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1933年春的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斗争，过去近80年了。长期以来，对这场斗争的起因、经过、实质、目的、教训的研究，定位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等文献中的论断，罗明撰写的《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一文（见《反对所谓“罗明路线”问题》一书），则成了这项研究的权威依据。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与宣传，便出现了一边倒且毋庸置疑的局面。然而，只要我们耐下性子，静下心来，仔细研读相关历史文献，不难发现，这一历史事件不少地方值得重新审视。
斗争的发生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被视为事情的始作俑者的博古，是1931年9月下旬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和周恩来提议，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后，出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的。
这个时年24岁的年轻人，怀着一腔热血，临危受命，首先要思谋和部署的问题是，如何在全党贯彻落实中央的“八月决议”。所谓“八月决议”是博古上台的前一个月，中央作出的《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决议从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出发，提出了中共现阶段“三位一体”的中心任务，简言之便是：创立有工作能力、得到群众拥护的苏维埃政府；创立强有力的红军及巩固红军的根据地；加强对反帝运动和工农运动的领导。决议强调，为完成这些任务，必须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克服一切离开党的总路线倾向，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因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依然是“党内主要危险”。这个决议的精神是临时中央处理各省、市党部请示报告的主要依据。
博古第二个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集中火力反右倾”，推进苏区的创建、巩固和扩展，推进红军的壮大与正规化，以及加快推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因为在中央眼里，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也跟不上“国际路线”即“进攻路线”的要求。其根子就在于苏区党组织、领导者政治思想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狭隘经验论”，策略指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土地革命中的“富农路线”等。由中央代表团主持的赣南会议集中火力批了一下，第一次宁都会议又集中火力批了一下，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宁都会议的分歧两方甚至各自告“御状”，更让博古忧心忡忡。其间反映出来的中央苏区的领导体制欠顺当，往往各自为政；个人凌架于组织之上，无视组织纪律的问题，也使博古如骨鲠在喉。
博古还有个急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筹集足够的经费以维持中央机关的正常运转，保障各地特别是白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需要。我党成立之初，没有党产，没有政府财政拨款，党费收入微乎其微，大笔款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给我党的经费主要用于东北，临时中央的用度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税收和战争缴获。然而，由于苏区税收往往被截留挤占，各项公款也常被不肖之徒贪污浪费，中央提款员又一再遭遇土匪打劫，中央不免时时陷入无钱可用的窘境。这种情形甚至到1933年春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的一段时间也未改变。是年2月1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格伯特，从上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发去急电称：中国共产党和工会“根本没有经费，这是很危险的。请尽快以最迅速的方式寄一大笔钱来”。由此可见这种情形的真实性。当然，随着苏区疆域的扩大、各项建设的开展，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旷日持久，临时中央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现象一直未有根本好转。
面对上述任务与问题，博古和临时中央必然要在苏区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突出表现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以保证“国际路线”即“进攻路线”的顺利贯彻执行；必然要通过组织手段，以改变苏区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的核心领导层，因而各自为政的局面；必然要整顿财政、统一财政，建立收支两条线制度，以确保中央财政的实力和活力。这就意味着博古和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开展一定形式的斗争不可避免。
问题在于，如果不是博古他们在进入赤都瑞金的前夜偶然碰上罗明，偏偏又眼见罗明眼中只有领袖毛泽东，而没有临时中央；如果不是博古他们了解到闽西群众对罗明式的游击战的怨恨，罗明跟傅柏翠之间的紧张对立等情况；如果不是罗明关于杭永岩边缘地区的所有土地税款等收入不宜完全集中到国库，应留有地方的机动费用的主张，恰恰与1933年1月24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13号）其中的“国库建立后，各地财政分文归库，各级开支都受预算限制”——收支两条线，以及“消灭贪污打埋伏的现象”之规定相冲突，那这场斗争就无由从反“罗明路线”开始，也不可能以“反对罗明路线斗争”为名。
斗争有剑指毛泽东的味道，但并非要全面肃清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
之所以说反“罗明路线”有剑指毛泽东的味道，是因为虽然整个斗争过程都没有公开点毛泽东的名，但在批判方看来，他的所言所行多有“右倾”色彩，而罗明又自觉地把自己和毛泽东“绑”在一起，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不然，为什么罗明认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有的研究者说得更彻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其目的就是要在党、政、军各系统中完全消除毛泽东同志的影响”。
诚然，毛泽东本人曾说过：“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博古在党的七大发言也承认：“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然而，这场斗争对毛泽东的反对、打击毕竟还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博古和临时中央基于对毛泽东创建红军和苏区功绩的肯定，对他在红军和苏区人民中的崇高威望的承认，以及共产国际对他的地位及作用的维护，所采取的一贯立场和态度便是通过思想斗争，克服他的“右倾”毛病，使之更好地为党的事业奋斗。1932年10月7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其时，毛泽东正受到苏区中央局大多数人的批评，并提议让他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中央却在电报中明确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