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出版专业阅读

李频

曾撰刊《论出版专业阅读》,言说未尽难尽却蒙同仁肯定。阅读可以言说且只能言说,基于或深或浅或新或旧的阅读经验而言说。阅读理论的基础乃阅读经验,而经验总具有太鲜明的个体差异。这足以证明,阅读之“论”难以成立也不易立论。已有“论”,只好“再论”以为补论。还会有“三论”吗?暂存向往与犹疑吧。

阅读优先。做出版如此,学出版亦然。就出版理论建构而言,出版人阅读是编辑出版活动的存在方式,读者阅读是编辑出版活动的社会需求、价值实现,因而成为编辑出版活动的社会前提。就出版教育实践而言,学出版首先是学出版阅读,而后方可言他。阅读优先作为出版理论命题指向出版阅读的专业性,其基本意涵是,对于那些正从事、想从事印刷媒介传播及其相关工作的人来说,阅读是根本性的思想和能力基础。舍此而言说编辑出版均可视如妄言而不必美誉为放谈。

“读写是为了帮助人学会抽象思维、逻辑思考、合理分析和独立判断。”出版专业阅读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揭示该领域中抽象思维、逻辑思考等方面的思想机制,作为一种教育教学形式培养受教育者相应的专业能力。“读写智力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意愿和素质。”出版专业阅读的本质就是出版传播领域思想判断的专业性和独特性。作为理论主张,出版阅读的专业性及其限度的主要意涵是:

(1)出版阅读作为出版专业领域中特有的阅读形态与方式,有其他专业或领域难以替代的独特的专业性。它由阅读和出版两个部分组成,或者说,它是阅读和出版两个不同视角同向观察的理论产物,是出版理论和阅读理论交融碰撞、叠加复合后的解释说明。这种复合认知就出版、阅读而言都有其理论和实践价值。

(2)正如科学的内容并不仅仅是研究的题材和对象,而且是研究的方法与规则,出版专业阅读的专业性并不决定于阅读材料,而是决定于阅读的意向、思想方式乃至程序。出版阅读的专业性与出版的专业性是交叉关系的两个概念。出版阅读的专业性不完全从属于出版专业性,其中偏出版的那一重叠部分才属于出版专业性,其中偏阅读的部分则属于阅读理论或阅读学理论。如果将此认定为有待论证的假说,这未必仅仅是出版理论研究对阅读理论研究保持开放的策略,极可能在研究本体意义上就实然如此。

(3)阅读优先但不是阅读全部。出版阅读研究能补充完善出版理论研究,出版阅读能力培养能更有效地提升出版人才培养的质量,但出版阅读理论仅仅是出版理论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出版阅读能力仅是出版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高扬出版阅读专业性的同时,要对它在出版理论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贡献率保持某种清醒。

阅读是出版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宏观微观均如此。在前数字社会里,阅读是知识人的本能,只有具备相应的阅读能力才配称为知识人。一位优秀的出版人一定是一位优秀的阅读者,但一位优秀的阅读者未必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出版人。其间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关系就清楚表明:出版除了阅读之外还有另外的专业性,这就是本文主张出版阅读专业性及其限度的社会实践基础和理论前提。

阅读的本质是思想。作为动词的思想是指伴随阅读过程的思想行为和过程,作为名词的思想是指阅读以思想和知识为起始条件,而其结果又是形成新的思想和知识。这是作者的核心假定和主张。基于这一理论核心,出版阅读思想该如何培育?以培育出版阅读思想为目的的相关教材该如何建构其文本结构?

