋漓尽致地展现东汉末年君王的昏庸暗弱,以及人民在水深火热的黑暗现实之下奋起反抗的过程,笔锋直指现实。一方面传达出作者对元朝封建统治者苛政残民的批判,表现个人曾在乱世中图王安民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另一方面也警示统治者应当以民为立国之本,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总结历史经验和书写个人政治理想的现实意义。

(二)官为民设,残民必败

除了对统治者昏庸无能、贱民伤民的批判之外,对奸臣类人物残民害民的鞭挞也是罗氏民本思想的重要表现。小说中,作者塑造了大量色彩鲜明的奸臣形象,如驭权无谋被宦官反杀的大将军何进、凶暴残虐败于美色的董卓、劫持皇帝为祸百姓的李傕和郭汜、强暴骄奢最终呕血而亡的袁术等。在群雄权力争锋的过程中,这类乱臣贼子争相谋权篡位,视民众性命如同草芥,最终只能自取灭亡。对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暗含着作者对残民害民者强烈的批判与谴责,其中,董卓这一形象的塑造便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

董卓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失败结局的编织,是罗贯中展现个人民本思想的一个高峰点。何进被杀后,董卓趁机进京收取京城各贵族各部落的势力,一时之间权倾朝野,“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威福莫比”。权势滔天的董氏不知民众的重要政治意义,仍肆意施暴虐杀百姓:阳城社赛屠城,奸淫妇女,悬烧民头;
迁都长安,使万民流离不宁;
修筑郿坞,奴役民夫,鱼肉百姓;
虐杀北地降卒,哀号震天。他甚至堂而皇之地道出“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将百姓彻底碾压在权势的巨山之下,视百姓性命如草芥。

董卓暴虐残民的性格为其自取灭亡的结局埋下伏笔。他荼毒百姓的行为招致天下有志之士的不满,例如校尉伍孚藏短刀来刺杀董卓,以“人人愿得而诛之,吾恨不车裂汝以谢天下”一语言尽天下百姓对董氏暴行的愤恨。在董卓中计伏诛后,长期积压在百姓心头的怒火喷涌而出,以致“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长安士民,皆相庆贺”。甚至在埋葬董卓尸首时天降异象,“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这种带有魔幻色彩的书写说明董卓对民众的残酷暴虐已经到了天理难容的地步,是罗贯中对其残害民众的鞭挞。

贾谊曾论:“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雠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董氏自食残民虐民的恶果,最终权势功名湮灭,落得人神共愤、人人得而诛之的下场。除了是因为权欲熏心不加节制之外,更是因为他本性残暴践踏民命,这一点是他最终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作者极力描写董卓对人民的滔天罪行,同时借助小说的魔幻笔法极力渲染董卓最终自食恶果的结局,目的在于批判奸臣对人民的累累恶行,凸显民众的重要地位。作者借助三国历史中的乱象照鉴当下,暗讽元朝当权者尽管一时权势滔天,但是残害人民的暴行注定让其统治走向毁灭,这是罗氏民本思想的高度呈现。

《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将君主的存废悬系在民心之上,认为人民为天下之主,君主为保民而生。同时,君主应当将维系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作为立国治国的首要目标。罗贯中将立君为民的民本思想熔铸于三大政治集团的发展过程中,将民心所向作为各个集团势力消长的重要参考,民心也是帝王基业建立的基础保障。

(一)蜀汉集团之爱民护民

蜀汉集团向来是作者和读者在三国乱世争霸中称赞和歌颂的对象,刘备也被塑造成最受百姓爱戴和拥护的仁君形象。在整体上,蜀汉集团的发家史并不如曹魏、孙吴辉煌耀眼,但是它最终能够在乱世中与曹魏、孙吴相制衡,除了依靠集团各类人才的胆识谋略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蜀汉集团的核心人物对人民的重视。譬如关羽在斩杀曹操心腹车胄后不杀降兵,“诸军倒戈投降,军民皆安”;
再如张飞怒鞭“害民贼”督邮,从他“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的豪言中,能够体现出他对人民的重视和爱护。在蜀汉集团的主要成员里,爱民重民的人物形象表现出类型化特征,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主公刘备的仁德爱民。

