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C·诺思国家理论研究综述
摘要：诺思国家理论作为国家理论研究领域中新的理论成果，不仅为分析国家兴衰提供了新的研究进路，还为思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伴随着诺思国家理论的建构过程，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诺思国家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且在2009年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研究特点。2009年之前，学者们集中于研究诺思对于国家起源、定义、特征、目的和作用的新理解；2009年之后，学者们重点探讨诺思新建的国家理论分析框架。从整体上看，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诺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内容不断拓展，研究方法逐渐实现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但是在研究诺思新建的国家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上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在评价诺思国家理论上缺乏客观性。当前，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诺思新建的国家理论分析框架，从整体上探讨诺思国家理论，并客观评价诺思国家理论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诺思国家理论；国家发展；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8）09-0055-07
国家为什么会有兴衰？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为什么会产生经济绩效上的巨大差异？同一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为什么经济增长有快有慢？这些问题引起近代以来众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道格拉斯·C·诺思团队 ① 提出了一套新的解释理论，即诺思国家理论。诺思国家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国家理论，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本文首先回顾近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国家兴衰问题的探讨，阐明诺思国家理论的重要价值。之后，梳理近年来关于诺思国家理论的相关研究，综合分析学术界关于该理论的研究现状和不足，进而为今后的诺思国家理论研究提出几点新的思考。
一、国家为什么会兴衰？
国家兴衰探源一直是社会科学中一项重要且极具价值的研究任务，学者们分别从地理环境、文化、制度等维度思考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解释。道格拉斯·C·诺思（也称道格拉斯·C·诺斯，以下简称诺思）从社会秩序、暴力、制度、组织和信念等概念分析出发探讨国家发展问题，为我们探究国家兴衰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进路。
1. 地理环境说
地理环境说试图从自然的不平等角度出发解释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它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左右国家的经济发展，决定国家的盛兴衰亡。地理环境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杰弗里·萨克斯和贾雷德·戴蒙德。杰弗里·萨克斯认为，处在热带地理位置上的国家发展受制于地理障碍，这些障碍与气候、粮食生产、疾病、能源、地形以及距离世界市场的远近有关。地理障碍使得国家经常陷入“贫困陷阱”之中，无法通过自身的经济发展摆脱贫困；而处于温带地区的国家摆脱了地理环境的约束，在气候、土壤、地形等因素上占据优势，因此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目标。② 贾雷德·戴蒙德也从地理因素出发分析了早期人类文明的产生，并认为五百年多前跨越大陆的发展不平等源于各大洲动植物物种禀赋的不同。③
2. 文化说
文化说将国家兴衰的原因认定为不同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克思·韦伯、戴维·S·桑巴特和大卫·兰德斯。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讲求信用和效率、崇尚节约和禁欲的文化特性，使得在西欧的英国而不是在世界的其余地区最先产生了现代工业文明。“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④ 戴维·S·桑巴特也从文化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但与马克思·韦伯不同的是，戴维·S·桑巴特认为奢侈产生了资本主义，因为无论是从市场还是从生产来说，奢侈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⑤。大卫·兰德斯从文化价值观角度分析了欧洲与东亚（主要是中国）、南欧与北欧、北美（主要是美国）与南美以及日本、伊斯兰教文化圈的许多国家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差异，认为“直到最近为止，在一千余年的被多数人视为进步的这一过程之中，关键的因素——推动力——是西方文明及其传播，其中包括知识、技术以及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好壞都有”⑥。
3. 制度说
制度说将国家兴衰的原因归结为国家制度上的巨大差异，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他们认为，导致国家兴衰的原因在于制度上的不同，“不同国家经济成就的差别源于采取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经济运行规则和不同的激励制度”⑦。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将制度分为包容性的制度与汲取性的制度。在包容性经济制度下，私有财产得到保护，法律制度公正，允许新企业进入，给予人们自主选择职业的自由；在汲取性经济制度下，产权保护欠缺，有更多行业壁垒和不公平竞争，市场运行不畅。因此，包容性的制度能够带来经济成功，而汲取性的制度将导致经济衰退。⑧
4. 其他解说
除了地理环境说、文化说和制度说之外，曼库尔·奥尔森、卡尔·波兰尼和保罗·肯尼迪都曾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因素作出过探讨，各自形成了独特的解释理论。其中，曼库尔·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维度思考国家兴衰，认为个体和组织采取的集体行动影响着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导致有些国家兴盛，有些国家衰落。他将利益集团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特殊利益集团和广泛性利益集团。⑨ 他还认为，任何一个集团都致力于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在成本与收益的理性选择下，“搭便车”行为无可避免，“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⑩。较之广泛性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倾向于选择“搭便车”的行动是因为：特殊利益集团致力于追逐集团利益，不顾社会总收益的下降，而广泛性利益集团关心社会利益，有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动机。“搭便车”现象的产生会降低社会生产效率和总收入，并影响政府政策实施的过程和效果，最终导致社会的分歧与矛盾加剧。因此，实现国家兴盛目标的关键在于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即“搭便车”现象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