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欣
以叶兆言先生的儒雅和涵养，写小说自然不会过于操切和峻急，可是，一旦要处理那些需要表示赞成或反对，甚至是需要以“怒目主义”表达态度的作品时，写什么和怎么写，还是有些看头的。
小说《月光宝石之夜》便是一个“有看头”的短篇。小说含混而隐晦。从小说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叶兆言其实是别具怀抱的。
“月光宝石之夜”，何谓“月光宝石”？何谓“月光宝石之夜”？小说中，李玲玲曾经问按摩的女服务生， “这个小岛，为什么会取名叫‘月光宝石’？”姑娘被问住了，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很莫名其妙，她答不上来。
姑娘自然是答不上来。姑娘答不上来，是因为她没有李玲玲内心的逻辑。李玲玲是省文旅厅的处长，一个文化人，她知道“月光宝石”是一种晶莹、皎洁、半透明的会发出蓝光的宝石，如果再赋予它一点象征意义，那就是和美好的爱情有关。姑娘心里没有象征。象征是对事物进行分析的结果。姑娘是不需要对事物进行分析的，她习惯面对事物本身，就像她所在的那个按摩房，只能用现金支付，干脆、直截。月光宝石，这个被称为“恋人之石”的美妙事物，在月光宝石小岛上，唤起人们的，并不是男女之间持续、热烈、温柔以待的情感联想，而是喧腾的、热烈的、不加掩饰的肉欲。
小说中，陶诺博物馆设有 “爱情墓园”。“墓园”，和艺术有关，和灵魂有关，和死亡有关。小孟设计这个“爱情墓园”的初衷，是为失去的爱情，找个可以留恋的场所，或为专门收藏那些恋人们不便保留的物品。
“墓园”是埋葬，埋葬过往，埋葬内心隐秘的梦想。小说穿插叙述李玲玲的母亲张和与鲁山作家陶诺的婚外恋。炽热的年代，火热的情书，两个人因为文学，一个喜欢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一个喜欢苏联作家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定，而相互生情。他们的情，是爱情，不是爱欲。1954年他们唯一的一次见面，张和带着陶诺去的是南京的灵谷寺和中山陵。李玲玲和小孟闲聊时候曾问到，他们为什么去灵谷寺和中山陵，而不去玄武湖？去哪里不去哪里，源自他们内心某种沉睡的意识，灵谷寺和宗教有关，中山陵和革命有关，两个地方都是禁欲主义的；
而玄武湖不是，玄武湖是感性的、情爱的。去灵谷寺和中山陵，不去玄武湖，说明张和与陶诺，他们自我开启的仅仅是精神与灵魂之恋，而不是肉体与欲望之恋，——不是他们没有，而是因为克制，所以，陶诺会选择在天蒙蒙亮，在晨曦中赶往张和的住处。
世间事，一切皆有因果，小说也是。小说有小说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故事、情节的合理性。按照小说的逻辑，故事能够打开，必有它的动力原点。
《月光宝石之夜》中，故事的动力原点，就是李玲玲来鲁山。李玲玲为什么来鲁山？小孟邀请李玲玲来鲁山不假，但小孟为什么邀请李玲玲来鲁山？李玲玲为什么答应小孟来鲁山？这些都是小说的“因”。显而易见，小说的这个“因”是含混的。通读作品，我们约略知道，李玲玲的鲁山之行，是暧昧之旅。小孟是李玲的旧同事，做同事时，两个人“不能算非常熟悉，也不能说不熟悉”。小孟因为与大他十岁的综合处一位女处长闹绯闻，单位内闹得鸡飞狗跳，不得不辞去文化厅的职务。小孟辞职后和李玲玲闲聊，直截了当地说：
“我就是喜欢老女人，喜欢岁数比我大的女人。”小孟的直截了当，让李玲玲面红耳赤。
