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楚 钱云华［四川工商学院，四川 眉山 620000］
1915年9月，《新青年》在上海创刊（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后第二卷改为《新青年》），1917年随陈独秀迁至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端的重要标志。1917年开始了中国的文学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日本福冈的郭沫若发起救国团体夏社，开始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创作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等诗篇。1921年，出版第一本新诗集《女神》。《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此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成立了创造社。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由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会员先后有170多人，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1921年，嗣后文学研究会劝郭沫若加入，并限其一天内答复。郭沫若在这过程中意识到：“他所构建的‘创造社’不是文学研究会的‘兄弟团体’，而是涉及关乎新文学怎样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而这些应该在即将面世的《创造》季刊或出版宣言中申明出来，不然其创办杂志的意义势必大打折扣。”郭沫若让郁达夫主持编务，很快郁达夫便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以直抒胸臆的宣言形式为创造社喊出了叛逆的一声，随后才有了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与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社以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给人以“异军突起”的印象，使得文学研究会最终放弃了“收编”创造社的想法，从此开始了1920年代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著名的文学论战。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一文中说：“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突起的，因为这个团体的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张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直接参加，那个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的运动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又算到了第二个阶段。前一期的陈、胡、刘、钱、周着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
这一期的郭、郁、成、张都着重在对新文学的建设……”
通过上述对郭沫若新诗《女神》创作的前后事件的梳理，从宏观上大致了解其时代背景、创作思想理念和立场，接下来从微观角度进行新诗的分析。
（一）语言方面
新文化运动在用词语言上反对文言，提倡白话，所以新诗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接近于现在的现代汉语。在用词上，可以看到很多不是规范的现代汉语的词汇，混有文言词或是方言词。如《序诗》中“除个赤条条的我外”，这里的“除个”在现代汉语中表述为“除了”。再如《天狗》中“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 底总量！”接连使用了6 个“底”。《无烟煤》中“夹竹桃底花，石榴树底花，鲜红底火呀！思想底花，可要几时才能开放呀？”这里的“底”本质意思用法同“的”，且在这一段中出现了两者混用。
另外，新诗中出现大量外来词、音译词。如“Energy底总量”（《天狗》）、“Millet的《牧羊少女》”“Beethoven的肖像”“我好像听着你的Symphony 了！”（《电火光中》）、“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我不相信我只是个妄执无明”（《地球，我的母亲！》）、“我全身心好像要化为了光明流去，open-secret 哟！”“大自然的Symphony 哟！Hero-poet 哟！Proletarian poet 哟！”（《雪朝》）、“去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这些外来词、音译词在《女神》中的标题、内容等都随处可见。
（二）文学方面
在创作的主题上，涉及的主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颛顼”“共工”（《女神之再生》）、“屈原”（《湘累》）、“凤凰”（《凤凰涅槃》）、“苏子卿”（《电火光中》）等；
也有涉及西方文化“Spinoza”“Kabir”的《三个泛神论者》《雪朝——读Carlyle：“The Hero as Poet”》《金字塔》《演奏会上》《匪徒颂》《胜利的死》《Venus》《司健康的女神》……传统文化与现代盛行的西方文化交织融合在郭沫若的新诗中。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学话语，即“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女神》在营造意象上，打破了传统的“杨柳”“残月”等，虽然选取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事物，但所展示的意象具有一种不一样的美——粗糙美和“意志化”。粗糙美体现在“天狗”“炉中煤”“无烟煤”“火”等意象的选取上。同时，郭沫若新诗《女神》中的意象就是情绪的极度自我夸张，极具个人精神意志。“天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不吉祥的事物，预示着一种灾难，而郭沫若在诗中却表现出一种气吞山河、狂放不羁的“极端意志”；
“凤凰”也同样如此，被郭沫若赋予了从死到生的强烈的重生精神意志；
“炉中煤”中的“煤”也即郭沫若，为了祖国而熊熊燃烧的模样，也表现出一种极致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奉献精神。
1921年1月，郭沫若致李石岑的信作为《论诗》的第一部分收入《文艺论集》，这封信是以“韵律”或“诗与音乐”为主要内容，着重讨论创作诗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节奏、韵律问题。在郭沫若的诗学体系中，“韵律”是诗的主要成分，没有韵律也就没有了诗。与新诗相关的诸多问题中，郭沫若认为只有解决了新诗的韵律问题，新诗才有可能真正成立。在《女神》中，新诗语言单调，重复性较高，但句式整齐、字数相间、音节齐整，读起来朗朗上口。如《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全诗共4段，每一段以“啊，我年青的女郎！”开始，每段第一、三、五行押“ang”韵，音律和谐流畅，有着古体诗的押韵，也有现代新诗的参差与错落，充分体现了郭沫若在韵律上的思考与理念。
