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分歧还是方向之误？
1952年之前的文艺界，虽然还没有达到“山雨欲来”的程度，批判之风却已经开始强劲起来。继第一次文代会的整合之后，批判小资产阶级的写作、批判杂文、批判新中国初期风头最健的作家萧也牧、直到《武训传》事件的出现，这些源自不同方向的风声逐渐地集中，其合力终于形成了1952年的文艺整风。
这次整风是新中国第一次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系统整顿。整顿的直接原因虽然可以归结为《武训传》事件的引发，却有一定的必然性。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建立的组织人事制度，使作家有了身份、岗位的归属，但思想上的沟通和了解却并非行政手段所能够迅速解决的。从1949年到1953年，新政权与文艺知识分子经过几年的接触、磨合，在矛盾与纠结，批评与反思中不断前行。新的人民的文艺虽有发展，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和矛盾：到底怎样才能在政治愿望与文艺创作之间达成平衡？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艺审美规律之间，意识形态的砝码沉重的压了下来。延安整风的成功显然被看作解决文艺问题的试金石。群众运动和思想改造尽管过于诉诸政治手段，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整风之后的文艺界一片风平浪静，文艺问题的争论和质疑从此销声匿迹。但过犹不及，强制手段形成的效果只是表面现象，文艺上的问题依然存在，创作出现萎缩，质量严重下降。在全国最为权威的文艺刊物《文艺报》上发表的文章，“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而且，“作家的能动性，向生活的战斗性，独立的思考力，好象是被谁剥夺了的样子，不象一个灵魂工程师”。①
从后设视角看来，整风之后出现这样的现象实在是一种必然。曾经代表党中央发出严厉的“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胡乔木，不得不再次指示，既要“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又要“反对以概念化、公式化来代替文艺和政治正确结合的倾向”。这实际上是间接地缓冲了文艺整风因过于强调思想性而对文艺创作造成的冲击。在这种情势下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如何定下基调至为关键：是从文艺发展的角度总结教训，还是从意识形态的立场高唱赞歌？冯雪峰和周扬先后为文代会起草的报告呈现出鲜明的差异：作为《文艺报》的负责人，冯雪峰在报告中直面几年来的文艺现状，总结经验教训，力图从创作规律的视角融合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周扬临阵受命，如履薄冰，其报告立足政治，在高唱赞歌的同时意欲用政治思想统摄文艺。面对同样的文艺现状，两份报告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这既体现出二者在文艺理念上的差异，更反衬出文艺背后难以抗拒的“无形之手”。
一
以运动方式展开的轰轰烈烈的文艺界整风，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当时对文艺创作和批评的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文艺远远地落后于现实。②这里说的“落后于现实”，主要是指文艺创作的思想性问题。这从胡乔木、周扬文艺整风发动员大会上的报告，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等都可以看出。但从《文艺报》刊登的读者来信中，所谓的文艺落后于现实，实际却是另一番景象。
文艺整风过后，冯雪峰成为《文艺报》的新任主编，他利用《文艺报》这个平台，开设了“短评”和“读者中来”专栏，刊登了大量反映文学现状的短评和来信。尤其是“短评”，继承了鲁迅杂文“针砭现实”的特点，毫不留情的对文艺发展的问题提出批评。第8号郑克西的《我们的文艺创作落后于现实》指出地方戏剧改编上的粗制滥造，“《翻身文艺》刊登了大量的剧本，……但翻一翻它的内容，却是千篇一律的。主题、人物雷同的作品很不少，有一部分甚至就是别人作品的翻版”，“群众的意见是：‘戏太短，内容太简单，演戏时间还没化妆时间长，干部上场，戏就散了’”③；江苏文联的孟平来信指出苏北、苏南的群众文艺创作，普遍“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的严重倾向，这些创作出来的作品，一般地都是报纸通讯的改编，政策条文的翻版，或者是政策加故事的硬性的揉合”，一些作者叫苦说：“平时不问，到临时叫我们硬榨油”。而领导上也并不认为概念化是多么严重的事，“只要能配合中心任务，概念些也无妨”④；同期曾炜的《陷于停滞状态的文艺创作》，直言“华南解放三年多来，不但在质量上不曾有过一篇较好的作品，就是在数量上也少得可怜”。
当时实际负责文艺领导工作的胡乔木（周扬因批判《武训传》不力，被派到湖南进行土改工作）不得不想办法进行补救。借纪念《讲话》十周年的机会，胡乔木授意林默涵起草《人民日报》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奋斗》，提出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但在冯雪峰看来，教条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显然要比资产阶级创作思想严重得多。作为《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拥有的第一手资料证明，文艺落后的情况“最引人注意的表现，就是在三年多中间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竟是非常的不多，而其中可称优秀的作品更是不多”。⑤
这是冯雪峰对当时文艺评判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显然也是一个非常低的评价。这还不是他的全部想法。在冯为胡乔木起草的第二次文代会报告中，他详细而系统的阐述了自己对当前文艺发展的意见和看法，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但是，冯雪峰的报告却没有派上用场。第二次文代会原定在1952年召开。周扬一开始并没有参加筹备文代会的事情，据张光年的回忆，由于周扬在建国以后，尤其是在批判《武训传》事件中“政治上不开展”⑥，被撤掉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的职位，到湖南参加土改。周扬走后，毛泽东指定要胡乔木主持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胡乔木委托冯雪峰起草了文代会的大会报告。可这个报告却没有得到认可，⑦改由周扬重新起草。
报告的被“置换”，让冯雪峰原本想利用这次机会对建国以来的文艺进行整饬和反拨的努力落了空。文代会后，他把报告的一部分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文艺报》上。但报告中最严厉的章节并没有发表，整个报告后来被收入《雪峰文集》第2集。
冯雪峰的报告，从“文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创作上现实主义的薄弱和作品斗争性不强的问题”、“关于典型创造”、“批评工作”以及“语言问题”五个方面进行论述，最用力的是在前面几个问题上：“文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批评的是建国以来文艺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创作上现实主义的薄弱和作品斗争性不强的问题”讨论的是创作上的问题；“关于典型创造”则是针对正面人物的创作问题。正是在这几个方面，冯雪峰和周扬之间出现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