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是政府分配活动的重要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支出都普遍面临较大压力。在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后，财政收支特征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会是财政紧平衡状态。
自2013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一直处于中低增长的状态，但相应财政支出增速则保持在较高水平，高于收入增速，中国财政收支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减税降费政策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2 914亿元，同比下降3.9%；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5 679亿元，同比增长2.9%。收入下降明显，但支出刚性增长，部分支出固化和僵化等问题仍未得到显著改善，进一步增大了财政收支压力。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在此背景下，单纯依靠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和增加财政投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行不通了，必须提升财政支出效率，提高财政支出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财政支出如何改革和转型，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确保财政运行可持续，是当前学术界和实践界必须关注和回答的问题。
Design of Fine Tourism Route and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 Element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Shanx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LI Xiuqing,HU Weixia,YAN Yu et al 24
国外主要从规模、结构和效率等方面对财政支出展开研究，其主要研究范式是资源配置论和交易论。资源配置论是主流经济学研究公共支出的范式和观点，其主要关注财政支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Samuelson
正式构建了现代公共支出理论，探索公共产品有效提供问题。1970年，Arrow 和 Kurz
进行了开创性的动态公共支出研究，将公共资本存量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宏观经济模型，发现政府支出短期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没有影响。Barro
将公共支出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公共支出存在最优支出规模，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不是单调变化的，而是先递增后递减。交易论主要来源于公共选择学派，其认为，公共支出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强调调整与设计集体选择的规则，这一理论主要以布坎南和尼斯坎南等为代表。其中较为知名的是尼斯坎南构建的官僚行为分析模型，其认为，工资、公共声誉和权力等官僚效应函数变量均与预算规模有关，因而官僚机构目标是预算最大化，其导致公共支出规模过度扩张，甚至超过公共品最优产出水平所需的支出规模。
海南省东方市非常适宜反季节瓜果蔬菜的生长。东方市政府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环境优势，2018年冬季全市计划种植反季瓜菜26万亩，现已种植将近11万亩，部分瓜菜目前已进入采收期。
财政紧平衡意味着政府面临较大财政收支压力，其对经济增长和公共产品供给等都有显著影响。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不平衡，导致财政收支缺口，因而造成地方财政压力。Chernick和Reschovsky
认为，地方政府决策、潜在经济环境和条件是影响财政收支缺口的因素。Geys和Rorensen
基于挪威的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压力也会显著影响公共服务外包方式。
大渡河长河坝砾石土心墙堆石坝坝高240 m，建于覆盖层最大厚度79.3 m的地基上，处于高地震烈度区，100年超越概率2%基岩水平峰值加速度为0.359 g。该工程采用两道全封闭混凝土防渗墙，在主防渗墙顶设置了城门洞型式的廊道与心墙连接，如图1(a)、图1(b)所示，廊道内部尺寸3 m×4 m，侧墙厚2 m，底板厚3 m。该廊道在河床段沿纵向不设结构缝，原设计在基岩覆盖层分界线处分缝与两岸灌浆平洞连接，但采用类似结构的跷碛及瀑布沟等工程均出现了廊道开裂及止水破坏的现象[3-4]。经深入研究后，坝基廊道改为深入基岩1 m与两岸灌浆平洞有缝连接[5]，如图1(c)所示。
国内研究大多基于国外的研究思路，主要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研究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支出效率最优化问题。在财政支出规模方面，马树才和孙长清
、郭庆旺和贾俊雪
与张亚斌和阙薇
等分别从不同视角研究了最优支出规模问题。傅勇和张晏
、龚锋和卢洪友
、付文林和沈坤荣
与詹新宇和王蓉蓉
则研究了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近些年财政收支特征发生变化，紧平衡下财政支出规模增长受限，因而财政支出效率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陈诗一和张军
较早测度了财政支出效率，此后，李燕凌和欧阳万福
、王谦和董艳玲
与徐超等
也运用不同数据和方法测算了财政支出效率，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还有少数人从理论上探索了财政支出的属性，刘尚希
从公共风险视角重新定义了公共支出，其归纳出“公共风险—公共产品—公共支出”的逻辑关系，认为公共支出是化解公共风险的手段或工具，成为重新界定公共支出范围的基本理论依据。当前文献从多方面研究和界定了财政支出，理论和实证层面研究比较丰富，但具体到中国，在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和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在中国财政进入紧平衡状态后，如何看待当前财政支出基本形势，未来如何推进财政支出改革以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锐骐6正是在“SS”六大标准下，基于日产纳瓦拉平台全新打造，是一款具备合资基因、国产价格的高品质SUV级皮卡。
(一)财政支出规模是的基本演变趋势