再如《地球，我的母亲》，全诗21 段，每段均为4句，每段第一句“地球，我的母亲！”句式整齐，长短相间，每个句子也多排比，如“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段与段之间也多互相呼应，如5—8 段，每段第二句“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与“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相一致与呼应，“我羡慕你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儿孙”与“我羡慕你那一切的动物，尤其是蚯蚓——”相一致呼应，这4 段在语义上也形成排比。郭沫若就是以这种诗的韵律来建构诗、创作诗。
郭沫若曾坦言：带给他影响的古典诗人有两种，以屈原为代表的先秦诗歌和以陶潜、王维为代表的晋唐诗歌。屈原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山鼻祖，而郭沫若的新诗正是与屈原的风格相一致。如《湘累》中“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充满了浪漫、夸张和独特，有着铺张的叙述、丰富的想象力，是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在《天狗》中“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宇宙来吞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我”不惧怕一切，拥有超大能量，能够掌控全宇宙，极度自我扩张，这些诗句读来让人自信豪迈、心潮澎湃。在选取传统文化的意象主题的基础上，创造出新文学中的激进，创造出文学革命中的新诗。
郭沫若的新诗，不同于胡适等人的新诗，在《女神》第一辑中的篇目，如《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直接运用戏剧的体裁，把诗歌融入戏剧中去展示去表演，带给读者以诗的享受。同时，作者把戏剧、西方歌剧体裁中的序幕、对白、旁白等多种技巧巧妙地运于诗歌创作中。在《凤凰涅槃》这种体裁不是戏剧体裁的诗作中，也体现出了西方歌剧的元素，体现出新诗的独特风格。在致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寄给他刚刚创作的《凤凰涅槃》，讨论有关神话传说、希腊神话及外国相关的创作。中国的神话、西方的神话，也在这里碰撞融合。
自《新青年》创办以来，文学研究会等人都一直倡导“反传统”，打破旧有的诗歌规则，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他们新诗的创作更多体现在语言上的白话文，突破了文言文的约束之后，原有话语的固定模式得到解放，故而非常自由，跳跃欢快，酣畅淋漓，畅所欲言，照应了诗歌发端“诗言志”的初衷，而在郭沫若这里，他“开一代诗风”，是“诗体大解放”的最大呈现者。因为这次话语模式的变革，既是对诗歌创作在话语模式上的回归，也是诗歌创作在话语模式上的创新。郭沫若认为“新诗在受了外来影响的同时，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了中国诗歌的传统”。郭沫若在收入《文化论集》的信中主要讨论新诗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将白话与诗的关系上升到更为内在的韵律上来，并叙述自己写诗的经过，以及古诗、外国诗的评论及翻译问题。
不管从郭沫若的自我认知，从他与别人通信中表达的新诗理论，还是从上述对其新诗从用词、主题、意象、韵律、风格等多方面的分析上来看，可以看到中国诗歌的传统，同样也可以从这些方面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郭沫若创作的新诗所体现出来的传统与现代、中方与西方交汇融合的话语模式。这种话语模式既是时代的文学生命体征的表现，也有其自身对于新诗构建的思考。同时，在众多上述对新诗的分析方面，郭沫若在音律方面着重强调——以内在“韵律”为上、以内在“韵律”为本，也是其独特的话语模式，同其他新诗的创作着重外在语言“白话文”形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五四”前后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几年，郭沫若从不知新诗为何，到成为新诗人，成为新诗理论家，显示出与新文学早期诗论家迥然不同的姿态。在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第一阶段结束，如何运用白话文构建新诗，如何建设新文学，是郭沫若的关注点和思考点。
（一）关于新诗的本体
郭沫若特别提出，天才与诗人的关系问题，所看重的是天才诗人心中包含着丰富的情感，能够充满激情，发现天地间自然运行的规律，从而形成新诗的韵律与规则。所以他特别注重新诗的韵律，在前面第二部分韵律的分析当中也能窥见。同时，新诗所体现出来的极度自我夸张的浪漫主义风格，不仅仅是浪漫主义特征，而主要在阐述称之为“诗底本体”，即借讨论诗人的情感、情绪、心境、灵感等问题，阐述诗的文体理论，将诗的文体形态作为新诗文体建设的重要因素，彻底摒弃了为写诗而写诗的做法，回归到“有感而发”的初心，从而揭示出诗的韵律这个新诗文体最为本质的东西，也正是这种“新诗的本体”论思维决定了其以“韵律”为本的话语模式。
（二）关于传统文化
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时正留学日本，正是在日本他创作了新诗《女神》中的大部分篇目。他看到了日本近代明治维新以来启蒙思想如何对待儒家思想的传统文化，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姿态和价值评判，直接影响到郭沫若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思考问题的方式及价值取向。“在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日本社会中的现代与古典、外来与本土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仍在交替进行着，但也正是这样的冲突矛盾，在这样的并存融合过程中，日本实现了从古代封建专制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转型。”而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则彻底否定传统思想文化，“打倒孔家店”，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也正是这样的思想文化环境，使得郭沫若的新诗中随处可见传统文化，他一直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去进行新诗的表达与创作。也正是这种创作思维，使得他的新诗别具一格，他所成立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在新文学领域的观点不相一致。
所以说，郭沫若在东西方诗学体系的碰撞中，在历史洪流、时代命运的背景下，在选择与融汇中，最终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思维特征和诗学思想，这是一种诗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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