刘备是作者展现个人政治理想的主要形象寄托。从桃园三结义开始,刘备便被塑造成一个忧国忧民、兼怀仁义的汉裔明君形象。他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乱世抱负,做县尉时“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三顾茅庐以“求济世安民之术”为念,入成都“赈济百姓,军民大悦”……在“携民渡江”这一情节中,刘备爱民重民的品性被放大到极致,他坚守“举大义者必以人为本”的政治原则,哪怕面临曹军压境不得不弃城而逃的绝境,也绝不会弃民而逃。不管在什么时候,刘备都以天下苍生为先,以人民安危为念。他身上爱民重民的特质,让他无论身居何处都能获得百姓爱戴,是蜀汉集团中以民为本政治理念的最高呈现。

诸葛亮也是蜀汉集团中爱民重民的典范人物。他将儒家主张的仁德用之于民:火烧新野前“差人四门张榜,晓谕居民”,“救济百姓”;
入主西川时嘱咐张飞“勿得掳掠百姓,以失民心”,既是智慧的化身和贤臣的典范,也是作者民本政治追求的寄托。诸葛亮是蜀国后期发展的支柱,在其治理下,“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追求。在入主西川的每一次作战平乱后,他都将“抚民劳军”作为第一要务。他甚至在死后还托梦保护西蜀百姓,嘱托钟会“汝入境之后,万勿妄杀生灵”,也正是这样爱民保民的思想让他受到民众的尊重与爱戴,成为千百年来忠臣贤相的典范。《三国演义》对蜀汉集团的书写相较于正史而言不乏美化、神化的成分,这无疑是作者对于明君仁政和贤臣辅政的政治理想的寄托。

(二)曹魏集团之重民保民

在曹魏阵营中,曹操虎踞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中原广揽人才,谋图霸业。虽然罗贯中沿承了宋代以来的“贬曹”传统,对曹操一营有所贬化,但是在小说中也不乏对曹魏阵营重民的细节描写。曹操渤海会盟时做檄文讨伐董卓,言中即有“扶持王室,拯救黎民”之志。而后青州黄巾军聚众又起,劫掠良民,残害百姓,曹操破贼招降,“招安到降兵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但除了择取精锐兵将外,“其余尽令归农”,曹操也“自此威名日重”。对人民的重视让曹魏集团赢得了民众的支持,这是曹魏政权发展、建立的奠基性条件和重要支撑。

曹操阵营也尤其注重保民的重要意义。在行军作战途中,为避免麦收季节行军使百姓惊恐,他命令军兵有践踏麦田者“并皆斩首”,百姓“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即便自己的坐骑践踏农田,曹操也要割发代首以昭己过,以示个人对民众的重视。与袁谭的南皮之战中,曹操命当地百姓敲冰拽船,“百姓闻令而逃”,曹操欲斩之,但最终因恻隐之心令百姓“往山中藏避”。虽然曹操此举动机历来备受争议,但不可否认他的这种应激式的民本思想在封建乱世中极具积极意义,侧面反映了统治阶级对百姓疾苦和民众利益的重视,这为曹操后期施展抱负、谋成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对人民的重视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一方面俘获了他雄立北方亟须维系的民心,更重要的是使曹魏阵营吸纳了众多兼有才、志之士。正如郭嘉曾对曹操言道:“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惟仗信义以招俊杰。”人才是曹魏集团成长、发展所依靠的根本性力量,在追随曹操的过程中,曹魏阵营的追随者们同样表现出对人民的重视。譬如校尉于禁坚决赶杀夏侯惇“劫掠民家”“大失民望”的青州部下,最后因其及时“安抚乡民”得曹操封侯赐金。再如初入襄阳时刘晔献计:“丞相初至襄阳,必须先买民心。”依靠主君爱民之德而招揽的人才使集团根基更加稳固,他们对人民生存的重视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维系统治的作用,使曹操集团在三国对峙中得以长久稳定地发展。

