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代表、发展型政府治理工具
【摘 要】本文从三方面探讨工会对劳工权益的保护作用：作为工人代表的组织，积极维护劳工权益。作为影子政府的组织，体现了发展型政府在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平衡术：基于效率机制，不支持劳工增长权益，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基于合法性机制，维护劳工底线权益。并基于代表性问卷调查数据对相关机制与假设进行验证。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引入了企业是否有党组织作为政府的代理变量，分析工会、政企关系对劳工工资获得、工资水平的影响，其中政企关系起着中介作用、抑制作用双重效应。而分位数回归结果，不仅展示了工会、政企关系影响的异质性，也进一步支持了关于工会代表性作用、影子政府治理作用的假设。
【关键词】工会；发展型政府；劳工权益；工资效应
【中图分类号】C912.2；D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97（2016）05-0103-11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维护城市化进程中劳工（农民工）权益，是新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工会被视为劳工权益保护的重要途径，但国内关于工会的实证研究非常少，且侧重定性分析。大部分研究者依然强调工会对国家的依附性——工会存在与运作依赖于国家行政权力与资源，扮演着国家控制的工具。在发展主义导向下，“资本与国家结盟”使得工会对劳资关系平衡的影响非常有限。相比于官方地位的工会行政组织，企业工会往往受制于资本与企业高层，这种政府与资本的双重依赖使得工会在劳工权益维护中碌碌无为，[1]工会组织的不作为被视为是劳工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另一些研究者则注意到了收入分配格局恶化与劳动争议逐步激烈的背景下，工会作为改进劳资关系平台的作用，指出中国工会已发挥了积极作用。[2][3]
仔细梳理工会与劳工权益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诸多令人困惑与矛盾之处。大多数研究支持了工会在维护职工底线权益方面的作用，但对工会是否提高职工工资存在争议。且关于工会工资效应的研究，大多基于企业层面考察工会的平均影响，缺少大样本个体层面的数据，无法克服估计中的“加总谬误”及“选择偏误”。[4]少有几篇基于雇员-雇主匹配数据的研究，在具体研究结论上也存在较大差异。李明、徐建炜发现中国工会不仅提高了会员职工的工资率，还降低了他们的工作时间。[4]而孙中伟等基于珠三角、长三角农民工19个城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工会对农民工最低工资符合率、强迫劳动、社会保险等底线型权益有显著影响，但对增长型权益（工资水平）并无显著影响，并从政府经济发展与稳定目标出发，提出了工会对劳工权益影响的安抚机制和稻草人机制，前者促进工会维护底线权益，达到维稳目的，后者促进工会抑制薪资增长，达到降低企业成本目标，促进经济发展。[5]但这两篇论文均存在较大遗憾。李明、徐建炜研究没有回答工会为什么会影响工资效应，其影响机制与途径是什么？如果工会在维护会员底线权益发挥作用而在维护增长权益（工资水平）方面无所作为，孙中伟、贺霞旭研究也没回答，国家是如何深入企业内部，达到抑制工资增长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虽然研究者将工会视为政府治理工具，但具体研究中，并未纳入相关变量，忽视政府角色对工会效应的影响，与中国具体经验不符，研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总之，研究劳动权益中的工会效应，必须考虑政府角色的影响，并分析政府角色如何影响工会效应的实现与结果。本文在综合以往研究成果上，从经济发展中政府角色出发，分析工会对劳工权益的作用机制，以及结果的复杂性，并基于一个代表性的企业-员工匹配数据进行检验。在具体分析中，本文聚焦工会的工资效应，同时，引入企业是否有党组织作为政企关系代理变量。研究发现，工会对劳工权益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不仅保护劳工的收入获得权，降低欠薪概率，同时，也对劳工工资收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在维护工资获得权益方面，作为工人权益代表，工会不仅直接维护劳工获得报酬权益，同时也通过企业党组织为中介，降低企业欠薪概率。在维护工资增长方面，工会的工资效应非常显著，而以往研究之所以得出工会工资效应并不显著，其原因是忽视了政企关系变量的抑制效应。基于分位数回归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会在维护工资增长方面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体现出其有所为有所不为，具体而言，工会工资效应主要体现在中低收入分布部分，在高收入分布部分，工会工资效应并不显著。
二、发展主义政府与劳工权益保护
在我国，工会一直扮演着政府治理工具角色，理解工会的工资效应必须考虑到政府的影响。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术界往往以“地方法团主义”、“政府即厂商”、“经营型政府”、“发展型政府”等概括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6 ][7]钱颖一等人提出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假说指出，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两方面的激励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有热情去维护市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8]而锦标赛体制假说指出，从官员升迁角度解释了地方政府寻求一切可能的来源进行投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9] [10]在财政与升迁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把招商引资作为工作的核心，通过各种途径与手段，改善基础设施、负地价出让土地，加大对企业优惠力度，通过补贴工商业吸引资本，成就中国经济奇迹。[11]
然而，这种发展主义模式对劳工权益增长是不利的。无论是东亚地区增长奇迹，还是后来中国增长奇迹，发展主义国家模式均是建立在有限制的工资和福利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出口主义”把工资视为国际性生产成本而不是国内需求的源泉，因此国家常常要迫使工资关系屈从于“出口主义”和工作福利的指向，[12]其结果是劳动者工资份额在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比重较低。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正是依赖“低成本、低工资”的劳动力大军形成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比较优势，这也被称为“人口红利”。外来投资的增加，外资、民营企业等新型经济部门兴起，使得农村“闲置”人口不断被卷入工业生产。与此同时，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下，农村转移人口（即农民工）往往被隔绝在城市福利体系之外，无法平等享受教育、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13][14]在强资本、强国家结盟条件下，在全球资本逻辑的“逐底竞争”中，中国劳工（农民工）权益状况堪忧。[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