阅读可描述,难分析。理论如果没有分析就难以综合进而不成为理论。阅读理论研究就如此被逼入无路可退的墙角。出版阅读教学为了指导学生怎么学,便该求解教师怎么教,自然面临出版阅读该如何分析的难题。

由阅读的本质是思想的核心假定出发,便可以假定出版阅读理论分析是揭示出版阅读活动内在的思想结构,更进一步假定出版阅读的思想结构存在于出版媒介结构之中。这也就是说,求解出版阅读的思想结构可以从出版的媒介结构入手。

出版的媒介结构可以分析为思想物化和思想媒介化两个阶段(或者说两个截面)。思接千载,想可当然,思想飘忽不定,唯有写出来、说出来,附着于某个载体,才成为潜在的社会思想。思想物化就是思想者借助物而转化、呈现思想的自我表达及其过程。没有物化(载体化),思想的人内传播看不见摸不着,思想便不能脱离思想者肉身而存在。思想在物化(载体化)的过程中获得存在。思想媒介化是出版传播者基于作者物化了思想,匹配社会需求予以选择,进而创造媒介产品的社会传播过程。媒介与社会化的思想同构共在。只有化为媒介并在社会中传播、传承的思想才是社会化了的思想。思想在媒介化、传播和传承中确认其社会价值、价值形态及其时空维度上的价值高低。由此分析可知,出版的媒介结构和人类思想的媒介结构是同一个结构,这是由出版的社会本质决定的。或者说,出版的媒介结构以媒介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形式奠定了人类思想结构的核心。也可以说,从出版的媒介结构与人类思想结构的关联分析而求解的出版阅读的思想结构,这样的分析路径具有丰厚、源远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物化、媒介化作为两个端点确立了出版阅读的思想区间,那么围绕媒介化而展开的阅读和写作则确定了出版阅读的行动空间。物化—媒介化、阅读—写作标示了出版阅读思想结构的四极,媒介化同时是这一结构的核心。

出版专业阅读以出版和阅读有机合成其专业性。先有阅读专业性、出版专业性,后有出版阅读的专业性。它并非出版和阅读的重叠,而是两者的化合。

从阅读视角出发,点式阅读是起点,比较阅读、批判性阅读是走向深阅读的路径。比较阅读重在发现差异、理解异同,批判性阅读质疑一切、深思慎取。

从出版视角出发,出版阅读的专业性是运用阅读理论理解出版媒介进而理解出版的社会结构。出版物以文章为基本组成部分和结构单位,文章阅读便是起点。图书、期刊是两类重要的出版媒介,期刊阅读和图书阅读便成为主要的出版阅读类型。书刊等媒介生产是专业化的社会文化活动,出版流程追踪便成为最典型、最专业的出版阅读类型,此文暂不论及。从出版流程走向深阅读,深阅读的实质是理解出版的社会结构。出版的社会结构就是出版活动及出版物中凝结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矛盾关系。出版专业阅读的类型关系解析可图示如下:

图1 出版专业阅读类型导向图示

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出版专业阅读类型关系图解与《论出版专业阅读》中的“出版专业阅读的核心与类型”图示并不矛盾,如果说后者作为横截面是以思想为中心的开放式的指向结构,意在说明思想对各种阅读类型的统领作用,这里的图解则一方面将思想落实到深阅读和出版专业写作,另一方面又以三种类型的阅读序列揭示了以深阅读和出版专业写作为思想方式的实现路径,纵截面地说明了出版专业阅读的思想机制。

文字发明使书籍成为人类的知识媒介。印刷术的发明与完善,极富成效地推动了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使书籍成为人类经典性的知识媒介。书籍理所当然地成为出版专业阅读的重要内容和经典形式。

“数字科技引发了下述问题:什么是书籍以及出版书籍指的是什么?”数字时代书籍阅读的理论思考以回答这一问题为理论基础(或者说前提条件)。本文的答案是,书籍是知识媒介,出版书籍的本质与核心是人类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书籍阅读是人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关键链环(有书籍阅读,人类知识生产的空间传播与时间传承才成为链环而不致断裂),数字时代的书籍阅读理同术异。数字技术改变了书籍作为知识媒介的媒介形态与传播方式,但无力摇撼更不用说改变“阅读—媒介—知识”这样恒定的人类社会三角关系。基于这样的三角关系,将书籍化同为知识媒介是破译数字时代书籍阅读的有效操作手段。