在数据存储层，对不同的数据进行不同的技术手段存储，对于用于数据、安全信息、电器信息等数据固定且数据量较小的数据使用MySQL数据库进行存储，对于大量的负荷信息及天气信息使用Hadoop进行分布式管理，通过并行运算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
图1是1956—2020年中国小口径财政支出情况。从绝对规模看，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显著，从1956年的299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45 679亿元，增长了八百多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2.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最高的一个阶段是1993—2012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9.3%。随着财力逐步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作用的规模和力度也不断提升。但从2008年以后，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下降显著，从20%以上高速增长下滑到个位数增长仅经历了5年。近几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个位数增长已成常态，未来财政支出增长相对有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大体呈现先波动下降后逐步上升的趋势，到1995年达到11.1%的历史低值。1980年以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税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之一。1995年以后，分税制改革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趋势得到彻底扭转，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到2014年以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稳定到24%—26%。总体看，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基本保持逐步增长的趋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先下降后逐步上升并较为稳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的波动越来越小，体现出随着经济发展、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和财政体制的逐步完善，财政支出保持平稳增长，制度规范性和可预期性不断增强。
图2是2013—2020年中国大口径财政支出情况。中国大口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从2013年的21.4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42.4万亿元，增长了近一倍，财政支出规模显著提升。2013—2020年，大口径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达到10.3%，高于同期小口径财政支出8.4%的增长率，说明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更快。从大口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看，由2013年的36.0%增长到2020年的41.7%，呈上升趋势。总体看，中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不低，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既体现出财政支出规模是财政发挥作用、政府履行财政职能的基础，也体现出显著的政府干预色彩。
从更长时期看，财政支出也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将中国财政支出按特征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7年)、放权让利下财政包干制时期(1978—1993年)、公共财政建设时期(1994—2012年)和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时期(2013—2020年)。不同时期中国财政支出存在明显差异。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快，财政支出增长率最低，年均仅为7.7%，财政支出增长率在各时期最低。财政支出来源于经济增长带来财富增加，经济增长慢是财政支出增长率低的根本原因。财政包干制时期，财政支出增长率提高到11.7%，通过放权让利等一系列改革，经济显著发展，财政支出增长率也有所提升。但这一时期体制变动频繁，尚未建立完善规范稳定的财政收支制度，因而财政支出增长率波动也较大。分税制改革是中国财政发展的里程碑，分税制改革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初步建立，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高速增长，这一阶段中国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达到18.9%，是中国财政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增速最快的时期，也是财政支出快速增长的根源。在2013年后，经济增速下滑导致财政支出增速回落，年均增长率下降到8.8%，体现出中国财政支出的新变化。总体看，财政支出规模和增速变化体现了国家经济社会制度发展情况，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财政体制的综合反映。
(二)财政支出结构的基本演变趋势
财政支出结构也包括多个层次的含义：第一，财政支出结构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解释了财政支出的增长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第二，财政支出结构反映了政府支出偏好，政府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支出存在规模上的差异，其体现出政府支出存在优先序问题，背后则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第三，财政支出结构反映了财政体制，比如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体现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问题。随着中国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增大，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优化。
1.大口径财政支出结构
