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兵”与“集中”：中央与前委关于红四军早期斗争方式的思考
[摘 要] 中央“二月来信”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后，中央对于红四军今后斗争发展方向的一封指示信，信中通过对红四军面临的革命形势和党的主观力量的估量，对红四军作出“分兵”的指示。遗憾的是，无论是对革命形势的判断，还是在红四军斗争方式的选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四军前委和中央都存在严重的分歧，因而来信的精神并没有得到红四军前委的积极响应和贯彻实行。仔细对来信进行解析就会发现，虽然中央来信绝非毫无根据，但红四军前委的这种回应同样有其正当的理由。
[关键词] “二月来信” 红四军 斗争方式
1929年初，由于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实行大规模的“会剿”，红四军被迫选择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此时，围绕红四军下山之后宜采取的斗争方式，中央与红四军前委之间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双方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红四军是否需要“分兵”，朱毛是否应该离队等问题上。中央“二月来信”以及红四军前委的回信，是反映这一分歧最为直接的材料，因此，通过以中央“二月来信”为中心的考察，来探索中央与红四军前委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所在。
一、中央“二月来信”的由来
1928年底，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集结18个团3万余人，兵分三路，对井冈山实行空前规模的“会剿”。为了粉碎敌人进攻，保卫井冈山，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的由湘赣边特委、红四、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县委负责人组成的联席会议决定，由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地区游击，牵制敌人，力图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打破敌人的“会剿”。
1929年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开始向赣南地区进发。从“大余受挫”到“圳下之溃”，红四军下山后一路艰辛，损失惨重。终于在瑞金北部的大柏地战斗中，红四军重创尾随之敌刘士毅部，俘敌正副团长以下8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架，是“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1]P755。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前往东固，与在这活动的红二、四团会合。在这里，红四军得到了井冈山业已失守的消息，“围魏救赵”的战术宣告失败。
为了摆脱强敌的追击，同时也为了寻找新的出路，红四军决定离开东固，前往闽粤交界处游击。3月中旬，经过长岭寨一战，红四军消灭闽西土匪改编的国民党军郭凤鸣一旅，进占汀州。在汀州“辛耕别墅”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红四军确立了“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行动计划，并且认为这一计划“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2]P67。
此时，蒋桂部队正向九江地区集结靠近，蒋桂战争爆发在即。于是，红四军决定乘赣南国民党兵力空虚之机，折回赣南，与蒋桂争取江西。4月初，红四军回到瑞金，与先期到达的从井冈山苦战突围下来的红五军会合。就在这时，红四军前委收到了中共中央于2月7日写给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中央“二月来信”。
从中央“二月来信”的时间上就可以看出，中央来信主要为了指导下井冈山之后的红四军，如何来摆脱敌人的“追剿”，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但是，由于红四军自身行踪不定，交通联系也不畅通等原因，中央“二月来信”直到4月初才最终到达了红四军前委手中。而此时，革命形势总体上已经稍微缓和，红四军也基本上摆脱了敌人的“追剿”，并且还制定了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
二、中央“二月来信”主要内容以及红四军的回应
中央在“二月来信”中介绍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党的策略方针，并根据对红四军行军路线的揣测，给红四军的行动计划下达了具体的指示。
对于革命形势，中央依据共产国际第九次大会的分析认为，“世界革命已走入第三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因生产量的恢复与发展又发生了新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又需要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市场”，“英美的冲突成为未来世界大战的中心，英在欧洲便联法以制美，在亚便联日以制美，日美冲突仍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中心问题”[3]P516。“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是日有发展，现在南京政府正在极力进行各项借款与聘请美国顾问的卖国工作。”同样，英日也不甘示弱，“英日两帝国主义仍极力进行其瓜分割据的企图，扶助桂奉两派军阀霸占西南东北以及长江中游以延长中国的封建势力”。因此，“中国统治阶级中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根本不能调和”，“两派战争的直接开火终于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中央同时也认为，“武断地说统治阶级绝对没有稳定的可能也非事实”，因为“资产阶级目前尚需要保持虚伪的和平和形式的统一，以求得帝国主义的赞助，好恢复交通相当的减轻租税企图商业振兴运输便利。买办地主阶级的武力现在虽不甘于受资产阶级的进攻，但目前也未必敢直接开火”。[3]P516～517
在党的力量方面，中央认为“自广州暴动后，城市支部更加达到削弱的地步”，“乡村中党的组织在南方虽有发展，但多半是群众的组织，且常随着农村暴动的胜败而起落”，“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既如是削弱，而干部分子又因两年来白色恐怖的摧残损失（极）大，故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经六次大会正确路线的指导，终未能健全起来。加以革命失败的反映，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落，一般干部分子的观念更易消极悲观，思想错误，以致党到现在还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群众的先锋队”。[3]P518
通过对革命形势和党的主观力量的分析，中央在来信中指示红四军“宜在这一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前面重新下一责任的估定”。信中讲道：“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过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不过这一政策的指示或者是未到达你们的组织，或者是未为你们所接受所采取，故这次战争中应取的战术仍然是集团的行动，自然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你们目前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战术，只是中央的意见仍以为你们必须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决的执行有组织的分编计划”，“现在你们的部队不管是仍留在赣南的三南或又退入湘东，必须采取这一决定”。[3]P519～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