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视野中的增长与发展问题
摘要：自从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复兴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寻求运用演化经济学范式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方法。演化经济学以其时间不可逆、个体群思维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启迪了人们的思维灵感．为人们深刻理解和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拓展了新的视野。本文在反思发展经济学传统研究思路的基础上，从本体论与认识论、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研究活动等三个层面，阐释演化经济学何以超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视野．继而以国家与市场关系等经济发展主题，探讨了演化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4(2011)05-0005-05
随着演化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求运用演化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方法，这一蓬勃发展的领域为我们理解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提供了新的视野。近年来，演化经济学力图使自身成为一门具有独特研究纲领的学科，在将其与新古典经济学区分开来的同时，演化经济学家们也区分了演化的思想和非演化的思想。正是这种区分才使得演化经济学家们从众多的争论中解脱出来，在统一的研究纲领下致力于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替代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的产生一方面是对达尔文所引发的生物学革命的呼应。并广泛借鉴了生物学等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新成就，另一方面综合了“异端”经济学的几大传统，因而也是对新古典理论解释能力下降的自然反应。不可否认，目前的演化经济学研究仍然停留在比较抽象的层面。但也不能忽略这种处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发生急剧转向的原因及其背后的合理性。20世纪后半叶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表面上看只是修正了传统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前提，如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完全信息到不完全信息、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从零交易成本到正交易成本等．但从一个更大的范围以及这些理论上的修正与现实经济变化的联系来看，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是经济学即将发生范式变革的征兆。至少，这种经济学的发展态势正在悄悄地给主流赋予新的内涵。
演化经济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时间可逆、类型学思维和机械决定论世界观相对应。演化经济学是以时间不可逆、个体群思维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观为特征的，正是这种世界观的转换开启了人们的灵感源泉。本文以演化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启示为切入点．在反思发展经济学传统研究思路的基础上，从本体论与认识论、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研究活动等三个层面，阐释演化经济学何以超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视野，继而以国家与市场关系等经济发展主题，探讨了演化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意义。
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20世纪40年代末期，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系统地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科诞生了。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加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结构主义研究恩路占主导地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为第二阶段。新古典主义研究思路占主导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发展经济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产生了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研究思路占据主导地位时，其他分析经济发展的思路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不断地修正和深化中得到发展，其中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的激进主义思路虽然没能占据主导地位，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家深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对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表现出不同程度地拒斥。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在经济中存在着各种刚性结构(如低供求弹性、滞后、短缺、过剩、社会经济体制僵化、二元经济、劳动剩余、隐蔽性失业、结构性通货膨胀、适用技术等)，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因此主张借助国家力量来推动经济实现起飞。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特别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和国家的计划化，比如。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罗森斯坦一罗丹的“大推进”理论以及赫尔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等都论证了通过资本积累在国家计划的推动下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遵循的是一种内向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逐渐暴露出各种弊端。
第二阶段的“新古典主义复兴”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理论检讨。他们认为，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过于强调物质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片面重视工业化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忽视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内向的发展战略导致发展中国家问题丛生(如扭曲的价格政策、农业停滞等)，因此转而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强调农业本身的发展。大力提倡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倡导外向型的、出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谭崇台，2001)。但是，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思路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对于影响和塑造个体偏好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几乎没有或很少给予关注；把个体、企业和家庭视为是自利的理性计算单位，而不是处于制度一文化网络中的能动主体；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经济分析的重要作用；过于推崇市场机制，对于国家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过于片面；没有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制度和技术都被当作分析的既定前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使发展经济学逐渐走向第三个发展阶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偏好受组织和制度的塑造，必须探究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绩效。他们从产权和交易成本的角度对于企业和国家的功能与性质进行了考察。与此同时，寻租理论、新增长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也逐渐成为经济分析的热点。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恩路为主导，更多地关注非经济因素。拓展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既是对“新古典主义复兴”的反动，又是对新古典主义思路的继承和发展。尽管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发现了新的研究主题，但它仍然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而且没有解释制度的起源及其微观基础，存在“唯制度主义”的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将个别制度而非将制度结构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些缺陷严重地影响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解释能力(叶初升，2002)。尽管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了，它强调了知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为一国所采用的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对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经济政策的不同导致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存在广泛的差异，但是，新增长理论也存在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相似的一般性问题。比如，将制度和偏好视为是给定的，没有考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