图3 是2013—2020年中国大口径财政支出结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一直较大，2010年至今其占比均在55%以上。虽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不断提升，但其占比在近五年持续下降，这不利于现代财政体制的建立。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绝对规模和占比有所提升，其从2013年的10.0%迅速上升到2020年的13.5%。这说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中国社保支出不断增加。养老等社保支出会成为未来财政支出的主要压力之一，也是中国财政支出可持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绝对规模逐步增大，占大口径财政支出的比重呈U型变化，且近五年迅速增加，成为增速最快的项目。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占比从2013年的23.6%下降到2015年的17.0%，此后迅速上升到2020年的27.9%。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达到近八年最低值，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占比达到近八年的最大值。可能的原因在于2016年开始扩大结构性减税范围，实行普遍性降费，后面连续几年都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导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下降显著，从而导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下降，地方政府对政府性基金，特别是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因此，近几年中国财政支出规模保持增长，但相应的支出质量却未同步提升。在中国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要注意改善财政支出质量，逐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
高粱整地工作主要是为了施肥而打基础，因此高粱种植人员需要做好前期准备。例如，耕地、除草等方法，以上操作环节主要是为了高粱种植提供良好的基础。具体方法需要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定，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具体根据种植地区的当期自然环境而定。
2.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
从2020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看，除外交、国防、金融、粮油物资储备、债务付息和债务发行费用外，地方均承担了更多的支出责任，特别是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城乡社区、农林水等主要支出项目，地方均占据绝对比重，其比重在95%以上。可见，地方政府是中国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但其承担过多支出责任，中央和省级政府缺乏足够统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导致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差异显著的重要原因。
财政支出规模是指政府在一定时期安排的财政支出合计数量，反映其集中和使用的经济资源数量。中国财政支出存在不同口径，小口径财政支出是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口径财政支出是指四本预算支出，具体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图4是1953—2019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总体趋势是中央财政支出占比逐步下降，地方财政支出占比逐步上升。在改革开放之前，总体上中央承担大部分支出责任，但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存在显著的波动，一方面说明高度集中经济体制下，中央占据主导，承担了主要支出责任，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并未建立稳定的央地关系，财政体制处于经常调整之中。改革开放后，国家总体改革趋势是放权让利，政府继续探索财政包干制，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不断提升，中央财政支出占比逐步下降，但财政包干制下的央地关系面临更加频繁的调整，导致央地关系极不稳定。这一局面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才彻底得到改变。分税制改革虽然有集权性质，但其侧重于收入端，支出端改革相对滞后，事权与支出责任之间的不匹配，不仅未能提高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反而导致地方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有所增加，地方财政支出占比持续上升，从而使县乡财政困难问题逐步凸显，并成为当时学术界和实践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一趋势到2011年以后才逐步稳定。2011年以后，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大体稳定在15∶85，地方承担了主要的财政支出责任。2020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和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达到14.3%和85.7%。可见，央地关系是除政府市场关系外，财政体制反映的第二对关系，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的变化也反映了财政体制的演变。
财政支出规模反映了两个层面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即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影响规模和程度；
政府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职能作用的规模和力度。
税式支出是以税收减免为主的特殊财政支出形式。2016—2020年，中国减税降费累计总规模超过10.1万亿元，其中2020年预计超过2.5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超过2%。但目前大部分税式支出未纳入预算管理，影响了预算整体性。税式支出效果也尚未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难以促进税式支出政策持续改进。中国过去几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如何，其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冲击如何化解，都需要进一步系统全面的研究。未来出台类似政策，需要强化税式支出预算的组织体系，明确参与主体的管理、执行、监督责任以及相应的绩效评价体系。