“长形式的深度思考的图书,仍然是文明发展的关键而独特的方式。”因此,有不少专家异口同声:“别想摆脱书。”就书籍代表人类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而言,不是主观诉求上的“别想”,而是历史实践和理论逻辑上的“难能”。人类永远伴随着以书籍为代表的知识需求。知识依托媒介得以传播、传承,人类的知识需求同时意味着以书籍为代表的媒介需求。书籍阅读作为理论命题就如此彰显了其必要性和恒久性:普通社会成员书籍阅读与人类发展的社会关系、专业人士书籍阅读与人类知识生产传播的专业关系。

人类数百上千年来一直被“内置”于印刷版书籍之中,因而只在“庐山”之内,难以认清书籍这座“庐山”的真面目。数字技术引致的数字书籍恰好提供了审视印刷版书籍的另一种参照,有助于认识乃至认清书籍的本质及意义。数字时代的书籍理论有两个基本前提:其一,“书之所以为书的本质,是如何影响了它的内容呈现方式”。这也就是说,认识书籍,固然要理解书籍所承载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理解书籍的知识呈现方式,将知识和知识呈现方式统一起来才是逼近书籍本质的有效路径。其二,纸媒的书籍和数媒的书籍是两类不同的书籍。数字技术改变了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书籍的物理形态,进而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但并未否定也难以否定书籍阅读。它严正提议的是,基于纸媒的书籍和基于数媒的书籍是两类不同的知识形态。如果说印刷技术以物质性塑造了知识的外观,数字网络技术则以非物质性改变、去除了知识的外观。

数字社会“信息过载”并同时在一定意义上“知识过载”。这引致的知识难题是“在人们对任何事都无法达成共识且将来也无法达成共识的世界里探索如何获得知识”。这表面看来是单维的知识问题,实际伴随的是知识与媒介的双维关系。知识和媒介的双维合成关系一直是书籍内在恒定的结构关系,数字时代对书籍的理论解释,需要在充分理解数媒和纸媒异同基础上丰富、完善数字时代书籍阅读的理论和方法,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有形状书籍和无形状书籍。人类长期以来都认为知识有形态有结构,知识的结构就像一座建筑,底层建筑支撑着上层建筑。印刷版书籍物化且强化了这一结构形态。数字媒介传播的知识没有形状,这是讨论数字时代阅读、数字书籍阅读乃至数字阅读的逻辑起点。“网络上的被网络化了的知识根本没有形状,因为网络没有边界。”人类数千年来接触的知识一直是有形状的,因而完全忽略了形状对于知识生产、接受、传播的意义。“形状当然重要。当知识还是金字塔形状的时候,当它还是建立在所有成员共享的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的时候,当它的内容是由可信赖的权威过滤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哪些被涵盖进去、哪些没有的时候,当知识还有形式和形状的时候,知识很容易找到权威。无形状的知识反映了知识的更新,但却是以消弭了中央权威为代价的,而此前商业、文化、科学和政府都围绕着这个中央来运行。这种变化就其本身而言,当然是个严肃的议题,但同时它也是另一个变化的结果,即传统上知识所赖以维系的基础的变化:知识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大大不同了。”有形状书籍和无形状书籍不仅仅指表面性的精神产品的物化形式,更关键的重点还在于,知识形状内嵌了(至少是折射了)知识生产和传播机制、知识的思想品格与质量。知识形状是求解书籍的知识传播机制的重要切入口。

