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着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彼此割裂、相互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另一种观点则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一论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澄清错误观点,正本清源、凝聚共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实践,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遭遇了不少挫折。“文革”结束时,人民群众生活依然贫困。这种状况距离社会主义的理想相去甚远。与此同时,我国周边的东亚“四小龙”已经开始实现经济起飞,世界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我国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那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基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认真反思,我们党及时把工作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毅然决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深刻、波澜壮阔的巨大变革,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社会生机活力得到空前释放,使社会主义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改革开放实现了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增长到47.21万亿,年均增长9.9%,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作为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超大经济体,保持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据统计,从1978到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21810元,实际增长9.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6977元,实际增长9.6倍;农村贫困人口大大减少。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得到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兴利除弊中自我完善和发展。30多年来,我们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均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充满活力,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果我们党当初没有果断地实行改革开放,并在牢牢把握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严重危机。
  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基础,没有这些基础和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也是在一定基础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改革开放,这个基础和条件就是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积累的思想、物质、制度基础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刚成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建设环境极度恶劣。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53—1978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6.5%,这也是个不低的发展速度。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挫败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起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国防力量,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安全环境。这一时期我们发展了具有高度普惠性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学龄儿童入学率从解放前的20%增至1976年的97.1%,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68岁,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处于最高水平,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有人把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归结为亦步亦趋地效仿“苏联模式”,从而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除对资本家的改造和采取赎买而不是剥夺的政策外,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党更是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比如,毛泽东同志多次号召全党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主张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我国的计划经济即使在最高点,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这些打破极端僵化的苏联计划体制的努力,为改革开放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邓小平同志还说过:“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鉴于苏共的腐化蜕变,我们党特别强调社会平等和党的纯洁性,尽管存在种种偏差,但客观上看,这种扁平化的、不存在强大“分利集团”的社会结构减少了后来改革开放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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