从财政支出项目看，教育支出自2008年后就成为中国财政支出第一大项，体现出国家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则由2007年的17.1%下降到2020年的8.2%，体现出政府对行政成本的有效控制。城乡社区支出和农林水支出也体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可见，中国财政支出越来越向公共服务倾斜，财政的民生属性越来越突出，但由于福利支出的刚性特征，这也导致中国财政支出被日渐锁定，因而需要通过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来拓展财政支出调整空间。还有一个现象值得警惕，债务付息支出自2009年出现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中，其占比逐步上升，到2020年已达4.0%，超过节能环保支出和科学技术支出等。2020年，债务付息支出9 813亿元，同比增长16.2%，是增长最快的支出项目。随着未来政府债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债务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会进一步提升，债务付息支出会成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支出负担。
在2020年各项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农林水支出排名前三，2020年其占比分别达到14.8%、13.3%和9.8%。财政支出占比较高的项目大部分属于民生财政支出，体现出中国财政支出的民生属性越来越强。公共财政建立之前，中国属于生产建设性财政，国家承担着发展工业和推进基础设施等重任，财政用于生产性和经济领域的支出占比较大，但随着逐步转变为公共财政，强调民生财政建设，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保障类支出占比不断上升。
(一)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基本判断：基于国际比较和量入为出双重视角
3.财政支出项目结构
根据IMF数据库数据，2018年，各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存在显著差异。法国财政支出占比达到55.4%，居于世界主要国家首位，其次是瑞典和巴西。俄罗斯、瑞士和韩国位居最后，韩国占比最低，仅为30.4%。2018年，中国大口径财政支出占比达到39.3%，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即使在2020年，中国41.7%的占比仍处于中游水平。主要国家财政支出占比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欧洲国家占比要高于美国，但不存在明显的分布规律。可见，财政支出与国家发展阶段、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息息相关，并不存在一个统一标准或目标。从国际比较视角，中国目前大口径财政支出规模处于相对合理的区间，但是否是最优支出规模仍需要在不增加全社会税收负担基础上，在渐进式改革中不断调整，基于实践进行制度或政策优化，从而逐步靠近最优值。法国、瑞典和挪威等欧洲国家是典型的福利国家，福利制度覆盖全社会且融资渠道主要来源于税收，因而其财政支出占比较高。而美国福利社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个人和企业双方共同缴费，福利供给多元化，市场机制发挥重要作用，因而财政支出占比相对较低。这表明中国财政支出规模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福利保障制度设计，在中国民生福利支出不断增加的当下，福利制度顶层设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减。因此，财政支出规模调整优化必须强化政府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择合意财政支出规模。
2020年，财政部刘昆部长指出：“在今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必须坚持量入为出，更加注重优化支出结构。”可见，中国财政支出长期遵循量入为出原则，财政支出规模受到财政收入增速的显著影响。近二十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增速特征发生显著变化，在2012年以前，收入增速大多高于支出增速，但2012年以后，支出增速则显著高于收入增速。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正增长，收支矛盾进一步突出。受制于财政收入增速的显著下降，中国财政支出增速也受到约束。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支出规模难以大幅增加，开源节流和提质增效显得尤为重要，要通过收入支出联动改革，有效缓解财政收支压力。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有限条件下，要盘活存量资产和国有资产，引入市场机制，创新财政支出方式，鼓励金融社会资本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通过鼓励多元化供给有效减轻政府支出压力。
(二)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基本判断：基于发展阶段和经济转型双重视角
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政府支出存在差异，经济起飞并逐步步入成熟期后，公共消费支出规模和占比逐步提高。当前中国经济的工业化阶段基本完成，逐渐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城镇化迈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转型提升阶段，经济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要求发展要更加公平并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财政支出也要向教育、医疗和社保等民生领域倾斜，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财政支出演变也体现出这一特征。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建设支出长期占财政支出的四成至五成，经济建设支出占比从1980年的58.2%逐步下降到1996年的40.7%，到2002年仍然占30.3%。2003年以后，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快速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保等公共消费支出规模和占比迅速增加，民生支出占比从2007年的53.8%迅速上升到2020年的72.0%。财政支出的民生属性逐步凸显，这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是相匹配的。