有边界书籍和无边界书籍。“当一本纸质图书转变成一台与互联网相连的电子设备时,它就变得跟网站极其相似了。书中的字词被联网计算机上各种令人分心的内容重重包围。电子书中插入的链接以及其他强化功能驱使读者跳来跳去。在电子书中,已故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所说的‘边界’不见了,消解于互联网上浩渺无边的滔滔洪水之中。印刷书籍所具有的那种线性特征被打破了,一起打破的还有传统书籍所鼓励的那种平静安宁的专注阅读方式。”这就是数媒知识与纸媒知识的差异。“书籍聚焦于特定的主题,因为它们必须要在封面中的空间阐述。因此,在纸质时代,知识看起来像是可以分割成各种可掌控的领域。在网络上,主题不会被整齐地分割,它们一团乱麻般地联系着。”“网络以这样的方式运作:毫无关联的信息被混在一起,并通过超链接与其他各处连接起来。这种链接可以以任何理由将任何信息元素与其他的任务信息链接起来。这些链接被随意地创建,没有任何权限或编目系统来约束这些链接的关系。”

有边界书籍的物质基础是纸张,无边界书籍导源于数媒的非物质性。因此,印刷版书籍“主题的边界是纸张边界的结果”。印刷版书籍的主题当然是作者建构的,但纸张和装订方式既规约又强化了知识主题的建构。“因为书籍的物理特性倾向于按序延展下去(sequence),而非中断分岔(divergence)。”印刷版书籍“通过它的许多(但也不是太多)页码,书完善了一个想法,有开始,有结束。一本书中必须包含和这个想法有关的一切,因为要让读者再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是很困难的。你,书的作者,要决定你的思想的顺序。书的结束,也鼓励着一种思考的结束:直到你相信你的思考已经完成并且很正确,否则你不会结束写作”。这里所说的“起始”就是知识边界,就是人类在思想和知识创造过程中最重要的停止点。书籍“将知识创造为一个停止点的系统,既是因为纸张的特质使其成为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策略非常高效”。

人类建立和扩展知识体系的过程就是拓展一系列停止点的过程。“知识一直是一套停止点系统,其正确性又由无数停止点来证明。”因而停止点在知识生产传播机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知识生产传播机制就是一套停止点结构系统,依托其中的停止点,才完成了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转换。在这些停止点里,知识创造主体持续接力并形成群体合力,进而创造、验证、更新知识以推动社会发展。在数媒时代,“面对太多的信息而人类无法全部知道的事实,我们的战略一直是建立一个知识的停止点系统。这是很有效的方法,很适合于我们用于保存和交流知识的纸质媒介”。

这里的停止点不仅指认知对象意义上的知识内容(节点),而且指审视和批判内容的知识主体和知识行为。“由于认知的网络化趋势,独立思考者比以前更加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我们需要更多的独立思考者。”《论出版专业阅读》中讨论的点式阅读,一旦联系到反超链接的停止点和知识生产传播的核心与边界,也就释放、升华了其基础性的理论价值:从符号点到思想点再到知识点的知识转换机制。

有层级书籍和无层级书籍。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已经习惯于以层级化的方式组织知识。书籍最常见的篇(编)、章、节、目等就是知识层级的符码化表达,印刷版书籍的辑封、篇章页等就是知识层级的物化形式。依循这一系列的印本书籍的技术手段,读者可以感知知识的垂直联系从而理解知识的纵深。因此,印刷版书籍作为有层级的书籍表现了人类知识的层级状态以及纵深探究。“当信息被超链接以水平的方式组织起来时,链接的关系就不再是类别与成员的关系,链接的原则变成了简单地把所有元素错综复杂地链接起来。层次在此荡然无存,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与其他任何东西链接起来,内涵变得无足轻重。于是超链接允许用户直截了当从一个数据入口移动到其他任何一个,只要它们之间有些微的联系。”超链接所形成并呈现的知识关系相对于印刷版书籍的知识关系而言是水平的、无层级的,这显然对人类的知识深度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有学者指出,在网上对话很难“实现纵向扩展,但横向扩展总是可以的”。出版专业阅读中的书籍阅读当然应该充分认识到超链接的知识表达局限,以取长补短。宇宙是多维空间,人类社会亦然。单维的横向发展是网络知识难以满足人类总体需求的致命局限。“超链接挑战了传统的聚集观点的方式,即将其按页码顺序排列在一起。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将观点以某种方式集合在一起,以导出最终的结论。”这里的“某种方式”就是知识生产传播过程中包含了层级在内的专业逻辑,那是仅借助了人工智能而由人类智能主张并主持的。

