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领袖与领导体制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是继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之后的又一部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目前美国使用最广泛的介绍中国政治的教科书。作者李侃如博士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从客观角度来看,《治理中国》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然而,毕竟作者与我们有着十分不同的政治制度背景,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因而其结论自然与中国学者不同。摘要此文,并不表示完全赞同作者书中的所有观点和结论,而是想通过此内容,让中国读者了解国外学者研究分析中国的方法和思路,以及他们观察中国的角度,从而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和启示。
最高层的25-35人
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采纳了一种把权力安排在最高层的基本方式,从本质上讲,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这个关键的群体是由一位核心领袖为首的最高层的25-35名领导人组成,他们一起决定所有重要领域的政策方向。
当然,自1949年以来,这些最高权力精英的构成及其关系动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年间,他们都是由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战斗了几十年的坚强的革命家组成,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群体,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教育背景也极不相同。他们大多数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长年领导或共同领导过整支军队或主要的地下工作网络。这并不是一个由尽是些围在一名强势领袖身边的谄媚者组成的群体。
然而,所有这些人对毛泽东的忠诚程度却异乎寻常。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因总是能在生死关头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而在同事中赢得了巨大声望。1949年以后,他以自己的冷漠和对其掌握的政治资源的精明操控而支撑着他的权力。有时,他利用自己对军事任命权的控制来撤换有争议的地方卫戍部队司令,以确保地方部队司令个人对他的忠诚。
毛本人经常不在北京,让许多问题在没有他积极干预的情况下发展。他做出政策应如何实施的宽泛指示,然后退居幕后观察他的同事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毛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确保他对一切重大进展都知情,如1953年他规定所有文件在经他审阅和批准前不得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出。而且,当他对一个问题有明确意见时,他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实际上,当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时,也没有其他领导人直接反对毛的例子。
尽管毛坚持在他有了政策主张时要由他来拍板,但他却憎恶官僚主义程序和日常公务琐事。
西方学者曾争论,描述毛时代最合适的词是“毛泽东统帅”还是毛泽东“首领”。回想起来,这个分歧似乎未得要领,中国人可能已经发现,定义这种关键地位的最佳术语是“领导核心”。
在“大跃进”期间及其后,毛的个人作风变得越来越专断,甚至与他最亲密的人都发现自己常常容易受到他一时性起所带来的伤害,包括他很喜欢把别人派到边远的农村地区去长期磨炼。他让他的随从们相互监视,甚至在其他高级干部医疗问题的诊断和治疗上他都拥有最终决定权。
1978年,当邓小平取得政治主导权时,他试图建立一套指导最高权力精英之间关系的新规范。他希望给党和政府的最高机构赋予某些实质和信用,因此,邓鼓励关键机构举行定期会议,培育更广泛的协商。
毛个人统治造成的明显的灾难性后果有助于邓发起这些变革——他的所有同事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了授予一位领导人无限权力的危险。不过。邓也面临一种两难处境:要想改革,他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以达到改革的目的;与此同时,他又要限制自己的权力,以使主要政治机构更像真正的制度。
邓最终不得不比毛更甚地玩了一场结盟政治的游戏。他在地位相同的人中,至少在党的元老中排名第一,但这不是“邓统帅”体制。他心甘情愿地做了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明确拒绝了毛泽东权力的标志:他不仅拒绝担任党主席,而且索性在1982年废除了这个职务;他绝不迁入中南海这个毛曾以此为其北京住所的昔日皇家庭院;而且他努力树立他的拥护者在党和政府中的威望。为此,他不得不同影响力很大的老同事们协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彭真以及王震,他们每一个人在党、政、军中都拥有强大的支持基础。