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面临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新旧动能转换“三期叠加”，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等都逐步释放耗尽，经济社会面临转型。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财政需要承担改革成本、降低制度转轨转型成本和补偿利益受损者。改革很难实现帕累托改进，总有部分地区或群体利益受损，或者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但需要短期内牺牲或影响部分地区或群体利益。因此，财政需要通过补偿利益受损者，降低改革阻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改革顺利推进及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如果改革成本和发展成果城乡分配存在结构性失衡，就需要向农村地区投入大量财政资源。吕炜等
提出，财政对这些成本的兜底和偿付，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财政支出的重要实践逻辑。未来深化改革，仍需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对民生等短板领域的支持，兜底改革成本，减少制度转型摩擦成本，以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如今医疗改革是医院进行体制改革的一项主要的举措，医疗改革是对于公立医院进行改革的一种方案。它能够确定一定数量的公立医疗机构，可有效实现对其他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建立起更多的公益性性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可保证大量的个体和私营医疗机构共同的运营。新医改能够实现国办和个体私有医疗机构共存的一种局面，并且能够使其相互之间形成互补。在这种背景之下，很多公立医院的会计制度，在体制改革以后无法使用新的医疗模式。所以新医改对于医院的会计制度的适用范围具有较好的影响，它能够在医院会计制度影响当中体现出显著直接的作用。
(三)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基本判断：基于财政乘数和预算绩效管理双重视角
财政支出效率主要涉及财政资源配置是否合理，使用是否高效。国内外学者多用前沿分析方法对财政支出效率进行测度，其中，又以DEA(非参数法)和 SFA(参数法)最为常见。参考陈诗一和张军
与杨海生等
的研究，分别采用SF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中国财政支出效率。本文选择财政支出作为投入变量，选择各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人均中专专任教师数、人均拥有的医疗床位数和医生数、农村有效灌溉面积占总面积的比重、人均农村用电量、人均铁路公路里程和人均邮电业务量作为产出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库。所有变量均除以自身均值，以消除单位影响。根据计算结果，
中国财政支出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基于SFA模型测算的财政支出效率先逐年上升，到2015年达到最高点后逐步下降，到2020年又转而上升。基于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的财政支出效率一直大于1，但2016年以后逐步下降，说明财政支出效率逐步改善，但财政支出效率增幅逐渐降低。总体看，中国财政支出效率仍存在较大改善空间。这是当前财政支出面临的迫切问题之一，也是当前财政支出转型的必然要求，必须通过制度改革和管理改善提升财政支出效率。中国财政支出效率有待改善，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来理解。
为了解医护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我们对部分医护工作者进行了访谈，受访的30名医护工作者年龄26～55岁，医生、护士各15名。受访结果显示，影响医护工作者职业认同差异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基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财政支出，特别是政府投资的边际效益逐步递减，这就要求财政支出方式和财政管理必须进行深层次改革。财政支出效率可以用财政支出乘数来衡量。财政支出乘数是指GDP的变动量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支出变动量之间的比率，反映了财政支出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即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近几年，随着政府投资产出弹性下降和债务规模增加等原因，财政支出乘数显著下降，财政支出效率面临更多挑战。早期，马拴友
计算得出中国财政政策乘数大约为2。郭庆旺等
同样利用传统IS-LM模型，计算得出中国财政支出乘数为1.49—1.75。此后，陈诗一和陈登科
发现，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在经济低迷期为0.85，在经济繁荣期为0.37。李小胜等
则测度出财政乘数最大值为0.87，小于1。可以明显发现，财政支出乘数存在较为明显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叠加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导致财政支出效率面临较大挑战，需谨慎使用特大规模政府财政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陈创练等
也认为，政府投资产出弹性呈下降态势，随着政府投资不断增大，政府投资乘数逐步下降，进而导致财政政策效果削弱。可见，财政支出必须精准发力，要通过引入市场机制等提质增效，有效规避大规模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所产生的挤出效应。
政府提升财政支出效率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为提质增效，中国近些年一直在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支出效率。自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以来，中国逐步将预算绩效管理贯穿预算编制执行全过程，强化预算绩效监控，提高财政支出效率。2016年以来，绩效评价已经覆盖到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建立了包含项目、政策和转移支付、部门和政府的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形成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闭环。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探索不断深入，制度和运行体制不断成熟。但当前财政支出效率仍然不高，绩效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根据《国务院关于202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17个部门和245家所属单位的587个项目绩效目标不完整，未细化或脱离实际；