报刊已经退出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介。曾经自豪的几代中国期刊人已经作古或走向他们的中老年。一直不冷不热的出版史依然对期刊史不热不冷。属于未来的媒介史对期刊退隐的身姿不是自觉的失语就是忽视的麻木,这固然是期刊史的悲哀,何尝又不是例证中国媒介史研究的不成熟?

数字阅读已经是家常便饭,何必再倡议阅读期刊?即使将倡议范围限定于热爱并主攻出版的传媒学子,期刊阅读训练的价值何在?

数字社会的特征是社会媒介化、媒介社会化。媒介与社会难解难分。技术高度扩张,挤压社会后,技术的分泌物野蛮生长,媒介化社会得以形成。在数字社会的前社会,媒介是媒介,那表征的媒介是物;
社会是社会,那表征的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媒介是物,存在于社会之中;
媒介是人的延伸,物为人服务。迥然不同于当今社会,媒介就是社会,社会就是媒介,社会建立在媒介的基础上,脱离媒介关系难以表征社会关系;
人是媒介的延伸,人受到媒介物的深重制约。期刊阅读借由刚刚消逝却还没有彻底销声匿迹的期刊认识社会。那是当今阅读者父辈、祖辈、曾祖辈们生活养育的社会。理解前人先人的过往社会有助于理解你生活其中的当今社会。社会是人类共同的必修课。期刊阅读将期刊类归为媒介,通过阅读期刊而认识由期刊参与建构的社会,进而具体而微地理解媒介与社会,虚而有实。

期刊俗称杂志。“杂”指杂多,“志”与“记”同义,把杂七杂八都记下来的媒介物就是杂志。这是期刊初始时段“杂志化”的文本形态。期刊之“期”指定期,期刊之“刊”指刊布、发表、出版,定期公开出版的媒介物就是期刊。因为技术制约,期刊刊期从不定期到定期,从非频密的年刊、季刊、双月刊发展到频密的半月刊、周刊。期刊单品种的内容容量,一个社会期刊出版的总品种、发行总量由小到大,都拜印刷、传播技术发展和政府放松媒介管制所赐。在数据库的库容面前,再多版、再多页面的杂志都相形见绌,再短的刊期也显得姗姗来迟。不同的出版、传播技术生产了不同的出版、传播产品,不同技术引致了不同的出版、传播社会景观。互为借镜,有助于清晰认识两种不同传播景观及其内在的社会与技术机理。阅读者自觉置身于数字阅读与期刊阅读之间,其中的时空穿越看似快捷实则艰难,看似浪漫实则精微,积聚、培养着从期刊到媒介,从出版到传播的专业知识、经验乃至智慧。

期刊出版规律的精髓在连续出版。依托连续出版,报刊才有区别于非连续出版的独特的三次出售的盈利模式。因为三次出售,报刊才后来居上,比图书更全面地深入社会,引领社会的发展。刊期是期刊出版的标记,铭刻了期刊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足迹,是高度有序的。如果说数字时代期刊阅读的思想节奏是由快阅读转换到慢阅读,其内在的思想方式则是由碎片化混沌无序回归到整体化清晰有序。为数字阅读高唱赞美诗而无暇沉思者自然无暇顾及这两者的差异。