邓也亲自参与确定国事重点的决策程序。20世纪70年代末以及80年代初期和中期,他事必躬亲。此后,由于年迈,他逐渐有选择地参与。作为中国体制内名副其实的核心领袖,邓的主要决策涉及从经济重点、人事任命、外交决策、意识形态宣示到军事体制重建等一切事务。
紧接着邓和陈云之后的一代领导班子与其前任大不相同。其成员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他们的大部分经历是在不同的国家机构中工作并成长起来。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远胜于其前任,也更适应城市环境,并且主要来自沿海而不是内地。他们大多数人对国际舞台有着更广博的知识。总之,他们是向一个非革命领导集团转变的标志。他们及其继任者更偏爱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有效的管理和专业化。
在这方面,江泽民是个典型。从1989年到1994年,江行事时敏锐地着眼于邓小平和陈云的愿望。随着1994年12月邓身体状况不佳和1995年陈云去世,江开始在北京实际掌政。从1994年到1997年,江与李鹏(总理)和乔石(全国人大委员长)共同进行管理。当然,后二者也都是政治局常委。1998年九届人大接受了乔石的辞职,升任朱镕基为总理,并确认李鹏为全国人大的新委员长。李辞去总理职务,因为他已连任两届,这是宪法所允许的最长任期。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9年后——李的职务变动是一位最高领导人根据宪法要求而做的第一次,总的看来,它反映了中国体制的变化。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国依然由一个自我选定的精英集团领导,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 核心领袖对其同事拥有的权力要比毛或邓少。
□ 各类法规中规定的正式要求甚至在最高领导集团中都得到了更加严肃的对待。
□ 最高领导集团不像其前任那样紧密,因为其主要成员没有一起共事半个多世纪。
□ 最高领导集团对该政治体制其余部分的权力比其前任要小。
□ 已退休的革命前辈们不再在幕后制定关键决策。
围绕着高层领导人的是私人助理,其中最重要的两类是私人秘书和私人警卫。秘书能够从与主要领导人的密切关系中获得很大的权力——例如,陈伯达在1966年以前曾主管毛的私人办公室,后来毛派他进入“文化革命”运动的司令部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毛的其他秘书还包括陆定一,他后来成为宣传机构的主管;以及胡乔木,他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1959年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同遭到清洗的一名省级领导人周小舟,在20世纪40年代时曾是毛的秘书。实际上,陈伯达和周小舟的例子说明:在秘书调离他的办公室后,毛会把他们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如果他们日后对他的政策主张有任何异议的话,他也会在强烈的背叛感下作出反应。在中国,政治中被掩盖的这一面一直具有极其重要而又鲜为人知的影响。
秘书的影响力是非凡的。例如,林彪的一个秘书张运生写过一部回忆录,他在其中披露:“文化大革命”早期的关键年代,林彪自己不看文件,而是依赖秘书给他整理办公室每天收到的文件,并提供摘要。由于林彪几乎从不离开他的办公区域,在林的行动对“文化大革命”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时期,这位秘书承担了林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部分。
据毛泽东的政治同僚们说,实际上,毛在20世纪50年代后仅接受来自秘书的直率批评。因此,他的主要秘书如田家英和胡乔木,便成了把客观意见传达给这位主席的关键渠道,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他对体制中其他高层领导人日益增长的偏执。
除了秘书,每一个高层领导人还有私人警卫。至少对于老一代的革命领导人来说,这些警卫确实是私人的:虽然毛亲自领导的中央警卫团负责提供全面保卫,但每一个领导人至少都挑选一些自己的私人警卫。事实上,虽然所有的私人警卫名义上都属于一个警卫单位,但访谈显示,甚至这个警卫单位的负责人也无权指挥他们。
以上对高层权力精英的简单介绍凸显了1949年以来中国体制的几个重要方面:它一直是高度人治的,个人关系在职务变动和政治决策方面极其重要;最高权力一直高度地集中于数量很少的个人(大约25-35人)手中,他们在行政、立法和司法领域拥有可以行使的最终权力;核心领导人在决定谁将进入上层权力精英方面拥有极大的权力;体制的某些方面没有显示在组织图表中(如秘书的使用和工作的划分),但实际上却对政治和体制的日常职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特征在中国政治体制及各级国家政治机构中都很明显。近年来,所有这些特征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导致等级减少、规则加强、机构之间责任的划分更明确、核心领导人的支配作用减弱。尽管它在转变中,但是,中国的体制远未完全摆脱其起源于革命的以及权力主义的残余特征。
(摘自《作家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