7个部门和57家所属单位的153个项目未按规定开展绩效评价或自评结果不真实、不准确。未来预算绩效管理是提升财政支出效率的关键抓手之一。
(一)财政支出结构相对固化
由于过去多年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带来财政支出粗放增长，制度惯性叠加机构预算最大化冲动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固化。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政府运转和人员开支，缺乏调整和改革空间；
各部门预算分配相对固化，部门支出只增难减，支出结构缺乏科学调整机制。财政支出结构相对固化，增大了财政收支压力，影响财政治理作用的发挥。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和调整面临部门利益等既得利益约束。
(二)税式支出缺少预算管理
（3）加强空压站管理，根据油渣和积碳的情况制定出有关定期检查、清除油渣和积碳的制度；
建议压缩机制造单位在使用说明上说明定期清除积碳[2]。
(三)财政支出效率提升面临较大挑战
首先，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中国生产性财政支出效率趋于下降。石小敏
认为，政府主导的以投资为主体的拉动经济发展模式的效率正在下滑，既不可持续，未来的投入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当政府主导投资占用过多资源时会挤出市场主导投资，市场主导投资占比下降及政府主导投资占比上升会导致整体经济效率下降，实现高增长目标更加困难，并进一步要求政府公共投资来刺激增长，导致恶性循环。其次，财政支出效果越来越受到制度环境制约。中国市场的微观基础薄弱，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化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待加强，银行信贷所有制偏好极为典型。面对复杂的制度环境，财政支出难以破除制度藩篱，导致部分政策边际收益递减，且更多是就问题论问题，难以解决问题背后的制度根源，严重影响政策可持续性。以降成本政策为例，降成本的政策空间缩小，2015—2018年降成本改革有助于企业盈利状况改善和企业利润增长，但并未带来企业盈利能力或是消化成本能力的提升
。最后，预算绩效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虽然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逐步深入，中央和地方绩效评价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当前财政支出绩效制度不健全，“一刀切”的指标体系难以体现评价对象的差异性，过度关注指标，而忽略了对绩效战略目标的思考及对绩效管理的改进。财政部门大多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身份，有损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各级人大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践中基本处于缺位状态。未来需进一步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支出效率。
(四)财政决策缺乏社会组织参与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社会利益逐步分化，高度异质的特征越来越凸显，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经济社会利益诉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中国政府财政决策权相对集中，承担财政支出决策和宏观调控职能，面对幅度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明显、利益逐步分化的基本国情，对支出决策和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要求较高。但宏观政策和微观主体之间出现政策传递链条断裂，缺乏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等社会组织上传下达，与企业和居民等缺乏制度化沟通机制，一方面，导致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介入到事无巨细的微观干预，陷入大量具体事务中而疲于奔命，影响了决策质量以及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影响政府职能转变；
另一方面，则使企业和居民等微观主体的消息和诉求难以直接汇聚到政府，政府财政决策缺乏足够的信息支撑，影响决策科学性和合理性。财政乃至宏观政策很多都带有一定的行政命令色彩，政府主导，企业和居民等微观主体参与感不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策无法有效对接企业和居民需求或痛点，降低政策获得感和受益感。
成像面前后位置，光栅像平面模糊，其光强分布Id(x,y;di)可由光栅在像平面的光强分布I0x(x,y)与位置di处的系统点扩散函数h(x,y,di)的卷积得到，表示为
(五)人口老龄化导致财政支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人口老龄化导致的财政支出缺口是未来财政可持续性面临的最大挑战。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养老和医疗等费用的快速上涨，随着未来中国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财政支出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根据《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的测算结果，在考虑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当期结余会在2028年出现赤字并不断扩大，到2050年当期结余缺口会扩大到-11.28万亿元，累计结余则会在2035年耗尽；
在不考虑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当期结余2019年就会出现赤字，到2050年当期结余缺口会下降到-16.73万亿元。总体看，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财政可持续性堪忧。
(一)推动财政收支联动改革，拓展财政支出空间