期刊内容组织的专属魅力是专题编辑。精心选定某个主题后,期刊编辑们使出浑身解数,从不同维度组织文章,该主题的多个层面、多个截面得以立体呈现,该主题的丰富内涵溢于言表,进而引导读者和社会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专题及其背后的社会(或学术)问题。期刊恒久的专题编辑难题是处理杂和专的关系。期刊出版家的功德是通过创办或主持一种期刊,组织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推动认知进步和观念更新。期刊编辑家的过人之处是以专题为旗帜,组织争鸣,让知识在质疑、批判中净化并进化。期刊出版的周期客观淘汰了某种非理性的情感宣泄,专题的多维度与思想争鸣批判的平衡又以媒介理性潜滋暗长着社会理性。数据库对期刊专题的肢解鲜血淋漓地屠杀了一两代期刊编辑专题创造的积极性,微信短章及其裹挟的流量追求更映现了期刊专题媒介理性的难能可贵——冷静、客观、追求全面。数字传播已经把单篇文章从期刊中抽离出来,单独成为传播单位。数字时代的期刊阅读重在理解以期刊、期刊专题为单位的知识形式和知识生产组织方式。相比期刊的丰富、专题的丰满,微信等移动传播中的单篇文章是多么单薄和贫乏。

阅读有深浅,正如一目十行的浏览区别于字斟句酌的沉思。当下多提倡深阅读以示扬弃浅阅读。深浅因人而异,测量难有统一标准。深阅读是以批判性阅读为思维形式,以慢阅读为进程特点,以达成对经典阅读内容的全面、深层理解的复合阅读类型。

“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唤醒了人们,深度阅读随之成为普遍流行的阅读习惯,在这种阅读活动中,‘寂静是书中含义的一部分,寂静是读者思想的一部分’。今后,深度阅读将会持续式微,完全有可能变成规模越来越小的少数知识精英群体的专属活动。”人类的深阅读如此紧密地伴随着人类的出版活动,“专属活动”便指明了深阅读与出版难以割舍的专业联系。数字时代的出版人未必是“少数知识精英群体”,深阅读的“专属性”无疑是判断一个优秀出版人的专业标准。

有专家指出:“深层阅读与批判性思考是相辅相成的,它的特质在于对想法与信念做彻底的分析与评判,借由拒绝不恰当的想法,让我们更加接近真理和真相——发现或接近真理和真相是批判性思考的目标,因此,批判思考与欺骗、愚弄、宣传洗脑、轻信、迷信、盲目崇拜、奴性服从是根本对立的,这也是批判性思考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所在。”

在数字时代,深阅读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去“超链接”。“对深阅读来说,文本链接有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研究者发现,阅读中每次遇到一个链接,都需要阅读者做出是否要打开的决定,这就增加了阅读者的认知负担。对阅读的大脑来说,每一个链接都是一个阅读内容本身之外的额外负担,如果打开,读者的注意力便会转换方向,可能难以与先前的思维连接起来。就算阅读者决定不打开链接,链接部分的颜色也会对阅读造成分心。”因此,去超链接并非反对阅读过程中的思想,去的是“超”而不是相关主题内的思想延伸和拓展,极力矫正的是无休止的“超”链接,从而把思想和知识的关联专注在一定的主题主旨范围内。

深阅读是关联语境、识别并准确理解文本思想乃至潜话语,进而审读、建构自我的阅读类型。深阅读的本质是破译、理解人类在特定社会情境中思想的制约和突破制约的表达。因此,深阅读在理解和被理解的对象双重意义上都显示和象征人类的智慧。

潜话语是借助语境或着意营造特定的文本语境而并未明言但意义明确的思想。它以明确的思想在特定语境中的含蓄、委婉表达而区别于模糊话语。一个社会中的潜话语在另一社会中则为显话语。这表征了社会的进步或差异。

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是当代中国史名著,出版前曾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审读。给朱正曾回忆龚育之退还书稿的场景:

他和夫人孙小礼同志提着袋子,他说:“这稿子很重。”小礼同志应声补充说:“写的是我们党史上沉重的一页。”我想一千来页A4复印纸,的确是颇有一点斤两的,一人提着颇有点吃力,才两人合力提着吧。