(三)孙吴集团之安民养民

孙权励精图治,继承其父兄之志,得江东天险而万民依附。其父孙坚曾作为十八路诸侯之一讨伐董卓,心系国家黎民,有志整改“贼臣乱国,万民涂炭”的破败河山。其兄孙策较于其父更为重视人民生息,在攻下秣陵之后,“孙策聚数万之众,下江东,安民恤众,投者无数”,于是“江南之民,无不仰颂,由是兵势大盛”,江南基业由此奠定。父兄相继而亡后,孙权谨记周瑜“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告诫,在江南地区休养生息发展民生,即使是后期足登帝位时,也仍然听从张昭“修文偃武,增设学校,以安民心”的建议,在整个统治时期将东吴霸业发展到最为辉煌的阶段。也正是孙吴历来对人民的重视,使得该政权在发展中战乱与流徙的情况少之又少,在三国争锋的前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由此可见,统治者想要谋图霸业,必须将爱民重民作为政治基石。魏、蜀、吴三大集团的政治斗争是《三国演义》最精妙绝伦、引人入胜的部分,也是作者着笔最多以体现民本政治追求的小说情节。魏、蜀、吴三脉能够在东汉乱世的争锋中形成相互抗衡鼎立的局面,与各集团所依赖的“人”的力量密切相关。而在乱世中体现出的人的力量,不仅是指英雄人才,更重要的是民众的力量,即百姓对政权的拥护,这有赖于统治者对民众的爱护和重视。

政在养民是小说中三大集团发展中后期的民本政治要求。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建立之后,乱世争霸的余烬并没有随着第一代帝王的逝去而熄灭。战火燃烧之处人民苦不堪言,连年战争使民心渐趋疲敝,国家政权在贫弱之中摇摇欲坠。加之末世帝王多昏庸无能少有才干,因此执政后期政治腐败、民生凋敝,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与东汉末年和元朝末年的社会状况如出一辙,最终司马氏一统天下建立西晋。在三国的覆灭和西晋王朝建立的情节中,罗贯中洞悉魏、蜀、吴覆灭背后的原因,并从西晋的统一中得出民众支持是战争胜利基础的历史教训。

(一)恤民养民,国本所系

《淮南子》有言:“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能够维持千年,与历代统治者重视养民恤民的政治观念息息相关。养民恤民并非仅仅为民众提供生存资源,而是同时对民众进行教育教化,要求统治者设身处地地忧虑百姓的疾苦,以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在魏、蜀、吴发展的中后期,第一代帝王早已在战争中殒命,而继承者们并没有领略到治理国家、维护统治的要领,缺乏养民恤民的意识。因此他们最终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在失去民众支持的同时让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政权付诸东流。

蜀汉一脉,赢在民心,也败在民心。蜀国之兴在于诸葛亮整顿西川安抚民心,这是作者重视养民恤民的体现。继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蜀国始终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蜀地南部诸郡反叛,后主懦弱无能,诸葛亮以一人之力率领军队南抚夷越。由于“南蛮之地,离国甚远,人多不习王化,收服甚难”,因此他以攻心为上策,采用怀柔之法降伏南越各部,与民秋毫无犯。南蛮百姓受其王化之道,尽皆臣服,自此蜀国消除了一大祸患,进入了巩固和持续发展的阶段。此外,在诸葛亮的治理下,两川百姓“老幼鼓腹讴歌”,“米满仓廒,财盈府库”,于是蜀国在西川逐渐发展壮大,西川成为蜀汉一脉抵抗吴、魏的重要阵地。

蜀国之败在于连年战争导致民心疲敝,国力衰疲,这也是罗贯中重视养民恤民的民本思想的体现。刘禅在朝中“溺于酒色,不理朝政”,“贤人渐退,小人日进”,他没有继承刘备爱民重民的政治格局,蜀国就此落败。此外,连年战争让百姓苦不堪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理想一直是诸葛亮、姜维等人的追求,又或许北伐有保卫蜀地人民不受魏国侵犯的作用,但是统治者没有重视“连年征伐,军民不宁”的消极影响。因此当魏将邓艾等人入主西川时,“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这场“民心”较量的胜负已见分晓,因此蜀汉必然走向失败。

