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与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形成
摘要：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是在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对苏（俄）关系上，邓小平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原则，发展和完善了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国家利益观，即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反对霸权主义、国家利益的基础是发展和提高实力、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等，这对我国外交方针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中苏关系；邓小平；国家利益观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9）01－００75－０3
中苏关系对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纵观苏联与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恩怨，十年蜜月（1949—1959），十年论战（1959—1969），十年对抗（1969—1979），十年谈判（1979—1989），这期间的风风雨雨，既是对两国决策者智慧和胆略的考验，也是对两国外交政策的检验。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参与了中苏关系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特别是，邓小平政治命运的起落与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相映照——他是中苏关系“蜜月阶段”外交决策的参与者和执行人；他是中苏论战的主持者；中苏关系破裂，“文化大革命”随之开始，他在政治上被否定，在外交方面难有作为；他第三次复出主政，积极改善中苏关系，揭开了中苏关系的新篇章，成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当然的决策者，并确定了日后中俄关系的基本走向。他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孕育发展并成熟起来的。
一、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孕育
邓小平最先涉足外交事务就是从中苏关系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他就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领导成员，他先后七次访问苏联，期间许多次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因此，在所谓的中苏关系“蜜月时期”及随后的中苏论战中，邓小平都是重要的主持者或执行者。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邓小平在毛泽东外交思路的主导下，当时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国家利益观，他的外交理念经历了一个逐步定型的过程。
毛泽东具有诗人般的浪漫气质，在内政和外交上也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加之意识形态局限以及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原则作为分析国际问题出发点的传统思维，在对苏关系上坚持了一些非理性的外交原则。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从意识形态来看中苏关系较多，经常强调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大国，应当团结一致，这种一致首先表现为以苏联为首，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和中心，中国应当维护苏联的威信，有时为此牺牲了一些国家尊严甚至国家利益。在一定时期内，意识形态高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加之新中国在军事和经济等方面迫切需要现实的外援，于是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在当时，这种同盟关系貌似友好而实则不平等，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很多方面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使苏联在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得到的利益得以延续，还有四大公司、严重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卢布与人民币的不合理比率（1比6）、东北和新疆不让第三国势力进入、蒙古独立等等，很多是帝俄时代一直争取而未得到的利益。
终于，不平等导致了中苏两党的分裂。所以中苏关系是分裂在前而论战在后，或者说，是分裂导致了论战而不是论战导致了分裂。中苏论战的实质是国家利益之争，两国涉及国家利益的矛盾和争执与此前蜜月时期相比，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性质也严重多了，矛盾和争执已发展为严重的冲突，内部的争论已演变成公开的争吵。中苏论战期间，邓小平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他国家利益观孕育的重要时期。
邓小平参与了中共中央处理中苏两党关系的重大决策和中苏论战文稿的起草。中央讨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问题的重要会议，他都是主要参加者，并且有些会议，如 1961年的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底和1963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等，都是由邓小平就中苏关系问题作系统汇报或总结发言。中共批驳苏共的主要文件都是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和修订的，如 1956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60年纪念列宁诞辰的三篇文章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书》、1961年周恩来在苏共大会上的致词、1963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等。随着中苏论战的逐步升级，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一个反修文稿起草小组，该小组实际上是由邓小平主持的。1963年至1964年，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社论，九篇社论都是由邓小平领导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根据中央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决定而起草、修改和定稿的。邓小平后来成为中苏面对面论战的中方主要代表，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同兄弟党协商对苏政策的主要负责人。
邓小平也亲眼目睹了毛泽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与赫鲁晓夫进行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中苏斗争中，邓小平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没有屈服于苏共的压力，始终坚持和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理直气壮地对苏联做出的有损中国主权和利益的行为予以坚决的抵制，始终坚持原则，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在多种外交场合，邓小平都严正地指出了苏联的错误立场。1960年9月17—23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会谈，就两国关系和国际共运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原则立场，殷切希望消除分歧，团结一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关系，不应当将党的原则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①。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在这里是明确区分的。1963年7月5—21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会谈。他严正指出，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应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和支援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原则。他强调，处理党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干涉内政”②。
邓小平对苏斗争的态度无疑是受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外交原则的巨大影响，并与其一脉相承。由于在中苏论战时的出色表现，邓小平得到了毛泽东的进一步赏识和信任，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复出并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外交事务奠定了基础。
二、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成熟
中苏关系的不健康发展给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中苏两党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微妙的攀比情绪，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一开始就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势头，苏联领导人赶超英美的思想和赶超目标也深深影响了毛泽东。中苏矛盾的加剧，更刺激了中国生产领域急躁冒进态势的发展，而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运动的指责反而更坚定了中共领导人坚持“大跃进”的决心，在此问题上的攻击与反攻击，成为两党斗争的焦点之一，对两党两国关系起到了破坏性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激化了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当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阐述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合理看法时，毛泽东将其与赫鲁晓夫的攻击联系起来，加上林彪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指苏联），最后被自然地指控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严重估计，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使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受到严重损失，这是因外交而造成国家利益损失的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