龚育之同志说:“作为一个读者,我喜欢看这样的书。只是你为什么要送审呢?出了不就出了吗?比方说《顾准文集》,如果要送审,就不容易通过的,它不送审,出了,比香港版的还多收了一篇。”我说:“又不是我要送审,是出版社要送审呀!”交谈中,他问我:“你自己觉得能够出版吗?”我应声答道:“如果我觉得不能出版,我就不会进行了。”现在想来,他这问题提得够水平的,而我的回答也可说是旗鼓相当了。

此事发生在1996年,中国共产党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的第四年。以龚育之当时的身份,这一场景可以认定为出版深阅读的经典场景。《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的出版经典性,更在于披露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就朱正书稿致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的审查意见。

社会在曲折发展。人类思想在艰难、痛苦中孕育成型。思想价值以艰难、痛苦为必要条件而未必外显为社会指标。其艰难指思想内容与过程,其痛苦指表达形式及选择。唯其如此,人类才倍加珍惜、呵护思想,宽容异见。唯其如此,深阅读在路径上分别指向文本的思想内容和思想的文本形式。

出版作为人类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媒介传播形式,使人类思想的跨时空传播成为可能。深阅读就是人类思想跨时空传播的实现方式。出版与深阅读相辅相成。出版以作者、编辑、出版者的深阅读为存在前提,又以读者的深阅读为价值实现方式,周而复始,促成人类社会的观念嬗变,进而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矛盾总集中指向出版。中国数千年的发展于此为甚。深阅读之深在出版的社会结构。深阅读之难之深,均在理解出版的社会结构。具体表现在:

出版人的社会行为结构,指出版人群体的社会行为的关系结构。这是从人类出版传播史的维度认识出版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出版物的社会思想结构,即出版物上承载的知识、表达的思想及其与人类历史文化的关系。这是从人类思想史、知识史的维度认识出版物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

出版单位都是半独立的媒介机构,出版单位从创立到实施某一出版物的编辑出版行为都受到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深刻规约。出版人都在特定的出版单位内从事出版活动,其行为都受到社会出版制度、单位出版制度、出版人群体境遇等多方面的规约。这种规约既钳制又激励了出版人对人类命运的思想并促成了他们的出版行为。因此,出版物凝结了特定出版单位、特定社会制度内出版人群体的社会行为关系结构。这种社会关系结构既丰富又复杂,既外显又深沉,历史地铸就了出版物的经典性。经典出版物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出版人深沉地回应、回答了人类面临的共同生存、发展难题。深阅读通过理解出版人的社会行为结构来理解经典出版物的社会文化价值。出版的深阅读就对象而言指向出版的社会结构,要以出版物为中心联系出版语境与出版人行为,破译出版的社会结构,深度理解:A.该结构对出版物的规范和制约;
B.该出版物所凝结的出版人试图改写突破规范制约的意图、实施行为、意图实现程度及影响。

出版的专业性聚焦于深阅读。杰出的编辑家、出版家彪炳史册源于深阅读,一个编辑出版人社会贡献的大小、高低,亦在深阅读。因此,思想内容维度的深阅读重在求解、审视思想的社会结构;
文本形式的深阅读以思想的物化为基础,追求思想的媒介化。

“在互联网时代,粗浅知晓的知识(或称信息)与深思熟虑的学识之间的区别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也越发重要。”出版专业阅读属于学识。“‘学’就是思考,学识就是通过思考而验证和确定的知识。学识(learning)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知识只是了解,学识是进一步的理解,而智慧则是穷理。学识是以特定的方式(如批判思维或怀疑性思考)将了解到的事情确定为真实或真相。”因此,出版专业阅读作为一种专业学识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方可习得。