在对曹魏兴亡的书写中也渗透着作者深厚的民本思想。继曹操之后,曹丕以“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建立魏国,可见罗贯中始终将民心依附视为政权存立的重要前提,与前文所述“民为政本”的民本观念相互对应。而继曹丕之后,各代君主轻视养民恤民的重要性:曹叡“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导致“民力疲困,怨声不绝”;
曹芳“荒淫无度,亵近娼优,不可承天下”,被逐出朝廷,直接加速了魏国的灭亡。不仅君主如此,魏国重臣曹爽“用巧匠数百人,昼夜工作”,劳民兴怨;
重臣毌丘俭不以恤民为重,“淮南之反,非军民思乱也;
皆因毌丘俭势力所逼,不得已而从之”。魏国君臣上下沉溺于享受帝王之位带来的荣耀和安乐,而置魏国土地上的民众生存于不顾,被司马氏取代是历史大势所趋。

吴国同样如此,东吴末期,孙休病弱,众人拥立“才识明断”的孙皓继承皇位。然而第二年,孙皓的本质便暴露了出来,他暴虐无道,荒淫凶逆,致使国内民怨沸腾。居住武昌时,“扬州百姓溯流供给,甚苦之”;
设宴弹劾官员,“有犯者或剥其面,或凿其眼,由是国人大惧”,大失民心。吴国的形势正如吴臣陈凯所奏:“今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又如羊祜所言:“孙皓之暴,过于刘禅;
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在这样虐民暴君的统治之下,面对晋国的攻伐,“江南军民不战而降”则是情理之中。

(二)保民而王,莫之能御

西晋政权的建立历来颇受争议,但是在《三国演义》中,它的存在诠释了“民为邦本”的内涵。司马懿十分重视民众的地位:司马懿擒孟达破新城时,入城之后首先“抚民劳军”;
征伐陇西还兵长安前,不忘“安抚了诸处官民”;
攻取襄平时,“城中人民焚香迎拜”,他仍然不忘“出榜安民”;
斩杀曹爽后,其门下众人“尽皆免死,有官者照旧复职”,“军民各守家业,内外安堵”。司马懿对民众的重视和爱护让身处魏国的百姓敬之爱之,这不仅为晋国的建立争取了民心,也让晋国的君主臣僚将民众作为立国之本,这为晋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继司马懿之后,西晋重新统一中国,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虽然罗贯中用极短的篇幅描写了晋国的建立,但其中仍然可以窥见作者深厚的民本思想。首先,晋国建立的基础在于民心,即贾充所说,“布恩施德,天下归心久矣”,“上合天心,下顺民情”。其次,晋国重视民众的地位,这可以从晋国灭吴的过程中看出。晋将杜预奉命征伐吴国南部诸郡,“令人持节安抚,秋毫无犯”;
晋将王濬率兵征讨孙皓后率先“出榜安民”。二人会合之后“开仓赈济吴民”,于是“吴民安堵”。由此可见,晋国取代三国是历史的必然。

综上所述,在《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构思中,罗贯中冷静地分析了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的争霸历程和政治形势,借助百年历史揭示了统治者应当重视民生、以民为本的历史铁律。作者将“民为邦本”“立君为民”“政在养民”的政治理念寄托在《三国演义》中,一方面表达了对元末昏君贼臣残民伤民、暴政苛政的痛恨,以及对乱世人民群众悲苦命运的深切同情;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蜀汉政权的褒扬和分析各个政治集团发展、壮大的原因,传达出对“以民为本”的仁义君主的呼唤和渴慕,寄托着个人和人民群众对于清明政治的向往和追求。

①〔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②贾谊著、方向东译注:《新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77页。

③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3页。

④顾迁译注:《淮南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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