在财政收入增速有限和刚性支出占比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财政投入已经很难支撑未来财政支出和经济社会转型需要。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财政收支联动改革，拓展财政支出空间。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和带动作用，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运用专项债、PPP模式、产业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和风险补偿金等模式，强化政府、银行、企业、保险、基金和担保等合作，通过财政带动多元主体投入和参与，拓展财政支出空间；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要素驱动发展模式积累了大量存量国有资产，因而要推动国有资产和资源的资本化，强化国有资产和资源管理运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完善资产管理制度，摸底排查资产规模、结构及变动等基本情况，推进产权登记颁证，强化资产整合，通过资产证券化或PPP模式等盘活存量资产，合理开发利用国有资产，形成稳定收入流和现金流，拓展财政支出空间。
(二)推进中期财政规划改革，实现财政支出由年度平衡向跨年度平衡转变
推动中期财政规划改革，实现财政支出由年度平衡向跨年度平衡转变。合理协调预算权力和规划权力，协调财政部门与发改委、人大等关系，整合规划权和预算权，进一步整合碎片化预算管理体制。出台中期财政规划框架、方案实施细则，在中期财政规划中央范本、收支预测方法和项目管理机制等方面给予地方细致指导。建立全国通用的中期财政规划编制信息系统，逐步实现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互通，完善政府财政统计和报告制度，逐步向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转变。通过中期财政规划改革，提升财政支出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可持续性，避免财政决策碎片化。
(三)考虑需求侧需要，推动财政支出与人口布局相适配
过去中国财政资金分配和支出长期基于户籍人口和行政区划来分配，但这种静态的财政支出模式越来越面临供需错配和支出效率不高等问题。在很多人口流出地区，农村地区公共服务需求不足，导致教育和医疗设施利用效率低下。如部分农村小学学生数严重不足却投入巨大；
部分镇村医院医疗水平低，稍复杂的病症一般都会转诊县级医院。而在人口流入地区，特别是一线城市，巨大流动人口带来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供不应求，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高度拥挤，供需矛盾极为突出。因此，需要建立以人口流动为基本要素的财政资金分配和财政支出模式。创新财政支出方式，推动财政支出与人口流动相挂钩，建立健全财政支出、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财政支出要基于人口结构、人口区域分布格局的变化而调整，避免追求地区或城乡静态的绝对均等，推动财政支出、转移支付资金等向人口流入地区倾斜，推动人口流入地政府承担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
(四)基于可持续视角，合理化解财政支出面临的风险
从中短期看，威胁财政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从中长期看，老龄化是威胁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挑战。针对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要强化政府资产债务管理能力。摸底梳理政府资产债务规模、结构及演变趋势，管理和政策要及时跟进。在对政府债务进行科学分类基础上，逐步建立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和信息披露机制，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对债务风险进行定期评估和公布。建立全国统一、中央省市县联动的债务管理平台和基础数据库。
针对老龄化，则要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夯实政府责任基础上，厘清企业和个人责任分担。扩大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提高社保覆盖面。构建企业和个人激励机制，提高缴费积极性，做实费基。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推进底线公平。制定养老保险第二、第三支柱的税收激励政策，推进第二、第三支柱建设。提高养老金制度透明度，强化公民政策获得感。建立合理的预筹养老金经营体制，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完善基金投资政策，促进基金保值增值，逐步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五)财政支出改革与制度改革相结合，提升改革系统性
明确各级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责任承担，减少交叉和委托事务。在《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指导下，推进农业农村等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同时要重视省级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理清省市县乡权责划分。探索教育、医疗、科技和专项债等领域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及公开透明性，建立定期公开机制。推动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融合，逐步建立完善的中国特色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框架。
通过改革降低制度成本，夯实财政支出的中微观基础。从微观视角看，要推进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消除行政性垄断和无效管制等，改变民营经济弱势地位，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要加大教育、医疗和社保等民生支出，提升国家人力资本水平。从中观视角看，要强化财政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政策，发挥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建立较为规范的财政补贴制度，建立因时而变、因地制宜的财政支持规范和标准，并通过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监管。合理划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部分政府职能让渡给社会组织，赋能社会组织，提升其组织和发展能力，使各类社会组织有效发挥微观主体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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