基于本文作者的出版从业经历、出版教育经验和出版研究沉思,出版阅读训练假定:(1)任何人的阅读能力都不是教师“教”出来的,舍弃大剂量阅读和坚毅的思想方法操练无以提高阅读能力。出版阅读和思想能力主要依靠阅读者自觉不自觉的相当剂量的阅读训练养成。阅读训练作为思想世界拓展和思想规范强化是必要性内因,是提高阅读和思想能力的必要条件,其他都是作用有限的辅助性外因。(2)出版阅读可以训练但难以教育,难在如果教而只学不训便难以完成阅读思想、阅读能力的教化。(3)出版从业者是自我训练的主体;
出版学子是出版训练的主体,专业课教师仅是主导;
出版专业阅读课程的教师固然要当好教练,更要当好陪练。尤其是在初级、中级的出版专业阅读教程中,耐心精细的陪练比教练更重要。

教材编纂共同性的专业难题是处理教与学的关系,以教材的文本结构预设、建构教师传授知识、学生接受内化知识的互动行为结构。基于前述出版阅读训练假定,出版专业阅读教材编撰的核心难题是训练(主体)与陪练(主导)的关系。

出版专业阅读教材首先指向出版阅读的专业范围。其次,试图以某种文本手段建构或营造出版专业阅读的问题情境,以启发读者提出并(或)求解出版专业领域的阅读问题。再次,选择某些出版物提出练习与思考题。提出练习与思考的问题而不提供标准答案,是高等专业教育区别于职业技能培训根本性的思想特征。专业阅读教学尤当谨记。

出版专业阅读训练的根本路径在对话。在诸多对话中,后三类对话是本文作者信奉且自觉追求的:

阅读机制的解释说明和思想能力的强化训练对话。阅读机制虚,抽象,不易把握;
阅读训练实,具体,目标性强。出版专业阅读训练要力求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教师要对训练者尽全力解释说明阅读机制,以显示教师的主导性,以使训练者理解为什么要如此训练,并赋予训练尤其是枯燥、单调的单项训练以意义甚至某种乐趣,从而自我建构其训练主体性。

阅读的思想领悟和写作的思想推演对话。读写相联。写作是深阅读的物化形式,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脱离语言文字无以阅读,无以表征阅读。倡言读写对话就是主张阅读的思想领悟与写作的思想推演同步实施。对读物的思想领悟只有以写作的形式再次思想推演、复盘才是真阅读、实物验证了的阅读,或者说证实了的阅读。

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出版与传播的对话。在人类文明史上,传播早于、大于出版。基于印刷媒介的出版是人类思想和文明传承中经典性的传播方式。当下的阅读训练者生存于数字时代,浸染其中、耳熟能详者是数字媒介,而印刷媒介则多少疏离甚至远离。在阅读训练中主张出版与传播对话,并非苦心孤诣地推崇书面传播,而是提示数媒社会的训练者理解另一种形态的纸媒社会及其思想方式。人类文明层累地演进,人类个体在兼收并蓄的多样性认知中丰富自我,建构开放多元的自我。

当然这三类对话的有效性以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对话为社会互动前提,以学生为求知求真而不断追问的自我对话为主体认知前提。

①②㉒㉓㉖㉗ 徐贲.人文的互联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9,11,70,64,20,20.

③巴斯卡尔.内容之王:出版业的颠覆与重生[M].赵丹,梁嘉馨,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39.

④⑤⑥⑦⑨⑪⑫⑬⑭⑮⑯⑲⑳ 温伯格.知识的边界[M].胡泳,高美,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155,157,173,173,105,105,164,158,278,34,32,99,73.

⑧㉑ 卡尔.浅薄[M].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12,116.

⑩⑱ 德雷福斯.论因特网[M].喻向午,陈硕,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14,15.

⑰ 林奇.失控的真相[M].赵亚男,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148.

㉔ 朱正.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J].炎黄春秋,2009(9).

㉕ 丹麦学者提出“作为半独立机构(semi-independent institution)的媒介”,见: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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