面红耳赤，是因为“意往而神驰”。李玲玲来鲁山见小孟，就有好几次的“意往而神驰”。小孟邀请李玲玲去他的住处看看，李玲玲觉得小孟的邀请，有些暧昧，有些挑逗的意思，但是没有拒绝，这是“意往而神驰”；
在小孟住处，李玲玲一杯一杯喝着具有美容功效的冻顶乌龙，这也是“意往而神驰”；
能说会道的小孟不管说什么，李玲玲都咯咯地笑个不停，这当然是“意往而神驰”；
李玲玲去了两次私密意味极浓且带有性爱含义的卫生间，看到浴帘杆上挂着带蕾丝的三角裤，第二次去卫生间时，发现三角裤不在了，便有了福尔摩斯般破案的悬想，这更是“意往而神驰”……凡此种种，皆为李玲玲无法言明的心意。直到在按摩房里，小孟离去，把李玲玲一个人丢在按摩房，姑娘的手最终“触碰到了那个地方，停留在那个地方”，李玲玲才忍无可忍地离开按摩房。在小孟打来电话时，李玲玲质问小孟：
“你怎么能把我带到那个地方，你怎么会把我扔在那地方？”一个“扔”字，表达的是愤怒，是羞辱。特别是李玲玲，是在“你和我”的特定关系之中，发出如此的质问，更增添了幽怨、愤恨、绝望的味道。
小说始于“无理”，而终于“有理”。所谓“无理”，就是李玲玲究竟为什么来鲁山？小说没有明确的起因；
这个模糊的起因，存在于李玲玲的意识中，或者是无意识之中，是小说未曾言明的部分。或许，很多时候“无理”才是生活的本质，才是文学的本质，因为，文学面对的从来就不是确凿无疑的世界，而是我们生命的困惑。但是，小说的终点却是归为“有理”的，这个 “有理”，就是李玲玲的质问：“你怎么能把我带到那个地方？你怎么会把我扔在那地方？” “你怎么能”，是一种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
“你怎么会”，则是情感判断和伦理判断。这两个判断，是李玲玲的“有理”，也是这篇小说的“有理”。
当然，对于小说来说，申明“理”不是小说的目的，好的小说，从不是写“有理”，而是通向 “无理”，因为，生活、生命、人生，很多时候本就是“无理”的，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结论和准确的答案。但是，倘若这个世界就是无理，人生就是彻底的无理数，那就完全不可理喻了。所以小说可以有“无理”，但叶兆言心里必须是“有理”的。这个 “理”，有不同的表达方法，叶兆言的表达，就在小说对地理系统的运用上。小说开篇就写到三个地方：江苏、山东、河南。李玲玲总觉得鲁山应该在山东，是因为其中有个“鲁”字，直到她决心去鲁山，才晓得鲁山其实并不在山东，而在中国的地理中心、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河南。江苏、河南、山东，这个三角区域的地理构建，究竟是叶兆言的随意为之，还是别有深意的构造？我以为应是后者：一来，叶兆言本就极擅写地方意象，他的“秦淮系列”对秦淮河的历史、文化气韵的运用就是极好的例子；
另外， “鲁山”不管在哪，山东、河南在李玲玲的印象中，都在北方，都是中原地区，都可能和孔子他老人家沾边。它们是中华文明的腹地和核心地带。如此的引申，我以为当不是闲笔，而是隐含着叶兆言的某种深刻的文化审思：鲁，文化之邦，礼仪之邦，而以今日之鲁山、今日之“月光宝石岛”相印证，又哪见得到文化和礼仪？哪见得到儒家人文伦理熏陶的影子？对这个问题，小说当然没有必要作答。《月光宝石之夜》有个曲笔，就是李玲玲与一干人关于地铁的议论。李玲玲说，郑州与南京都是文化古城，地下全都是文物，挖地铁是不是特别困难？董事长笑着说：郑州地下文物是多，全是文化层，可是地铁挖得深，跟那文化层已无任何关系了。此一叙述，言者自然无心，但听者却未免有苍凉的哀叹：文化淹没，即便是曾经的文明心脏，又能如何？没有文化，月光宝石小岛，到了晚上，便是神神鬼鬼都出笼，便是神神鬼鬼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