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胡文鑫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内容提要：于德山在其《中国图像叙述传播》一书中，从传播学和叙事学的视角，提出了“叙与画合”这一中国古典通俗叙事学的重要特点。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作为中国著名的年画之一，自产生以来，其经过民间艺术家的变革，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符号类型，并以其自身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在文化传播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对杨家埠木版年画中的叙事性进行探究，从而发现其在叙事性方面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图像是人类认知的一种象征，具有一定的语言特性。德国文艺理论学家莱辛将绘画、雕塑等图像类媒介称为“空间性媒介”；
将口语、文字等媒介称为“时间性媒介”。图像媒介的优势在于表现“在空间中并列存在着的事物；
而时间媒介则用来表现在时间中具有继承关系的事物。在民间艺术中，木版年画具有独特的叙事方式以及媒介语言，以图像的形式对时间和空间进行再现。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在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历史上，潍县杨家埠当地的农民在农忙结束后，多将木版年画的创作当作自己的副业，而版画的内容也更具民间艺术特色。其题材内容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对反映社会生活、促进社会的进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叙事性的特点。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木版年画作为一种商品而得到发展并逐渐成熟。杨家埠成为年画的著名产地之一。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由来有许多种说法。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切地说出它的来历，但是任何种类的艺术形式都不可能无中生有，它的产生与发展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及相应的社会条件之上。相关记载显示，在1949年之前，该地区自然灾害屡有发生，导致很多人背井离乡。由于生活困难，这些人不得不利用手艺来增加收入。经济发达的潍县是山东东部的经济中心，加上儒家文化的影响，该地尊崇“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的古训。根据记载，在该地区，各种用于祭祀用的民间美术作品早已有之。据潍坊寒亭区王家道村的画家堂的一位艺人说：“没有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时候，寒亭镇上就有画家堂以及文武财神等图画的，过年时祭拜祖先用。”由此可以看出，年画的创作是基于民间的需要，而有了需求，就有了供给，因而就有了市场。当地的工匠根据市场需要创作出适合本地风俗习惯的年画。杨家埠木版年画是杨家埠人智慧与现实相结合所创造出的结晶。
美术作品中的叙事性，字面意思就是以图像、符号等视觉形式对故事、概念、信息等进行描述，是美术作品内在逻辑的外在表现。杨家埠木版年画题材内容包括传统民俗、历史故事、时事热点等，以图像形式对其进行叙述。杨家埠木版年画在文化意境的表达和内容的表现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叙事语言和内容。
（一）叙事文本的表达
在发展的初期，杨家埠木版年画题材选取范围十分狭窄，最早的潍县木版年画题材是门神、灶神、蚕神等一些神像。这些种类的神像都与百姓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这也使得早期的图像以及表现形式显得单一。而到了清光绪年间，杨家埠木版年画吸收了杨柳青年画的一些优点，线条顿挫有致，画面效果生动活泼。此时，虽然传统的题材依然存在，但题材范围与之前相比有所扩大。当时的一首打油诗反映了这一现象：“巧画士农工商，描绘尽收天下大事，兼图里巷所闻，不分南北风情，也画古今逸事。”我们从这首打油诗中可以看出杨家埠木版年画发展的一个盛况，另外也反映出杨家埠年画的题材选择以及其内容的叙事性特征。农民喜欢看戏，但是不能天天看。制作年画的民间艺人基于普通百姓的需求，将一些小说、戏曲故事还有一些时事新闻等搬到画面上。民间艺人打破了传统题材的限制，将题材扩展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戏曲典故、传记小说、百戏娱乐等一些具有较强文学性和重大历史意义的叙事文本的内容也成为年画的表现题材，如《精忠报国》《三英战吕布》《文王访贤》《白蛇传》《麻姑献寿》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年画作品。而当从文学的形式转换到图像的形式的时候，图像的制作者不得不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文字的叙事上，它可以表达时间的连续性；
而在图像的表达上，时间等一切具有连续性的东西都是禁止的，观众只能通过抓住图像的一瞬间来想象之前和之后的故事。因此，从图像到文学就得借助“出位之思”。所谓“出位之思”，是指图像有自己的媒介局限性，它需要突破自己的局限性而去追求其他的作品在形式方面的特性。民间艺人将小说文本或者戏曲中经典故事情节以图像叙事的方式进行呈现。在制作时，民间艺人除了采用单幅描绘的方法，还采用连环画形式进行创作。年画要做到“画中有戏”。它明确了“以图像为中心”的叙事原则，但图像叙事并没有排斥文字的介入。
我们习惯认为绘画是一种表现空间的艺术，而在描绘一个事件时，绘画无法与时间相分离。这样一来，图像叙事必须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由此可见，叙事性图像在对时间的把控上远要比创作一幅单纯的绘画作品复杂得多。另外，杨家埠木版年画在选择和处理主题时，能够从农民的实际文化程度出发，采取图文相结合的形式来表达思想、传播知识，如《男十忙》《二月二》《摇钱树》等年画作品。在这一类年画中，文字是说明图像的，图像又是文字的示意。这种年画在题材上拓展了年画的创作内容，一方面可以传播知识，另一方面起到教化的作用。
