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
在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的当代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有关“青年”的描写和叙述，这一描写和叙述同时构成相关的文学想象，这一想象，当然来自中国革命具体的历史实践，正是由于无数青年的加入甚而献身，中国革命才最终得以获取胜利（1）。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质就是一部“青年”的历史，而围绕这一历史的叙述和相关的文学想象，也可以说，就是一种“青年”的想象。而在另一方面，正是“青年”这一主体的介入和存在，才构成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强烈的未来主义特征。
但是，这一想象，并不仅仅只是“青春”的，或者说，只是青春的记忆、证明或者情感抒发，当然，“抒情”构成了这一“青年”书写的较为常见的修辞方式，但是，在这一修辞背后，却是一种主体性的建构要求。这一主体性，即指涉“青年”这一社会群体，同时更是“革命”和“国家”的文学隐喻，因此，这一主体性的诉求，同时也是政治的诉求，也因此，作为主体而被建构起来的“青年”，同时即是一政治主体。这一主体，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更是未来的。
当我们把“青年”置放在和政治领域的相互关联中，我们就将清晰地看到这一主体性的获取过程，同时，我们还将看到，私人的情感领域，包括爱情和性，如何被政治动员起来，不仅成为革命的动力，同时也成为政治的一种表述方式。
一、青年或者“青年政治”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五册发表《少年中国说》，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首次明确了“少年/老年”的对立范畴，并将保守、永旧、灰心、怯懦、苟且等等，归入“老年”这一符号领域，而把将来、希望、进取、日新、冒险、创造等等，赋予“少年”这一文学形象。梁启超并不仅仅是在生命特征的意义上讨论这一“少年/老年”问题，而是一种修辞，一个深刻的有关“国家”的隐喻，恰如作者所言：“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因此，他提供的，恰恰是一种“想象中国”（王德威语）的方式。这一方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未来主义的特征：“故今日之责任，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隹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橘橘皇皇；干将发刑，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2）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启超的这一“少年中国”的想象，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这一影响或者改变，不仅仅将“少年”从传统的政治——文化的权力场域中解放出来，而是更深刻地揭示了传统中国/现代中国的尖锐对立，同时引入了未来主义的叙事元素，而在这样一个指涉“未来”的故事中，冲突不再仅仅被限制在一个社会的结构内部，或者说，冲突的目的不再是这一结构内部的权力的替代/被替代的关系。在小说领域，这一“故事”的经典叙述，当然是巴金的《家》。支持觉慧“革命”的，正是“青年”这一指涉“未来”的“想象中国”的方式，尽管，它以“我/个人”的形式被重新叙述：“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的斗争是怎样地激烈。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少年/老年”的时间对立，由于引进了“未来”这一极其重要的现代性的时间概念，必然走向“狭的笼/广大的世界”的空间上的二项分立。因此，《家》的结尾必然是“出走”，这一“出走”是有目的地的：“广大的世界”隐喻着时间上的未来和希望，是“旧”的死去和“新”的开始。这也正是《家》和《红楼梦》的最为重要的区别——“有目的地”的现代和“无目的地”的传统。而支持这一区别的，正是现代的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现代中国，这一发展主义更多地以一种时间的空间化形态或者时间和空间的重叠形式表现在各类叙述之中，而这一“空间”也正是现代政治的“目的地”。从红军时代的“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再到曹禺《日出》隐喻性的结尾，无不昭示出这一“目的地”对人的召唤。而在福柯看来，这种出走家园的冲动和对新的目的地的神往，导致的正是“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面对正在飞逝的时刻的晕旋的感觉”，因此，福柯更愿意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历史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这一“态度”，福柯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宿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3）。这一“归宿的关系”以及“表述的任务”，是“现代”的，也是“政治”的。所以，黄子平认为，在《激流》三部曲中占了相当篇幅的叙事，比如北京来的新书报、《利群周报》社的活动、觉慧从上海寄来的信和文章，都是小说必不可缺的部分：“一切在‘家’里失去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友情、爱、青春的活力、生命的意义、奋斗的目标。倘若巴金拟想中的第四部小说的书名是〈群〉，则这些活动正是从‘家’走向‘群’的预演或排练”（4）。而“群”指涉的，正是中国的现代政治。
青年以及围绕“青年”的各种叙述，比如家、爱情、青春的活力、生命的意义、奋斗的目标，等等，在“未来”这一现代性的目标召唤下，而不断地被政治化。但是，也正如黄子平所言：“……同义反复的叙述圆圈构成一整套空洞的能指符号（青春、生命、幸福、爱情、美丽、新、时代、未来等等），因其空洞而激动人心，因其空洞而获得强大的解释力量，并终于在30年代成就一个完满的现代意识形态神话……”（5）这一整套的能指符号，之所以能“激动人心”，能“获得强大的解释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我以为，恰恰是它的情感化的形式再现，而在这一情感化的形式再现中，情感不断地被政治化，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政治也在不断地被情感化。这一情感的政治化或者政治的情感化，起源性的叙述正在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浪漫主义叙述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比如郭沫若的《凤凰涅》）。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左翼革命包括左翼文学的叙述、延续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感化的形式再现的现代传统。不仅仅是中国的左翼作家，即使中国左翼政治的政党领袖，比如毛泽东，亦深受这一叙事形式的影响。1919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一文，讨论重点仍然在梁启超“少年/老年”的对立范畴：“老人于种种事情总是和少年立在反对地位。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以致对社会国家的感想，世界人类的态度，他总是萧瑟的，枯燥的，退缩的，静止的。他的见解总是卑下，他的主张总是消极。”所以，老人是在“维持‘现在’”，而少年则“开发‘将来’”。而导致“少年/老年”的对立原因，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竟然是“性”，当然这一“性”的欲望，并不是“下等的肉欲生活”：“所谓性的欲望，所谓恋爱，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而排除了这一“高尚欲望”，剩下的“烧茶、煮饭等奴隶工作，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所以，“资本主义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资本主义则是深固的结合在一块，而恋爱的好朋友便只有少年了。你说老头子与少年是不是立于冲突地位呢”（6）。毛泽东的早期思想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在他的文章中，仍然可以感觉到情感化的形式再现这一表述特征所在，而“开发将来”的思想则一直贯穿在他的革命实践之中。尽管，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倾向常常有意无意地被压抑，但是总会在某些时候有意无意地重新浮现在叙事表层。比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一篇政治文献的结尾，毛泽东这样描述将要到来的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7）未来、希望和新生，这些曾被梁启超赋予“少年”的语词，在此获得了革命的重新解释，但是它们仍然来自于同一知识谱系的支持。而在这一知识谱系的支持下，不仅现代乃至当代文学深受影响，同时也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政治特征，这一特征指涉未来、希望和新生，而将传统视之为过去、保守和死亡，是中国现代化进展的束缚和阻碍，并与之作一种激烈的争斗和反抗。在这一意义上，我将中国革命政治视为一种“青年政治”，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以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运动包括其理论表述，更有资格成为晚清以后中国现代性的继承者。