（二）叙事形式的表达
年画作为一种民间美术形式，具有一般美术作品所具有的特点。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某些题材内容主要来自文本。由于绘画和文本之间差异性，民间艺人要用图像来表达文字，就必须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再创作，而不是仅仅通过简单的模仿。只有这样，画面才会变得有意义。由此，形式的表达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在构图上，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图形元素与实际情况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总体上，图形有夸张的比例，简单概括，并且极富装饰意味。布局饱满成为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一个重要的特色。“满”，有圆满、美好的寓意，与节日的喜庆氛围相契合。画面中图形元素的运用使画面具有了叙事性。同时，画面元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决定了叙事的强弱，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叙事的主题。文学上象征这一修辞手法在创作中的使用，使画面中的元素具有更加强烈的叙事效果。这种“饱满”的构图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作品命名寓意完整；
第二，画面中单个造型的完整；
第三，整体构图的完整。作品命名寓意以木版年画《五福捧寿》为例，从画面中人物与物体之间的比例来看，桃子、石榴比画中人物的头还要大两倍。画面中每一个造型都是完整的，并用一些物体来表达吉祥、喜庆的寓意。这种夸张的组合看上去合情又合理，并没有让人不舒服的感觉。同时，有些年画的构图布局还讲究对称性，使画面更加具有装饰性。这种风格至今仍被沿用。画面中形象的刻画以及一些物体的寓意是作品叙事的重要体现。
孙忠会 《三国》系列之曹操（杨家埠木版年画）
孙忠会 《水浒》系列之宋江（杨家埠木版年画）
其次，从所选取的颜色来看，杨家埠木版年画在色彩上的独特运用，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和谐、幸福、美满、趋吉避凶的向往，真实地反映了“天人合一”的美学理念。画面中运用了大量的对比色，在创作中多采用平铺的方法。木版年画是春节的必备品，民间艺人在创作的时候，都会尝试表现喜庆的节日氛围。作品主要以红色、黄色等暖色为主，很少用冷色。以《灶王》为例，这幅作品在色彩的搭配上，体现了创作者的主观偏好，以红色为主，创造出一个红红火火的灶神形象，而灶神的服装则以绿色来点缀，使得红色显得更加鲜明，颜色的运用也更具说服力和象征意义。在色彩的使用上，年画的叙事性与象征意义都很强。在年画创作过程中，色彩在画面中的地位、作用、象征意义等都是表现色彩叙事的重要内容。
最后，在制作工艺上，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上别具特色。其制作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木版印线，一种便是木版水印套色。为了满足普通百姓的需求，杨家埠木版年画大多采用的是水印套色。其艺术性与木版印线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刻版是年画制作的核心价值和年画面貌的灵魂。它不同于传统的笔墨作画方式。刻版师不仅要表达出创作者的创作意图，还要发挥刻刀的特长，表现出年画所独有的韵味，“刀味”在这个过程中深刻地表现出作品的叙事意味。
杨家埠木版年画具有500多年的悠久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杨家埠木版年画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其每一次风格的转变与创作题材的更新，都不断地打破传统绘画的禁锢。民间艺人从叙事的角度出发，并结合时代特征，赋予了作品独特的魅力，增强其艺术感染力。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创作主体多为民间工匠，其艺术风格更能获得人民群众的喜爱，实现了艺术与现实的完美结合。杨家埠木版年画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创作内容和创作形式的叙事性对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增强节日气氛、寄托人们美好愿望的民间绘画形式，杨家埠木版年画是山东地区的一种典型的年画。它是齐鲁人民的精神信仰、传统习俗和文化心理的反映，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杨家埠木版年画凭借着其自身的艺术特性，不断地与其他文化艺术（文学、戏剧、诗歌等）相融合，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并且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
木版年画是春节民俗活动中的一种用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殊的教育功能。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文化自信的增强，木版年画逐渐为人们所重视。人们对其的认识不仅仅局限在其外在和功能上，开始从新的角度对其内在价值进行发掘。正如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所说的那样：“因为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的特有技巧，都要求特有的组构方式，绘画的组构与小说的不同，舞蹈的组构也与建筑物不同。”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对杨家埠木版年画中的图像的叙事性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希望能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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